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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贫背景下旅游扶贫研究综述①

2017-05-30常嘉佳陶维

中国商论 2017年17期
关键词:旅游扶贫文献综述精准扶贫

常嘉佳 陶维

摘 要:旅游精准扶贫已经成为我国新时期扶贫攻坚的新路径和重要举措。本文运用文献研究法从旅游精准扶贫识别、扶贫效应、路径选择等方面对旅游扶贫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对代表性观点进行概述,并结合现有研究的不足对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精准扶贫 旅游扶贫 文献综述

中图分类号:F5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298(2017)06(b)-037-02

贫困既是一个普遍而常见的经济现象,也是一个涉及社会、精神、人文、健康、知识等诸多方面的社会现象。为减缓甚至消除贫困,各国或采取以政府为主导的财政扶贫模式,或采取以产业化带动为核心的开发式扶贫模式。继英国国际发展局提出了扶贫旅游(Pro-poor Tourism)的概念之后,以旅游业为支撑的旅游扶贫备受国内外学术界、政府和社会的关注。作为一种能够促进减轻贫困、提高贫困人口净效益的旅游发展方式,我国旅游扶贫主要源自于旅游业的发展实践,在经历了从1984年~2012年自发阶段、旅游促进阶段、实施操作阶段后,逐步进入了多措并举促进旅游扶贫阶段。2014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要求要不断创新扶贫模式、进行精准化扶贫,改变以往“漫灌”式的扶贫方式,采取“滴灌”式深挖贫困地区发展潜力,实现贫困地区以自我“造血”的形式彻底摆脱贫困。

随着精准扶贫思想的不断升华和精准扶贫理论框架的进一步完善,学者们从旅游精准扶贫路径选择、机制构建、扶贫效应、资金运用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和研究,以期为旅游精准扶贫工作提供确实可行的措施和建议。本文将从 旅游精准扶贫识别、扶贫效应、路径选择等方面对国内学者的研究进行归纳、整理。

1 旅游精准扶贫识别

“精准识别”是实现精准扶贫最为重要的一步,是研究贫困问题的首要问题。邓小海等(2015)指出要准确区分贫困户与非贫困户、哪些贫困人口是否能在旅游开发中直接受益,进而准确识别旅游扶贫目标人群。就识别方式而言,许佳等(2015)用“一少一低一无”的标准确认扶贫对象,贺立龙等(2016)、王小林(2016)使用多维度贫困测度法识别和评价贫困人群,李鵾和叶兴建(2015)提出“参与式”识别法替代“层级式”识别法。

当然,一个不错的、适合的旅游扶贫项目的选定对旅游扶贫开发效果影响深远,这就必须选择最适合本区域的旅游发展项目(张春美,2016)。邓小海等(2015)在综合考虑资源、人、效益等方面的因素后,提出旅游扶贫项目识别的三大标准,即与地区旅游发展条件相适应标准、贫困人口参与受益标准、效益标准。但这三大标准的执行会限制旅游扶贫项目的选择范围(王文艳和余茂辉,2016)。而且,上级政府对旅游扶贫项目的“选择性平衡”还会造成扶贫瞄准偏离,最终使旅游扶贫项目的选择更是难上加难。

2 旅游精准扶贫的效应

旅游精准扶贫通过经济、政治、社会、教育等多个维度对贫困地区的发展产生影响,具体而言,主要包括经济效应和非经济效应,并伴有负效应。

2.1 旅游精准扶贫的经济效益

旅游精准扶贫带来的经济效应表现在通过为贫困人口提供就业岗位、促进当地产品销售等方面增加其实际收入,通过旅游业的“涓滴效应”、“集聚效应”形成产业发展合力,推动地区经济整体发展。李清娥(2011)就北川羌族自治县旅游扶贫开发的实践效应展开研究,结果发现旅游扶贫能够为当地贫困人口增加就业机会,进而增加其直接收入,改善生活水平,從物质上、观念上加速脱贫步伐。杨建春和肖小虹(2011)认为乡村旅游这种使贫困人口离土不离乡的扶贫方式,能实现产业的转移升级,带来收入的持续增长。叶俊(2014)运用问卷调查和数理统计方法,发现旅游扶贫开发改变了当地传统产业结构,拓展了农村产业链,给当地居民带来了真正的实惠。冯旭芳等(2011)指出贫困人口可以通过开设餐馆、旅店,售卖土特产、旅游纪念品等增加收入,从旅游扶贫开发中获益。李佳和田里(2016)对四川集中连片特困民族地区旅游扶贫开发的调查发展,贫困人口从旅游扶贫中获得的收入来源按金额排序分别是财务性收入、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而且旅游开发后从事行业及家庭收入都出现了明显的增幅。

2.2 旅游精准扶贫的非经济效益

旅游精准扶贫带来的经济效应包括环境效应、社会文化效应等。叶俊(2014)研究指出,旅游扶贫工作的推进极大地改善了贫困地区的交通、环境状况,稳步提升贫困人口的文化水平、发展观念。杨建春和肖小虹(2011)指出,乡村旅游精准扶贫工作还能增强贫困群众与外界的沟通交流,扩展贫困人群眼界的同时不断提升基本素质。冯旭芳等(2011)认为,旅游扶贫可以促进贫困人群思想观念的更新和现代意识的培养,提高妇女的地位和自信心,提升受教育比例。邓小海(2015)认为旅游精准扶贫能够改善当地的环境使贫困人口受益,如教育水平提升、文化水平提高、交通设施改善、自尊心增强、医疗设施改善等。

2.3 旅游精准扶贫的负效益

由于贫困地区本身经济基础较差、基础设施配套不到位、发展观念相对滞后,致使旅游扶贫推进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负效应。刘筏筏(2006)强调,旅游业的季节性波动使得贫困人口参加旅游开发的机会成本加大,降低了贫困人口的参与度,使其难以获得扶贫旅游开发的利益。杨建春和肖小虹(2011)发现,对外部的过度依赖使得贵州多个旅游扶贫地区成了“旅游飞地”,大量的旅游收益外流;而且相对不足的贫困人群参与度,又无法为其带来更多实际好处;加之盲目重复的建设致使资源被严重浪费。邓小海(2015)指出,薄弱的基础条件使得贫困地区在旅游扶贫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漏损,贫困人口真正获益面非常有限。

3 旅游精准扶贫的路径选择

针对发展旅游业实现精准扶贫过程中可能出现或已经出现的各种问题,学者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探寻旅游精准扶贫的路径和发展战略。

(1)在精准识别方面,要摸清贫困规模、贫困人口分布情况、建档立卡情况,解决帮扶谁、如何帮扶的问题。邓维杰(2014)指出结合国家政策对贫困村进行分类管理来确定贫困规模,并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融合的贫困户识别机制精准识别帮扶对象。邓小海(2016)针对不同区域环境和贫困人口状况,采用矩阵分析法精确识别出那些有劳动能力并愿意参与旅游扶贫开发的贫困人口,并使用RHB战略对旅游扶贫项目进行精准识别,从而将资源合理配置到贫困人口和扶贫项目上。

(2)从政府职能视角看,要充分发挥政府在旅游扶贫中的主导作用,制定相应的旅游扶贫规划和政策措施,以缓解贫困、增加平等。薛定刚(2016)认为政府还要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和投资环境,扩展招商引资渠道,建立健全旅游精准扶贫管理体制与合作机制。曾名芹和梁燕平(2015)从旅游生产要素整合的角度出发,探讨旅游精准扶贫工作中地方政府引导下优化整合旅游生产要素的机制,提出完善乡村旅游扶贫建设系统。

(3)从基础设施角度看,要在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设施上下功夫,逐步改善贫困地区的基本生活、生产条件(郑艳萍等,2016)。柏灵(2016)还指出,要升级贫困地区的旅游交通设施、乡村环卫设施、接待服务设施,扭转乡村游带给人们的“脏,乱,差”印象,以乡村旅游带动贫困农村地区脱贫致富。

(4)从资源开发视角看,首先要能够准确识别贫困地区旅游资源的容量和质量,深挖资源潜力,以便选择合适的旅游发展项目(杨福振,2016)。当然,鉴于资源的稀缺性和环境保护的要求,在进行旅游精准扶贫过程中,资源的开发利用必须达到最优配置的状态才能更好地促进贫困地区脱贫致富。徐克勤等(2016)进一步指出,旅游扶贫开发过程中对生态资源、民族文化资源、民族古镇进行有效的保护和利用。

(5)从产业结构整合优化角度,旅游业“集聚经济”和“涓滴效应”能够对贫困地区经济发展、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带来有益的促进作用。陈秋华和纪金雄(2016)指出,推进旅游业与农业、运输业等行业的联动发展,能够促进农产品销售,加快实现旅游富民。张春美等(2016)认为,优化农村产业结构,实现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可以逐步延伸农村产业链,增加就业机会,活跃区域经济。

(6)贫困人口素质角度看,要构建长效培训机制,对设计旅游扶贫的农户进行特色农副产品、餐饮、住宿等实用技术的培训,努力提升对参与旅游精准扶贫的贫困人口的综合素质,转变小农思想,转变他们的思想观念,改变生产、生活方式,以便于在引入旅游投资企业时,贫困者能更好地融入到经营活动中(薛定刚,2016;张春美等,2016)。耿宝江等(2016)认为除了学习外,分享和匹配机制能让更多的贫困人口参与到旅游精准扶贫之中,在机会、收入、能力三个方面达成减贫目标。

4 结语

目前,我国已经步入扶贫攻坚战的灼热环节,具有典型代表性的旅游扶贫开发正在如火如荼的推进,学界的研究也多是针对某个典型地区的旅游扶贫开发状况进行研究和解析,剖析问题以探寻解决之策。但是就旅游精准扶贫目标人群和扶贫项目的精准识别方面研究、定性量化旅游精准扶贫效应方面还有待继续深化。

因此,对于我国旅游精准扶贫今后的研究,一是加深对旅游扶贫人群、旅游项目的精确识别,明确扶贫对象和扶贫目标;二是结合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深入个案研究,量化旅游精准扶贫开发绩效;三是结合现实发展状况,创新发展路径,探寻于贫困地区相适应的旅游扶贫模式和机制。

参考文献

[1] 李清娥.5·12震后旅游扶贫的实践效应——北川羌族自治县旅游开发模式分析[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2,33(5).

[2] 杨建春,肖小虹.贵州旅游扶效应动态分析[J].商业研究, 2011(7).

[3] 叶俊.大别山试验区旅游扶贫效应评估——以麻城龜峰山风景区为例[J].湖北农业科学,2014,53(13).

[4] 冯旭芳,徐敏聪,王红.基于贫困人口发展的旅游扶贫效应分析——以锡崖沟为例[J].生产力研究,2011(5).

[5] 李佳,田里.连片特困民族地区旅游扶贫效应差异研究——基于四川藏区调查的实证分[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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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刘筏筏.旅游扶贫的经济风险及应对策略探析[J].商业经济, 20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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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柏灵.精准扶贫视角下乡村旅游创新发展策略研究——以辽宁省阜新市为例[J].边疆经济与文化,201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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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张春美,黄红娣,曾一.乡村旅游精准扶贫运行机制、现实困境与破解路径[J].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16,15(6).

[16] 耿宝江,庄天慧,彭良琴.四川藏区旅游精准扶贫驱动机制与微观机理[J].贵州民族研究,2016(4).

[17] 贺立龙,左泽,罗樱浦.以多维度贫困测度法落实精准扶贫识别与施策——对贵州省 50个贫困县的考察[J].经济纵横, 2016(7).

[18] 王小林.扶贫对象精准识别与精准帮扶研究——黔西南州案例研究[J].当代农村财经,2016(3).

①基金项目:2015年云南师范大学文理学院可教研基金(16KJY036)。

作者简介: 常嘉佳(1988-),女,汉族,云南昆明人,助教,硕士,主要从事产业金融方面的研究;陶维(1988-),女,汉族,云南宣威人,助教,硕士,主要从事资本市场下财务与会计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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