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怀念萧珊》是巴金晚年代表作《随想录》中的名篇，影响深远。本文以新发现的《怀念萧珊》初稿为研究对象，结合巴金日记，讨论《怀念萧珊》的成稿过程，以及初稿与定稿之间的异同，从手稿学的角度论证《怀念萧珊》初稿的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巴金；怀念萧珊；初稿；手稿学

[作者简介]陈子善（1948-），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研究员，《现代中文学刊》执行主编（上海 200062）。

这是一份作家手稿，共八页，每页标明页码，首页开头部分蓝色圆珠笔书写，以后均为黑色钢笔书写，用纸为抬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的比A4纸略小的“便笺”。文章无题目，每页上小字写得密密麻麻，写满了八页，而且均有不同程度的修改。当我见到这份手稿时，上面的小字字迹似曾相识，而第一句“今天是××逝世的六周年纪念日”，不就是巴金《怀念萧珊》的第一句“今天是萧珊逝世的六周年纪念日”吗？只不过正式发表时“××”改成了“萧珊”。据此一端，就不难断定，这份手稿应是巴金《怀念萧珊》的手稿。

众所周知，《怀念萧珊》是巴金晚年的名篇，是五卷本《随想录》第一卷的第5篇，早已脍炙人口，文学史家也一直给予高度的评价。《随想录》是巴金晚年最重要的作品，也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极具震撼力的一部作品，是巴金留下的“精神遗嘱”。这些年来，不但《随想录》单行本和合订本已多次印行，《随想录》手稿本也已出版了两种，即1998年11月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的《巴金〈随想录〉手稿本》和2001年1月浙江华宝斋古籍书社出版的《巴金〈随想录〉手稿本》增订本。据查，《怀念萧珊》手稿这两种手稿本均已收入。那么，这份没有标题的《怀念萧珊》手稿又是怎么回事呢？

这就需要追溯《怀念萧珊》这篇名文是如何诞生的了。

《怀念萧珊》落款“一月十六日写完”，即最后完稿于1979年1月16日，不久就连载于1979年2月2日至5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原题《随想录（五）》。1972年8月13日，巴金夫人萧珊在上海病逝。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巴金还是待罪之人，想要撰文纪念爱妻，根本无法办到，只能把悲痛默默埋在心底。六年之后，已获新生的巴金开始为香港《大公报》撰写《随想录》专栏，于是，对萧珊的思念喷涌而出，化为文字，就是这篇感人至深的《怀念萧珊》。值得庆幸的是，巴金1978、1979年的日记都已经公开，可以根据日记来梳理《怀念萧珊》是如何具体成文的。

1978年8月13日，即萧珊逝世六周年纪念日，当天巴金日记云：“今天是萧珊逝世六周年纪念日，我没有做任何事表示我的感情。但是我忘不了她。也还记得那些日子里她所经历的痛苦。”引自巴金：《“文革”后日记》1978年8月部分，《巴金全集》第2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270页。这就清楚地表明在萧珊逝世六周年纪念日当天，巴金似未动笔写《怀念萧珊》，但在日记中表达了对萧珊的深切怀念之情，或者如巴金后来在正式发表的《怀念萧珊》中所说，“不仅是六年，从我开始写这篇短文到现在又过去了半年”，也可理解为1978年8月13日这个难忘的萧珊忌日巴金已动笔写《怀念萧珊》，但刚起了个头就搁下了，也許就是这份手稿开头用圆珠笔所写的一小部分也未可知。

1978年12月17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发表巴金《随想录》第一篇（后易题《谈谈〈望乡〉》），从此开启了他的伟大的《随想录》系列写作。《随想录》专栏的设立，促使巴金把构思和写作《怀念萧珊》重新提上议事日程。

1979年1月7日巴金日记云：“（上午）上车去杨树浦看望岳父，……在岳父处吃了中饭，一点半辞去，雇汽车返家。午睡后……写完《随想录（四）》，约一千字，萧荀来。晚饭后……写纪念萧珊文。”这是巴金日记中首次直接提到《怀念萧珊》的写作。以后的巴金日记就不断记录此文的写作了。

1979年1月8日巴金日记又云：“下午继续写短文……晚饭后看电视，续写短文。”9日“晚饭后……写短文。十二点睡。”10日“七点半起。……写短文。……晚饭后看了电视新闻。写短文。”11日“饭后午睡……写短文。晚饭后看电视（故事片《花儿朵朵》）。写纪念萧珊的短文。十二点睡。”12日上午“抄改《怀念萧珊》。”13日“上午继续抄改《怀念萧珊》。”14日上午“继续抄改《怀念萧珊》。……晚饭后看电视（故事片《不是一个人的故事》）。抄改《怀念萧珊》。十二点后睡。”15日“下午抄改《怀念》。”16日“上午抄改《怀念》。……下午……继续校改《怀念》，夜十二点校改完毕，约九千余字。”17日“七点半后起。辛笛来，黄裳来，十一点后两人同去。把《怀念萧珊》交给黄裳，托他转寄给际坰。”以上引自巴金：《“文革”后日记》1979年1月部分，《巴金全集》第26卷，第309—311页。

以上就是巴金写作《怀念萧珊》的全过程，不能不令人深受感动。整整十天时间，除了不能推脱的各项文化活动和应酬，巴金都沉浸于对萧珊的追怀，思念之情在笔端流淌，一发而不可收，终于完成了这篇长达九千多字的《怀念萧珊》。由此又可知，巴金日记中一再所说的“短文”根本不短，《怀念萧珊》是150篇《随想录》中篇幅仅次于《怀念非英兄》的一篇，在巴金的后期创作中是很少见的。

必须指出的是，1979年1月12日的巴金日记，该日日记明确记载上午“抄改《怀念萧珊》”，而在此之前，日记中均记载为“写纪念萧珊文”“写短文”等，而在此之后，日记中均记载为“继续抄改《怀念萧珊》”“抄改《怀念》”“校改《怀念》”。也就是说，1979年1月7日以后，1月12日以前，巴金一直在“写”《怀念萧珊》，1月12日以后，1月16日以前，巴金一直在“抄改”“校改”《怀念萧珊》，1月16日晚最后定稿。前一段时间一直在“写”，后一段时间一直在“改”（“抄改”或“校改”）。如果上述推测可以成立，那么现在收入《巴金〈随想录〉手稿本》的《怀念萧珊》手稿一定是一份“校改完毕”的定稿，而在这份定稿之前，一定还有一份初稿（或称草稿亦可）。而这份珍贵的初稿，竟然幸存于世，在巴金写下整整38年之后，奇迹般地出现了。

《怀念萧珊》初稿的重见天日，由于初稿每页上都有修改，包括涂抹、增添、勾划和删改后又加以恢复等等，更由于初稿和定稿也即发表稿之间存在不少差异，对我们全面而又深入地理解巴金这篇呕心沥血的悼亡之作不可或缺。仔细比对，我发现全文第四也即最后一章定稿的改动尤其值得注意。在初稿中，第四章一段到底。而在定稿中，第四章分为四段，引人注目的是，最后一段初稿中没有，是定稿时才添加的。定稿的前三段与初稿大致对应，第一段与初稿相比，虽有修改，变动不是很大，故把定稿第二、三段与初稿中相对应部分进行对照，以显示初稿与定稿的差别。且先照录初稿，除个别明显笔误，如“清”误作“情”字予以校正外，一仍照旧，标点也一仍照旧：

她是我的读者，1936年我在上海第一次同她见面，1941年我们在桂林象朋友似地住在一起，一九四五年在贵阳结婚。我至今弄不清楚她的真实年岁，据说她对我隐瞒了两三岁，这毫无关系，我认识她的时候，她还不到二十。对她的成长，我应当负很大责任。她读了我的小说，找到了我，对我发生了感情。她在中学念书，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倘使不是为了我，她三七、三八年一定去了延安。她同我谈了八年的恋爱。我写过不少恋爱小说，可是我并无什么经验，我真挚诚恳地处理个人的感情。我们后来到贵阳旅行结婚只印发了一张通知，没有摆过一桌酒席。结婚以后她和我先后到重庆住在文化生活出版社门市部楼梯下七八平方米的小屋里。我们以四个玻璃杯开始组织小家庭的。她陪着我经历了各种艰苦生活。在抗日战争艰苦的时期中。我们一起从广东到广西，从昆明到桂林，到金华、温州、上海，每当我落在困苦的境地里，朋友们离开我他去的时候，她总是亲切地在我的耳边说：“不要难过，我在你身边。”“我永不离开你。”的确她没有离开过我。但是我并没有好好地帮助她。她比我有才华却缺乏刻苦钻研的精神。我喜欢她翻译的普希金和屠格涅夫的小说，虽然不是普希金和屠格涅夫﹝的作品，却是﹞有创造性的作品，读它们对我是一种享受。她改变自己生活，不愿作家庭妇女却缺乏吃苦耐劳的精神。她到《上海文学》义务劳动。也做了一些小工作，但是后来却受到批判，说她专门向老作家组稿，又说她是我派进作协的“坐探”。她要求参加“四清”运动，到了某铜厂的工作组工作，相当忙碌，紧张，她却精神愉快。可是不久她就被叫回作协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她第一次参加这种急风暴雨似的斗争，而且以反动权威的家属的身份，她不知道该怎么办，张惶失措，坐立不安。她盼望什么人向她伸出援助之手。可是朋友们离开了她，“同事们”拿她当箭靶，有人看她单纯可欺，有人想整她来整我。她让人欺负象一个小孩。她不是作协的工作人员，不拿工资，没有福利，可是整天上班，靠边劳动，站队挂牌，赶回家，又揪到机关。后来写了认罪的检讨书，才给放回家中，然后作协的造反协还通知里弄委员会，罚她扫街，她怕人看见每天大清早起来，拿着扫帚出门。扫得精疲力尽回到家里，但有时还碰到上学的小孩，叫骂她“巴金的臭老婆”。我偶尔看见她拿着扫帚回来，不敢正眼看她，我感到负罪的心情。这是对她的一个致命的打击。不到两个月她病倒了，以后就没有再扫街（我妹妹继续扫了一个时期），但是也没有完全恢复健康，尽管她还拖了四年，可是一直到死，她没有看见我恢复自由。这是她的最后。然而决不是她的结局。她的结局是和我的结局连在一起的。我不相信鬼，但是我多么希望有一个

巴金《怀念萧珊》手稿

正式发表的《怀念萧珊》的相应部分则是这样的：

她是我的一个读者。一九三六年我在上海第一次同她见面。一九三八年和一九四一年我们两次在桂林像朋友似地住在一起。一九四四年我们在贵阳结婚。我认识她的时候，她还不到二十，对她的成长我应当负很大的责任。她读了我的小说，给我写信，后来见到了我，对我发生了感情。她在中学念书，看见我以前，因为参加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回到家乡住了一个短时期，又出来进另一所学校。倘使不是为了我，她三七、三八年一定去了延安。她同我谈了八年的恋爱，后来到贵阳旅行结婚，只印发了一个通知，没有摆过一桌酒席。从贵阳我和她先后到了重庆，住在民国路文化生活出版社门市部楼梯下七、八个平方米的小屋里。她托人买了四只玻璃杯开始组织我们的小家庭。她陪着我经历了各种艰苦生活。在抗日战争紧张的时期，我们一起在日军进城以前十多个小时逃离广州，我们从广东到广西，从昆明到桂林，从金华到温州，我们分散了，又重见，相见后又别离。在我那两册《旅途通讯》中就有一部分这种生活的记录。四十年前有一位朋友批评我：“这算什么文章！”我的《文集》出版后，另一位朋友认为我不应当把它们也收进去。他们都有道理，两年来我对朋友、对读者讲过不止一次，我决定不让《文集》重版。但是为我自己，我要经常翻看那两小册《通讯》。在那些年代，每当我落在困苦的境地里、朋友们各奔前程的时候，她总是亲切地在我的耳边说：“不要难过，我不会离开你，我在你的身边。”的确，只有在她最后一次进手术室之前她才说过这样一句：“我们要分别了。”

我同她一起生活了三十多年。但是我并没有好好地帮助过她。她比我有才华，却缺乏刻苦钻研的精神。我很喜欢她翻译的普希金和屠格涅夫的小说。虽然译文并不恰当，也不是普希金和屠格涅夫的风格，它们却是有创造性的文学作品，阅读它们对我是一种享受。她想改变自己的生活，不愿作家庭妇女，却又缺少吃苦耐劳的勇气。她听一个朋友的劝告，得到后来也是给“四人帮”迫害致死的叶以群同志的同意，到《上海文学》“义务劳动”，也做了一点点工作，然而在运动中却受到批判，说她专门向老作家组稿，又说她是我派去的“坐探”。她为了改造思想，想走捷径，要求参加“四清”运动，找人推荐到某铜厂的工作组工作，工作相当忙碌，紧张，她却精神愉快。但是到我快要靠边的时候，她也被叫回“作协分会”参加运动。她第一次参加这种急风暴雨般的斗争，而且是以反动权威家属的身份参加，她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她张惶失措，坐立不安，替我担心，又为儿女的前途忧虑。她盼望什么人向她伸出援助的手，可是朋友们离开了她，“同事们”拿她当作箭靶，还有人想通过整她来整我。她不是“作协分会”或者刊物的正式工作人員，可是仍然被“勒令”靠边劳动、站队挂牌，放回家以后，又给揪到机关。过一个时期，她写了认罪的检查，第二次给放回家的时候，我们机关的造反派头头却通知里弄委员会罚她扫街。她怕人看见，每天大清早起来，拿着扫帚出门，扫得精疲力尽，才回到家里，关上大门，吐了一口气。但有时她还碰到上学去的小孩，对她叫骂“巴金的臭婆娘”。我偶尔看见她拿着扫帚回来，不敢正眼看她，我感到负罪的心情，这是对她的一个致命的打击。不到两个月，她病倒了，以后就没有再出去扫街（我妹妹继续扫了一个时期），但是也没有完全恢复健康。尽管她还继续拖了四年，但一直到死她并不曾看到我恢复自由。这就是她的最后，然后而绝不是她的结局。她的结局将和我的结局连在一起。

比较《怀念萧珊》第四章第二、三段的初稿和定稿，不难发现初稿是巴金一气呵成，而定稿经过了多处前后调整、充实、删节和修订。初稿不确切的，核实了；初稿简略的，详细了；初稿遗漏的，补全了。但初稿决非可有可无，恰恰相反，它和定稿之间充满张力，自有其不可替代的研究价值。比如写萧珊可能隐瞒了两三岁，写自己并无恋爱经验等，都富于生活气息，虽然定稿中都已删去。最值得关注的是，初稿最后两句“我不相信鬼，但是我多么希望有一个”，虽然定稿中也已删去，但短短十五个字，充满了对萧珊的深情，仍然振聋发聩，启人深思。

研讨作家作品，尤其象巴金这样的文学巨匠，其手稿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的研究对象，所以才有他的《家》《寒夜》《憩园》以及《随想录》手稿本的不断影印。而这篇《怀念萧珊》初稿手稿的出现，又对巴金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怀念萧珊》从初稿到定稿到发表，形成了这篇名作诞生过程中既不同又互相衔接的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值得研究者认真琢磨和探讨，特别在创作《怀念萧珊》的最初阶段，巴金是如何构思和表达的。而这样完整的例证，不但在巴金作品中，就是在其他现代作家作品中都是十分难得的。

与《怀念萧珊》初稿手稿一起重现世人眼前的，还有《随想录》第44篇《访问广岛》、第129篇《"寻找理想"》和第131篇《卖真货》的部分初稿和复写稿（整页或残页），第59篇《长崎的梦》部分复写修改稿、第123篇《为旧作新版写序》的部分复写稿、《随想录》第五卷《无题集》目录初稿、很可能是巴金第一篇却未能完成的写外孙女小端端的一页半残稿，以及其他若干页各种类型的残稿手稿。它们与《怀念萧珊》的完整初稿一起，组成了一个特殊的巴金《随想录》初稿空间，展示了巴金写作《随想录》时一部分最初的写作思路，有待巴金研究界进一步查考和研究。

因此，我以为，从手稿学的角度视之，《怀念萧珊》初稿等这批珍贵史料的出现，不仅是《随想录》研究中的一件大事，也是巴金研究中的一件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