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士强

[摘要]从诞生到现在约百年时间的中国新诗已经建立起自身的合法性，形成自身的“小传统”，具有一些稳定的基本特质，应对其三个方面的特质进行讨论：“新”“现代”“自由”。“新”主要指新的形式与新的内容，“现代”主要指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与现代性特质的提升，“自由”主要指自由精神与自由体式。这些特质与中国新诗的成就以及所出现的问题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关键词]百年新诗；新；现代；自由

[中图分类号]1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7）03—0022—06

中国新诗诞生已有百年，100年对于一个人来说已堪称高寿，但在历史长河中不过是白驹过隙。相比于至少已有数千年历史的中国古典诗歌而言，新詩的100年委实短暂得很，其“年龄”、其发展阶段或许都还只是非常初步的，是“万里长征走了第一步”，未来还有无限的时间等待它去完成自己。关于百年新诗的评价问题，批评、否定它俨然已经成为一种潮流和“政治正确”，似乎非如此不能显出论者的深刻与远见卓识，但是，平心静气地看，新诗真的就如此不堪、一无是处吗？恐怕未必。“其生也晚”不应是新诗妄自菲薄的理由，实际上新诗的起点较高，它“起步就快跑”，短短百年新诗已取得一系列堪称伟大的成就，它已经建立起自身的合法性，形成自身的“小传统”，具有一些稳定的基本特质。在新诗百年之际，关于新诗之基本经验、历史成就、价值意义尤其需要认真的梳理、辨识，以巩固常识、达成共识、总结过去、烛照未来。本文拟就百年新诗所呈现出的三个方面的基本特质进行分析，其关键词分别是“新、现代、自由”。

一、“新”：新的形式与新的内容

新诗孕育和诞生的20世纪初叶，中国正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社会与文化的诸多基本逻辑、境遇、范式正在发生一系列根本性的变化，这是一个大变革、大转折、大开大合的时代。从国家和政治的角度看，旧有的国家治理模式已经岌岌可危，江河日下，列强环伺，国将不国；从文化的角度看，超稳定的传统文化形态受到外来文化的强烈冲击，徒具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传统文化已经难以提供强有力的文化支撑和更多的可能性，这必然是一个新旧交替、辞“旧”而迎“新”的时期。正是在这种的情况下，新诗出现了。新诗是相对于“旧诗”、古体诗而言的，而它的确也提供了诸多新的质素，是一种“新”的诗，有着崭新的面目，在一定程度上也让人耳目一新。

无论是从形式，还是内容上，“新”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新诗的宿命。语言方面与文言相对的白话，形式方面与格律平仄相对的不拘音韵长短不一的自由体，对旧有的诗歌规范来讲无疑都是颠覆性的，是对于诗歌基本范型的重构，是对诗歌本身的重新定义和对诗歌边界的拓展，这是极富想象力，当然同时也极具挑战性的。诗歌的这种变化不仅仅是外在的形式方面的，而更重要的是精神、观念方面的。这不能不与当时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变革联系起来。近代以来，中国所发生的危机其原因是多重、复杂的，但其中非常根本的一点是文化层面。古老的华夏文明在面对强势的西方现代文明时，已不能不处于一种捉襟见肘、漏洞百出的态势之中，这时，“新民”“革命”“救亡图存”便成为时代性的主题和有识之士不约而同的选择。新诗的产生归根结底还是一个文化的问题，是古老的文明形态受到冲击、难以为继的状况下产生的，既包含与过去“一刀两断”的断裂式的冲动，也是面向未来时空的激情想象，还是一种涨破、裂变和新生。新诗是一种新的文体，这新文体中首先包含新的意识形态因素，关于民族国家、关于世界、关于个人、关于生活与未来……诸多新的因素推动、催生了新诗的产生，质而言之，新诗与新生活、新观念、新审美之间是有着天生的契合的。

新诗的“新”自然首先体现在其物质材料、其外在形式上，白话诗、自由诗相对于此前的文言诗、格律诗而言的确具有革命性的意义，极大地解放了诗歌的“生产力”。胡适在写于1919年的《谈新诗》中，首先强调的是“语言文字文体等方面的大解放”的意义，并指出：“新文学的语言是白话的，新文学的文体是自由的，是不拘格律的。”“形式上的束缚，使精神不能自由发展，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若想有一种新内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因此，中国今年的新诗运动可算得是一种‘诗体的大解放。因为有了这一层诗体的解放，所以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高深的理想，复杂的感情，方才能跑到诗里去。五七言八句的律诗决不能容丰富的材料，二十八字的绝句决不能写精密的观察，长短一定的七言五言决不能委婉达出高深的理想与复杂的感情。”就新诗的语言构成来讲，现代汉语更为贴近现实生活，更具时代性，其变化更多，句式结构也更为复杂，更长于表达复杂、精细的情感、思想，就此而言，的确是别开生面，冲破了古典诗歌语言较为单一、封闭、僵化的状况，在最为基础的语言层面为新诗之呈现新的面貌打下了基础。经过100年的发展，现代汉语作为诗歌语言不但站稳了脚跟，而且其能力、资质已经得到公认，呈现了与古代汉语大为不同的诗意空间。在观念与精神等层面，近百年社会生活的变化是空前的，人类社会与中国社会都来到一个转折、突变的阶段，新诗对应于这种变化，呼应甚至引领着时代性的变化，它所呈现的是一种新的社会生活、人生形式和生活经验。新诗是与时代同行，不断“与时俱进”的，新的思想观念、美学取向、艺术技法等层出不穷，与传统诗歌相比，在诸多方面均实现了置换与更替，称之为“新诗”名副其实。

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变化称得上波澜壮阔、波诡云谲、日新月异，中国的文学与诗歌也一直被“新”所挟持，“新”是一道挥之不去的魅影，新文化、新文学、新诗、新中国、新时期、新诗潮、新世纪……短短百年竟有如此多的“新”，几乎可以称得上一种奇观。这一方面说明“新”有其现实基础、外在需求和内在的激情、冲动；另一方面，说明这里的“新”其发育是不充分的，其进展有挫折、有中止，因而才需要另起炉灶、重新出发。这种关于“新”的运动包含基本时间逻辑的变化，概而言之，即是线性的进化论时间观对于圆形的循环论时间观的取代，这在一定程度上是西方、现代的产物，同时也深具时代特征。进化论的时间观带来革命、进取、效率，但同时也带来浮躁、短视、浅陋，“新”的并不就是“好”的。关于“新诗”之“新”的负面影响，已经引起诸多有识之士的反思。比如，学者唐晓渡对“通过先入为主地注入价值，使时间具有某种神圣性，再反过来使这具有神圣性的时间成为价值本身”的“时间神话”及其所存在的问题所进行的深刻剖析；再如，学者王光明对新诗的“唯新情结”所进行的分析：“我们是要写一首‘新的诗，还是要在现代经验与现代汉语的应答和鸣上写好一首诗？如果我们只是要一首与‘旧诗区别的‘新诗，事情当然好办得多，因为这样既可以向‘自我寻求，向时代生活寻求，或者向西方的新思潮寻求。但倘若我们要求的是一首好的诗，就得放弃任何单向度的追求，就得包容和超越上述的一切，并最终将其交给诗的本体要求去评判。然而就20世纪诗歌写作的基本情形看，诗的追求主要是前者而不是后者，只不过对‘新的理解与阐述存在对立的两条思路、两种价值观罢了。诗人不能自觉从真实经验和语言现实出发，便只能像浮萍一样随遇而安。”如此的思考堪称中正而深刻，对于新诗的健康发展而言是有建设性意义的。当然，从新诗百年之回顾的角度看，“新”的不一定是“好”的，却也并不一定就是“不好”的，它既有积极的、正面的意义，也有负面的、消极的意义，就其基本面来讲，这种“新”的价值应该说还是积极和正面的。

二、“现代”：现代化与现代性

20世纪以来，中国所发生的最大变革应该说便是现代化的转型，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由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变是其中颇为显明的主题和主线。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自身悠久而深厚的文化传统的国家来说，因应周遭世界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和自身所遭受的强大压力，它已经来到一个“非变化不可”的临界点上。当然，由于其体量如此之大、内部如此复杂，它的转变又必然是缓慢、渐变式的，如诗人西川所说是“大河拐大弯”，而不可能陡转和遽变。“现代”在此过程中，更多的是以一种外来、先进、新生的力量出现的，对传统形成冲击、颠覆，但在此过程中，传统固然处于守势却也不愿轻易退出历史舞台，二者之间必然产生大规模的碰撞、遭遇，形成一种较量、颉颃的状况，在一定意义上，这也是一种惊心动魄的战争，并不比充满硝烟的现实中的战争更为轻松。如此过程虽然不能简单地用“现代”的前进和“传统”的后退来描述，说“传统”已然失去生命力并不符合事实，说它的力量已经式微，也过于简单和草率，但是，二者之间的确有一个此消彼长的关系，“现代”为“老大中国”带来许多新的东西，带来新的可能性和想象空间，改造了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的基本质地和结构构成，使其在濒临灭亡的关头，重新焕发出活力与创造力，并涅槃重生获得新的生命。“现代”的意义是值得肯定并大书特书的，其正面价值不容忽视。

在很大程度上，新诗便是为现代化焦虑所催生的产物，“现代”也成为新诗所着力追求的特质之一。这其中极为鲜明的当属新诗第二个10年出现的《现代》杂志。如施蛰存在《又关于本刊中的诗》中指出的：“现代中的诗是诗，而且是纯然的现代的诗。它们是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的现代的情绪，用现代的辞藻排列成的现代的诗形。”这里一连串的“现代”凸显出其诗歌追求的核心特质，施蛰存并从生活内容的角度指出：“所谓现代生活，这里面包含着各式各样独特的形态；汇集着大船舶的港湾，轰响着噪音的工场，深入地下的矿坑，奏着Jazz乐的舞场，摩天楼的百货店，飞机的空中战，广大的竞马场……甚至连自然景物也与前代的不同了。这种生活所给与我们的诗人的感情，难道会与上代诗人们从他们的生活中所得到的感情相同的吗？”现代生活之于现代诗并无直接的关联，但却是一个基础和前提，生活的改变进而引起人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思维方式等一系列的改变，又不能不说是极为重要的。20世纪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屡遭挫折、屡仆屡起，但大的方向是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行进的，中国的社会比之此前已经大幅度前进、高度现代化了，整体面貌与此前相比已经大为不同。通过开放进取、“拿来主义”的学习与借鉴，中国与西方现代文明之间的距离被大幅缩短，并进入到全球化的格局和体系之中。在这其中，虽然有具体的路径、方式、侧重点的不同，但“现代化”是有识之士不约而同的选择和众望所归。如诗人朱自清在1940年代所指出的：“现代化是不可避免的，现代化是新路，比旧路短的多；要‘迎头赶上人家，非走这条新路不可。”在新诗的现代化进程遭到中断，并重新出发的“新时期”之初，诗人公刘的观点颇具代表性：“沐浴一点欧风美雨”是有好处的，因为“吸收，是为了补充营养，为了创造新的生命，到头来都成为我们自己身上的血肉”。虽然由于时代环境的原因，其表述仍然显得比较谨慎，但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并已为此后的历史实践所证明。公刘进而指出：“新文学（新诗）的现代化进程早于我们整个社会生活的现代化进程；从这个意义上看，新诗实在是有功劳的，因为它带领着时代前进。”新诗的现代化对于整个社会生活的现代化而言的确有推助作用，另一方面，社会生活的现代化也推助着新诗的现代化，二者在很大程度上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关系。

现代性是近百年中国文化一个极为重要的维度，甚至可以说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文化的结构和质地。现代性当然并非全部是正面的价值，但其正面价值无疑还是首要的。中国文化从前现代向现代的转变过程艰难而曲折，有中止，有反复，并付出过沉重代价，但从总的历史逻辑来看，这一过程是在向前发展的，现代性维度是在成长、前进、发展壮大的态势之中的，新诗也是这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就当前中国文化的结构而言，前现代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是交织并置的，这本身也是一种后现代状况，不过这里面还是应该看到，现代性仍然是其中的主导性力量，由前现代性向现代性的转变仍将是未来不短的时间之内文化发展演变的主导性特征。从诗歌的艺术构成来看，20世纪初期，中国的诗歌基本属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范畴，而后象征主义、现代主义等作为新生因素兴起，与世界潮流之内的现代主义有了初步接轨，在其后“文艺为政治服务”的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现代主义不再具有“合法性”，其发展空间几近遁失。到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现代主义才重新获得较为充分的空间，其发展可谓一日千里。时至今日，中国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艺术潮流与技法已经基本实现了与世界范围同步，二者之间已没有太大差别，这当然不能说是没有意义的。在此过程中，对于诗歌现代化、现代性的提倡有着不同的方案与设想。有的持中守正，如袁可嘉在1940年代所提出的“新诗现代化”：“新诗现代化的要求完全植基于现代人最大量意识状态的心理认识，接受以艾略特為核心的现代西洋诗的影响；我们对于此点的反复陈述只在说明新诗现代化所内涵的比徒炫新奇，徒趋时尚更广，更深，更重的意义；它不仅代表新的感性的崛起，即说它将颇有份量地改变全面心神活动的方式，似亦不过。”袁氏的设想很全面、很客观也比较系统，但可惜的是，由于此后大的政治环境的变革而遭到强行中止。还有的观点则较为张扬凌厉，如20世纪50年代台湾的“现代派”群体，诗人纪弦在“现代派”宣言中称：“我们是有所扬弃并发扬光大地包容了自波特莱尔以降一切新兴诗派之精神与要素的现代派之一群。”“我们认为新诗乃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诗的新大陆之探险，诗的处女地之开拓，新的内容之表现，新的形式之创造，新的工具之发见，新的手法之发明。”“横的移植”，以及与传统之“断裂”的诗歌解决方案比较极端、决绝，应该说是不无偏颇的，但对于文化的变革而言有时也需要一些“矫枉过正”，如此的立场与姿态对于推进诗歌中的现代性、现代主义也并非全无积极意义。诗歌评论家吴思敬在1980年代，初曾如此论说“诗歌现代化”：“新诗本身是现代化的产物，而今天随着时代的进步，它又需要进一步的现代化。”诗歌现代化“是就新诗的发展趋势而言的。它意味着对我国传统诗歌包括在苏联美学理论影响下，出现的某些定型的新诗的突破，意味着对古今中外诗歌珍品包括现代流派诗歌的借鉴，意味着艺术个性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和创作方法艺术流派的多元化，意味着以现代化的艺术语言反映现代中国社会的时代精神，反映现代中国社会的生活节奏，反映现代中国人的思想风貌和心理情绪”。这样的诗歌现代化的进程在新时期以来得到长足的发展，诗歌的现代性也同样得到长足的推进，可以预见的是，未来也将在同样的方向上继续前进、延展。

三、“自由”：自由精神与自由体式

对于新诗而言，“自由”可以说是其最为重要的品质。正如吴思敬所概括的：“‘自由二字可说是对新诗品质的最准确的概括。这是因为诗人只有葆有一颗向往自由之心，听从自由信念的召唤，才能在宽阔的心理时空中任意驰骋，才能不受权威、传统、习俗或社会偏见的束缚，才能结出具有高度独创性的艺术思维之花。”“新诗的诞生就是与人的解放的呼唤联系在一起的，自由诗最能体现人渴望自由、渴望解放的本性。自由诗以其内蕴的本原生命意义，确立了开放性的审美特征。”确乎如此，追求自由是新诗诞生和发展的动力，自由精神是新诗最为重要的品质之一。新诗本身是如胡适所说“诗体大解放”的产物，郭沫若所说的“绝端的自由，绝端的自主”是新诗初创期主导性的取向，亦如这一时期的诗人康白情所说：“新诗破除一切桎梏人性底陈套，只求其无悖诗底精神罢了。”这种绝对的、极端的自由当然在很大程度上只能存在于想象之中，就其现实作用而言，也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但在特定历史时期，对于冲破诗歌传统中的重重桎梏而言又是必要的，更重要的，以一种不无极端却又准确传神的方式道出“自由”之于新诗的重要性。实际上，自由一直是新诗的灵魂，哪怕是在最为严苛的环境中，自由的诗歌也没有停止发生和成长，诗歌的自由精神也从未真正灭失消泯。诗人艾青的如下表述很有代表性：“诗是自由的使者，永远忠实地给人类以慰勉，在人类的心里，播散对于自由的渴望与坚信的种子。诗的声音，就是自由的声音；诗的笑，就是自由的笑。”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新诗，一直是与自由相伴、与自由同行的。

内在的自由精神体现到诗歌的形式上则是自由体式，自由诗成为新诗主导性的体式和绝大多数诗人的选择。在百年新诗的历史中，虽然自由与格律之间有过数次较大规模的论争，关于新格律诗、现代格律诗等也有许多的设想、规划，以及创作实践，但总的来说，格律诗无论是从理论，还是实践来说，都没有能够征服广大读者，为新诗寻找某种固定不变的格律体系的努力，无一例外地都并未取得成功。虽然这些努力对于探讨新诗的内在特征、纠正其某些偏差等不无益处，但是，为新诗制定定于一尊的范式看起来却注定是要失败的，是没有出路的。关于新诗的体式，诗人废名在20世纪30年代，曾写过一篇题目直陈观点的文章《新诗应该是自由诗》，指出新诗应该是“诗的内容”和“散文的文字”的结合，他认为：“我们的新诗应该就是自由诗，只要有诗的内容，然后诗该怎样做就怎样做，不怕旁人说我们不是诗了。”总体而言，自由诗更为契合和接近诗歌的自由本质，它之所以成为新诗史上的主流体式，应该说是顺理成章的。当然，自由诗也并非没有限度和边界，它对于格律音韵等的形式要素也不应该是拒绝的，如此方为“自由”的题中应有之义。正如诗人蔡其矫所曾经指出的：“所以现代的自由诗，不应当专指那种以不讲形式为形式的一种，也应有很讲究形式的，押韵或大体押韵的。”“今天有些自由诗所以不得人心，就是它太不注意艺术形式，随意行笔，这绝不是自由诗天生的特点。今天的自由诗，应该是一切传统诗（包括格律诗）的继承者，而不是先辈的叛子逆孙，不过它不是复旧，而要创新。”总结新诗在体式方面的基本经验，诗人彭燕郊的如下观点应该说比较有代表性，而且能够体现普遍性、主流性的观点：“新诗是自由诗。新诗没有格律，不沿袭旧格律，也不可能‘逐步形成什么‘新格律。摒弃形式主义是20世纪世界文学发展的总趋势……从艺术风格上，从诗美追求上看，新诗一开始就没有什么统一的‘诗法，没有什么‘尊于一的规范，多元的，各显神通的各个流派的自由竞争成为八十多年来中国诗坛的绚丽景观……”这样一种自由、多元的格局在近年来进一步发展，新诗无论是在精神，还是体式上，都是在往更为自由、更少束缚的方向发展的，也是走在一条更为宽阔、健康的道路上的。

本文从“新、现代与自由”等三个方面讨论百年新诗的若干基本特质，这从对于新诗的不同命名中也可以体现出来，上述的三个方面分别可以对应新诗（汉语新诗）、现代诗（现代汉诗）、自由诗（汉语自由诗、现代自由诗）等诗歌概念。可以说，这三个方面的特征凝聚和凸显了中国新诗身上的诸多重要特质，其与中国新诗的成就及所出现的问题是紧密地连接在一起的，值得进一步的重视与探究。百年来中国新诗可谓命运多舛，所走过的道路一波三折，过去与现在都存在诸多問题，其发展可能还比较初级、幼稚，整体水平还不高。但是，新诗出现是意义重大的，是一次解放和出发，打开了广阔的艺术空间，具有诸多崭新的、有益的艺术质素。中国新诗过去已取得可观的历史成就，拥有大量的读者和一系列经典性的诗人诗作，现在是多元、开放而有活力的，未来是具有成长性、可能性并值得期待的，这是我们在回顾、评价百年新诗时所应该首先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