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雁

[摘要]蒙元以前，藏傳佛教主要分布在原吐蕃统治区域。公元13世纪，面对崛起的蒙古帝国，强大的蒙古军队，以萨迦班智达为代表的藏传佛教高僧，凭借过人的智慧和非凡的政治眼光，努力弘传佛法，不但使蒙古贵族接受并信仰了藏传佛教，而且从空间上扩大了藏传佛教的势力范围。藏传佛教在蒙元时期的传播，标志着藏传佛教正式登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它不仅充实了中国佛教的内容，还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蒙元时期；藏传佛教；法主

[中图分类号]B9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7）03—0077—07

藏传佛教即藏语系佛教，是佛教的重要分支。蒙元以前，藏传佛教主要分布于青藏高原地区。公元13世纪，蒙古帝国崛起，此时，藏传佛教内部已经分裂为若干派别。“在此边徼藏地，蕞林最多者，唯噶当派；通达情理者，唯达隆巴；威望最高者，唯止贡京俄；明晓佛理者，唯萨迦班智达。”各教派经济独立，拥有不同的寺院，信奉不同的经典，拥戴不同的法主。这些法主或是佛教学者，或是世俗统治集团的领袖。为争夺更多的势力范围，各派法主大力弘法，积极传播佛教。

1236年，蒙古窝阔台汗统治时期，宗王阔端来到河西，他拔文州，定龙州，“诏招谕秦巩等二十余州，皆降”，占据了河西、陇右和京兆等地，建立了以凉州（今甘肃武威）为中心的阔端兀鲁思。1244年8月，为控制与封地相邻的吐蕃地区，“宣讲解脱和一切种智之道”，阔端向萨迦派的法主萨班发出正式的邀请诏书，迎请他来凉州会晤。萨班，全称为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原名昆·白丹顿朱，“贡噶坚赞”，为其法名，班智达意为“大学者”，是称颂他在佛学方面的造诣高深。萨迦派形成于公元11世纪，因萨迦寺院名称得名，创建人为昆·贡却杰波。萨迦寺的寺主也就是萨迦派的法主，寺主、法位由昆氏家族的人世代承袭。萨班自幼诵读佛经，对显、密教法进行过深入的钻研，“其美名，远传天竺，而成为金刚座寺之庄严”。萨班是学问高深的智者，也是卓越的政治家。身为藏地佛教界上层有识之士，萨班意识到与阔端会谈的重要性。萨迦三祖、杰尊扎巴坚赞曾预言过：“此后……蒙古国主……遣道尔达使者来请汝。届时汝必前往，则汝之教义在彼大兴焉。”所以，当萨班接到阔端的邀请书后，出于“利益佛法及众生，尤为利益所有操蕃语之众”之目的，不顾年老体衰，携其侄八思巴和恰那多吉，奔赴凉州。1247年，阔端作为蒙古汗廷的全权代表，萨班作为吐蕃地方代表，两人在凉州正式会面，并达成若干协议。协议规定藏地纳于蒙古国治下，并承担相应差役、缴纳贡品等。萨班与阔端在凉州的会谈，在藏传佛教史上是一个大事件，不仅确立了以萨班为首的萨迦派在当时藏地各教派中的领导地位，还为藏传佛教的对外传播奠定了政治基础。会谈结束后，萨班留居凉州，在此弘传佛法，并得到阔端的大力支持。阔端曾对萨班说：“若我以世间法护持，汝以出世间法护持，释迦牟尼之教法岂有不遍弘于海内者欤！”所以，他向萨班许诺：“汝可安心说法，汝之所需，吾俱可供给。”凉州地处河西，河西自古以来佛教氛围浓厚，但藏传佛教在这里发展的时问短暂，根基不深。萨班在凉州地区积极弘法，使“不同语言又不信奉佛教之徒众亦信仰了佛教”。他法露广施，泽被万里，在藏传佛教界引起轰动。继萨班之后，许多藏传佛教僧人走出吐蕃，来到蒙古或汉地，极大推动了藏传佛教的传播。

一、噶玛拔希与藏传佛教的北传

噶玛拔希是噶玛噶举派的二世活佛，噶玛噶举教派是噶举派中的四大支派之一，约形成于公元12世纪，创始人为都松钦巴。噶玛拔希自幼诵习佛法经论，9岁多的时候，被认定为都松钦巴的转世。于是，噶玛拔希出家为僧，法名达尔玛喇嘛（即法上师）。噶玛拔希学习了许多教法，如《依观世音上师瑜伽仪轨》《大手印之生命力》《胜乐根本续》等，成为大成就者。噶玛拔希精通幻化之术，据说，他能够显示“入水不溺”等类似的神变，被认为是一位“神通广大”的法师。噶玛拔希曾在前、后藏游历，担任本派祖寺楚浦寺的住持僧人6年。不过，他“所教化众生一半在康区”。

1253年，居住康时，噶玛拔希收到了蒙古宗王忽必烈邀请。此时正值忽必烈率军进攻南宋，《元史·世祖纪》载：“秋八月，师次临洮……九月壬寅，师次忒刺，分三道以进。大将兀良合带率西道兵，由晏当路；诸王抄合、也只烈帅东道兵，由白蛮；帝由中道。”忒刺，位于今甘南迭部县。根陈世松《忽必烈征滇过蜀路线考辨》，当时忽必烈的行军路线应是从今天的迭部出发，经过色达、绒坝岔、昌台、理塘、稻坝等阿坝草原的诸地，沿大渡河西岸南下，攻下雅、岩、黎诸州，从富林渡过大渡河，“出清溪关（今大渡河南通望山），沿安宁河谷南下，经建昌（今西昌），出香城（今盐源），至云南宁蒗、永胜汴头渡口，在摩娑蛮主的导引下，济过金沙江而入云南之境的”。大渡河西岸即鱼通、碉门、宁远等地，是传统的康区，也是噶玛噶举派的势力范围，忽必烈应该就是在这里向噶玛拔希发出邀请的。此时，萨迦教派法主八思巴已经来到忽必烈身边，忽必烈对藏传佛教的情况已经有所了解。笔者以为，此次会面应该与宗教无关，而与征收藏区的差税有关。《萨迦世系史》载，忽必烈曾派人到吐蕃地区收取珍宝、摊派兵差，但遭到了八思巴的反对，他再三向忽必烈说：“吐蕃不过是边远小地方，地狭民贫，请不要摊派兵差。”由于没有得到八思巴的支持，再者，又看到了噶玛噶举派在康区一带广泛的影响力，因此，忽必烈决定邀请噶玛噶举派的法主噶玛拔希前来。据《红史》记载，对于忽必烈的邀请，噶玛拔希曾有预兆，当他在楚浦寺的时候，梦到天王乘龙而来，说“请到我的宫中”。所以，在受到邀请后，噶玛拔希立即启程，并于当年赶到忽必烈军营所在地，即达绒波域色都地方。关于噶玛拔希和忽必烈的会面，蒙藏文献中更多地记载了噶玛拔希在忽必烈的面前显示神通的事迹。《黄金史》记载，噶玛拔希“大显神通，他或入水溶化或在空中飞翔或化作一块宝石”。《西藏王臣记》载：“时有噶玛·拔希者，显示能入水不溺，游行虚空，践石成迹等之种种神变。”忽必烈曾希望噶玛拔希留驻在他的身边，但遭到拒绝。关于噶玛拔希离开的原因，《红史》说，是因为他和忽必烈之间出现了种种违碍和不利的征兆，“施主和福田的关系不顺遂”。

噶玛拔希离开忽必烈后，并没有马上回到前藏，而是踏上了传教之路。又，据《红史》记载，噶玛拔希北上的目的地应该是到原来的西夏地区，“因以前大成就者降生为西夏的敬戴佛法之王以来”，该地区佛教昌盛。1227年，西夏被成吉思汗所灭，但西夏的“王子及弟子们在此地繁衍，正适教化之时”。故此，噶玛拔希继续北上，先是抵达紧邻西夏故地的安多地区，《青史》记载，噶玛拔希曾经“在木雅地区建立了一所大寺”。木雅位于现在的雅江县、九龙县和康定县境内，是传统的藏族聚居区，也就是说，噶玛拔希经过木雅地区，沿着传统的“吐蕃道”北上。他在经行地继续传教，在道孚、甘孜、壤塘、若尔盖、黑水、阿坝、理县等地建修了很多噶玛噶举派的寺院。后来，噶玛拔希到达西夏故地，又在今天的宁夏和内蒙古交界处建造了吹囊朱必拉康寺。西夏故地有广泛的佛教信仰基础，噶举派的教义经典在当地有很多信众，噶玛拔希在该地区游历、弘法，使得该地区成为继康区之后，噶玛噶举派的又一重要传播基地。

随着噶玛噶举教法在原西夏地区的兴盛，噶玛拔希的声誉日隆、名声远播。1256年，当噶玛拔希决定回到藏区的时候，蒙哥大汗的金字使者来到这里，邀请他前去蒙古。对于这次邀请，噶玛拔希没有犹豫，他深知“一个有权势之人被教化，其余无数众生也随之而被教化”的道理。《青史》记载，在奔赴蒙古途中，噶玛拔希继续利他之事业，供施僧伽大众，修建残破了的庙宇。是年冬天，噶玛拔希来到了蒙哥汗的宫廷所在地。关于蒙哥汗此时的宫廷所在地，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在开平；另一说是在哈拉和林。根据《元史·宪宗纪》载：“六年丙辰……冬，帝驻跸阿塔哈帖乞兄蛮。以阿木河回回降民分赐诸王百官。”又，《世祖纪》载：“岁丙辰，春三月，命僧子聪卜地于桓州东、滦水北，城开平府，经营宫室。”丙辰年为公元1256年，从这两条资料可以看出，开平府1256年开始兴建，所以蒙哥不可能驻于此地。按《红史》所记，噶玛拔希在哈拉和林地方建立的寺庙，“在赡部洲独一无二”。由此可以推断，阿塔哈帖乞兄蛮应该在距离哈拉和林不远的地方，蒙哥“七年丁巳夏六月，谒太祖行宫，祭旗鼓，复会于怯鲁连之地，还幸月兄灭怯土”。怯鲁连河，又称怯绿连河，即今天的克鲁伦河，其上游地带，也是蒙古帝国的传统统治区域。此时噶玛拔希尚在蒙哥汗身边，所以，噶玛拔希到过哈拉和林是有可能的。到达蒙古后，噶玛拔希显示了神变，他调伏了外道，得到蒙古王臣的敬信，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安定社会秩序的作用。在他的影响下，蒙哥汗三次大赦囚犯，并下令，在每个月药师佛的吉日、空行会集的吉日、释迦牟尼的吉日和无量光佛的吉日不许杀生、欺凌他人。此时，噶玛拔希建寺立庙，弘扬教法，“被汗王奉为顶饰”，并获得了无数奉献。公元1258年，蒙哥汗亲领大军，南征伐宋。行军途中，蒙哥曾驻军六盘山，可能此时，噶玛拔希仍在蒙哥汗的军中。由于西夏故地的佛教塔庙多毁于蒙古战火，是故，噶玛拔希向蒙哥汗提出了重修寺宇的要求，并得到允准。不过，做这些事业需要耗费大量的物力、财力，佛寺的修复，说明了噶玛拔希当时所受到的汗王之宠信程度，以及所得到的布施之多。1259年，蒙哥在伐宋时驾崩，忽必烈和阿里不哥先后称帝，蒙古皇室发生内讧，噶玛拔希被卷入宗室诸王的纷争中。忽必烈获胜后，因受到牵连，噶玛拔希被投入监狱，经历了严酷的刑罚。后来，因他在吐蕃地区影响较大，终被获准回到藏区。

从噶玛拔希接到忽必烈的邀请，到北上到蒙古弘传佛法，对藏传佛教尤其是对于噶玛噶举派具有重要的意义，标志着藏传佛教进一步扩大了传播的范围。其实，在噶玛拔希到来蒙古之前，蒙哥汗身边已经有佛教徒，《元史》记载，蒙哥甫一即位，立刻“以僧海云掌释教事”，鲁不鲁乞在他的游记中也叙述说，他曾在蒙哥的汗廷见到了许多偶像教徒（佛教徒），“在这个国家里，有许多偶像教徒的教派，各派有不同的信仰，有许多种类的僧人，习惯各不相同”。虽然不能证明此时藏传佛教已经传人了蒙古本土，但足以说明此时的蒙哥，已经意识到佛教有许多派别，且不同宗教派别在不同区域所发挥的作用也不一样。这也是他在身边已经有佛教徒的情况下，再次邀请噶玛拔希来到汗廷的原因。蒙哥汗是一个虔诚的萨满教徒，但他很好地继承了成吉思汗“切勿偏重任何宗教”的政策，推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治国方针。不过，蒙哥汗看重宗教的政治意义远远大于宗教信仰本身，他曾说：“佛门如掌，余皆如指”，给予佛教以很高的地位，而噶玛拔希作为藏传佛教的一个派别的法主，得到了“汗王顶饰”的荣誉，这些说明了蒙哥对藏传佛教的看重，尤其是对藏传佛教所代表的吐蕃地区的重视。

二、八思巴与藏传佛教的东传

八思巴是萨班的侄子，幼具神通，知晓前世处所，对“读写等五明方面的知识不教即通，或稍加指点即通”，得名“八思巴”（藏语“圣者”之意）。八思巴聪颖过人，8岁时，八思巴就能够讲说佛经，“众学者亦抛弃傲慢之心而听受”。10岁时，八思巴跟随萨班奔赴凉州，途中受沙弥戒出家。到达凉州后，八思巴继续跟从萨班学习佛法，17岁时，对萨班所传教法即已全部掌握。1251年，蒙哥继位成为蒙古大汗，汗位由窝阔台系转移至拖雷系，而在凉州，阔端和萨班先后逝世，阔端的儿子蒙哥都承袭阔端的王位，八思巴继任成为萨迦派的法主。

1252年，忽必烈驻军六盘山，听闻萨迦法主之名，遂决定邀请之，八思巴应召前往。当忽必烈见到八思巴的时候，非常赏识他的机敏与学识。是年，八思巴18岁。尽管年轻，但已经意识到与拖雷系建立亲密关系的重要性。因此，八思巴決定留驻忽必烈军中，与忽必烈谈论教法，并对其周围的人施加影响。《萨迦世系史》载，八思巴善于讲论，忽必烈王妃察必认为他是一个稀有之僧人，对他非常敬仰。当八思巴请求忽必烈免征吐蕃地区的差役遭到拒绝，决定离开时，察必劝忽必烈挽留八思巴。后来.察必依止八思巴接受了喜金刚灌顶，并建议忽必烈也接受灌顶。不过，当忽必烈听说，接受灌顶后，必须礼拜上师并听从上师的吩咐后，拒绝灌顶，也是察必出面解决了这一问题。于是，25名僧人受戒时，忽必烈接受了萨迦教派的喜金刚灌顶，是为“喜金刚灌顶在蒙古地方传布之始”。忽必烈成为蒙古人中第一个接受喜金刚灌顶的人。为这次灌顶，忽必烈向八思巴奉献了作为灌顶的大量供养，有“大如驼羔矢之无孔珠，置于百两精金坛上，以金制须弥山，四大部洲，日月，七珍八供，置于千两精银坛上，又献金银琉璃等诸宝，绫缎锦绣等币帛，象马骆驼等诸畜无数，并于锡刺木齐诚，献有功地方之人众焉”。于是，忽必烈和八思巴结成了施主与福田的关系。两人师徒关系的缔结对元代佛教和政局产生了深远影响。元朝建立后，八思巴被尊为帝师，当他讲法时，“虽帝后妃主，皆因受戒而为之膜拜。正衙朝会，百官班列，而帝师亦或专席于坐隅”。不仅如此，在吐蕃地区，“帝师之命，与诏敕并行于西土”。

按《元史·世祖纪》载：“岁葵丑……秋八月，师次临洮……九月壬寅，师次忒刺”，也就是说，从1252年南征，至1253年8月，忽必烈所率领的大军一直停驻河西，其原因可能与军事计划的变更有关。9月，忽必烈率军到达今甘南迭部，进入藏区，循阿坝草原南进到朵甘思地区。笔者以为，从八思巴到六盘山与忽必烈相见，一直到朵甘思，八思巴都在忽必烈的军中。在忽必烈看来，八思巴是萨迦派法主，吐蕃僧、俗两界的首领，对藏区风俗、习惯和宗教状况比较了解，留在军营，便于蒙古军顺利通过藏区，并从藏区征收差役以作军资。当行至朵甘思的达绒波域色都地方时，噶玛噶举派法主噶玛拔希来到军营，与忽必烈相见，当然，也见到了八思巴。在蒙藏文献中，对于噶玛拔希和八思巴两人共处忽必烈军营，记述较多的是两人斗法事件。当噶玛拔希显示了种种神变之后，八思巴自断四肢显现了五部佛之形象。《黄金史纲》载：“八思巴喇嘛用刀将自己的头和手足割成五段，变做五尊不同的佛，作为日宴，供众人观赏。”八思巴的显现五部佛的神通赢得了忽必烈等王臣的信任。当噶玛拔希不顾忽必烈的挽留离开后，八思巴应该还在忽必烈军营。后来，忽必烈率军继续南征进入云南，八思巴才回到凉州。八思巴回凉州的原因，一方面是为了给萨班的灵塔做开光法事；另一方面，则为返回乌斯藏，从伍由巴大师受比丘戒做准备。回藏途中，八思巴得知伍由巴大师已经圆寂，于是又返回了河西，不过，没有再回到凉州。1254年，忽必烈自云南大理班师回朝，再次经过河西，此时八思巴又回到了忽必烈的军营。关于八思巴再次与忽必烈会见的真正原因，陈庆英先生对此已做过论证，认为是由于吐蕃形势发生了变化，萨迦派在吐蕃诸教派中的领导地位受到了挑战，是以，为改变这种局面，八思巴回到忽必烈的身边。笔者以为比较可信。八思巴和忽必烈会合后，随军北上，在河州附近由恰巴·却吉僧格等人任堪布，由羌塘巴·觉敦索南坚赞等人任阿阁梨，由雅隆巴·喇嘛绛曲坚赞担任密教师，与21名比丘一起接受了比丘戒，并听受了分别解脱经等教法。此后，八思巴跟随忽必烈东行，经桓州、抚州，到达瓜忽都。《元史·世祖纪》：“宪宗即位，同母弟惟帝最长且贤，故宪宗尽属以漠南汉地军国庶事，遂南驻瓜忽都之地。”可见，瓜忽都为忽必烈的总领漠南的常驻地。瓜忽都，为蒙古语“扎固图”音译，《元史语解》曰：“扎固，百，数也；图，有也。卷四作爪忽都。”根据《元史新编·世祖本纪上》记载：“爪忽都之地，即金莲川也。”金莲川位于滦河上游，1256年，忽必烈“命僧子聪卜地于桓州东、滦水北，城开平府，经营宫室”。据此判断，瓜忽都应该就是后来的开平府。

1254—1256年，八思巴一直停留于开平府忽必烈身边。此间，因受到蒙哥汗疑忌，忽必烈被褫夺兵权，非常希望得到佛教的护佑。于是，八思巴写了《不动佛烧施仪轨》和《五天女赞颂》，并利用佛教密宗仪式为忽必烈息灾祈福。1257年，在忽必烈的支持下，八思巴到距离开平不是很远的五台山朝拜。五台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汉藏史集》载：“文殊道场圣地五台山，它的周围是汉地唐国。”八思巴在此听受了大威德、金刚界、时轮、中观论、赞颂、俱舍等密法和经论，写成《听法广记》《赞颂文殊菩萨——花朵之鬘》《文殊菩萨坚固法轮赞》《文殊菩萨名号赞》等文。八思巴在五台山地区的活动为藏传佛教在此地的广泛传播奠定了基础。继八思巴之后，意钦坚赞和胆巴国师先后来到这里，使得五台山发展为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的汇聚地，成为元代北方地区的佛教文化中心。是年冬天，蒙哥到达漠南，在玉龙栈（今二连浩特）与忽必烈等诸王相会，解除了对忽必烈的怀疑。1258年，忽必烈在开平府主持了佛教与道教之间关于《老子化胡经》真伪的辩论。在辩论过程中，八思巴尽展才华。当道教欲以史书取胜时，八思巴引经据典，妙词以对：“天上天下无如佛。十方世界亦无比。世间所有我尽见。一切无有如佛者。”出色的表现，让忽必烈对他更为敬信。

八思巴在开平待的时间应该较为久长。1258年，忽必烈南征，军抵鄂州，此时八思巴仍然留居开平，他在忽必烈的宫廷里写成了《密宗行部所说无量寿佛修行法》一文。1259年11月，当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为汗位激烈角逐时，八思巴坚定地站在了忽必烈的一边。当忽必烈回军中都的时候，根据《赞颂之海——诗词宝饰》的题记中有“说法比丘洛追坚赞贝桑布（八思巴的名字）阴土羊年（1259年）冬十一月于汉地无数帝王出世之地，为众多吉祥之相严饰之中都大城写就”等文字，可判断八思巴也来到此地。1260年，忽必烈在开平即位成为蒙古大汗，年号中统。随着忽必烈地位的上升，八思巴的地位也发生了改变，同年，八思巴被“尊为国师，授以玉印，任中原法主，统天下教门”。至此，随着八思巴的东来，藏传佛教也传播到内地。1270年，八思巴因创制文字，被封为帝师，获赐六棱玉印。帝师的设立，标志着藏传佛教在汉地大规模传播的开始。在忽必烈之后，元朝的每位皇帝均有帝师，皇帝即位時，要“先授佛戒九次，方正大宝”。有元一代，共有14位帝师。

忽必烈成为大汗后，八思巴曾两次西归回到萨迦，西归所经路线，地处北方中原地区。由于八思巴是蒙古国大汗的灌顶国师，当他出行的时候，声势浩大，“所过供亿送迎”。八思巴的这两次西归，扩大了藏传佛教在中国北方地区的影响。1264年，八思巴第一次西归，三年后返回大都，到达京师时，忽必烈“敕大府假法驾半仗，以为前导，诏省、台、院官以及百司庶府，并服银鼠质孙”，皇太子真金亲自率领后妃、大臣等人，用饰满珍宝璎珞的大象、锦缎缨穗飘扬的伞盖、经幡、锦旗和盛大的鼓乐将八思巴迎至宫中。可见，忽必烈给予八思巴很高的礼遇，这对宣扬藏传佛教是非常有利的。其后，八思巴率领僧人在太庙作佛事七昼夜，在蒙古皇室的祭祀仪式中加进了佛教的内容。从此，藏传佛教在元代具有了国教性质。留居大都期问，八思巴剃度僧人，讲经说法，从事大量的佛教活动，这对于推动藏传佛教的传播是非常有利的。1271年，八思巴第二次西归，在途中，他建立寺院，组织僧人译经弘法，进一步加强了藏传佛教的影响。1280年，八思巴圆寂于萨迦大寺。

八思巴是学识渊博的宗教领袖，也是出色的政治家，他与忽必烈建立的福田与施主的关系，对于藏传佛教的传播具有重要的意义。1321年，英宗皇帝硕德八剌“诏各郡建帝师八思巴殿，其制视孔子庙有加”，使得藏传佛教加快了在全国范围内的传播。在八思巴之后，一大批藏传佛教僧人和学者来到汉地，如国师胆巴，能臣桑哥，工匠阿尼哥等人，他们“络绎道途，驰骑累百，传舍至不能容”。当然，随着八思巴的东来，藏传佛教的东传，许多的藏传佛教寺院也在内地相继建立，如大护国仁王寺、大宣文弘教寺，大天寿万宁寺，大承华普庆寺，大昭孝寺等。“如此，使蒙古国土众生俱人大乘之道，释迦牟尼之教法如太阳之光辉，普照大地”。

三、杨琏真加与藏传佛教的南传

此处的南传，主要是指藏传佛教在江南地区的传播。杨琏真加，唐兀惕人，文献中又有“永福大师”的称谓。1276年，蒙古军攻破南宋都城临安，南宋灭亡。次年，忽必烈就设立了江淮诸路释教都总摄所，任命藏传佛教僧人杨琏真加、加瓦和女真人行吉祥为江南总摄，保护该地区僧人、寺院的利益，反映了忽必烈力图加强对江南佛教界的控制、希望藏传佛教在江南地区能够尽快传播开来的迫切心情。杨琏真加来自河西，《元史》载，他曾“重赂桑哥”。桑哥，是八思巴的译史、胆巴国师的弟子。至元年问，桑哥担任总制院使，“总制院者，掌浮图氏之教，兼治吐蕃之事”。或许在桑哥推荐下，杨琏真加来到江南地区总摄释教之事。杨琏真加是一位僧人，也是一位很好贯彻了世祖忽必烈政治意图的能臣。桑哥被诛后，杨氏仍然能够得以保全。初至江南时，杨琏真加的官职是江淮释教都总摄所三总摄之一，后担任江淮诸路释教都总统所的总统。释教都总统所，是元政府设立的最早的佛教管理机构，约成立于中统年问。总统所的职能主要是选拔、管理僧官，最高长官称为总统。除了中央的都总统所以外，在地方诸路也设有相应机构，江淮路都总统所就是其中之一。约在1287年之前，杨琏真加成为江淮诸路释教都总统所的总统。杭州为故宋都城，也是江南地区的宗教文化中心，为推动藏传佛教在该地区的传播，杨琏真加进行了大量的相关活动。具体如下：

（一）在飞来峰一带凿建具有藏传佛教艺术风格的洞窟石像。飞来峰，位于杭州西湖畔、灵隐寺对面，“界乎灵隐、天竺两山之间，盖支龙之秀演者，高不逾数十丈，而怪石森立，青苍玉削”。东晋咸和年间，印度僧人慧理登灵隐山，叹飞来峰之灵秀，认为其来自中天竺国灵鹫山，说：“佛在世日，多为仙灵所隐，今此亦复尔邪？”于是，在此挂锡建造灵隐寺，以飞来峰称之。这里“花木四时春，可以作供养。猿鸟四时啼，可以作回向”。自唐代起，就有佛教石像的零星雕凿。元代，在杨琏真加主持下，在飞来峰地区开始了大规模建窟塑像的工程。现存元代洞窟中，位于冷泉溪南岸的无量寿佛像下面有赞文日：

“永福杨总统，江淮驰重望。旌灵鹫山中，向飞来峰上。凿破苍崖石，现出黄金像。佛名无量亦无边，一切人瞻仰。树此功德幢，无能为此况。入此大施门，喜有大丞相。省府众名官，相继来称赏”。对杨琏真加的功德进行了歌颂。根据石窟题记内容，可以看出，这批石窟中，开凿最早的发生于至元十九年（1282年），最晚的发生于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正是杨琏真加在江南担任总摄或总统期间。出资开凿石窟的功德主，不仅有杨琏真加个人，还有杭州路僧录、潭州路僧录、平江路僧判和前淮安万户府管军万户等。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杨琏真加在朝廷失势，二十九年（1292年）修建的石窟，就出现了以行宣政院使及院使夫人的功德主，也就是说，在杨琏真加影响下，该地区石窟开凿继续进行。

元朝时期，飞来峰的石窟造像题材主要有佛母、金刚手菩萨、狮吼观音、摩利支天、宝藏神、七头龙王和大成就者等，雕像的形态、衣着各异，所执手印、法器不同，与汉传佛教的造像题材、特点有很大区别。位于冷泉溪畔的一座雕像，一手指日，一手托钵，旁有酒缸、侍女，是明显的藏传佛教祖师形象，他就是藏传佛教中的大成就者密理瓦巴，是古印度修习密法的僧人，被萨迦教派奉为修习道果法的祖师。总之，杨琏真加主持凿建的这些窟龛，造型多样，题材丰富，在引进藏传佛教的同时，也宣扬了藏传佛教艺术。

（二）在宋故宫处修建寺院。1284年，“桑哥言，‘杨琏真加云，会稽有泰宁寺，宋毁之以建宁宗等攒宫；钱唐有龙华寺，宋毁之以为南郊。皆胜地也，宜复为寺，以为皇上、东宫祈寿。时宁宗等攒宫已毁，建寺，敕毁郊天台，亦建寺焉”。江南一带是传统的汉人聚居区域，南宋灭亡后，忽必烈仍对故宋皇室心存疑忌，在他的授意下，南宋降帝赵显出家为僧，习藏传佛教。杨琏真加深悉忽必烈的政治心理，为巩固统治，宣扬元廷权威，彻底消除前朝的影响，在桑哥的支持下，他毁坏南宋宫室，在其旧址上建塔造寺，以取厌胜之意，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所以，不僅是会稽、钱塘的攒宫被其重建为寺，地处杭州的南宋皇宫也不例外。1288年，杨琏真加在南宋宫室处修建佛塔、寺庙，“诏以水陆地百五十顷养之”。故宋皇宫位于凤凰山，这里的地形地貌别具特色，“两翅轩翥，左簿湖浒，右掠江滨，形若飞凤，一郡王气，皆籍此山……逮于南宋建都，而兹山东麓环入禁苑，张闳华丽，秀比蓬昆，佳气扶舆，萃于一脉。开署布政，驻辇宅中，民吏之所凭依，帝王之所临莅，隐隐赈赈者六七百年，可谓盛矣”。蒙古军进驻临安后，因赵氏降元，皇宫毁损不甚严重，至杨琏真加到后，雕梁画栋依然。杨琏真加所建造的五寺，分别为报国寺、兴元寺、尊胜寺、般若寺和仙林寺。《西湖游览志》载：“报国寺即垂拱殿……兴元寺即芙蓉殿，般若寺即和宁门，仙林寺即延和殿，尊胜寺即福宁殿，下有曲水流觞。”五寺分属佛教的五个不同宗派，报国寺属禅宗，兴元寺属天台宗，尊胜寺属藏传佛教，般若寺属白云宗，仙林寺属慈恩宗。据《客杭日记》载，尊胜寺，又名万寿尊胜塔寺，寺内“正殿佛皆西番形像，赤体侍立，虽用金装，无自然意。门立四青石柱，镌凿盘龙甚精致，上犹有金铜钟一口，上铸淳熙改元，曾觌篆字铭在，皆故物也”。另有一塔，塔形如壶，“垩饰如雪”，故又名白塔，塔高约200丈，内塑佛、菩萨若干躯，并有佛经数十万卷，皆属藏传佛教。

（三）打击道教，改观为寺。蒙哥汗时，就有佛道之争。世祖忽必烈时，对道教愈加压制。杨琏真加到达江南后，贯彻了世祖排斥道教的政策。《佛祖历代通载》对此记日：“至元十八年冬，钦奉玉音颁降天下，除道德经外，其余说谎经文尽行烧毁。道士爱佛经者为僧，不为僧者娶妻为民。当是时也，江南释教都总统永福杨大师琏真佳，大弘圣化。自至元二十二春，至二十四春，凡三载，恢复佛寺三十余所。如四圣观者，昔孤山寺也。道士胡提点等，舍邪归正罢道为僧者，爰啻七八百人，挂冠于上永福帝师殿之梁棋问。”四圣，即宋皇室崇拜的道教之天蓬、天酞、黑煞、真武等四神。南宋时，在西湖的小孤山上为四圣建有延祥观。杨琏真加从文献得知，延祥四圣观原为佛寺，于是，他夺观为寺，名日万寿寺。后来，万寿寺成为河西版《大藏经》的刊印场所。除了道教的延祥四圣观以外，还有“先贤名迹、江山形胜之地，远者百有余年”，一旦查出与佛寺有关系者，或是寺院地基，或曾为僧人所置，皆被杨琏者真加改为佛寺，如杭州太一宫、龙翔宫，绍兴鸿禧观，湖州安定书堂，镇江淮海书院等，宫观、书院、学舍无所不及。1285—1287年，杨琏真加共恢复佛寺三十余所。关于这些寺院的具体名称，文献乏载，但是，作为藏传佛教僧人，在改观为寺的活动中，被改建为藏传佛教寺院的应不在少数。对于这些活动，忽必烈应该是支持的，1286年，世祖“以江南废寺田土为人占据者，悉付总统杨琏真加修寺”《元史。世祖纪十一》。由此也可以说明，忽必烈对杨琏真加非常信任，而且这种信任也成为杨琏真加在江南地区怙恩横行的原因。1278年，杨琏真加刚到江南，就发掘了宋室皇陵，《癸辛杂识》载，杨氏掘陵“起于天衣寺僧福闻号西山者，成于剡僧演福寺允泽号云梦者……闻欲媚杨髡……以此遽起发陵之想”。在掘陵时，“至断残支体，攫珠襦玉柙，焚其胔，弃骨草莽问”。激起江南人民的愤慨。后来，发掘皇陵所得资财，虽然部分用在修造寺院上，如1284年，世祖令杨琏真加将发掘宋陵所获得的金银宝器建修了天衣寺。但是，杨氏“倚恃权势，肆行豪横……蔑视行省、行台，欺虐官民良善……以其资财有余，奢淫无所不至。由此南方风俗，皆为此曹坏乱”。最终“省台诸臣乞正典刑以示天下”。1291年，杨琏真加失势，尽管忽必烈对他甚为宽宥，发还了土地、人口，但他已经失去原有的权力。同年，江南行宣政院在建康设立，主管江南诸地的僧寺、功德、词讼等，取代了杨琏真加总摄江南释教事务的总统所。

应该说，杨琏真加在江南地区的活动，忠实地贯彻了世祖忽必烈的宗教政策，促进了江南地区的佛教发展，同时也把藏传佛教带入江南地区，扩大了藏传佛教的传播范围。在杨琏真加之后，又有许多藏传佛教僧侣来到该地区，如后来成为萨迦法主的达尼钦波桑波贝、沙罗巴、管主巴等人，都曾对藏传佛教在江南地区的流布發挥过作用。

余论

藏传佛教是佛教在藏地本土化的产物，地域性很强，受语言和地理的影响，很长一段时期，主要流布于原吐蕃统治区域。蒙元时期，出于对藏传佛教的敬畏，宗王阔端邀请萨迦班智达来到凉州进行会晤，此次会面不仅解决了藏地的归属问题，更重要的是，它标志着蒙古上层社会对藏传佛教的接受，为藏传佛教在蒙元时期的传播奠定了政治基础。后来，噶玛拔希北上蒙古，八思巴来到汉地，杨琏真加任职江南，都说明了蒙古贵族对藏传佛教的认可和支持。

藏传佛教是一门不断发展着的宗教，在形成过程中，对印度和汉地佛教内容的统摄，对藏地本教教义的汲纳，都显示了藏传佛教强大的生命力。藏传佛教提倡显密双修，重视苦行。独特的传承、复杂的仪轨使藏传佛教充满了神秘感。这种神秘感是藏传佛教得到蒙古统治者青睐的重要原因。忽必烈认为，佛教可以为他解决问题，他可以因信仰佛教而能够为所欲为，也因佛教的神秘力量而心生畏惧。

佛教是一种社会现象，在流布过程中，嗣法人的智慧、谋断和所取得的社会地位对佛教的传播可以起到推动作用，并进而影响佛教发展的进程。如噶玛拔希深知权势的力量，意识到“一个有权势之人被教化，其余无数众生也随之而被教化”的道理。他与忽必烈的交往在前，当时任大汗的蒙哥宣召他时，他认为这是前世的因缘，立即毫不犹豫地奔赴蒙古，并成为汗王的顶饰。八思巴也是一位智者，为忽必烈传授了喜金刚灌顶，而且严格按照藏传佛教的礼法，要求后者以上师之礼尊之。1271年，忽必烈正式册封其为帝师，从此开启了藏传佛教在元帝国境内大规模传播的帷幕。

总而言之，在蒙元时期，藏传佛教以较快的速度，从原吐蕃统治区域传播到汉地和蒙古，不仅使生息繁衍于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上的两个古老民族因藏传佛教而有了共同的信仰和精神支柱，还充实了中国佛教的内容，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