摘 要：张锡勤对中国传统道德诸规范的内涵及演变进行了系统梳理阐释，对中国传统文化变迁的历程以及近代的文化革新有深刻的认识，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立场，关注当代中国社会的精神状况，探讨新的历史条件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路径问题。

关键词：张锡勤；传统文化；中国传统道德；近代文化革新

作者简介：关健英，女，黑龙江大学国学院、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研究”，项目编号： 2015MZD014

中图分类号：B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7）03-0001-05

自20世纪80年代初，张锡勤先生的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研究已在国内产生重要的学术影响。1983年第12期的《哲学研究》刊发了锡勤先生的《略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道德革命》一文。1984年2月，《中国近现代伦理思想史》一书出版，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内第一部中国伦理思想史方面的著作。自此之后的三十余年中，锡勤先生笔耕不辍，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中国伦理道德变迁史、中国传统道德范畴史、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等方面，著述数百万言，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

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特色与基本精神的认识

锡勤先生里籍扬州，1939年出生在一个传统的知识分子家庭。书香门第的家学浸润与新中国成立后所接受的大学教育，对锡勤先生的研究方向、治学风格有重要的影响。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读本科期间，锡勤先生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史学学术论文，从此开启了近半个世纪的学术之路。锡勤先生史学出身，但他做学问从来不是在故纸堆里寻章摘句，他的思考总是与时代以及时代的问题紧密相关。

20世纪80—90年代，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化、走什么路向何处去的问题日益凸显，成为学术界的思考主题。在这样的语境下，“文化热”波澜再起，对传统文化的研究渐成显学之势。此时的锡勤先生人到中年，多年的学术积累厚积薄发，一批有份量的学术论著正是出自这个时期。他将自己的研究方向定位在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其所著《中国近现代伦理思想史》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伦理思想史方面的著作，《中国伦理思想通史》（上、下）是第一部从先秦写到现代的伦理思想通史。在对中国伦理思想史的系统研究中，锡勤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与基本精神进行总结提炼，形成了对传统文化的基本认识。

如何认识中国传统文化，是与中国近现代化历程相伴而生的一个思想主题。近代已降，随着西学东渐，西方器物层面的文化、制度层面的文化、观念层面的文化传入中国，天朝大国的文化中心想象被打破。被坚船利炮惊醒的中国人，开始在中国固有文化与“他者”之间的对比中审视自身。自此，对中国文化之独特性、形成原因、基本精神等的阐述，成为近代以来思想界的重要主题。进入20世纪，伴随着现代中国跌宕起伏的历史命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和争论，更是从来没有平息过。

作为一个思想史家，锡勤先生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准确而深刻，他说：“任何国家、民族的发展、新生，只能在本民族文化积淀的基础上实现，传统文化乃是每一民族现代化赖以生根的土壤。”[1]（前言P2）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出光辉灿烂的文化传统，为人类文化做出了独特而伟大的贡献。与世界上其他类型的文化比较而言，中华文化的语言文字、风俗礼仪、宗教信仰、伦理道德、文学艺术、科技工艺等，不但是世界文化之林中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而且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和精神标志，以遗存的方式成为民族现代化赖以生根的土壤。

锡勤先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最核心的内容是伦理文化。他说：“传统思想文化的重心，是伦理道德学说。传统思想文化的突出特点和优点之一，就是它的道德精神。”[2]（序言P1）据此判断，他将中国传统文化定位为“伦理型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乃是一种伦理型文化，中国自古以来就形成了一种重道德的传统，历朝历代无不高度重视并力图最大限度地发挥道德的社会功能”[1]（前言P1）。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视人伦关系，重视人与群、整体、社会关系的协调，将人与自然的关系伦理化。在社会治理中，伦理与政治不可切割，政治伦理化色彩鲜明。基于此，锡勤先生认为伦理型文化、非宗教性的世俗文化、源头丰富的多元合一的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特色。[3]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源于其民族特色，是由中华文化的独特性所决定的。通过对中国古代众多伦理规范、德目的研究，锡勤先生将“尚公”“重礼”“贵和”总结为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基本精神，认为通过这三者，可以从总体上把握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并进而把握中国传统文化。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重人事、重整体、重秩序、重和谐、重责任、重节制等特质，并将“传统文化”与“优秀传统文化”兩个概念进行甄别；“优秀传统文化”应该是“指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些曾在中国历史上对于促进社会进步起了积极作用、在今天和将来均有持久、永恒价值，具有永恒生命力的部分”。[3]

与世界上的其他文化相比，中国传统文化无疑是独特的。究竟是何种原因造成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性，历来是思想史家关注的问题。锡勤先生并没有将中华文化独特性简单归因于独特的地理环境，而是注重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他认为，农业文明的生产方式、宗族本位的社会结构、大一统的君主专制制度、不断融合而形成的民族共同体等诸种因素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产生的社会历史环境。以中国伦理思想为例，“家族本位的社会结构、农业文明和君主专制三者为一体，就使君臣、父子、夫妻成为中国古代最基本、最重要的三对伦理关系，而调节这三对关系的‘三纲，也就自然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最高准则”[4]（P3）。这个结论，得益于锡勤先生深厚的史学学养和扎实的文献功夫，更源自他对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原则的自觉坚持。

二、对传统伦理文化变迁发展和时代价值的阐述

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乃是“伦理型”文化的认识，锡勤先生将学术研究的重点放在中国传统伦理文化领域。对中国伦理思想史、中国伦理道德变迁史、中国传统道德诸规范的研究，是锡勤先生一生最重要的学术贡献，奠定了他在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研究领域的重要地位。

中华文化强大的生命力正是因为它一直处在不断变易、不断融合的过程中，日新不已方能生生不息。锡勤先生认为，在几千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中，中华民族形成了自己的文化传统，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与世界上其他的文明古国比较而言，“中华民族是一个文化传统从未中断的伟大民族。但这个从未中断的历史长河并非一成不变，亘古如斯，而是不断变易、不断革新的”[5]（P1）。通过对中国伦理思想史的研究，锡勤先生认为，中国的伦理道德从其萌生直到今天，处在不断变迁的过程中。为了勾勒出中国伦理道德变迁的历史过程，总结道德发展的规律，2002年锡勤先生带领的团队承担了教育部项目“中国道德变迁史研究”，历时6年，完成了60余万字的《中国伦理道德变迁史稿》（上、下卷），该书将中国伦理道德的变迁发展，从先秦至现当代，分为8个阶段，文献丰富，史论结合，填补了学界在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

锡勤先生认为，中国伦理文化的变迁发展在历史上是一以贯之的，到了近代变迁则更为典型，更显与时俱进。因此，他认为中国近代是“中国伦理道德转型期”，也是“文化革新的时代”。[6]（P141）这一时期，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历史巨变。近代的文化革新不同于此前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自我调适，而是在西学东渐背景下、在西方文化冲击下所产生的，是与挽救民族危机、救亡图存的时代需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锡勤先生认为，近代文化革新的历史贡献是巨大的，它清除了种种阻碍社会进步、近代化进程的障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观念变革，在千年未有的历史变局之下，中国文化的格局发生了历史巨变，古代文化进入到近代文化。同时，锡勤先生指出，中国近代的文化革新“明显带有被动应对的性质”，因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而表现出“文化焦虑感”，因此也带来一些问题，“如重破轻立以致破而不立，重批判轻继承以致少数人主张全盘西化。在此过程中往往激情压倒理性，对中国传统文化不加分析，作简单否定，使民族虚无主义一度抬头，丧失文化自信”[3]。这些认识和阐述无疑是非常深刻的，对于我们今天重新审视中国近代文化革命的巨大历史贡献及其所带来的始料未及的后果，增进文化自信，都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20世纪90年代，国家教委组织编写了《中国传统道德》丛书，在海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部丛书由李岚清、张岱年任顾问，罗国杰先生主编，锡勤先生担任其中《名言卷》的主编之一。1996年，锡勤先生的《中国传统道德举要》一书出版。2009年，修订增补版的《中国传统道德举要》付梓。2008年，锡勤先生作为第一首席专家，率领全国8个院校12位学者组成的团队，承担了教育部重大课题、“马工程”重点教材《中国伦理思想史》的编写，该教材于2015年出版。这些学术成果表明锡勤先生在该领域的重大学术影响力。勾勒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发展变迁的历史脉络，梳理并阐释中国传统伦理文化诸规范、范畴的内涵，目的是古为今用，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的时代价值，服务于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时代需要。锡勤先生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民族数千年巍然屹立、历久弥新的精神支柱，对今天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仍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

三、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

近代以来，各种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文化复古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以及中体西用论、全盘西化论、本位文化论、儒学复兴论等观点，轮番登场。其间，很多思想家提出了对待传统文化的深刻见解。如梁启超认为，应该采用“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的态度来看待传统文化，建設新文化，这些主张在今天仍然具有借鉴意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原则立场，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提出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从理论上解决了对待传统文化的原则立场。但在实践上，如何做到综合创新、推陈出新，如何正确地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则要艰难得多，复杂得多。在这个问题上，锡勤先生的立场始终如一。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是矛盾的复合体，因此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上，要警惕民族虚无主义和文化复古主义两种偏向，“轻率地将它视为障碍、枷锁，以民族虚无主义的态度对它全盘否定，是错误的。同样，像古代正统儒者那样，依然对它一概以神圣视之，盲目地一味赞美，试图全面恢复它已经丧失的地位，也是错误的”[1]（P1）。

在“马工程”重点教材《中国伦理思想史》的编写伊始，以锡勤先生为召集人的首席专家组，就确立了“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编写《中国伦理思想史》”的思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编写《中国伦理思想史》，这是课题组全体成员的共识。只有以唯物史观作指导，才能正确揭示中国伦理思想产生、发展、演变的内在逻辑和历史进程，才能对中国伦理思想的价值意义作出全面、科学的阐释，从而使学生对中国伦理思想获得正确认识”[7]。据此指导思想，在教材结构上，将社会历史背景作为一目单列，凸显伦理思想每一发展阶段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对该阶段伦理思想的决定作用。在中国伦理思想的分期上，不同于此前中国哲学史、伦理思想史论著多做的四分法或者五分法，而是把“五四”前的中国伦理思想史划分为6个历史阶段，以期更清晰、更明确地展现中国伦理思想发展的历史进程。在研究内容上，把思想家及其伦理思想放到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中进行研究，揭示出他们所面对的时代及时代的道德问题，从而更清楚地看到历史上的伦理思想所具有的历史合理性、价值合理性以及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思想家们都生活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他们所作的反思和理论创造无不受当时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环境的制约，都不可避免地要带有时代的局限。因此，我们在评判他们的思想时应作辩证分析，既要着重说明他们的理论贡献和现实意义，也要揭示他们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并对此作出合乎历史主义的说明而不可苛责古人。”[7]

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研究主题，如天人问题、人性问题、义利问题、理欲问题、德刑问题、苦乐问题、生死问题、教化修养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的提出及回答表达了中国古人对宇宙、社会、人生的独特理解。随着历史进程的推进，这些问题产生的背景因素消亡了，但这些问题本身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基因和精神标志一直延传至今。如何对其进行正确认识，一直是一个未完结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锡勤先生始终自觉地以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他认为，传统伦理文化中的一些基本主题，包含了深邃的人文原理，某些属于古今之共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些具有人类文明共性的东西，具有超越其所产生时代的恒久价值。比如，儒家的义利观确实存在理论上的偏颇，但其中的合理因素也显而易见，倡导以道德理性、道德准则去节制个人利益的观点，反映了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必然要求，等等。[1]（P32）

四、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于过去，又活在今天，对人们的社会生活发生重要的影响。作为过去的遗存，中国传统文化既有精华，也不乏糟粕。对其中糟粕的部分，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对其中精华的部分，要尊重礼敬，发扬光大。尊重传统，不是空发思古之幽情，更不是文化复古。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之目的，在于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2015年，锡勤先生作为课题组组长、首席专家召集人，带领黑龙江大学、北京大学的学者组成的专家团队，承担了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重大项目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研究”。课题下达后，锡勤先生多次召集课题组开会，对课题的指导思想、研究思路、研究内容、課题分工等进行讨论，拟定了课题研究的详细提纲，阐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这一重大理论问题的认识。他认为，要从文化战略的高度来理解传统文化“两创”。文化的兴盛总是与民族的复兴相伴而生。当今世界中国正在和平崛起。中国不仅应是经济强国，还应是文化强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体现。实现“两创”必须建立在对古老而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全面、深入了解的基础上，如此才能实现中国文化的自我超越、发展和创造。从思想史上来看，“孔子之对周公，董仲舒之对孔子，朱熹之对孔子，王守仁之对孔子孟子，他们皆宗先圣先贤，但所提出的却是新的学说，概念、范畴也都是新的”[3]。因此，我们今天进行“两创”，要遵循文化的发展规律，借鉴历史上董、朱、王等人在尊孔的基础上所做的新阐释，以至提出新的概念、范畴，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沟通、对接。

锡勤先生认为，实现“两创”必须要反对两个方面的倾向，“民族虚无主义是危险的，文化复古主义同样是危险的”[3]。在大力弘扬传统文化的今天，各种陈腐、丑陋的东西，以或高雅或低俗的形式沉渣泛起，不仅无益于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反而贻害不浅。“两创”要广泛吸取全人类的优秀文化成果，要有开放包容的胸襟，但对于外来文化同样要做去糟粕取精华的识别工作，为我所用，防止以西化中。因此，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综合创新。马克思主义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指导思想。

锡勤先生卧病期间仍然挂念工作，多次询问课题研究进展情况。2016年4月30日，锡勤先生不幸因病离世。中央马工程办公室、中宣部理论局发来唁函，对锡勤先生的学术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张锡勤教授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他的逝世，是我国学术界的重大损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的重大损失。”

参 考 文 献

[1] 张锡勤：《中国传统道德举要》，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9.

[2] 张锡勤等主编：《中国伦理思想通史》，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2.

[3] 张锡勤：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重大项目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研究”提纲（未刊）.

[4] 张锡勤主编：《中国伦理思想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5] 张锡勤、柴文华主编：《中国伦理道德变迁史稿》（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6] 张锡勤、柴文华主编：《中国伦理道德变迁史稿》（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7] 张锡勤：《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编写〈中国伦理思想史〉》，载《伦理学研究》2015年第6期.

[责任编辑 付洪泉]

Abstract： ZHANG Xi-qin grasps the accurate spirit and ethnic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systematically explains the connot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moral norms and evolution， and has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the transition cours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cultural innovation. In carrying forward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he always adheres to the principl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pays attention to the spiritual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a， thinking of problem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nnovative and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under the new historical conditions.

Key words： ZHANG Xi-qin， traditional culture， Chinese traditional morality， modern cultural refo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