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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改革思想的多维思考

2017-05-30管新华

邓小平研究 2017年3期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管新华

摘要:全面深化改革迫切需要深入挖掘鄧小平改革思想的价值功用。在唯物史观维度,邓小平改革思想全面继承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理论,坚持革命和改革两轮齐驱,拓展了改革的应用范围。提升了改革的地位和作用,使其成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在科学社会主义维度,邓小平改革思想将社会主义置于中国国情之上,实现了社会主义视野的科学转变、社会主义本质的全新认识,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途径;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维度,邓小平改革思想继承并发展了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思想特别是社会主义矛盾体系理论,在科学界定“制度”和“体制”的基础上明确了改革对象,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思想基础和方法指引。

关键词:邓小平改革思想;社会发展动力;社会主义本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921(2017)03-0095-09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者和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改革思想内容全面、体系完整、特征鲜明、功能显著,在深入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当下,应该深入挖掘并积极发挥邓小平改革思想中关于唯物史观、科学社会主义观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内在价值。

一、邓小平改革思想是对唯物史观社会历史发展动力学说的全面继承和创新发展

“人们过去对于历史和政治所持的极其混乱和武断的见解,为一种极其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所代替”的唯物史观是无产阶级政党和革命群众的理论指南和实践武器,其中的社会历史发展动力学说更是邓小平改革思想和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实践的理论基础。

(一)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和社会改革理论

从生产劳动的观点出发考察和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以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为切入点,马克思主义形成了以社会基本矛盾为原动力的、包含阶级斗争、社会革命、社会改革和科学技术等在内的社会发展动力系统。

第一,揭示了社会历史深处的“动力的动力”——社会基本矛盾。“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这就超越了唯心史观只停留在“精神动力”的层面上认识社会历史的不彻底性,透过历史的表象,在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多方面动力中,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奥秘。

第二,找到了观察社会和解决问题的钥匙——阶级分析法。因为在阶级社会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必然会通过阶级斗争表现出来的,其对阶级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突出地表现在社会形态的更替上。具体到资本主义社会,“三大阶级的斗争和它们的利益冲突是现代历史的动力”,至少是英国和法国这两个最先进国家的现代历史的动力。

第三,分析了阶级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的具体形式——社会革命。革命是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主要方式之一,是推动阶级社会发展特别是社会形态更替的重要动力。生产力的发展和旧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的发展和旧的上层建筑之间出现矛盾冲突,是社会革命爆发的根本原因。基于社会基本矛盾激化的产物,作为阶级斗争最高表现的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是“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强大推动力”,是实现社会形态更替的重要手段和决定环节,能够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积极性和伟大作用,能够极大地教育和锻炼广大人民群众。

第四,明确了改革是社会发展中的又一重要动力。因为社会矛盾具有对抗性和统一性的两面,这决定了作为基本制度不变前提下社会可以自我调整和局部改善。具体来说,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结果,不仅表现为通过革命实现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取代旧的社会制度,而且表现为通过改革实现社会制度的自我调整和完善,改革是同一种社会形态发展过程中的量变,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又一重要动力。在社会主义革命实践中,“对于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来说,最大的危险,甚至也许是唯一的危险,就是夸大革命作用,忘记了恰当地和有效地运用革命方法的限度和条件”。

第五,提出科学技术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有力杠杆。虽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全人类的首要的生产力就是工人,劳动者”;但“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人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也就是说,科学技术作为先进生产力的重要标志,对于推动社会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每一次科技革命,都不同程度地引起了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深刻变化和社会的巨大进步。

综上,基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运动原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确立了社会发展动力的多种作用形式,即阶级斗争、社会革命、社会改革和科学技术,邓小平改革思想对其进行了全面的吸收和继承。

(二)拓展了改革的应用范围,突出了改革的地位,科学界定了改革的内涵

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不仅表现为高级的社会形态对低级社会形态的更替,也表现为每一社会形态都有一个自我更新、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过程,虽然社会改革和社会革命的表现形式和历史前提大不相同,但两者都是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基本形式。较之社会革命,改革居于补充形式,处于辅助地位,有特殊的作用条件、作用方式和作用效果。改革是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和环节的量的变革,缓解社会矛盾而不能根本改变问题。

邓小平统一了改革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特别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状况进行了深入思考,在新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这一理论,为社会主义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他认为改革不仅存在于以往的阶级社会中,也存在于社会主义这个全新的社会中,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潮流的重要法宝,这就拓宽了改革动力作用的适用范围。

邓小平科学界定了改革的涵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作为与社会革命的对应范畴,社会改革是在一定社会制度下,为了解决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上层建筑不适合经济基础的某些部分或环节,使该社会制度得到自我完善或持续存在而对社会体制进行的改善与革新。这样的认识是深刻的,但没有突出个性。邓小平则突出强调,改革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不是对原有体制的细枝末节的修改,而是对原有体制的深刻而全面的根本性社会变革;作为一场新的伟大革命,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意义上的革命,不是否定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也就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邓小平认为:“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他以改革和发展生产力的内在联系和辩证互动为抓手,回答了为什么要进行改革的根本性问题,同时也明确了改革的根本任務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就突破了长期以来把解放生产力只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联系到一起的认识,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仍然有一个解放生产力的问题,从而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邓小平改革思想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全面继承和创新发展

社会主义能不能改革、要不要改革、如何进行改革,不仅需要哲学的方法论指引,更需要科学看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应然关系和实然关系,科学地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基本的理论问题,这也正是邓小平改革思想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独特贡献。

(一)准确定位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现实关系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科学理论中,较之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具备与生俱来的优越性,是资本主义的替代者。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特别指出:“我们不能设想,除了建立在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同世界发生联系是不能生存下去的,在目前情况下应当把自己的生存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联系起来”,“新经济政策”就是理性认识的理智应对,但“苏联模式”很快异军突起并成为唯一模式,结果使社会主义实践严重受挫。原因虽然复杂多元,但根源还是没有科学辨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现实关系,没有准确定位现有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阶段。

新时期以来,邓小平认真反思原先存在的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盲目乐观心理,诸如“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平行而孤立的市场”、“东风压倒西风”、“资本主义一天一天坏下去、社会主义一天一天好起来”、“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不是什么遥远的事情、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邓小平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范畴,确定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即改革社会主义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而当前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式无疑是其中的主要内容。邓小平强调认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不是要妄自菲薄、自甘落后,也不是要脱离实际、急于求成,而是要坚持把它作为推进改革、谋划发展的根本依据。

2013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的讲话中,从六个时间段分析了社会主义思想从提出到现在的历史过程,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渊源和发展进程,即空想社会主义的产生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列宁领导十月革命胜利并实践社会主义、苏联模式逐步形成、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和实践、我们党作出进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习近平总书记将“我们党作出进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定为五百年社会主义发展历程的“第六个时间段”,就是与邓小平改革思想一脉相承的反映。

(二)科学认识了社会主义的本质

改革开放以前,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虽然取得诸多进展,但最终陷入困顿,“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之前没有从“本质”高度认识社会主义,更多的是将其作为一个“自然正确”的“现成结论”而没有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角度定位。这种离开生产力抽象地谈论社会主义、把许多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并不具有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东西当作“社会主义原则”加以固守、把许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当作“复辟资本主义”加以反对,其实是走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认识误区。

为了推动全党对社会主义进行再认识,邓小平从“什么是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紧密联系的实际出发,从历来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社会等多个方面的特征中抽象出“社会主义的本质”这一范畴,为人们从更深的层次上科学地理解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其他任何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邓小平在认真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经过长时间的深思熟虑,在南方谈话中作出了总结性的理论概括,即“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把生产力上升到“社会主义本质论”的高度,并从“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方面加以规定,强调“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互动联动,这既是改革视角的反映,也是改革要求的体现,真正把改革与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和发展前途有机联系在一起。

(三)探寻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途径

20世纪50年代初期以来,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先后开始改革,而结果却截然不同。反思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革实践,有的国家是没有能够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使改革成为“改向”和“改道”,最终走上了改旗易帜的邪路。但更多的国家仅将改革视为应急之策和解困之举,而没有上升到全局性战略高度,没有将其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课题、必由之路和动力途径。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则把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与搞清楚“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紧密地结合起来,揭示了社会主义本质与社会主义道路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为我们从更高层次上认识社会主义,为开辟一条发展更好、人民享受成果更多、能够充分体现出比资本主义更优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他旗帜鲜明地提出,“我们实行改革开放,这是怎样搞社会主义的问题”,要将改革开放同“什么叫社会主义”和“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根本的问题联系在一起,把改革开放作为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途径和直接动力。

在视角层面,改革“是一件大事,表明我们已经开始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子”。“改革的意义,是为下一个十年和下世纪的前五十年奠定良好的持续发展的基础。没有改革就没有今后的持续发展。”

在战略层面,“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中国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

在目的层面,“我们所有的改革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

在政策层面,邓小平提出的一整套包括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在内的改革思想是对挑战的回答。

在成效层面,改革“已经给我们带来了可喜的结果。中国不走这条路,就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这条路才是通往富裕和繁荣之路”。“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我们相信会成功。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

综上,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理论,指明了一条强国之路,回答了在社会主义社会如何才能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和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解决了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多年来一直苦苦求索,试图解决而始终未能解决的问题。我国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通过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努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日益显现。

三、邓小平改革思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继承和开创

(一)邓小平改革思想对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思想的继承发展

在“苏联模式”的弊端和问题逐步凸显之后,毛泽东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因此,他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开始积极探索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其中最有价值的就是对以下问题的回答,即社会主义社会是否还存在着矛盾?存在着什么性质的矛盾?如何正确认识和解决这些矛盾?

其中最有价值的就是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所形成的社会主义矛盾学说,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系统地论述社会主义发展动力问题,使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理论在新的历史时期,在逻辑上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其开拓性主要如下:

面对“许多人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因而使得他们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脚,处于被动地位”的普遍现实,毛泽东郑重提出必须高度重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在此基础上明确规定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内容,即“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科学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上述认识说明,毛泽东通过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的性质、特点和解决途径,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

对于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理论,邓小平是充分肯定的,他指出:“关于基本矛盾,我想现在还是按照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的提法比较好。”同时,对于这一理论存在的不完善、不透彻和实践上缺乏现实途径及操作方法等不足,邓小平认为还需要就此作深入的具体的研究。特别是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统一起来考虑,因为它们共同要求将经济建设作为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通过改革将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协调起来。

(二)改革思想是邓小平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抓手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要不要改革”成为必须解决的问题。对此,邓小平先后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改革“也还有风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但我们必须走改革这条路”。

“如何改革”被提上议事日程,这也是很多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践中遭遇挫折的重要原因。邓小平通过科学区分“制度”和“体制”找到了改革的抓手,这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将“体制”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中剥离出来,科学区分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建立了制度与体制辩证统一的思想,以其既相适应又不相适应的辩证认识准确把握了我国改革的性质和对象,即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对社会主义体制的根本性变革。邓小平以之为着力点,强调在社会主义的统一性和模式多样性基础上的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国情定位、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联系考察、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标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开放、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三个有利于”标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等基本理论、基本纲领,构建和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理论和道路的形成与完善。

因而從这个意义上说,“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的最重要的成果,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三)邓小平改革思想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主要理论基础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改革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针对的是严重制约生产力发展的体制和机制,但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对改革作了全面的总体部署。

全面性之一体现在城市和农村。1984年10月10日,邓小平会见联邦德国总理科尔时说道,“前一次三中全会重点在农村改革,这一次三中全会则要转到城市改革”。

全面性之二体现在所有行业和领域。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在会见原南斯拉夫客人时说,“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不仅经济、政治,还包括科技、教育等各行各业”。

全面性之三体现在政策的内在关联。“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立的章程并不少,而且是全方位的”,“是一整套相互关联的方针政策”。因此,在全面深化改革中,要坚持整体推进,统筹谋划深化改革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各个要素,注重改革措施的整体效果。

全面性之四体现在不断深化的持续过程及其影响。“改革开放要贯穿中国整个发展过程”,因为“它的决定性作用不仅在于解决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推进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还要为下世纪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打下坚实的基础”。现在推进改革的复杂程度、敏感程度、艰巨程度一点不亚于三十多年前,因此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在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都要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决不能有丝毫动摇。

邓小平改革思想不仅为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实践提供了直接的理论指导,而且对全面深化改革也提供了经验借鉴和方法指导。

一是树立“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决心,毫不动摇地推进改革。“我们必须走改革这条路,有问题要及时妥善解决,不能停滞,停滞是没有出路的。”

二是围绕总目标进行改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三十多年前,邓小平就指出,“中央相继作出三项改革决定。这些改革的总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使我国消灭贫穷,走向富裕,消灭落后,走向现代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三是正确处理改革进度与风险控制的关系,做到蹄疾步稳。第一位的是拿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勇气,搞改革不可能都是四平八稳,没有任何风险,同时也要看到,胆子大不是蛮干,必须稳妥审慎。因此既敢于出招又善于应招,做到蹄疾步稳。“不冒点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我们已经形成了一种能力,承担风险的能力,改革开放越前进,承担和抵抗风险的能力越强。”“所谓胆子要大,就是坚定不移地搞下去;步子要稳,就是发现问题赶快改。”

四是协调原则方向与实践创新,做到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的良性互动。在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同时,继续鼓励大胆试验、大胆突破。“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改革是史无前例的全新的事情,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必须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必须鼓励抓紧制定总体规划,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在具体实施时,要十分注意配套、协调,有的需要经过试验。”

虽然全面深化改革有其特定意蕴、鲜明特征和全新要求,但邓小平改革思想的指導意义和现实价值必将是长远而持久的。

(责任编辑:王生 胡学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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