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雷雷 王建光

[摘要]“道德绑架”以追求善的名义干扰人们的道德选择自由，相比于法律层面的绑架，这是一种“弱绑架”。传统文化中道德至上观念，社会转型给人们带来的道德焦虑以及人们道德评价中存在着动机与结果的背反因素都是加剧这种现象的原因。绑架者主要通过角色、情感、语言、行为四种方式对被绑架者实施道德干预，从而迫使被绑架者改变自己的意愿或者行为。

[关键词]道德绑架；道德至上；道德焦虑；角色绑架

[中图分类号]D66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36121（2017）04001406

一、道德绑架的内涵

“道德绑架”是由“道德”与“绑架”结合而成，道德原是“调整人和人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1]7绑架在法律上的解释指用外力强制他人做某事的行为。“道德”与“绑架”的结合包涵着两个层面的解释：

首先，道德与绑架的结合，表明绑架行为的发生是在追求善的名义下进行的，个体对德性的追求成为绑架者干预他人行为选择的手段。德性之所以能够成为手段，因其承载了人们追求幸福的价值，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造成幸福的是合德性的活动”。[2]28个体德性水平的高低决定着其在社会中受尊敬的程度，道德境界高的人比低的人能够得到更多的赞赏。来自他人和社会的赞赏能够满足人们高层次的需求，高层次的需求是人们真正感到幸福的原因。穆勒曾说过“得自高级官能的快乐，要比那些符合动物本性而与高级官能无关的快乐更可取”。[3]14德性本身具有的价值性，才使得其成为“绑架”人们行为的筹码。但帮助他人本身应当是出于自愿的心理，不考虑援助者的客观情况就要求其实施援助，这样的行为就就是一种道德绑架。

其次，道德绑架是以“弱绑架”（1）的方式进行的。绑架本身具有暴力强迫的含义，用“道德”对其加以修饰便弱化了暴力强迫的内涵，继而将强迫转移成精神层面的“弱绑架”。“弱绑架”导致被绑架者的行为选择表面上处在一种无人监管状态，实际上却存在一种既定行为路径，若被绑架者的行为背离了既定行为路径，就会受到他人道德层面上的质疑。而真正意义的行善必须是以自由意志为前提，“善良意志，并不是因为它所促成的事物而善，并不因它期望的事物而善，也不因为它善于达到预定的目标而善，而仅是因为意愿而善，它是自在的善。”[4]7善良难得可贵之处在于它是主体内在自觉的选择，“任何为了满足一种爱好而产生的东西，甚至所有爱好的总和，都不能望其项背。”[4]7出于“不得不”的德行不能说是真正意义上的善，“不得不”的道德行为也会给被绑架者带来道德行为上的身不由己。

道德绑架可以概括为：人们以自身的道德认知对处在特定情境中他者的选择或行为，主观地设想出一种不同于事实或将要发生的事实的理想期待，并借助大众舆论的手段有意图地迫使他者做出超越客观自身（如本来只有能力捐五十元给慈善机构，却由于舆论压力不得已捐出一百元）但符合人们理想期待的选择，若他者所作出的选择与人们理想期待不一致，便会受到来自人们发出的道德层面上谴责的一种行为。道德绑架的过程中“绑架”的是被绑架者道德选择自由。简言之，道德绑架就是人们以道德要求的名义，迫使他者做出超越自身客观现实的行为。

二、道德绑架的原因

（一）历史因素：传统中的道德至上

传统文化历经几千年的洗礼流传至今，“文化道德化”和“道德理想化”是其主要特征，不论是“文化道德化”还是“道德理想化”都体现了实际生活中“道德至上”的观念。“道德至上”的思想虽然为人们提高道德修养提供了方向保证和动力支撑，但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道德绑架”事件的发生。

首先，传统文化中“重义轻利”思想的根深蒂固。我国自古以来就有重义轻利的传统，儒家素来提倡“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5]45这就意味着对人生道德理想追求的过程中利益一直是被排斥的对象。因为道德在人们心中是高尚的和具有神圣性的存在，一旦与利益相提并论就会使其丧失神圣性。在这种思想影响下，人们的普遍常识就是追求道德就得放弃利益。在道德绑架事件中被绑架者都是被要求放弃自身的利益来追求更高道德境界，做一个完完全全的“见义忘利”之人。其次，传统道德观念中的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的不对等性。传统的“家国一体，由家及国”的社会发展路径奠定了道德在生活中的无处不在，家“是一个由神的规律而构成的血缘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的和谐运转需要的是以长幼有序、父慈子孝、夫妻和睦为基础的人伦秩序，“人伦地位不同，个体的伦理权利与伦理义务也就不相同”[6]37，传统文化中一直以来都是过分强调个体道德义务的履行，忽视个体享有的道德权利，导致道德义务和道德权利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不对等的。主观任意放大人们应当履行的道德义务而忽略其应享有的道德权利是产生道德绑架的重要原因之一。再次，超道德行为与道德义务的混淆。我国历来倡导“人人皆可为尧舜”[7]265，这样的倡导使人们“将超道德的行为视为道德义务”。[8]66超道德的行为是一种具有价值引导性的行为，是高层次的美德，日常生活中人們不是一定非要实施这种行为，不采取这样的行为也是不违反道德要求的。而“道德义务应当是公平的，人人都应当履行的，或者更准确地说，在相同情景和相同的社会身份的条件下，人人都应当履行的。”[8]65传统文化中包涵的道德要求将超道德的要求和普通的道德义务混为一谈，忽视了“超道德的行为应当遵循自愿的原则”。[8]66认为达不到超道德的行为都是不道德的，但是判断一个人行为是否合乎道德，应当看其有没有履行道德义务，而不是看其是否满足超道德要求。将超道德的行为当做普通的道德义务会使得人们错误地认为只有满足了超道德要求的行为才是道德的行为，在此范围外的行为都是不符合道德要求的，这种错误观念的引导更加容易在现实中滋生道德绑架。

（二）认知因素：动机与结果的背反

人们行为的动机及其产生的结果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具有一致性的，好的动机带来好的结果，坏的动机带来坏的结果。但是在有些情况下好动机未必能产生好的结果，坏动机也未必能产生不好的结果，如生活中经常出现的“好心办坏事”、“歪打正着”就属于这类情况。我们今天讨论的道德绑架现象就是好动机产生坏结果（干涉他者自由）的典型表现。

首先，从被绑架者角度看，群体对他人进行道德绑架时都是以“善”的名义要求他人做出一些行为，单从动机上来看，追求更高层次的善是符合人和社会发展规律的。但是这种动机只是绑架者的主观动机，并不能使被绑架者自愿的将其转化为自己的动机。被绑架者碍于道德舆论的压力而被动的接受绑架者强加的行善动机，将这种动机通过自身的道德实践能力转化为现实的道德行为。虽然最后帮助他人结果是好的，但是这一过程中被绑架者的个体动机变得微不足道，真正起作用的动机是绑架者的动机，导致个体的动机与结果出现了主体性分离。这种不分场合地将外在动机强加在他者身上带来的后果就是迫使他者违背原有意愿做出一些可能超出自身客观现实的行为。其次，从绑架者角度来看，好动机带来的结果不一定是合乎道德的。希望他人行善相对于希望他人作恶来说是一种好的动机，但希望他人行善这一意愿内含着个体与他人之间的道德关系，对他者提出的道德行为要求应以普遍的道德义务为基础，而不能以超道德的要求为基础。他者的道德行为只要是不违反道德义务要求的，那么在道德层面就是被允许的。道德绑架行为中绑架者就是将超道德行为的动机强加在被绑架者身上干预被绑架者的道德选择自由，扭曲被绑架者本人的“主观自然”[9]258意愿。被绑架者对于绑架者提出的道德要求无法予以拒绝，一旦拒绝就会被冠以“不道德”的头衔，这对于生活在“义大于利”道德观念下的人们来说相当于在道德上给其宣判死刑。为了避免上述情况的发生被绑架者就会倾其所有的达到绑架者提出的要求。最终“善”的动机就带来了“恶”的结果（干涉他者道德自由）。

（三）现实因素：内在性的道德焦虑

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物质满足，这种物质满足感是以往任何历史发展时期都无法企及的。人区别于动物在于人有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但现代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后果就是过分关注物质需求而忽略了人的精神需求，导致“物质追求与精神追求断裂”。[10]48精神依托的缺失以及现实中伦理关怀的缺失使得人们在面临道德选择时内心出现极大的焦虑与恐慌，心理学意义上的焦虑是一种“自我本能用以保存自我的一种表示”[11]333，为了更好地保存自我，人们必然要为内心的焦虑寻找一个发泄口，道德绑架事件中被绑架者往往会成为人们发泄内心道德焦虑的救命稻草。但人们本身没有意识到，通过要求别人行善来满足自身对善的欲求的行为，从本质上来说就已经失去了道德的本真意味了。

首先，通过道德舆论干预他人的道德行为选择（这种行为不是被绑架者的强制性道德义务）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绑架者内心的道德焦虑。“对社会现象表达自己的声音便成为表现其社会存在性的重要路径，尤其是对不道德现象愈是能够表达出强烈的愤慨就愈能够显现和证明其人性的崇高。”[12]64对他者批判的声音越大越能麻痹自己的内心，感觉自身具有高尚的道德。其次，道德绑架的行为是一种非正义的行为，绑架者在道德的大旗下将“应受谴责的行为曲解为正义的，将攻击行为进行伪装，并贴上非攻击的标签”，[13]746将其本来属于自己的道德恐慌，以道德的名义转移和分散到被绑架者的身上，这个行为本身就是非正义的。因为绑架者的行动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一种善，但在心理学上这种善本质上是一种“伪善”，即“行为外表具备善的特征但不具备善的品性的情态，伪善意味着虚假的或伪装的美德”[14]，伪善行为的出现是绑架者内心深处“良能”缺陷的外化。 第三，从被绑架者的角度来看，被绑架者可能迫于道德舆论的压力实施了一定的行为，这种行为相对于在没有舆论压力的情况下发生的行为表面上具有更高的道德性（两种行为之间的区别不是善与恶，而是大善与小善），但是被绑架者实施具有更高德性的行为并不一定是他们内心真实良能的流露，只是在外在道德舆论的压力下产生的一种被动行为，被绑架者的遭遇只会加深其内心的道德焦虑感，在道德选择上会更加困惑。

三、道德绑架的方式

（一）角色绑架

角色绑架是指人们不分场合的用理想型角色的道德标准来要求特定的社会成员做出一些超越客观自身情况的行为。角色绑架源于人们对他者的角色期待，是对普通道德主体进行偶像式的拷问。这一类型的道德绑架最容易发生在有特定社会地位的群体身上。比如道德楷模，这一群体因道德素质较为突出，生活中会成为众人尊重以及效仿的对象，将其作为道德偶像进行追捧。道德偶像的形象一旦在人们心中树立起来，人们就无法容忍道德偶像身上出现任何的道德瑕疵。但道德上的完美只会在神那里得到体现，人之所以成不了神就在于人是有现实物质需求的存在，人在道德上完全没有瑕疵是不具有客观现实性的。道德偶像虽然在道德修养方面给我们提供了学习和效仿的对象，但也不能忽视道德偶像同样是具有现实性的，也是和我们一样是具有物质需求的存在者。

偶像式的道德标准隐涵着人们对终极善的追求，其追求的是一种舍生忘我、没有任何私欲的生存状态。这样的生存状态是一种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道德目标，通常说理想主义都是带有一种不现实的内涵，但这里将偶像式的道德标准看做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目标并不是否认其现实合理性，而是将其看做人们追求善的动力支持和方向保证。道德的理想性与现实性是辩证统一的概念，其中理想性蕴含着道德的价值作用，現实性则外化为道德的规范作用。道德价值作用主要是给人们带来精神性的指引和激励，帮助人们在追求善的道路上永不停歇。而对我们的行为规范起直接约束的是具有现实性的道德规范，道德规范是在人们长期的生活中约定俗成的，是建设有序社会必不可少的，它明确规定着人们的行为边界，逾越边界便会受到外界的指责。作为现实主体的人们，道德水平的提升是一种循序渐进的过程，道德偶像正因为承载了我们的道德理想目标，人们便容易忽视其道德水平也是在不断向理想性终极善接近这一事实，把道德楷模当做终极善的现实存在，对其提出过高的角色期待。如2005年道德楷模洪战辉，其一边求学一边独自抚养并无血缘关系妹妹的事迹被报道出来后，感动了无数的中国人。成为道德楷模的洪战辉被各地邀请做演讲分享自己自强不息的奋斗史，有些邀请单位会提出给其有偿演讲，这时社会各界就有一些指责的言论出现，认为其作为道德楷模是不应该收取报酬。在人们的观念中当道德与利益挂上勾那便会导致道德失去其自身原有的神圣性，但道德从来都不是一种超利益的存在。对理想性道德的向往让人们忽视了他人现实性的道德状况及其他的制约因素，对他人承担的角色进行一种不现实的拷问，给他人带来道德生活和选择上的困惑。

（二）情感绑架

情感绑架是指社会中一些处于弱势地位的个体通过借助社会群体对自身不利情况产生的同情感迫使人们对其进行援助。情感绑架的起因有两个方面，一是社会中由于各方面原因存在着弱势群体，其生活中一旦出现了困境就会给他们带来灾难性的打击，连最基本的生命权都可能无法保障，为了继续生存下去可能会向比较富有的人进行求助。另一方面是社会群体对弱者的同情心，亚当·斯密将同情概括为“用来表示我们对任何一种激情的同感”[15]7，正是对他人遭遇不幸的同感使得事件的旁观者也会从内心希望不幸者面临的困境能够得到解决。

在群体表现同情这一过程中，有两个因素是不能忽略的。首先，同情感的产生。群体对不幸者的遭遇在一开始并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同情，更确切的可以说是一种具有好奇性质的同情意向。人们听到一些消息的第一反应一般是“你发生了什么”，了解事情的原委后，先是激发人们的感同身受，继而人们才会进一步产生出同情感，若不能激发人们的同感，人们也就不会产生出同情。同情心一旦产生人们就会希望不幸者面临的困境能够得到解决，但对于问题的解决人们只能是一种愿望的解决，对于不幸者面临的困境大多数人都是无能为力的，因此，群体会将问题解决的焦点放到更为富有者那里。其次，被道德绑架的对象比较富有，有能力可以帮助不幸者较为快速的摆脱困境。对弱者的同情使得人们把问题解决的关键都集中在被绑架者那里，如若被绑架者没有像人们预想的那样给予帮助，就会切断人们预想中事件的发展路径，人们内心产生的失落感将事件的矛头直指被绑架者，被绑架者从而被贴上“为富不仁”的道德标签。这样，就使得个人的“不完全强制性义务”变成了“完全强制性义务”。“不完全强制性的义务中虽然行为具有义务性，但具体什么时候实施却有我们自己来定，例如慈善或仁慈行为，固然应当践行，但不是一定要施与某个人，也不是一定要在某个时候实施。”[3]61道德绑架使得一个人“应然”的道德要求变成了“必然”的道德义务，那些原本不一定是这个人要做的事变成了这个人一定要做的事情。通过一系列的过程，道德在善的掩护下转身变成强制他人行善的工具，人们的同情感为这种强制行善提供了看似合理的路径选择。

（三）语言绑架

语言绑架是指一定的社会群体借助社会舆论从而迫使他人改变自身意愿或行为来满足社会群体预先设定的理想期待。语言绑架源于语言功能的错位，现实中一些词语，如捐款活动中常听到的“大家都捐了，你不捐吗？”，这句话的言外之意就是大家都捐了，你不捐就是不对的。诸如此类的语言还有“今晚大家都去，你不去吗？”，这种语言看起来是一种简单的邀约，但实质上包涵的言外之意都带有一定程度上的强制意味。

德国心理学家Buhler将语言的功能概括为三点：“描述功能”，“表达功能”，“呼吁功能”[16]170，并认为描述功能是语言的基本功能。描述功能追求的是对事物客观真实的表述，表达功能展现的是说话者的个人特色，呼吁功能就是说话者对其受众所能发挥的影响，描述功能与呼吁功能最大的区别是在后者中植入了讲话者的偏好及欲望。在语言绑架中，起基本作用的不再是语言的描述功能取而代之的是呼吁功能。语言的呼吁功能带来的社会影响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如环保组织倡导的“保护环境，人人有责”带来的社会影响就是正面的，不仅能提升人们的环保观念，而且能促进社会环境的优化。但在语言绑架中语言的呼吁功能发挥的作用就是负面的，用自己的道德标准干涉被绑架者正常的生活。如某明星2015年9月3日在微博上发了一张儿子的照片，被不少网友贴上了“不爱国”的标签，只因这天也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网友认为在这样的日子也应该像其他明星那样在微博上发阅兵相关的内容而不是晒自己的孩子，于是在其微博留言进行指责，最后迫于舆论的压力使其又发文道歉。语言本身是没有偏爱性的，与人结合在一起就会被植入人的欲望以及偏好，并通过舆论给被绑架者带来一种错觉，使其将“大家想让我做的”当成是“我应该做的”，把不一定合理的“社会期望”理解为具有合理性的“道德义务”。

（四）行为绑架

行为绑架就是人们用预想层面行为的道德水准评判他者处在特定实施阶段的行为。行为绑架源于人们对行为发生阶段判断的失误。

道德行为的发生要经过两个阶段，一是预想阶段，即人们会在头脑中设想出不同形式的行为可能带来的道德后果。这一阶段对人们起作用的道德标准是人们心中内涵的一种道德应然，就是设想“我应该怎样做”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这一设想由于受到的外界干扰较少，因此，考虑的相对周全，预想出的道德行为相对于实施阶段的道德行为具有更高的道德水准。二是实施阶段，这一阶段对人们起作用的道德标准是一种具有自利偏好的道德自我，其表现的更多是我们感性、冲动的一面，在这一阶段因行为的实施者处在特定的情境中影响其行为方式的不再是“我应该怎样做”而是“我想要怎样做”，这样发生的道德行为就更加具有自利偏好。在对被绑架者实施行为绑架的过程中，人们在事件发生前对将要发生的行为具有期待性，期待中行为的道德水准是比较高的。但实质上任何人的道德行为一旦從预想层面进入到具体的实施阶段，都不免要受到外界诸多因素的影响，包括绑架者群体自身，如若其自身处在被绑架者的处境，行为发生的过程中也无法避免本性中的自利偏好的影响。行为绑架过程中绑架群体就选择性的忽略被绑架者身上存在的自利偏好，直接将预想层面的道德标准应用到被绑架者道德行为的实施阶段，实施阶段的道德行为一方面受到外在环境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受到自身情感、利益、偏见的影响。因此，带来的后果也必然不会像预想中的那样高尚。绑架者群体用预想阶段行为的道德水平来评判具体实际行为的道德水平，两者必然会有较大的落差的，被绑架者也就容易被贴上“不道德”的标签。四、结语

社会中广泛存在的道德绑架从一定层面来说可以帮助部分人摆脱困境，但从社会的发展角度来看，道德绑架是一种以善为恶的不文明现象。它给人们的生活造成的困扰是多方面的。从思想层面来说，加剧人们内心的道德焦虑；现实层面来说，干涉人们道德选择的自由，迫使人们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道德选择。也正是因为有道德作为旗帜，绑架者群体才会理直气壮地认为自己是社会正义的化身。总之，这一社会问题必须得到合理的解决，我们的道德建设才能更好的稳步推进。

[注释]

（1）绑架原是通过暴力强制的手段进行的，道德绑架是在“道德”的修饰下对他者行为进行干预，道德的非强制性特征决定了其产生的影响力也是一种“软约束”，与绑架的暴力强制性相比，遂将其称为“弱绑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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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立国

A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Moral kidnapping"

WANG Leilei，WANG Jianguang

（Political College of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Nanjing，Jiangsu，210018，China）

Abstract：Different with the kidnapping behavior defined in the law ，“moral kidnapping” is actually a kind of weak kidnapping which intervene peoples free rights in making moral choice in the name of goodness. The phenomenon of moral kidnapping has been aggravated in that the concept of moral supremacy prevailed in our traditional culture， that social transformation brought peoples moral evaluation. Rule，emotion ，language，and behavior are the four patterns that kidnappers mainly adopted to implement moral intervention on the abducted in order to compel them to alter their wishes and acts.

Key words：moral kidnapping； moral priority； moral anxiety； role of kidnapp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