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 本文认为目前语言景观研究中对样本的官方与非官方分类未能完整反映语言景观的全部特性。语言景观的受众，即针对言语社区内部成员的标牌和针对言语社区外部群体的标牌在语言使用上同样存在巨大差异，这一因语言景观受众不同而导致的语言使用上的差异在澳门社区的语言景观中已经得到证实。本文将这一分类标准放在香港社区中进行检验，发现香港社区的语言景观也具有明显“内外不同”的性质。同时这一分类也可以在言语社区理论中的言语社区语言性质这一问题中找到依据。基于此，本文认为语言景观的分类标准应将语言景观的受众考虑在内，由以往的“官民不同”发展完善为“官民不同、内外有别”，这是一条更符合语言事实且具有普遍性的分类标准。

关键词 语言景观；分类；言语社区；官民不同、内外有别

The Classification of Linguistic Landscap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eech Community Theory

Zhang Yuanyuan

Abstract In linguistic landscape studies， signs displayed in public place are generally classified into two types： official signs and private signs. This paper takes issue with this widely-accepted classification， arguing that the official-private distinction fails to address the language use differences on signs targeted at the insiders and those targeted at the outsiders of a speech community. The linguistic landscape in various speech communities of Macau has demonstrated the existence of insider-outsider difference. In this study， the linguistic landscape in Hong Kongs speech communities are examined， and the findings also clearly support the distinction of insider-oriented and outsider-oriented signs. It is argued that multilingual speech communities have advantages over monolingual speech communities， with the former more inclined to accommodate internal and external needs. The classification of linguistic landscape thus should not only take into account the language differences between official and private sectors， but also the internal-external differences in a speech community.

Key words linguistic landscape； classification； speech community； official vs. private signs； insider vs. outsider-oriented signs

国内目前关于语言景观的研究主要有两类：一类侧重于研究招牌上语言使用的规范性、外语翻译的準确性、相关的文化修辞特色及国家对于招牌语言使用的规定等（如陈妹金 1995；胡范铸 2006；郑梦娟2006；孙利 2009；张晓旭 2009；李贻 2011；孙莲花、谷月 2013等）；另一类则从多语竞争、族群认同、语言经济等多个角度对语言景观研究进行理论和实践层面的探索和发展，如尚国文、赵守辉（2014a，2014b），田飞洋、张维佳（2014），尚国文（2016），张媛媛、张斌华（2016），刘慧（2016）等。不过目前语言景观理论还处于研究的初级阶段，语言景观的分类标准也不完善。本文将就语言景观的分类标准做些探讨以推动语言景观研究的深入，更全面地反映言语社区的语言事实，更好地探讨各种社会因素和语言使用之间的关系。

一、“官民不同、内外有别”的分类更能反映社区语言面貌

以往的研究者通常根据主体性的不同将语言景观分为两类：一类是官方或政府标牌，常称为“自上而下”的标牌；另一类是非官方或私人标牌，常称为“自下而上”的标牌，一般认为这两类标牌在语言使用上存在差异。

然而，这种分类标准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它只从言语社区的内部影响因素即语言政策方面考虑一个言语社区的语言使用状况，而忽略了其他因素对言语社区语言使用的影响。事实上，一个言语社区的语言使用除了受到本地语言政策的影响，还往往受到对外交流，特别是国际化趋势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英语往往在许多地区享有半官方语言的地位（Moody 2008）。同样有研究表明，一个言语社区内部，不同商业类型区域的语言景观在语言使用上也存在很大差异。张媛媛、张斌华（2016）曾在澳门选取了四个抽样区，对所收集的1391个语言景观样本进行分析，研究者在每个取样区域均选取两条街道，其中一条是涉外商业街，经营的对象既包括本地居民，也包括外地游客；另外一条是居民生活小街，商业经营的对象主要是街道附近的本地居民。研究数据表明，本地居民消费区域和涉外商业区域语言景观的语言使用存在很大差异，居民生活区域主要以中葡双语标牌为主，较少出现英文标牌，而涉外商业领域的英语使用量非常大。

由此可以看出，语言景观主体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受语言政策影响，官方标牌和非官方标牌在语言使用上存在差异，这一差异主要体现为当地官方语言使用率的高低；二是受到对外交流，特别是全球化趋势的影响，本地居民消费区域标牌和对外商业区域标牌在语言使用上也存在明显差异，主要体现在英文使用率的高低。因此以往“官民不同”的分类并不能完整地反映语言事实，语言景观研究分类不仅要考虑社区内部语言政策的影响，还要考虑社区外部因素的影响，将语言景观的研究主体进行官方、非官方以及社区对内、对外标牌这样多维度的分类，才能更完整地反映所考察区域公共空间内的语言文字使用状况，更好地透过语言景观这扇窗口探究各种社会因素和语言使用之间的关系。

目前的语言景观分类都是基于问题出发，没有语言学理论上的支撑。事实上，不仅现有的研究资料可以支持我们上文提出的这一分类标准，在社会语言学的言语社区理论中也可以找到依据。而且从言语社区的框架出发，不仅能解释为什么语言景观研究要采用对内、对外的分类标准，以往官方、非官方的分类也将得到一个统一的理论解释。

二、语言景观“内外有别”的分类

也适合于香港社区

为了进一步验证语言景观“内外有别”的特点是否具有普遍性。本调查在香港选取了两条商业街道，一条是面向来港游客的对外商业街弥敦道，一条是本地居民生活街宝其利街。弥敦道由尖沙咀地区开始，贯通了官涌、油麻地、旺角、深水埗地区，无论长度、宽度都在港九名列前茅。这条大道自北向南可分为太子段、旺角段、油麻地段、佐敦段和尖沙咀段，由于街道较长且店铺密集，为了控制样本数，笔者选择了其中店铺比较密集的旺角段和尖沙咀段（总长约1千米）来收集招牌上的语言，共拍得照片409张，取得有效样本443个。宝其利街是位于机利士南路和红磡道之间的一条小街道，全长约450米，这里游客稀少，却是附近居民外出吃饭、购买日常生活用品的好去处，笔者共拍得照片139张，取得有效样本178个。下面简要分析两条不同类型街道的语言使用情况。

（一）香港弥敦道语言景观的语言使用状况

从弥敦道语言景观样本的语言使用类型看，主要有三种，分别是只含有一种语言的单语样本、含有两种语言的双语样本和含有三种语言的三语样本。其中，单语样本有197个，占总样本数的43.5%；双语样本有241个，占总样本数的53.2%；三语样本有5个，占总样本数的1.1%。总的来看，多语样本的比例高达54.3%（表1）。

从语言类型看，单语样本主要为中文单语和英文单语，且两者的比例几乎持平（分别为21.6%和21.4%），少数族群语言只出现了泰米尔语，且仅出现一例。多语样本主要为中英双语样本，比例高达53%，其他包含少数族群语言的多语样本仅有几例（表2）。法语主要是国际奢侈品的商标，朝鲜（韩国）语为韩国餐厅的招牌，其他含拉丁字母的文字也往往是国际品牌的商标，这些语言都不具备实际的交际功能，只是一种符号象征。

在主导语言方面，中文占主导语言的比例为54.3%，英文占42.9%，两者几乎持平，英文作为主导语言的比例稍低于中文（表3）。

（二）香港宝其利街语言景观的语言使用状况

香港一向被视为传统的双语城市，但研究数据显示，宝其利街语言景观主要以单语标牌为主，单语比例达53.4%（表4），比对外商业街弥敦道的单语比例高出9.9个百分点。从语言使用类型来看，宝其利街的语言使用主要以中文单语为主，在单语样本中，48.9%的标牌为中文单语标牌，英文单语标牌仅占5.6%（表5）。

在宝其利街语言景观的主导语言中，中文占主导语言的比例达67.4%，英文仅占10.7%（表6）。这与弥敦道上中英文占主导语言比例几乎持平的状况相比有很大差距。另一方面，在宝其利街上，没有发现少数族群语言。

（三）两条商业街道语言景观的对比分析

从语言使用类型上看，弥敦道的语言景观呈现出多语的性质，双语样本占54.2%，多语样本占1.1%，而宝其利街则更多的是单语标牌，占68.3%（表7）。

中文和英文都是香港法定语言，港英时期到现在均如此。中文和英文各自有其使用范圍，在某些方面呈互补状态。在对外的弥敦道上，香港官方标牌严格遵守法律规定，在语言种类上使用中英双语，在主导语言上，中文和英文的使用比例也几乎持平；非官方标牌的语言也主要是中英双语，但主导语言以中文为主。而对内商业街宝其利街的语言景观中，非官方的标牌则更倾向于使用中文单语，英文的使用率大大减少（表8）。因此，香港社区的两条“内外商业街”的语言使用差异也主要体现在英文使用率的高低上。

为了更好地验证这一差异性，笔者利用SPSS软件中的卡方检验对香港语言景观中的商业类型和语言使用之间的相关性进行检验，分别将商业类型和语言数量、语言种类及主导语言配对进行了卡方检验，得出的卡方值分别为25.396、82.129、41.827，相伴概率均小于0.05，说明商业类型和语言使用之间具有相关性②。这说明不同性质的商业类型对语言使用有显著的影响，具体到弥敦道和宝其利街而言，对外的商业街弥敦道英文使用率比对内的宝其利街高出很多。

以上数据很好地验证了语言景观不仅具有“官民差异”，而且具有“内外差异”，这一差异不仅在澳门社区中存在，在香港社区中也存在，是一种广泛存在的语言现象。

三、从言语社区理论看语言景观分类

从言语社区的框架出发，不仅能解释为什么语言景观研究要采用对内、对外的分类标准，对于以往官方、非官方的分类也将得到一个统一的理论解释。

（一）言语社区的语言性质问题

言语社区的语言性质问题是言语社区理论的基本问题，Hockett（1958：8）指出：“每种语言都定出一个语言社会，即通过共同的语言能直接和间接地彼此进行交际的一整群人。”他认为，应当根据语言来确定言语社区，社区中的人能够进行互动。而且比较明确地显示出言语社区的单语性质（徐大明 2010：120）。甘柏兹于1962年把言语社区定义为“一种社会群体，这个群体可以是单语的，也可以是多语的”（Gumperz 2009）。这是首次有人提出言语社区也可以是多语的社区，但是他并没有论证言语社区的本质自然属性到底是单语还是多语。

以往从自然地理意义上的社区出发，人们认为一个言语社区的天然本质属性往往是单语的，出现双语或多语的现象一般是与周围不同语言社区进行交往的結果。但是随着言语社区研究的深入以及概念的扩大，许多超越地理限制的社区或虚拟社区也被看作是言语社区的成员，“这种社区没有明确的地理和空间范围的限定，而且不以共同的居住地和对周围财产的所有权为基础。非区域性社区强调的是人们相互之间的社会互动，注重人们之间的交往和联系，和这种交往过程中所产生的感情和情操的联结，也有人称为精神社区”（向音、李峰 2011）。如在京农民工言语社区、合肥科学岛、超女言语社区、白领言语社区和军事言语社区等，这些言语社区在成立伊始就具有多语的性质。

（二）多语的言语社区具有优越性

本着经济性原则，言语社区在拥有了一套共同的交际符号系统后，社区应该逐渐演变成单语社区。但事实上，除了一开始就具有多语性质的“精神社区”外，现实中的双语或多语社区也越来越多。例如巴马言语社区的壮汉双语，广州的普通话、粤语双语社区，都是由原本的单语社区逐渐向双语或多语社区转化。一个言语社区在拥有可以共同进行交际的语言符号后，仍然存在其他影响语言使用的因素，大致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政治历史因素、全球化趋势、少数族群语言保护和方言保持。

1. 政治历史因素

在全世界190多个国家中，绝大部分是多民族、多语言国家。这些国家与单民族或单语言的国家相比，在确立国语或官方语言时往往面临着各种复杂的语言问题，Fishman曾提出“多元模式国家”，在语言政策的制定中应当克服多民族语言国家中“国语”选择的困难——“为了避免现有的主要语言之一获得优势地位，同时避免各种语言之间为了争取地位而长久斗争，这类国家通常选择一种具有国际通用地位的外国语言，作为全国性法定或实质的官方语言或工作语言”（转引自阮岳湘 2004）。

2. 全球化趋势

语言是交际的工具，不同国家要想进行各种交流就必须借助某种语言。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都有各自的语言系统，根据德国出版的《语言学及语言交际工具问题手册》可知：目前世界上查明的语言有5651种，这些语言都有各自的语音、词汇系统和习惯用法，往往给各国间的交往带来不便。因此英语逐渐在世界各国的交往中充当了一种全球混合国际语言（lingua franca）的角色。目前不少国家和地区都采用英语作为国际交往语言，甚至将其列入国际化的三个必要条件之一（蔡基刚2005）。

3. 少数族群语言保护和方言保持

这里的少数族群语言既包括本国少数民族语言，也包括新移民的语言，以欧洲为例，这些国家中来自东欧、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外来移民越来越多，但是这些移民一般不被政府视作少数民族，他们的语言文化也没有相应的法律来保护（哈正利、杨佳琦 2012）。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语言除了蒙、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等几种语言外，其他几乎都陷入衰落或濒危之中（张弘 2008；路艳霞 2008）。因此无论是新移民的语言被忽视，还是少数民族语言的濒危，都严重妨碍了地区人民对民族平等、语言平等的渴望，不利于文化的传承和民族之间的和睦相处。

方言保护的问题同样不容忽视。方言作为某一地区人们共同使用的语言，不仅是这一地区人们日常生活交流的工具，而且反映了一定的地域文化。语言文化的多样化需要共同语和方言的共同发展，互相补充的多元语言格局才能更好地满足人们的语言文化需求。

（三）言语社区多语性在语言景观中的反映

多语社区所具有的优越性实际上也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言语社区的语言使用会违反经济性的原则，即在拥有了一套可以进行交际的言语符号后，一个言语社区内部还存在着其他语言。

一般认为言语社区应包含五个要素：人口、地域、互动、认同和设施。为社区成员共有的设施包括两方面内容：社区内的各种语言变体和语言使用规范。以合肥科学岛为例，社区内共有的语言变体有普通话、合肥话，共有的语言使用规范就是公众场合使用普通话，私人场合使用方言（合肥话或外地话）。王玲（2009a，2009b）和徐大明（2004）在论及言语社区要素时指出，社区理论的诸要素都可以找到语言方面的对应物。“在一定区域保持互动的人口”，基本符合言语社区的定义，言语社区中进行言语互动的群体共同遵守的语言使用方面的规范和因此产生的相似的语言生活，可视为“共同的生活方式”的一部分。语言作为一个意义符号系统，为社区所拥有，可视为社区公共财产；解决言语问题的途径和方法，可看作言语社区的公共设施。言语社区在很大程度上与一般意义上的社区会产生重合（刘艳 2011）。这些研究认为，言语社区的设施指的是社区内的各种语言变体和语言使用规范，或者是言语社区内解决语言问题的途径和方法，但是这样的解释对于“设施”的解释力似乎还不充分，尤其是语言使用规范到底应该归于设施还是认同？会让人产生“设施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假如设施包括精神层面，跟认同的区别在哪里？”这类疑惑。因此本文更主张将“设施”这一概念与“认同”进行区分，将言语社区成员对语言及语言使用的态度，共有的语言使用规范，甚至解决语言问题的共识归于“认同”，而将“有关的语言权威机构、语言的典籍、成文的标准”（徐大明 2007：260）这些物质性内容归于“设施”。这样，语言景观作为一个社区内部语言使用的物质载体，自然属于言语社区的设施，一个言语社区内部的各种语言使用状况也必然会在言语社区的设施中得到体现。从研究数据来看，一个言语社区内部不同地区的语言景观，或不同性质标牌语言使用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多语度的不同上。因此一个社区内出现多语的影响因素也必然会和语言景观差异的原因相对应，具体来说，语言政策问题对应于语言景观的官方、非官方分类，对外交往需求对应于内外有别，少数族群公平及方言保护对应于语言景观中少数族群语言的体现。

四、结 论

与城市语言调查的其他研究一样，语言景观研究在理论和方法论的发展和完善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正如林奈所说：“知识的第一步就是要了解事物本身。这意味着对客观事物要具有确切的理解；通过有条理的分类和确切的命名，我们可以区分并认识客观物体。”（洛伊斯·N.玛格纳 1985）因此在语言景观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对语言景观研究对象进行合理的分类，能够帮助研究者从表面纷杂的语言现象中找到内在的联系和规律，使社会语言学研究者更好地找到语言变异与语言系统性之间的关系。本文通过对香港社区两条内外商业街语言景观的对比分析，验证了语言景观主体在官方、非官方以及对内、对外区域的语言使用都具有明显差异这一特性，证实了“官民不同、内外有别”这一语言景观分类标准具有科学性和普遍性；同时从言语社区的语言性质出发，认为这一分类标准完全符合言语社区多语性质的需求。这一分类标准的提出，不仅是对语言景观理论的发展和完善，也可以帮助研究者可以更好地透过语言景观这扇窗口观察语言事实，探究语言使用和各种社会因素之间的关系。

注 释

① 缺失样本是指字迹模糊、残缺，无法辨别语言种类的标牌。

② 卡方檢验可以统计样本的实际观测值与理论推断值之间偏离的程度；卡方值越大，偏离越大，卡方值越小，偏离越小。在本实验中，假设香港语言景观中的商业类型和语言使用之间没有相关性，依次配对检验的相伴概率（P值）均小于0.05，就拒绝原假设，即香港语言景观中的商业类型和语言使用具有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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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戴 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