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万振

〔摘要〕在邓小平的重大决策活动和有关重要论述中，蕴涵着深刻的决策方法论原则思想，其主要原则有服务人民，人民为本；集中讨论，民主集中；依据实际，力求实效；突出重点，统筹兼顾；把握时机，注重时效；及时总结，不断完善。

〔关键词〕邓小平；决策方法论；民主集中制

〔中图分类号〕A8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6-0921（2017）02-0068-07

在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中，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和“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参与了我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教、文化等领域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在邓小平的重大决策活动和有关重要论述中，蕴涵着深刻的决策方法论原则思想。笔者认为，邓小平决策方法论原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服务人民、人民为本原则

这是邓小平决策方法论原则中的首要原则。邓小平认为，领导在作决策时，必须坚持服务人民、人民为本。从决策的根本目的上讲，决策是为人民群众服务。邓小平曾经指出：“什么叫领导？领导就是服务。”〔1〕“领导就是服务”，这是领导工作的本质。领导的首要职责和工作核心就是决策，“领导就是服务”，就包含了决策就是服务的思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决策就要为人民服务。因为领导者是人民群众的“公仆”，“公仆”为“主人”——人民群众服务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在领导活动中的必然要求。邓小平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2〕正是具有这样的赤子情怀，他才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决策的根本目的，竭尽全力回报人民的养育之恩。从决策的出发点和归宿来讲，决策要从人民群众的需要出发，反映、符合人民群眾的利益和愿望。他认为，无产阶级政党作为人民群众的工具，必须把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想问题、办事情、作决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早在战争年代，他就强调，要“照顾人民利益，凡是能够保护人民利益的事，应努力赴之”〔3〕。在新的历史时期，他坚持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迫切愿望出发，力主作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等一系列重大决策，使我国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崭新局面。因此，他特别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4〕；改革“是全国人民的长远利益所在”〔5〕。从决策过程来讲，决策要走群众路线，依靠人民群众。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邓小平始终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关注、倾听群众呼声，注意总结群众的创造，并加以倡导、推广。在谈到农村改革时，邓小平总是说：“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6〕在谈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取得的成功时，他说：“其实很多事是别人发明的，群众发明的，我只不过是把它们概括出来，提出了方针政策。”〔7〕“改革是大家的主意，人民的要求。”〔8〕在对党的十四大报告送审稿的意见中他又提到：“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在群众中提出的。……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我的功劳是把这些新事物概括起来，加以提倡。”〔9〕充分发挥智库作用，是确保人民参与决策的重要途径。邓小平非常重视各类专家和智囊团参与决策。他指出：“认真听取专家的意见，充分发挥专家的作用，是使我们少犯错误、做好工作所必需的。”〔10〕他认为，改革开放的过程充满一系列决策活动，而决策过程中的各项工作不可能都由领导者亲自去做，大量的涉及决策技术的工作都应交专家去完成，从而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可见，邓小平的决策过程，是一个走群众路线的过程。从评判决策的价值标准看，人民群众的意愿是衡量和评判决策的最高价值标准。人民至上是邓小平的最高价值取向。这一价值取向贯穿于他决策活动的全过程。他认为，既然党的一切工作都是服务人民群众，那么党和政府及各级领导作出的决策都必须接受人民群众实践的检验，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和评价各项决策的最高价值标准。

二、集体讨论、民主集中原则

集体讨论、民主集中是邓小平倡导、坚持的重大决策方法论的一个重要原则。在重大问题的决策上，要坚持集体讨论决定，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中国共产党是政治组织，党内政治生活的主体是全体党员。全体党员在一律平等的基础上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直接或者间接地管理决定党的事务。党的委员会是集体接受代表大会的委托，集体行使决策权，集体向代表大会负责。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核心，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都是该地方的领导核心，总揽全局、协调各方，需要足够的政治智慧和政治经验，由党委集体行使决策权，集体承担决策责任也就成了必需。在新的历史时期，对于党内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的重大决策，邓小平指出：“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不出事没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11〕他认为，如果搞“一言堂”，个人说了算，势必造成党内生活不正常，不能有效地集中大家的意见，形成科学的决策。他提出，“各级党委要真正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要明确哪些问题应当由集体讨论，哪些问题应当由个人负责。重大问题一定要由集体讨论和决定。要严格实行少数服从多数，一人一票。”〔12〕他特别强调，“在党内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中，要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13〕在政府工作范围内的较大的问题，由各级政府讨论、决定，集中正确意见，形成决策。政府是行政组织，是权力机构的执行机关，它的工作性质是执行性的。对于政府工作管理范围内决策，邓小平指出：“真正建立从国务院到地方各级政府从上到下的强有力的工作系统。今后凡属政府职权范围内的工作，都由国务院和地方各级政府讨论、决定和发布文件，不再由党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发指示、作决定。政府工作当然是在党的政治领导下进行的，政府工作加强了，党的领导也加强了。”〔14〕根据邓小平的决策思想，我国政府的行政首长负责制逐渐确立。按照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制度，作为同级党委常委（基本上是党委副书记）的行政首长，理应全面负责政府工作。政府工作的执行性，要求政府工作高效运行。行政首长负责制的责任明确、反应灵敏、决策快捷等特点恰恰适应了政府工作的需要。我国政府的行政首长负责制，正式确立于1982年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现行宪法之时。继而，又通过了新的《国务院组织法》，以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对政府决策作出了相应的规定。依据宪法和有关法律规定，我国的各级政府均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尽管如此，政府中较大的问题“都由国务院和地方各级政府讨论、决定和发布文件”，必须听取政府其他组成人员的意见，集中正确意见，形成决策。《组织法》明确要求召开政府常务会议或者全体会议进行决策，这也就从制度安排上保证了政府决策的民主性科学性。

三、依据实际、力求实效原则

邓小平依据实际、力求实效的决策原则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决策必须从实际出发。早在1962年中央工作扩大会议上邓小平就提出：“我们今后订计划，一定要切合实际。”〔15〕在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又特别强调，只有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才能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才能实现四个现代化。1989年，在会见乌干达共和国总统穆塞韦尼时，他又强调“制定一切政策，要从实际出发”。从实际出发，首先就是要根据自己的特点、自己国家的情况。中国现代化建设面临的最大实际就是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16〕。二是决策必须力求实效。邓小平一向强调，决策要真正解决问题，要讲求实际效果、实际效率、实际速度、实际质量、实际成本。“猫论”就突出地体现了力求实效的决策原则思想。

四、突出重点、统筹兼顾原则

坚持运用辩证思维和系统思维分析、把握决策对象是邓小平进行科学决策的鲜明特点。邓小平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工作实践中，始终把唯物辩证法作为最基本的思维方式。他把唯物辩证法贯穿于他的决策实践中，使“照辩证法办事”成为一个个活生生的正确决策行为。毛泽东在号召全党学习哲学时指出：“要照辩证法办事，这是邓小平同志讲的。”〔17〕同时，邓小平特别重视系统思维方法的运用。他认为，现代化建设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军事、外交以及社会的各个领域，贯穿于从中央到地方、从厂到农村、从单位到个人各个层面，是一个极为庞大而复杂的系統工程。在决策及其实施的过程中，既要把握各部分、各要素、各层次与系统整体的关系，正确处理全局与局部的关系，又要科学分析各部分、各要素、各层次之间的关系，抓住中心要素，协调发展。邓小平明确指出：“为了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任务很多，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各种任务之间又有相互依存的关系，……不能顾此失彼”；“各个方面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18〕“我们必须按照统筹兼顾的原则来调节各种利益的相互关系。”〔19〕“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20〕他十分注重从“全国一盘棋”出发来考虑和处理问题，统筹兼顾，突出重点、有针对性地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

一是处理好局部和全局的关系。一方面，局部要服从全局，自觉顾全大局。邓小平说：“我们的一切工作都会涉及全局与局部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集中统一与因地制宜的关系。大道理与小道理必须弄清楚。……在地方来讲，则应照顾全体、中央和集中统一，以中央为主体。这是因为地方是在中央领导下的地方，局部是在全体中的局部，因地制宜是在集中统一下的因地制宜，如果两者之间发生矛盾，地方应服从中央，局部应服从全体，因地制宜应服从集中统一。不如此，就会发生地方主义、本位主义和山头主义。”〔21〕“要提倡顾全大局。有些事从局部看可行，从大局看不可行；有些事从局部看不可行，从大局看可行。归根到底要顾全大局。”〔22〕另一方面，又要在全局中兼顾局部利益，以调动局部的积极性。邓小平明确指出：“在中央工作的同志要经常照顾局部和地方，要因地制宜，注意到地方工作有什么困难。”〔23〕“凡是地方提出的困难问题，只要是可能解决的，应热心帮助解决，如是不能解决的，也要讲清道理。”〔24〕只有这样，才能处理好全局与局部、中央与地方、集中统一与因地制宜的关系，在服从全局的前提下把局部工作做好，从而保证全局目标的实现。邓小平对全局与局部的系统分析，同时也是深刻的、全面的辩证分析。在他看来，全局与局部是对立的统一。全局是由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局部组成的，“全体和局部缺一不可，全体是由局部组成的，如果只有全体，没有局部，则全体也就不成其为全体了”〔25〕。全局与局部作为矛盾双方不是平列的，而是有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之分的。局部优不是全局优，全局优才是真正的优，实现全局的目标才是最为重要的。所以，全局高于局部，局部要着眼全局、照顾全局、服从全局。全局与局部、中央与地方在矛盾中的地位不同则侧重点也不同。

二是处理好主要矛盾（中心要素）和次要矛盾（非中心要素）的关系。邓小平很善于既着眼全局，统筹兼顾，从系统整体思考和处理问题，又能从系统整体中抓住主要矛盾和中心环节。在伟大的历史转折中和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着眼社会主义建设整个系统和全局，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主要矛盾（主要子系统），着力解决这个矛盾，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错误方针，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邓小平讲：“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26〕“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但是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27〕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子系统中，邓小平善于抓住中心环节，促进子系统顺利发展，从而实现整个系统的发展。在经济体制改革这个子系统中，他强调把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作为整个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在经济建设系统中，他确定了三个战略重点：一是农业；二是能源和交通；三是科技和教育。他指出：“农业是根本，不要忘掉。”〔28〕“如果农业出了问题，多少年缓不过来，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就要受到严重影响。”〔29〕他还认为，能源、交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因此，他郑重地向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建议：“研究下一个世纪前五十年的发展战略和规划，主要是制定一个基础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发展规划。要采取有力的步骤，使我们的发展能够持续、有后劲。”〔30〕他多次强调，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31〕“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32〕“搞好教育和科学工作，我看这是关键。”〔33〕这些论述，都体现了邓小平突出重点、统筹兼顾的决策方法论原则。

五、把握时机、注重时效原则

决策，是人们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寻求解决问题的路径并实现最优化预定目标的活动。邓小平强调：“要善于把握时机来解决我们的发展问题。”〔34〕信息是决策的基础，调研是谋事之道、成事之基。当信息还不能足以支撑决策时，或者说对于面对的问题还没有作出必要的调查研究的情况下，很可能得不到应有的效果；而当时机已经成熟时而拖延决策可能会进一步扩大矛盾，造成不可收拾的严重后果。因此，决策者必须审时度势，调查研究，获取信息，把握时机，注重时效。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社会相继发生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等一系列大变化的情势下，邓小平审时度势，明确指出：“对于国际局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35〕“现在国际形势不可测的因素多得很，矛盾越来越突出。过去两霸争夺世界，现在比那个时候要复杂得多，乱得多。怎样收拾，谁也没有个好主张。”〔36〕这里，邓小平就是讲的对国际形势的信息把握不够，问题复杂，不可盲目提出应对之策，所以提出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对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指出：“这个问题太困难，每项改革涉及的人和事都很广泛，很深刻，触及许多人的利益，会遇到很多的障碍，需要审慎从事。”〔37〕这说明，邓小平虽然清楚我国政治体制存在的弊端，但因为政治体制的复杂性和对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利弊特别是会带来什么样的负面影响还未十分清楚，所以他采取比较慎重的策略。

一般说来，决策都有时间要求，决策的成功与失败，是与时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任何所谓“最佳决策”都只是相对于某一时机而言的。在时机成熟的条件下，错过机会，就可能变为“欠佳”决策，甚至可能变成“不佳”决策。所以，决策的时效性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决策的客观效果。邓小平认为，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是变化多、变化快而又充满竞争的时代，因而在决策中把握时机、注重时效，就更为必要。他特别强调：“机会要抓住，决策要及时。”〔38〕他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讲：“应该解决的问题要加快解决，要用快刀斩乱麻的办法解决，不能拖。当断不断，要误事。”〔39〕他在谈到我国“翻两番”的战略目标时指出：“要抢时间，不能不认真对待，哪些项目要早上，哪些项目晚上，要有个安排，能早上的就集中资金早上，早上一年早得利一年。”〔40〕因此，他非常反对争论不休、议而不决、贻误时机的决策行为，鲜明地提出不搞无意义的争论。他说：“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41〕可见，把握时机、及时决策，并抢抓时间实施决策，是邓小平决策原则思想的重要内容。

六、及时总结、不断完善原则

及时总结、不断完善原则，亦即及时总结经验、修正和完善决策的原则。实践是检验人类认识是否正确的标准，自然也是检验决策正确与否的标准。决策是根据对事物的正确认识为改造世界以达到预期目标所确定的行动措施，对事物认识以及由此作出的决策是否正确，决策是否能够达到预期效果，只能通过实践检验。邓小平十分强调在实践中检验决策和完善决策。1962年，邓小平在中央扩大会议上指出：“要经过调查研究，把下面的意见集中起来，然后制定一个切合实际的政策，制定一个切合实际的计划，再到群众中去贯彻实行，并且在实践中加以检验。”〔42〕邓小平认为，任何决策都绝不可能把所有的影响因素都考虑到，经过一次选择就选出最佳方案。他明确指出：“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正确，没那么回事，我就从来没有那么认为。”〔43〕我们的决策“只能说比较好，要说完全正确，我看办不到，万应灵药我们不可能找到，还要看以后的实践”〔44〕。因此，要在决策及其实施过程中，及时总结经验，对决策不妥之处予以修正完善。邓小平明确提出：“我们确定的原则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所谓胆子要大，就是坚定不移地搞下去；步子要稳，就是发现问题赶快改。”〔45〕他反复强调：我们要坚定不移，大胆探索，同时注意及时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要认真总结经验，对的要继续坚持，失误的要纠正，不足的要加点劲。”〔46〕“不犯错误不可能，要争取犯得小一点，遇到问题就及时调整。”〔47〕这样，决策一开始可能并不完善，但可以通过及时总结经验，纠错、纠偏、调整，使之逐步完善。

邓小平决策思想是邓小平理论宝库中的璀灿明珠。深入地学习和研究邓小平决策思想，有助于我们全面、深刻地领会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升领导决策能力和水平，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不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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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付国英王丽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