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丽生 夏娜

提 要 少数族群语言的使用是语言景观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文以云南省丽江市古城区为例，考察少数民族聚居区语言景观中的语言生态。调查发现，多语言使用是当地语言景观中的一个显著特征，尤其是旅游商业发达的新华街明显高于政府机关所在的福慧路，语言使用更具多样性。中文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城市语言景观中是主导语言，其使用比例和凸显性均为最高。东巴文虽然凸显性并不强，但作为一种濒危语言，以及一种作为文化资源或者旅游资源开发的纳西族的书面语言，在排序及使用比例上构成了当地极有特色的语言景观。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在少数民族地区城市语言景观中的使用也十分普遍。调查结果真实反映了目前少数民族地区具有某种代表性的城市語言景观中语言使用的基本状况。

关键词 少数民族地区；语言景观；语言使用；东巴文；凸显性

The Linguistic Landscape in a Multiethnic Region： The Case of Lijiangs Old Town

Li Lisheng and Xia Na

Abstract The use of minority languages is one of the recurring themes in linguistic landscape studies. Based on empirical data，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linguistic landscapes of two streets in Lijiangs Old Town in northwest Yunnan province. It is found that multilingualism is an eminent characteristic in the linguistic landscapes of the two surveyed streets. Out of the two streets， Xinhua Street is a commercial district and tourist spot， thus displaying higher degree of multilingual characteristic of intensive use of more languages than that in Fuhui Road， where some government offices are located. Specifically， in the area that is densely inhabited by ethnic minorities， Chinese still manifests itself as a dominant language and fares higher percentage and salience. But what is more significant is that， as a cultural symbol， the endangered hieroglyphic Dongba script is capitalized as a tourist resource through highlighting it on the top of the order of appearance among other languages， although not as prominent as Chinese. In addition， English as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 is widely used in the local linguistic landscapes. The findings obtained from the investigation provide an authentic portrait of the linguistic landscape in a multicultural context like Lijiang， which is a well-known international tourism destination.

Key words multiethnic region； linguistic landscape； language use； Dongba script； salience

一、引 言

在过去的十年里，语言景观研究是国际应用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研究的热点领域之一，并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景象。

国内，真正意义上的语言景观研究近年来才开始（如李贻 2011；尚国文、赵守辉 2014a，2014b；徐红罡、任燕 2015；李丽生 2015等）。李贻（2011）曾对广州市北京路的语言景观做过简单调查，但此调查无论从方法还是所获得的结果来看均较为粗浅。田飞洋和张维佳（2014）从全球化社会语言学的视角，对北京市学院路街道双语路牌中英翻译存在的不规范现象进行了分析和解释，并把全球化社会语言学视为语言景观研究的新理论，但他们的研究应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语言景观研究。尚国文与赵守辉（2014a，2014b）对国外语言景观研究的视角、理论和方法做了比较详细的介绍，并对语言景观的分析维度与理论构建进行了讨论，这对推动中国国内开展这一领域的研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此后，徐红罡和任燕（2015）从旅游学的视角，以丽江束河古镇青龙河为界的东岸和西岸为调研地点，探究了旅游对纳西东巴文语言景观的影响。李丽生（2015）在对国外语言景观研究的缘起、功能进行简要分析的基础上，着重介绍了语言景观研究中的常见主题以及对我们开展这一领域研究的启示。俞玮奇等（2016）从语言景观学的视角，分析了国际化大都市外侨聚居区的北京望京和上海古北两地的语言景观状况。王克非和叶洪（2016）从多语路牌与国家政策、身份等三个方面对北京市内三个繁华地段主要街道的语言景观进行了考察与分析。张媛媛与张斌华（2016）则研究了澳门回归祖国后城市公共空间中语言文字的使用状况。尽管如此，总的来说，国内对语言景观这一新兴领域的探索才刚刚起步。根据我们的多途径文献检索，国内尚未有针对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城镇语言景观的研究。

本文对以旅游闻名于世的云南省丽江市大研古城的语言景观中的语言使用状况进行调查。地处西南边陲的丽江古城区，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集世界文化遗产、世界自然遗产、国家5A级景区等美誉于一身，是享誉国内的旅游目的地之一。这里最主要的少数民族是纳西族，而纳西族的书面语言东巴文，是国际上唯一的活象形文字，属于濒危语言文字，2003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为了东巴文化的传承与保护，2001年6月设市之前，丽江颁布实施了《云南省丽江纳西族自治县东巴文化保护条例》，但对东巴文的使用并无专门条例或政策。直到2008年8月，丽江市颁布了《丽江市旅游管理暂行办法》，才对旅游经营场所的语言文字使用做了明确具体的要求。而2016年3月起新实施的《丽江市旅游管理办法》，则对东巴文等语言文字的使用无任何规定。对丽江古城区内部分街道的语言使用状况进行调查，一方面有助于人们了解少数民族地区城市的语言景观，掌握更多少数民族地区语言文字的使用状况，更重要的是，调查结果可以为反映国家语言文字政策的实践，为更好地保护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保持语言生态提供参考和决策依据。

二、研究方法

（一）调查地点

丽江市位于云南省西北部，下辖古城区、玉龙纳西族自治县、宁蒗彝族自治县、永胜县以及华坪县，是纳西族、汉族、白族、藏族、普米族和彝族等多民族聚居区。丽江古城又名大研古镇，纳西族人数占其总人口的约57.5%（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本项调查选择丽江市古城区的福慧路和新华街。福慧路是古城区亦是大多数政府机关的所在地，起于民主路止于西安路，而新华街是丽江古城历史较为悠久的街道，也是古城里最著名的商业街之一，临近古城的中心四方街，起于古城口止于黄山上段。具体研究路段如图1与图2所示。

（二）研究问题

本项研究主要调查以下几个问题：所选的两条街道上语言景观中的语言文字使用有哪些种类？使用单语（中文、少数民族语言）、双语（中文/少数民族语言、中文/英文、少数民族语言/外文）、多语（中文/少数民族语言/外文）状况如何？双语与多语的语言使用顺序有哪些特征？各种语言的使用凸显性特征是什么？

（三）数据的获取

语言景观研究中，语料收集最主要的方法是拍照，而数码相机的普及使数据收集变得较为简单易行。本研究的数据样本来自对福慧路和新华街两侧标牌的穷尽性拍摄，图片是在2015年11月26—29日间由两人共同拍摄的，共拍摄到568张各类标牌照片，其中福慧路347张，新华街221张。由于国际上对语言景观研究中的语言标牌的分类标准尚未形成共识，本项研究的分类标准主要参考Cenoz & Gorter（2009）所采用的方法，即每一个独立的单位或机构（并非每一个符号）构成一个完整的分析单元。此外，还参考了Spolsky & Cooper（1991）的分类法。本项研究的语言标牌所获数据分别为，福慧路总计330个分析单元，新华街共计213个分析单元。

三、调查结果

（一）语言使用种类

语言景观中的語言使用种类和数目在我们所调查的两条街道上有显著差异，表1为统计数据。

从语言使用种类来看，丽江古城区政府所在地的福慧路，超过五分之一（22.3%）的标牌语言为单语，约四分之一（24.0%）为双语（如图3所示），而使用多语的比例也超过一半（53.9%）。而在新华街，标牌语言使用多语的比例达72.3%，大多使用三种语言（即中文、东巴文和英文）。与福慧路的单语标牌的比例相比，新华街单语标牌所占比例则明显偏小，为7.0%左右。双语标牌上，新华街的比例（20.7%）小于福慧路的比例。从数据统计可看出，新华街的多语言使用比例明显高于福慧路的比例，占72.3%。值得一提的是，新华街的语言景观有包含四种语言的情况，但这种情况在福慧路的语言景观仅有1例。整体而言，较之福慧路，新华街的语言景观更具多样性，其语言使用的种类也更多。

（二）语言使用的分布及其特点

我们也对各类标牌上的语言整体分布情况进行了统计，具体数据见表2。

从统计数据来看，在景观标牌上使用最多的三种语言中，福慧路与新华街在单一语言使用方面的共同之处在于，中文均是最凸显的语言，而英文则是最不凸显的（福慧路两例，而新华街则为0）。根据2008年颁布的《丽江市旅游管理暂行办法》，“旅游经营者应当在其经营场所的醒目位置使用符合国家规定的公共信息图形符号，并配以除中文以外至少一种以上的外国文字；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古城内还应当使用东巴文字”。但在新华街的语言景观中，仍然存在使用单语以及多语标牌不使用东巴文字的情况。尽管对外国文字的使用没有明确的要求，但两条街道语言景观中所使用的外文绝大多数为英文。此外，虽无相关语言管理条例对福慧路的语言景观做出具体要求，但超过半数（53.6%）符合上述条例或办法规定的使用三种文字的要求，即东巴文、中文与英文（或任意顺序，如图4所示）。而地处古城内的新华街，在有明确旅游管理条例的规定下，语言景观中的三语标牌比例为70.0%（如图5所示）。新华街上三语标牌的比例稍高于福慧路，主要原因是新华街最能体现丽江古城的历史文化，而且是商业发达、国内外游客云集的街道。值得关注的是，尽管东巴文是纳西族的书面语言文字，但在两条街道语言景观中，没有一例是仅使用东巴文的。

此外，新华街语言景观中有使用四种语言的情况（即中文、英文、日文与法文，如图6所示），但这种情况在新华街语言景观中并不多见，仅有4例，且均为提醒游客的公示语。

（三）双语与多语的使用顺序及其凸显性

在使用多语的国家和地区的语言景观中，语言使用顺序的先后（基于前文所述的分析单元，本研究仅考虑横排文字的语言景观）与语言使用的凸显性能够显示语言的相对重要程度。

Scollon & Scollon（2003）在讨论标牌上的语码取向（code preference）时曾指出，上下排列时，上方的语言是优先语言，左右排列时，左侧语言为优先语言。调查发现，东巴文作为第一顺序语言在福慧路和新华街语言景观中所占比例均过半数，分别为56.2%与67.7%（如表3所示），新华街东巴文字使用比例比福慧路略高。作为国际通用语，英文作为第一顺序语言在福慧路与新华街语言景观中所占比例分别为17.6%与3.5%，前者的比例约是后者的5倍。就第一语言顺序而言，东巴文优势明显，与前文的相关政策规定的要求基本一致。虽有例外情况，但整体看来这表明相关语言管理条例或政策在丽江古城区的语言景观中语言文字的使用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们也对双语及多语标牌上不同语言的凸显性（即同一分析单元中不同语言文字的相对尺寸大小）进行了考察，结果如表4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到，在福慧路的语言景观中，中文及汉语拼音在双语和多语标牌上比其他任何语言都更突出。新华街语言景观双语及多语使用的凸显性与福慧路的类似，表明这两条街道在语言凸显性上无显著差异。但两条街道仍存有细微差别。福慧路上英文使用较凸显的虽仅3例，但却比新华街上英文的使用比例稍大。尽管在此前分析过的语言顺序上，东巴文明显占有优势，但在尺寸的相对大小上，两条街道语言景观上的共同之处都是所有的东巴文字都不凸显。由此可以看出，即尽管在丽江古城这样有明确条例要求语言景观中使用当地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地方，东巴文字仍无明显优势。

总之，从调查结果来看，丽江古城语言标牌中的多语或三语（主要为中文、东巴文和英文）使用比例较高；在语言使用及凸显性上，中文是语言标牌中最凸显的语言；在语言使用顺序上，东巴文作为语言标牌中第一顺序语言优势明显，英文在三种使用最多的语言中比例最低。但是，尽管东巴文在第一语言顺序上占有优势，但在两条街道语言景观标牌中都不凸显。英文作为国际通用语已在少数民族地区语言景观中广泛使用。

四、讨 论

通过以上数据统计和分析，我们得到了少数民族聚居区丽江古城所调查街道语言标牌中语言使用的总体状况和特征。

（一）语言景观的信息功能和符号功能

语言景观具有两大主要功能：信息功能和符号功能（Landry & Bourhis 1997）。

本项调查结果不仅进一步肯定了语言景观的信息及符号功能，也反映了丽江古城区内语言生态的真实状况，或者说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目前国内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城市语言文字使用的状况和特点。在使用多语的国家和地区，语言标牌选用哪种或哪几种语言、语言顺序孰先孰后，背后往往都深藏着语言政策和规划的含义，绝非随意的选择（尚国文、赵守辉2014b）。从一个地区的语言标牌上主要使用某种语言，我们便可断定此语言是该地区的主要用语。中国2001年开始正式实施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对推广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及发展和规范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外国语言文字都做出了相应的法律规定。从调查结果来看，丽江古城区语言景观中中文使用比例是最高的，无论是单语、双语还是多语语言标牌中，中文都是最凸显的，这充分说明了国家推行规范汉字的成效显著，也说明了中文在少数民族语言地区的强势主导地位。

（二）语言景观中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及其语言活力

东巴文作为纳西族的文字，尽管已处于濒危状态，但在所调查的两条街道上的语言景观中都在大量使用。在语言景观标牌中大量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这不仅与相关的文化保护和语言使用规定有着直接的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价值和地位。如引言部分所述，尽管没有东巴文使用的专门条例，且2016年实施的《丽江市旅游管理办法》也再无对语言文字使用有明确要求，但早期颁布的《东巴文化保护条例》，以及2008年实施的《丽江市旅游管理暂行办法》对旅游经营场所语言文字使用的具体要求，对东巴文的保护和传承以及在公共空间的使用已產生了积极的影响。这些官方的相关法规条例是丽江古城区语言景观标牌中使用东巴文的主要内驱力，也是保护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在实施过程中的具体体现，表明了政策与具体实施之间的落差并不大。Landry & Bourhis（1997）指出，语言景观比人们所认识到的更具有影响力，因为它可以影响到人们的语言行为。具体来说，某种语言是否使用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人们日常生活中是否使用这种语言。如果放弃使用某种语言就会对这种语言的使用者产生消极影响，从而导致他们不再使用这种语言，并把这种情感传给下几代人，最终导致这种语言的消失。为此，他们提出了民族语言活力的理论观点，其核心思想就是一种语言使用得越普遍，其活力也就越强。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语言景观与民族语言活力虽密切相关（Landry & Bourhis 1997），且在双语或多语国家或地区，语言景观中呈现的语言多寡是其活力水平高低的象征，但语言景观的形成过程实际上是受操控的，语言景观中某一语言的能见性高不一定就真实地反映其实际的语言活力（尚国文、赵守辉 2014b）。从本项调查结果来看，尽管东巴文在所调查的街道上大量使用，即其能见性很高，但由于东巴文自古以来主要用于宗教经文书写，仅由少数东巴（智者）掌握，在现实生活中，绝大多数纳西族本族语者并不使用东巴文，或者根本不懂东巴文，且青年人对纳西语的熟练程度已不如汉语（赵庆莲 2010），丽江古城内语言景观中的东巴文更多是作为一种文化资源或者旅游资源来使用的（徐红罡、任燕 2015）。

（三）语言景观中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作为商品化的文化符号功能

出于旅游或者地方文化目的，少数族群语言文字作为一种商品化的文化符号呈现在公共空间中，可以吸引国内外游客，为当地政府和商家带来经济利益（Cenoz & Gorter 2009；Van Mensel et al. 2012；Moriarty 2014等）。Van Mensel等（2012：321）指出，“少数族群语言在语言景观中的象征性使用被认为可以提供一种本真的或者异国风情的格调，是‘包装一个区域的一种途径，以便把它作为商品销售给所预期的游客”。Moriarty（2014）的研究发现，少数族群语言以及其他象征性和符号性资源已是高度市场化的商品，在爱尔兰的一些旅游小镇，使用爱尔兰语及其他符号性资源已成为促进旅游发展的手段。Cenoz & Gorter（2009）对语言经济与语言景观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阐述。他们认为，语言景观中语言多样性的使用价值就是语言标牌使用的价值，其间接使用价值体现在为了因语言环境的“友好性”而吸引更多游客，以显示不同族群的融合，营造一个现代化、都市化与多元文化的城市或区域的形象上。语言景观中多语言的非使用价值则是指标牌语言作为物品的内在属性，包括遗产价值与存在价值，他们都与人们是否使用该语言无关。遗产价值指的是当代人把语言景观中使用的语言资源保留下来并给子孙后代带来的益处，因为如果标牌中保留了某种语言或者多种语言，那么这些语言就不可能消失。而存在价值则是指尽管某种特定语言不一定用于交际，但人们知道这一特定语言存在于城市景观中这一事实带来的益处。尚国文（2016）在对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的语言景观构建中涉及的经济因素进行分析后也认为，语言景观中的语言设置并非随意性的选择，往往是基于深刻的政治和经济考量，三国政府都从实用主义角度出发，在官方领域的语言景观中，把主导语言和多语存在的利用价值最大化。因此，从上述研究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丽江古城语言标牌中东巴文的使用更多地是体现了其作为旅游经济资源使用的文化符号。

此外，徐红罡和任燕（2015）的调查也发现，丽江束河古镇东巴文景观虽然突出，但其使用重形式不重内容，且缺乏规范性，从而减弱了它的信息功能，加剧不可识别性与不可交流性，因此，语言景观中的东巴文仅具有象征功能，承载地方语言文化特色，成为一种旅游商业符号，缺乏真正支撑语言活力的信息功能。这种结果与Landry & Bourhis（1997：34）所说的“语言景观或许是居住在某一特定行政管理地区的各少数族群语言活力的最明显的标志”的论断并不一致，相反，我们的调查结果更符合 Barni & Bagna（2015：10）的论断，即“某一地区语言的可见性与其活力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这种结果同时也表明“当地公共场所中所展示的各种语言形式并不总是反映当地人们日常生活中实际使用的口头语言”（Shohamy & Ben-Rafael 2015：2），语言景观现象其实更是一种“公共空间的象征意义建构”（Ben-Rafael et al. 2006；Ben-Rafael 2009）。

（四）语言景观中的英语使用

本项调查也发现，在丽江古城区的语言景观标牌中，英语的使用比例远远多于汉语拼音的比例。这可能与丽江作为世界知名旅游城市有密切关系，即需要作为国际通用语的英语发挥其在语言景观中的信息指示功能。根据丽江市旅游发展委员会2017年1月中旬公布的数据，2016年丽江市共接待海内外游客3519.19万人次，其中海外游客多达115.81万人。①作为国际通用语，伴随经济全球化的潮流和全球的英语化，英语在世界各地的使用日益频繁，已广泛渗透到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的城市语言景观中，这与很多研究所发现的情况一致（如Backhaus 2007；Bruyel-Olmedo & Juan-Garau 2009；Coluzzi 2009；Selvi 2016等）。

五、结 语

我们的调查表明多语言标牌是当地语言景观中的一个显著特征，尤其是旅游商业发达的新华街明显高于政府机构所在的福慧路，且新华街的语言景观更具有多样性，使用的语言种类也更多。中文在城市语言景观中占据主导地位，其使用比例和凸显性均为最高。当地少数民族纳西族的书面语言东巴文凸显性虽不强，但在第一顺序语言方面占有明显优势，多语标牌使用东巴文的比例也较高。作为濒危语言文字，东巴文在语言景观中的象征功能大于信息功能，主要作为文化资源或旅游资源产品来使用。英语在旅游业十分发达的少数民族地区城市语言景观中的使用十分普遍，说明英语在全球化时代的普及和影响。

丽江古城区的语言景观构成了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城市的重要象征符号，很好地体现出了该地区的语言文化多样性与开放性的特色，也较好地反映出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实施情况、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价值和社会地位，以及保护与维持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成效。但需要指出的是，本项研究仅考察了丽江古城内比较有代表性的两条街道部分路段的状况，并不能完全反映丽江古城整体和其他区域的语言景观生态，更无法代表云南其他少数民族聚居区城市的语言景观生态状况。此外，语言景观研究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其概念内涵不断拓展，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不断丰富，研究方法更趋多元，因此，我们希望对同样在公共空间使用藏文、彝文、傣文、景颇文的云南其他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城市语言景观开展调查研究，以期更加全面地探究少数民族地区城市语言景观中的语言生态，揭示中国社会急遽发展下的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城市语言生活状况，记录下更多真实的社会语言历史档案。

注 释

① 参见http：//www.ljta.gov.cn/html/infor/tongjixinxi/14126.html。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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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编辑：戴 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