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孟子的政治思想中对于儒者为官之道表达了许多具体的理想原则，儒者是协助君王治理天下的专业管理者，君王愿意向儒者请教，重用儒者，甚至可以王天下，所以有志气的国君，必有不召之臣。做官就要有自己的坚持与理想，但是，小人为官，却只为稻粮谋，只为显赫自己，他就会顺从于君王的欲望而助纣为虐。孟子认为，为官若是不能实现理想，就辞官，这是大臣应有的风范，这一部分是孟子讲述最多的。但是，孟子有他不世的口才，能够仅靠言论获得酬劳，一般人为了家贫而入仕，若不能让国君言听计从，那就不要做大臣，做个小官也可以。这样下来，如果儒者都在地方做小官，照顾一方的人民百姓，这也是极有贡献的。儒者因做官做事而受俸禄，这是天经地义的，因为他有贡献，农家索隐行怪的意见就不必理会了。孟子认为，为天下服务，要动心忍性，增益不能，不应畏惧艰困。儒者自有心中最后的标准，真正的快乐，还是仁义礼智的终极价值，而不是显赫于世，居仁由义才是真正的安心之道。

[关键词]儒家；圣贤；不召之臣；君子入仕之道；君子所乐；孟子

[作者简介]杜保瑞（1961-），男，哲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特聘教授（上海 200240）。

一、前言

孟子的政治哲学建立了中国政治哲学的最高典范，作为国君，就是要行仁政、爱百姓，否则倒行逆施被推翻是绝对的，“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弒君也”，

《孟子·梁惠王下》就是孟子政治哲学的立场。国君以人民生活的照顾为根本，若不能履行任务，则不能保住君位，被革命是可能的，而革命是合理的。儒家的立场，就是为人民发言的，儒者自觉是协助君王管理天下、照顾百姓的专业政治经理人，自己不是统治者，而是管理阶级，针对这个阶级，有他应有的应对进退的原则，有他入仕、辞官的原则，从而形成了儒者的图象。本文之作，将针对孟子文本中这些议题作出疏解及讨论，建立孟子心中的儒者形象，扮演协助国君治理天下的专业经理人角色。

二、圣王、圣贤、官员与儒者的角色关系

在孟子的心目中，君王是统治者，孟子并没有挑战统治者应有的权威，而是界定统治者的任务角色，符合者可以成为好的诸侯王，甚至一统天下的天子。这个身份的统治者，是王族这个特殊族群，而不是一般的士子，一般人可以学习作为君子，以成为管理者，协助君王，但不是统治者。像舜和禹从平民变成君王是需要前任君王的邀请任命才可以的，这就是为什么伊尹、周公没有成为君王，虽然他们都一度握有如同君王的政治权力。君王之外的就是大臣，大臣不论是宗室或是知识分子位列大臣，要遵守的原理是一样的，就是儒者的价值立场，宗室之臣以及外姓之臣唯一不同的是在变置君王的任务上，宗室之臣可以另立新君，而外姓之臣碰到暴虐之君就去国离职就是了，除非严重到必须发动革命以推翻他，推翻之后自己作君王，但这种推翻君王的人物大约自己也是宗室贵族。总之，除了国君，所有的政治管理人，也就是各阶层各职位上的大臣、小官，对孟子而言，就是儒者应该扮演的角色，不论宗室、外姓，或是平民为士者。这其中，做得最好且达到极致典范的就成了圣贤，圣贤中有伊尹、柳下惠、伯夷、孔子等人。至于国君，做到最好就成了圣王，这其中有尧、舜、禹、汤、文、武等。孟子为中国政治思想建立了理想的圣王与圣贤的典范，圣王的典范，是藉由对于尧、舜、禹的禅让，以及对于汤、武的革命而奠定的形象。至于圣贤，则是伊尹、孔子、柳下惠、伯夷等人，具体的对象是这几位，言说的原理则散置各段文本之中。

本文之作，不以具体的特定人物为对象，也暂不论圣王及圣贤，而是要针对有官员身份的人物进行讨论，将孟子谈到官员的角色扮演原理，落实为儒者的形象，因为儒者就是要为民服务、管理国家、协助君王行仁政、爱百姓的。但儒者自己不是君王，不是统治者，而是被统治者任命为官的管理者。只是任何的管理者都必须符合儒者的理想形象。

三、儒者是专业管理人，国君應该听从儒者的意见

首先，儒者是治理国家的专业人士，在专业的面前，国君应该听官员的话，而官员则应以儒者自居。孟子说：

孟子见齐宣王曰：“为巨室，则必使工师求大木。工师得大木。则王喜，以为能胜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则王怒，以为不胜其任矣。夫人幼而学之，壮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学而从我，则何如？今有璞玉于此，虽万镒，必使玉人雕琢之。至于治国家，则曰‘姑舍女所学而从我，则何以异于教玉人雕琢玉哉？”《孟子·梁惠王下》，谢冰莹等编译：《新译四书读本》，台北：三民书局出版社，2002年。

孟子以治玉来比喻，若是国君得到一大块璞玉，当然是要请专业玉匠来雕琢，如果此时国君要玉匠听他国君的，那这块玉还能雕琢得好吗？当然是国君听由玉匠的判断，看这块玉应该如何造型、如何光亮、如何曲线。也就是说，治理国家要靠专业。有一些人，自幼即学习治国之道，成长后就要实现理想，国君应该主动邀请，并且尊重其专长，听其意见，而不是反过来驰骋私欲，让臣下为己驱策，这就失去了大臣的专业了，若成为这般臣子，则已非仲尼之徒，因为他只为自己的稻粮谋，以迎合君王的私欲为做官的目的，而不是发挥自己的专业知识，提出好的公共政策，追求百姓的幸福生活。

儒者既然以自己为专业的管理阶级，那么在治理国家的专业事务上，国君就应该尊重臣下，因此国君应有“不召之臣”。当然，这个臣下必须是一位儒家的君子。以下，孟子将要更加提升儒者的形象，一旦儒者是大智慧的思想家、政论家的时候，不只国君应该要尊重他的专业，国君甚至应该向他学习，主动拜访，而不是让臣下来上朝，这就是所谓有“不召之臣”，代表了国君对君子儒者的最高礼敬。孟子言：

孟子将朝王，王使人来曰：“寡人如就见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风；朝将视朝，不识可使寡人得见乎？”对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明日，出吊于东郭氏。公孙丑曰：“昔者辞以病，今日吊，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吊？”王使人问疾，医来。孟仲子对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忧，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趋造于朝，我不识能至否乎？”使数人要于路，曰：“请必无归，而造于朝。”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内则父子，外则君臣，人之大伦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见王之敬子也，未见所以敬王也。”曰：“恶！是何言也！齐人无以仁义与王言者，岂以仁义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与言仁义也云尔，则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于王前，故齐人莫如我敬王也。”景子曰：“否，非此之谓也。礼曰：‘父召，无诺；君命召，不俟驾。固将朝也，闻王命而遂不果，宜与夫礼若不相似然。”曰：“岂谓是与？曾子曰：‘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夫岂不义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恶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与有为也。故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今天下地丑德齐，莫能相尚。无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汤之于伊尹，桓公之于管仲，则不敢召。管仲且犹不可召，而况不为管仲者乎？”

《孟子·公孙丑下》

这段文本是说：君臣对待原理中，明君有“不召之臣”，君当礼贤下士，臣则敬重明君。本文中，孟子本来是要上朝见齐宣王的，但齐王假惺惺地差人来告知，说自己本来要来见孟子的，只是身体不舒服，可否请孟子来朝堂之上见之。孟子一听，没有诚意，干脆说自己也生病了，不能前往。过几天，友人家中有丧事，前往吊唁。齐王差来医生要为孟子看病，孟子不在家中，家人惊恐，骗说孟子病好了，这会儿正在上朝的路上，同时请人赶快追上孟子，叫孟子别回家，直接去见齐王。孟子一听，更不高兴，但进退不得，只好待在朋友家中了。友人觉得孟子很奇怪，齐王敬重你，要请你入宫，为何你不愿意，岂非自己不敬。这是第一回合。孟子回答：作为大臣，就是要向君王陈述仁义之道，也就是爱民政策，我自己不是先王之道不敢对君王讲，而齐国的大臣却不敢讲仁义之道给他的国君听，甚至还说国君不足以言仁义之道，等于是说，国君根本自己不仁不义，讲仁义之道他是听不进去的，因此讲了也没用，不如不讲。但是，对孟子而言，任何人都有仁义礼智之心，国君也是一样，孟子自己把国君当作必须讲仁义治国之道的對象，这样岂不是更为尊敬君王？因此孟子认为自己才是真正尊敬君王的人，这是第一段的讨论。孟子比较像是好辩之士，硬持己见，不顾人家问的问题重点是甚么，只顾陈述己见。但他的重点就是，我没有不敬君王，要尊敬君王，就要跟他讲仁义治国之道，这就是儒者的形象定位。

第二回合，友人明讲，所说不敬之意不是讲这个，而是说国君都来召请了还不去面见，这样就是不敬。此时，孟子提出了“不召之臣”的观点。先引曾子之言，国君有财富及爵位，而我有仁义之道，仁义才是最尊贵的东西。且天下尊贵者有三：爵位、年龄、道德。要治理天下、照顾百姓，只有靠道德而已。因此，真正想要治理天下、胸怀大志的国君，“必将有不召之臣”，臣固然是臣，但国君待臣之道是高度礼遇的，是自己往就请教的，不是议事于朝廷之上的。汤向伊尹请教，然后邀其为臣，事依其意，终王天下。桓公向管仲请教，然后延请治国，终霸天下。现在，环顾天下，各诸侯国之间，大家土地相当，却没有人能够王天下，关键就是国君只是逞私欲，没有理想，更糟糕的是，身边的大臣只是听命于国君，讨好君王，君王说甚么，大臣就奉命行事，而通常就是一些残民以逞的侵略攻占之事，而不是发挥儒者爱民治国的理想。这样，儒者的理想都不能实现，因为没有国君好好礼敬大臣，听专家的话。汤的行谊、桓公的行谊，已不复见，管仲助桓公成为天下霸主，管仲都不会被君王召见了，而是君王自己去请教，何况理想比管仲高远，追求伊尹佐汤一统天下的我呢？所以，孟子就坚持不去见王了。

由此可见，孟子认为，真正有能力的儒者，不为官已，一旦为官，是以拯救天下为目的，是能协助君王一统天下的，其做法，当然是行仁政、爱百姓，推出好的公共政策，民富国治，成为天下典范，四方来归，成其王道之治。这样的大臣，国君对他必是礼遇有加，成为不召之臣，关键还是国君自己的见识抱负。孟子以这样的大臣自居，而齐王不认可，扭捏作态，不去见他也罢。

最杰出的儒者，是要为君王擘画大政方针的人才，是君王要礼敬的对象，是君王要主动垂询的人物，这样的意思又见：

孟子去齐，宿于昼。有欲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应，隐几而卧。客不悦曰：“弟子斋宿而后敢言，夫子卧而不听，请勿复敢见矣。”曰：“坐！我明语子。昔者鲁缪公无人乎子思之侧，则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详，无人乎缪公之侧，则不能安其身。子为长者虑，而不及子思，子绝长者乎？长者绝子乎？”

《孟子·公孙丑下》

孟子去齐，有人想为君王挽留，立个功劳，殊不知，孟子不为求官，只为施展儒者的抱负，孟子坐着听听，也不想回应，干脆躺下睡了。客人很抱怨，说以后不敢来见您了，我这么尊重您，您却这么不礼貌。孟子这才告诉他，关键是，国君若是珍惜儒者，自然时时来请教，或派人来垂询。若是没有派人来请教垂询，国君自己就非常不安心，生怕又做错了什么。所以儒者是不需要时时往见君王的，若不是儒者，像是一般的小人，反而时时刻刻要去面见君王，生怕见得少了，漏掉了什么君王的心思，自己的地位就被超前了，于是心中忐忑不安。这就是儒者和小人的区别，儒者等待君王主动来问道，小人主动求见君王求名求利。所以孟子告诉客人说，你若为我计，这样是高抬我还是贬低我呢？也就是说，有本事你就去告诉国君，应该挽留我，并且以后要事事听我的政策指导意见，这才是为我计，才是高抬我，而不是叫我回头去找齐王。

孟子这样的态度，就是儒者形象的定位，也是自我期许，合则来，不合则去，关键是国君自己的见识高低的问题，国君不肯重视儒者治国的理念，儒者去国是必然的。

孟子认为，儒者提出治国之道，要君王接受，而不是只求做官，事事听命于国君，国君有扩充土地的欲望，就帮国君攻打他国，导致人民生活于水火中，这岂是君子之所为。参见：

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子未学礼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

景春羡慕合纵连横者的显耀地位，一怒而诸侯惧。孟子反讥之，他们不过是附和国君的欲望，所作所为只是造成天下纷乱，何尝以百姓为念？孟子说，听从丈夫之言是妾妇角色，听任国君的欲望且附和之就是妾妇而已，岂是大丈夫之所为。大丈夫得志就是安天下之民，不是自己耀武扬威让天下畏惧的。笔者以为，让天下畏惧是流氓行径，让天下安定才是君子所为，纵横家只遂君欲，却造成国际战争，百姓恐惧，战死沙场，老弱死于沟壑，这只是小人，君子不为。这是何等心胸，岂是只为自己显耀于当世，趾高气扬之举，而能称为大丈夫的。真正的大丈夫，一心只为百姓，得志天下太平，不得志就息官返乡安静生活，决不为私欲而驰骋。“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孟子主张国君要尊重礼敬君子，又见其言：

孟子曰：“古之贤王好善而忘势，古之贤士何独不然？乐其道而忘人之势。故王公不致敬尽礼，则不得亟见之。见且由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

《孟子·尽心上》

好的君王，不会仗势地位高就轻视别人，贤者也是一样，不会因为君王地位高就畏惧他，所以，君王必须有礼貌迎接对待，贤人才愿意相见，否则见不到面。面都不愿见了，怎会委屈做你的官呢？这就是君王礼貌不足的结果。

四、不能照顾百姓实现理想就得辞官去职

儒者为官，责任就是照顾百姓，至少不能让人民因饥饿而远离家乡，若这样就是失职，应该辞官不干了，这是孟子时常表达的意见，但也常会受到批评，而孟子总是坚持立场。参见：

孟子之平陆。谓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则去之否乎？”曰：“不待三。”“然则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饥岁，子之民，老羸转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为也。”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为之牧之者，则必为之求牧与刍矣。求牧与刍而不得，则反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与？”曰：“此则距心之罪也。”他日，见于王曰：“王之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为王诵之。”王曰：“此则寡人之罪也。”

《孟子·公孙丑下》

孟子跟平陆大夫距心谈话，问他如果卫兵守卫行进走错行伍，那他们该怎么办？距心说当然予以免职呀。孟子说以此为标准，那么你自己已经失职了，因为你是地方官，任务就是照顾百姓，结果你的百姓因为凶年饥饿，老人家饿死沟壑，壮年逃离家乡，所以你跟那些卫兵一样失职了。距心认为是凶年所致，不是自己的责任呀。孟子说如果有人托你放牧牛羊，你是任牛羊饿死，还是去找牧地和食物给牛羊呢？如果找不到牧地和粮草，是否该把牛羊还给人家呢？距心听明白了，知道自己有责任，是失职了，既然事情没办好，就应该请辞地方长官。此事孟子告诉了国君，国君也明白了，也自认有过，因为国君的责任就是照顾天下百姓，但百姓离散，当然正是自己的责任。这就是孟子对儒者形象的定位，国君不论，儒者就是要出仕做官的，所以不论大臣小官都应该有儒者的形象，儒者就是认真照顾百姓，庶之富之教之，做不好就要负责，甚至辞职。同样的原则如下：

孟子谓蚔鼃（音持挖）曰：“子之辞灵丘而请士师，似也，为其可以言也。今既数月矣，未可以言与？”蚔鼁谏于王而不用，致为臣而去。齐人曰：“所以为蚔鼁，则善矣；所以自为，则吾不知也。”公都子以告。曰：“吾闻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我无官守，我无言责也，则吾进退，岂不绰绰然有余裕哉？”《孟子·公孙丑下》

蚔鼃任官，有一段时间了，孟子问他有没有跟君王提醒施政的良方，蚔鼃就去尽言责了，但君王不用，蚔鼃遂去官。此举符合孟子对儒者为官之原则。但有旁人不服气，问孟子自己怎么不辞官？光教别人辞官。孟子回答，有官职的人，该做甚么就要做好，做不好就要自己辞官。有言责的官员就要尽言责，言而不听，自己就辞官。但孟子自己没有官职、没有言责，那就没有甚么好要求自己的了，做甚么都是绰绰有余的。这一段话，还是在说做官就要负责任把事情办好，若办不好，不要做官。

既然如此，人为稻粮谋可以继续做官吗？对于这个问题，孟子也处理了，那就是就做做小官吧。孟子认为，儒者为官，就是要协助君王行仁政，假使理想不能达成，就不必做官了，但是若为了养家活口，那就做个小官吧，职责较小，完成任务就可以安心接受微薄的俸禄了。参见：

孟子曰：“仕非为贫也，而有时乎为贫；娶妻非为养也，而有时乎为养。为贫者，辞尊居卑，辞富居贫。辞尊居卑，辞富居贫，恶乎宜乎？抱关击柝。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计当而已矣。尝为乘田矣，曰‘牛羊茁壮，长而已矣。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

《孟子·万章下》

孟子说，作官是为了实现理想，而不是为了自己获得俸禄，但如果家贫必须任职，有时候也是不得已必须做官。就像娶妻不是为了孝顺父母，而是为了传宗接代，因为孝顺父母是自己的事情，但有时条件特殊时，也必须请求妻子协助孝顺父母。如果做官不能实现抱负，但为了解决温饱，那就辞去大官不享厚禄而做个小官吧。就像孔子都做过小官，把该做的职责任务完成就心安理得了。小官不宜高言，国家的事就不必管了，若是做大官，又不能匡正国君的政策，这是很可耻的。

由此看来，儒者就是抱负远大，不为稻粮谋。“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论语·泰伯篇》。但为了自己的生计，就做个小官吧，在地方照顾一方水土的百姓，这样也是有贡献的。不过，话说回来，君王愿行仁政的机率是很小的，因此儒者居高官大位的机会也就很小了，依据孟子的要求标准，都只能做小官了。然而，正是地方小官都有儒者的身影，所以社会的基层才得稳定，不管高层如何政治斗争，儒者主政地方，百姓仍得安稳。这反而是儒者最好的出路了。

做官是为实现理想而不是为稻粮谋，当孟子要去齐时，齐王欲留还拒，问说如果留下一个宅子、一些薪酬能否让您的弟子继续教导我们，人告孟子，孟子婉拒，本来我的酬劳有十万钟，现在我走了，留下我的弟子受一万钟，若我有意此一万钟，那何须辞掉十万钟呢？孟子之所以去齐，就是因为齐王不能实施他的政策，君王不能接受我的政策，我就没必要留任啦，更不必为了一点酬劳而留下我的学生，因为他们也是发挥不了作用的。参见：

孟子致为臣而归。王就见孟子，曰：“前日愿见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弃寡人而归，不识可以继此而得见乎？”对曰：“不敢请耳，固所愿也。”他日，王谓时子曰：“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使诸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子盍为我言之？”时子因陈子而以告孟子，陈子以时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然。夫时子恶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辞十万而受万，是为欲富乎？季孙曰：‘异哉子叔疑！使己为政，不用，则亦已矣，又使其子弟为卿。人亦孰不欲富贵？而独于富贵之中，有私龙断焉。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必求龙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为贱，故从而征之。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矣。”《孟子·公孙丑下》

孟子说走就走了，辞了十万却争取一万，这样讨价还价的好像做生意的人，不是儒者典范了。

儒者是要安天下之民的，不是只为自己稻粮谋的。但在孟子去齐这件事情上，有人就批评孟子了。尹士认为孟子这样来而复去，根本就是不智。早不知道以汤武之道期许国君是不可行的，这就是识人不明，竟然还来了，岂非为求干禄，既然要走了，还迟迟其行，何必这样慢吞吞的呢？孟子言：

孟子去齐。君士语人曰：“不识王之不可以为汤武，则是不明也；识其不可，然且至，则是干泽也。千里而见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后出昼，是何濡滞也？士则兹不悦。”高子以告。曰：“夫尹士恶知予哉？千里而见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岂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予三宿而出昼，于予心犹以为速。王庶几改之。王如改诸，则必反予。夫出昼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后浩然有归志。予虽然，岂舍王哉？王由足用为善。王如用予，则岂徒齐民安，天下之民举安。王庶几改之，予日望之。予岂若是小丈夫然哉？谏于其君而不受，则怒，悻悻然见于其面。去则穷日之力而后宿哉？”尹士闻之曰：“士诚小人也。”

《孟子·公孫丑下》

对于尹士的责备，孟子回答，我来见齐王，是为实现我的抱负而来，但是失败了，那就算了，虽然如此，还是很期待国君想通了，愿意使用我的意见，召我回去，所以慢慢走，看有没有转圜的余地，既然没有再来召我，那就真的走了，如此而已。我本就为实现理想而来，我的理想就是安定天下百姓，藉由一国的良政，成为天下的典范，促使各国皆行此道，而安天下的百姓，如此才是王道，而不是以力服人的霸道，过去齐桓公就是以力服人的霸道，我追求的是以仁义服人的王道，我有这样的理想，自然希望国君能听进我的话，因此留下了很多的机会。哪会像一般的小人，人家不听你的意见，就生气忿然离去，一天就走得远远的。

这一段话也是清楚地说明了儒者的抱负，是来追求王天下安百姓的理想，不是为了求官而已。孟子去齐，为什么？就是言而不听，因此离去。但是，若是宗室之臣，国君不听善言，做法就有所不同了，宗室之臣是可以变置国君的。以下，不仅说出了君子去国之道，也说出了宗室变置国君的正当性。参见：

齐宣王问卿。孟子曰：“王何卿之问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贵戚之卿，有异姓之卿。”王曰：“请问贵戚之卿。”曰：“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王勃然变乎色。曰：“王勿异也。王问臣，臣不敢不以正对。”王色定，然后请问异姓之卿。曰：“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孟子·万章下》

齐宣王问大臣的角色，孟子提出了国君宗室的大臣和异姓知识分子的大臣两种类型，当然两类人都必须是君子、是儒者。宗室之臣，对于君王，有过则谏，反复谏之不听就把他换掉，因为要保宗室之国。若是外姓大臣，非宗室，不是统治者阶级，那就去国吧。由此再证，孟子认为儒者为官，就是要提出专业的治理国家的政策意见，内容绝对是行仁政、爱百姓，所以要时时建言，君王有过则谏，因为君王的存在也是为了照顾人民而设置的，若是谏言不听，就没有必要留在朝堂之上了，自己辞官可也。这当然也说明了王权政治的统治者身分的威权性，知识分子对他无可奈何，除非倒行逆施，残民以逞，那才可以发动革命。

淳于髡是个厉害的角色，辩论的能力不亚于孟子。他向孟子提出挑战，主要就是说孟子功业未建，就要去齐，这不是有仁德的君子所当为之事。参见：

淳于髡曰：“先名实者，为人也；后名实者，自为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实未加于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贤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汤，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恶污君，不辞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趋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曰：“鲁缪公之时，公仪子为政，子柳、子思为臣，鲁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贤者之无益于国也！”（孟子）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贤则亡，削何可得与？”曰：“昔者王豹处于淇，而河西善讴；绵驹处于高唐，而齐右善歌；华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变国俗。有诸内必形诸外。为其事而无其功者，髡未尝睹之也。是故无贤者也，有则髡必识之。”（孟子）曰：“孔子为鲁司寇，不用，从而祭，燔肉不至，不税冕而行。不知者以为为肉也。其知者以为为无礼也。乃孔子则欲以微罪行，不欲为苟去。君子之所为，众人固不识也。”《孟子·告子下》

“先名实者”就是尚未有名，已做实事，这是实先于名之人。淳于髡说：没有名位也愿意做实事的人，这是为百姓而做事的人。有了名位才愿意做实事的人，这是为了自己的名位做事的人。现在先生您虽有了名位却还没有做出实际的政绩，便要去国，这是仁者的做事风格吗？孟子回应道：伯夷、伊尹、柳下惠三位仁者的作风，也是人各不同，所以没有一定要是怎样的风格才是仁人君子的，只要有仁爱百姓之心，做法要应时而变，也要适合自己的个性。淳于髡说，你认为自己是贤人仁者，但是仁者贤人常常不一定对国家有利，鲁国固有贤人，但国力转弱，贤人不一定有用啦。孟子说，贤人必定有用，百里奚在虞无用，在秦大用，就是贤人有用。因此是君王是否明智用贤的问题，而非贤人是否有用的问题。淳于髡针对的就是孟子，想指责他是没有实际功业能力的人，就说了一些例子，主张有诸内必形诸外，也就是说孟子你在齐国没有表现，也不算是贤人了。孟子反驳，以孔子为例，国君无礼，就可离去，孔子去鲁，是为无礼，我孟子去齐，也是因为国君无礼，你不了解无所谓了。

孟子永远坚持自己的理想，不为稻粮谋，不仿效小人之行，不能实现理想就不用当官领俸禄，这就是大儒的形象。

孟子谈到君子做官，如何就任，如何去职，有哪些可以参考的因素：

陈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则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礼，言将行其言也，则就之；礼貌未衰，言弗行也，则去之。其次，虽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礼，则就之；礼貌衰，则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饥饿不能出门户。君闻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从其言也，使饥饿于我土地，吾耻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孟子·告子下》

孟子说了三种就仕以及去职的状况，也就是君王是什么态度下我们可以上任，什么态度出现了我们就可以离职了。第一种，迎接有礼貌，也说了会实践我们的建议，这样可以上任，但之后礼貌还在，却不实现我们的政策建议，这就是没有诚意了，君子不必浪费时间在这个国家了，因为君子要的是理想的实现，而非仅是做官。第二种情况，以前讲过什么政策献给君王，君王还没实践，但很有礼貌地迎接你来，这样可以就任，因为见到面以后可以再讲，我们就是为了实现理想而来，但来了之后，政策还是没有实现，甚至恭敬有礼的态度也没了，这样就可以离去了，表示根本不可能实现我们的理想了。第三种情况，自己没饭吃快饿死了，国君认为虽然不能听其言行其道，但总不能让贤人在自己的国内饿死吧，于是施以财务的救济，这样也可以，免死嘛！但当然是不能实现理想了。

孟子对人性观察深刻，对君子的立场坚持，做官就是要实现理想，若是不能，不必在任，回家吃自己吧。

五、儒者因其贡献而应当接受俸禄

孟子的立场是儒者是专业政治管理人才，任务就是治理天下，但有农家人士指出，君王应该自己耕种养活自己，孟子反对之。孟子以为治理国家的专业更重要，贡献更大，士农工商的分职，是有其道理的。参见：

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自楚之滕，踵门而告文公曰：“远方之人闻君行仁政，愿受一廛而为氓。”文公与之处，其徒数十人，皆衣褐，捆屦（编麻鞋）、织席以为食。陈良之徒陈相与其弟辛，负耒耜而自宋之滕，曰：“闻君行圣人之政，是亦圣人也，愿为圣人氓。”陈相见许行而大悦，尽弃其学而学焉。陈相见孟子，道许行之言曰：“滕君，则诚贤君也；虽然，未闻道也。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煮早餐及晚餐）而治。今也滕有仓廪府库，则是厉民而以自养也，恶得贤？”孟子曰：“许子必种粟而后食乎？”曰：“然。”“许子必织布而后衣乎？”曰：“否。许子衣褐。”“许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织之与？”曰：“否。以粟易之。”曰：“许子奚为不自织？”曰：“害于耕。”曰：“许子以釜甑爨（音府赠窜），以铁耕乎？”曰：“然。”“自为之与？”曰：“否。以粟易之。”“以粟易械器者，不为厉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岂为厉农夫哉？且许子何不为陶冶，舍皆取诸其宫中而用之？何为纷纷然与百工交易？何许子之不惮烦？”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滕文公上》

有农家人士自己耕种、编鞋、织席以换取生活所需，有儒家的子弟认为这样才是君子之道，因为自己的生活所需是靠自己的劳动来换取的，并没有推给别人，换言之，儒者不事生产却收取俸禄，这是不公平的。孟子反驳而问，他们这些人的生活，除了耕种、编鞋、织席以外，各种生活器物也是自己制作的吗？答曰：当然不是，而是以自己生产的东西去换来的，因为做那么多的东西会妨碍耕种编席织席。孟子说，既然如此，治理天下的事情难道不辛苦吗？难道耕种、编鞋、织席不会影响治理天下的事业吗？人间种种事，有大事有小事，一人生活之所需，百工之为备，如果什么东西都自己做，而不交换劳动成果，那每个人都奔忙于道途也做不完了。于是“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有人劳心，是管理阶层，有人劳力，是被管理的阶层，管理者的衣食奉养由劳力者提供，而任务就是将天下治理好，劳力者就负责奉养天下人，这是天下通义，这样社会才能有效运行。孟子举例：禹治洪水十余年，三过家门而不入，难道他也要自己耕田养活自己吗？而儒者治理天下，提出五伦之道，圣人关心百姓，提出种种政策，也有时间自己耕种养活自己吗？圣人用心寻求治理天下的人才，尧找到舜、舜找到禹，孔子盛赞之，难道他们也有时间自己耕种才去饮食吗？参见其言：

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偪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禹疏九河，瀹济漯（音月祭踏，掘济水与漯水），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当是时也，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虽欲耕，得乎？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勋曰：‘劳之来之，匡之直之，辅之翼之，使自得之，又从而振德之。圣人之忧民如此，而暇耕乎？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夫以百亩之不易为己忧者，农夫也。分人以财谓之惠，教人以善谓之忠，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是故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孔子曰：‘大哉尧之为君！惟天为大，惟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与焉！尧舜之治天下，岂无所用其心哉？亦不用于耕耳。

《孟子·滕文公上》

孟子主张，不必要要求君王以及管理者去耕田、织布、编鞋、织席，这些事自有劳力者为之，但天下安危、百姓教化的事情更为重要，这是君王的职责，也是儒者要追求的理想，劳心者治人，治人者食于人，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不必索隐行怪、矫情伪饰。同样的意见又见：

公孙丑曰：“诗曰‘不素餐（尸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国也，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其子弟从之，则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于是？”《孟子·尽心上》

公孙丑说君子不耕而食是尸位素餐，孟子说，儒者协助君王治理国家，若获君重用，使得全国百姓可以获得丰衣足食的生活，子弟能够有孝悌忠信的言行，这样的治绩，比起君子去耕食，哪一个效果更大呢？也就是说，儒者自有扮演的角色，对社会国家的重要性不可相比于耕种事养的工作，所以不必回到远古时代小国寡民的社会，人口少，事情小，地方主事者一样是农民阶级，也能自理生活的一切。然而，当社会发展，人口暴增，国家群体的事务繁重，就需要有管理者阶级出现，且需专业有素养的君子，否则人民身陷战争刀兵之祸，岂不更难以生活。可见，农家思想是远古社会的人民生活情态，自耕自食故是不错，但社会发达以后，管理阶级的任务艰巨，治人者食于人，没有什么不对，不必食苦不化，骄情伪饰。

同样的讨论又见：

彭更问曰：“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客馆）食于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子以为泰乎？”曰：“否。士无事而食，不可也。”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羡（多余的）补不足，则农有余粟，女有余布；子如通之，则梓匠轮舆皆得食于子。于此有人焉，入则孝，出则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而不得食于子。子何尊梓匠轮舆而轻为仁义者哉？”曰：“梓匠轮舆，其志将以求食也；君子之为道也，其志亦将以求食与？”曰：“子何以其志为哉？其有功于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曰：“有人于此，毁瓦画墁（划破车盖），其志将以求食也，则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则子非食志也，食功也。”《孟子·滕文公下》

彭更对于孟子只是靠一张嘴就受食于诸侯，很是不满，于是批评道：你老人家带了那么多随从，周游各国，接受食宿的招待，以及俸禄之养，这样不是太舒服了吗？孟子回答：如果儒者接受国家的奉养，却没有贡献，这当然不可以，如果以非正道事君，也是不可以，但若为国君计谋，以道事君，那么当然可以接受俸禄，就算是国君把天下交给自己，像舜接受尧的君位那样，也都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彭更说，我的意思是你只是说话而已，又没有真正做什么事情，却接受奉养，这怎么对呢？孟子说：儒者就是要国君行仁政，还要教育子弟孝悌忠信，这些贡献，当然可以接受奉养呀。就像工匠以其劳务器械之制作，而换取粮食一样呀。彭更说：工匠干活本来就是为了衣食奉养，难道儒者也是为了衣食奉养而接受君王的赐予吗？孟子说，一人接受俸禄不是因为他的目的而获得的，而是因为他的贡献而获得的。他有贡献，所以国君赐食，你认为国君是因为他想要俸禄就给他俸禄，还是因为他有贡献才给他俸禄的呢？彭更因为前面说了工匠是为食而来，所以制作器械而得俸禄，所以回答孟子的反问时，就说工匠是因为目的、动机而获得社会的赏赐的。孟子说，如果有车匠制车为了求食，但是车做得很烂，功能不彰，难道也要给他酬劳吗？彭更说当然不给啊。孟子就说，所以还是因为他做的事情好不好、成功不成功，而不是因为他想要酬劳的目的就给他食禄吧。

换言之，孟子主张儒者提出治理国家的方案，这件事情本身就是有贡献于国家社会的，他获得俸禄是理所当然，他不是为奉养而来，而是为贡献而来，因为有贡献，所以得食禄，这是儒者当得之物呀。

六、儒者的理想与形象及其心态

孟子从政治角色进路谈儒者的理想，究竟对自己的人生期许是怎样的图像呢？这点上孟子谈了很多，首先，孟子明确提出，君子应该不畏艰难困苦的挑战，其言：

孟子曰：“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闲，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孟子·告子下》

孟子举出古圣先王的发迹，莫不是发迹于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只因为自己的坚持，百忍以图成，才终成大器。所以，一个要承担天下大事、重责大任的人，上天一定会给他许多的考验，要让他心里承受苦痛，身体承受辛劳，忍饥耐渴，做事情还要让他不顺遂，目的就是为了增强他的心志，强化他的忍耐力，以及实践力。犯错就改过，有困难之事才能深思熟虑，看到别人的反应，了解别人的心思，才能深刻明白事业做得好不好。所以国家也是一样，内无谏臣，外无敌国，就松懈丧志了，反而易于亡国。所以，忧患反而让人茁壮，安乐反而让人萎缩，甚至致死。同样的意思又见：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术知者，恒存乎疢疾。独孤臣孼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

《孟子·尽心上》

孟子说，人之所以有能力有德行，就是因为总是碰到艰难困苦之事，所以失去君父庇佑的臣子，因为忧患意识之故，反而更加努力，因而成就更大。

孟子说，儒者就是要做官，做官就是要治理天下、安定百姓，这才是最终目的，但是要先获得君王的信任，从而被任命，但，要怎么获得君王的信任与任命呢？孟子说：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获于上，民不可得而治也。获于上有道；不信于友，弗获于上矣；信于友有道：事亲弗悦，弗信于友矣；悦亲有道：反身不诚，不悦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

《孟子·离娄上》

获得君王的任命就要先获得同侪的信任，要获得同侪的信任就要先让自己的亲人喜悦，要让亲人喜悦就要先反身而诚，要反身而诚就是要先明白事理。所以，事事诚恳，才能感动人心。

君子关心自己的任务做不做得到，但不需要担忧自己的衣食居处之事。那么，什么事情才是要擔心呢？那就是能否为尧舜之道，也就是有没有照顾好天下的百姓，孟子言：

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也。乃若所忧则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我由未免为乡人也，是则可忧也。忧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则亡矣。非仁无为也，非礼无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则君子不患矣。”

《孟子·离娄下》

君子一辈子都要忧虑是否不能协助君王行仁政、爱百姓，因为一心就是关心百姓的生活。舜能做到的事情就是我应该做的事情。至于个人的生活奉养，不是应该忧虑的事情。要注意的事情是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仁义道德，而不是衣食俸禄，所以有终身之忧，而无一朝之患。只是忧虑百姓的生活，而不担忧自己的衣食居处。

孟子提到作为臣子的几种不同心态及形象：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则为容悦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为悦者也。有天民者，达可行于天下，而后行之者也。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孟子·尽心上》

有些臣子做官只为效犬马之劳于君王，事事以取悦国君为荣，国君欢喜了，他就喜悦了，这种人心中就只有自己的利益，而没有百姓。有些臣子是为照顾百姓、保护国家而为官的，国泰民安了，他才喜悦，但必须要国君真心用他才行。但还有天民者，只要他能施展抱负，就能够安定天下，若没有机会，时不我予，也就退出官场，不怨天尤人。既然不能进入官场高层，就做个大人吧，以自己的言行为典范，让天下人来自动效法。

以上，孟子讲了这么多的儒者的形象，或为官或在野，至于他自己的内心世界呢？孟子讲了君子之乐有三：

孟子曰：“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孟子·尽心上》

君子心中真正的快乐，是家人安好，是没有羞愧，是教育子弟。至于王天下，那是君王该做的事情，他若用我，就协助他，若不用我，也不强求，协助君王而王天下是一定可以成功的，并不是难事，成功了也不必兴奋过头，因为那是天下人的事情，至于我自己的事情呢？那还是家人、子弟、以及自己而已。

以下孟子就讲了他真正的理想以及自我期许：

孟子曰：“广土众民，君子欲之，所乐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乐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虽大行（成功行于天下）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身心舒泰内外一致）。”

《孟子·尽心上》

儒者心中真正的价值是在仁义礼智根于心，做任何事情以此为标准，这就是我的本性，事情做到什么程度自有种种条件的配合，不一定事事完美，但尽心就好，就算功业彪炳，那也是本来可以达到的，虽喜乐之，但也不必过于动心，君子应该有的态度就是，以身践形，做一切符合仁义礼智的事业就好。

在孟子的自我角色期许中，儒者与君王的不同是什么呢？那就是，孟子不认为君王是人间最高的境界，因为他不觉得君王比自己高人一等，因为理想根本不同，《孟子》言：

孟子曰：“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堂高数仞，榱题（音催提、屋檐）数尺，我得志弗为也；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我得志弗为也；般乐饮酒，驱骋田猎，后车千乘，我得志弗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孟子·尽心下》

跟国君说话，不必觉得他高高在上，甚至，国君可能是个没什么智慧、见识的人物，他享受的东西，都是我没有兴趣的，他喜欢高大的房子，我若得志，这不是我要的，他喜欢丰盛的食物，众人的服侍，这也不是我要的，他喜欢饮酒田猎，我也没兴趣，君子的心中，就是古代圣君贤相的理想，也就是百姓的幸福，所以当君王不能实现我的理想时，就离他而去吧，他不是什么伟大的人物，只不过是个庸碌之人而已，我对他没有什么敬畏的。

七、结论

孟子的政治哲学中，有对圣王的形象定位，这主要是从对舜的大孝、善与人同、與人为善的典范而建立起来的，以及对于汤、武革命的作为而说的。孟子对圣贤的形象，个别地谈了伊尹、孔子、柳下惠、伯夷、百里奚等人的作风。至于本文之作，则是进入孟子对儒者为官之道，及其应有的应对进退之道做出讨论，可以见出，做官就是儒者实现抱负的管道，但有许多条件，正是本文各节所论者。这些儒者形象的建立，成就了两千年中国政治哲学的思想判准，是凡作为一个儒者，在官场上的进退，主要就是孟子这样的立场。不过，个人命运和时代格局都有所不同，因此会展现出不同的进退风范，但作为儒者，为官之道就在本文所谈的典范上，它具有普世的价值，值得今人深思并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