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瀛璐

到了南京，从总统府出发，沿中山路向西绕过南京大学鼓楼校区，再往北一拐，就到了颐和路，不过十几分钟车程。梧桐敛去喧嚣，延伸出布满民国建筑的寂静街区，恍如隔世。不同于习惯了在游客面前“抛头露面”的总统府，颐和路公馆区更像“养在深闺”。2014年底，继午门、外滩18号等项目之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中国第15个亚太地区文化遗产奖颁给了颐和公馆区，姗姗来迟，却实至名归。

“民国建筑看南京”的说法，早已有之。从1927年到1949年，南京国民政府花了22年的时间在此安家落户，又匆忙离去，带不走的官邸、宅第与都城一起，进入历史。朱自清说：“逛南京就像逛古董铺子，到处都有些时代侵蚀的遗痕。你可以摩挲，可以凭吊，可以悠然遐想。”

建设模范新首都

孙中山钟情南京，从《建国方略》中就可以看得出来：“三种天工，钟毓一处，在世界之大都市，难觅此佳境也。”但在国民政府定都之前，南京城“水不清，灯不明，路不平”，破败不堪。“建设模范首都”提上日程后，自六朝、南唐、明初以来的第四次建筑高潮在南京城高调展开。

1928年，国民政府专门成立首都建设委员会，蒋介石任主席，孙科和孔祥熙任主任。凭借刚刚与美国建立的外交关系，又聘请美国建筑师墨菲、古力冶为建筑顾问，安排清华留美学生吕彦直（中山陵设计者）为其助手，共同主持制定《首都计划》。序言中写道，编制该计划的目的，并非要将首都建成“发号施令之中枢”，而是“文化精华之所荟萃”；既“本诸欧美科学之原则”，又要兼顾“吾国美术之优点”。

耗时一年多，1929年12月31日，《首都计划》正式公布，包括人口预测、功能分区、交通计划方方面面。尽管由于后期经费不足和抗战爆发，许多内容没能实现，却奠定了今天的城市格局。视“居住为人类生活之大端”，《计划》将南京住宅划分为四个等级。第一等级建别墅和花园洋房；第二、三等级建公寓、普通楼房；第四等级为棚户区。到1933年，只有第一住宅区按计划实施，一批样式新颖、风格别致的花园洋房陆续建成。能进入“高级社区”的住户，除了政府要员，便是外国使节，非富即贵，人们自然将这里称作公馆区。公馆区位于江苏路、宁海路、北京西路、西康路和宁夏路之间，总面积69万平方米，想象一下72万平方米的故宫，颐和路公馆区的大小也就不难得知。区内道路多用风景名胜命名，颐和路为中轴，琅琊路和牯岭路与其十字相交，赤壁路、珞珈路、灵隐路、天竺路、普陀路、莫干路、宁海路穿插其中，将颐和路公馆区自然分隔成片。获得文化遗产保护奖的就是第十二片区。

20世纪30年代，一批欧美留学建筑师归国，一时间各种建筑流派竞相登场，仅在颐和公馆区内，西班牙式、法国孟莎式、英国都铎式、美国乡村别墅式等等建筑风格纷纷出现，这里不仅成了达官贵人买房置地的首选，也成了海归设计师的处女秀场。造就了整个颐和路公馆区1700多户宅院，几乎没有任何一家风格重复的盛况。可想建就要拆，民众因为不满补偿地价，反对拆迁，常常聚众抗议。市长、警察厅长亲自下令警察带走“最凶悍者八人”讯问，而工程照常进行。并威胁，今后再有示威者，将“以妨害公务论罪，送由法院依法惩处”。有些人趁机做起了房地产生意，建起一组别墅供出租，当时除了美、英、日、法、苏等大国自建大使馆，多数外国使馆都是租用私人公馆使用。

考虑到高级住宅区“服务对象”之重，更关乎国民政府的“面子”問题，《首都计划》对第一住宅区提出明确规划建设要求，高端、大气、上档次是必需的：只占南京总户数4.6%的社区，平均每户建筑面积不得小于400平方米；院落作为组成社区的基本单元，必须一面临街，方便又安静；住宅不得相连；旁院宽度最少5米，后院深度最少8米，前院深度最少7米；楼宇高度不得超过3层，或11米；路旁铺草植树，以增景致；区内有完整的供水与排水系统，警卫室、车库、水电、冷暖和卫生设备齐全。当时自来水供给十分紧张，到1937年，全市还只有3800多户能用上自来水，而这一区的自来水很早就直接入户了。此外，按照《计划》，学校、商店、银行、邮政局、电报局、娱乐场所、菜市场、警察局，都在必备“配套设施”名单之上。

1935年《首都志》记载，首都新住宅区，已经不见“昔日荒烟蔓草景象”。青砖黛瓦，深院洋楼，梧桐树掩饰着黄色的院墙，几年之内，颐和路公馆区初现规模。但这种热情和建筑盛况也仅仅持续了十年，1937年日军占领南京，汪伪政权下，《首都计划》的调整和编制不痛不痒，城市建设也只能用来粉饰太平。

一条颐和路，半部民国史

1932年元旦，陈诚与宋美龄干女儿谭祥在“励志社”举行婚礼后，入住普陀路10号。此次安家由宋美龄资助，屋内家具也是宋美龄亲自监工，地板是美国进口红松木，不蛀不蚀越擦越亮。1945年抗战胜利后，陈诚被派到东北战场，但已无力回天，国民党内声讨陈诚败绩的声音此起彼伏，甚至有人提出“杀陈诚以谢天下”。1948年，陈诚前往上海治疗胃疾，整理行装时，站在院中，细细打量着自己住了十几年的别墅，得失成败，涌上心头。从上海去往台湾后，普陀路10号，陈诚再也没能回来。在颐和路公馆区的家家户户中，这样的故事，随时都在上演。

“一条颐和路，半部民国史”的说法，并不夸张。当时《北洋画报》刊载“今日之南京，官儿多，衙门少；要人多，住房少。因要人多，住房少，各部长各委员，乃不得不在沪设置宅第，奔波沪宁。”定都南京后，新贵云集，各省主席、各战区司令、建交国家的公使人员，都在择地建宅。颐和路公馆区，生而逢时。

入住公馆区的人物，在民国史上都有迹可循。汪精卫住在颐和路38号，隔壁34号是国民党中央军“八大金刚”之首顾祝同的家；蒋介石专门为“文胆”陈布雷物色的宅院，在颐和路6號，但陈只住了一年，就举家迁往重庆；特务头子毛人凤住在珞珈路3号，张学良曾被关押至此；1949年，国共谈判期间，“山西土皇帝”阎锡山不敢回太原，请求李宗仁拨了颐和路8号暂为居住，7天后仓皇而逃；汤恩伯任陆军副司令兼南京警备司令后，以妻之名，花了2500万国币购得珞珈路5号作为汤公馆。竺可桢、黄仁霖、郑介民、周佛海等等角色，都在颐和路公馆区置办了房产，有好邻居，有死对头。短短颐和路，民国小剧场，上演一出出恩怨交错，悲欢离合。

与国民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大使级有31个，公使级有18个，大大小小49个大使馆或公使馆，分布在颐和路、宁海路、江苏路等路段。这些建筑多以当时欧美流行的摩登花园小洋楼风格为主，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外部宽敞，内部实用。异国风情交相辉映，成了第一个使馆区样板。西康路33号的美国大使馆，由三幢造型相同、规模相等的西式楼房和三幢西式平房构成，每幢楼房建筑面积936平方米。由于美国在国共对立双方中充当调停人的角色，美国大使馆也就成了世人瞩目的焦点，门庭若市，很多大人物来此斡旋谈判。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1950年2月18日，美国政府最后一名外交官培根离开南京返回美国。

解放初始，人去楼空，公馆多成无主之地，一度被荒废，被政府接管改造后，一部分分配给军政官员居住，另一部分做了江苏省省级机关办公用地。20世纪80年代中期，有关部门开始出台政策对其修葺。如今，多数院落或铁门紧锁，或有卫兵守卫，很难入内。院墙之后的主人故事，也随之封存。

汪精卫公馆：

“开伪国伪党伪民之大业”

南京解放之前，国民政府组织接收委员会，准备对汪精卫“政府”本身以及个人财物进行全面接收。清点后，与汪精卫相关之房屋，约有6处，分布在颐和路、琅邪路和西康路，狡兔三窟，其中以颐和路38号最为有名。汪精卫在南京，最早借住在中山北路“孙科楼”。堂堂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自然不愿寄人篱下，很快汪便打通关系，从银行贷款，在中山门外修建了一幢别墅，院内还修有游泳池，起名“咪咪”。好景不长，抗战一爆发，别墅和“咪咪”就炸毁在了日军的炮火之下。

1940年3月，在日本庇护下，汪精卫建立傀儡政权，搬到了西康路和颐和路交界處。公馆分东、西两边开门，东开门是颐和路38号，西开门是西康路46号。这处西洋风格的宅院1936年建成，占地1543平方米，小庭院，三层楼，钢筋混凝土结构，外观富丽堂皇，室内陈设考究。公馆平常铁门紧闭，四周岗哨林立，防范森严。院内有一车库，可以停3辆汽车。一楼作会客室、办公室；二楼有四间卧室，中间设会客厅；三楼为主人卧室。

房子本是汉奸褚民谊的家，因褚的妻子是汪精卫岳母的养女，褚自称与汪精卫“葭莩之亲”。攀上高枝，褚民谊得以在抗战前任行政院秘书长，叛国投敌后，又任汪伪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外交部部长”等要职，为报答提携之恩，将公馆献给汪精卫一表忠心。

住进了新家，但汪精卫心里并不安生，他投敌卖国，自知不被待见，生怕遭人暗算，进出门时总是卫士、侍从、警察前呼后拥。1941年除夕，汪精卫在伪国府大厅举行“团拜会”后，回到家中，踌躇满志，吩咐秘书备好红纸，效仿朱元璋写春联，以示“与民同乐”。一时想不出好句，妻子陈璧君提议“新立政府，是为继承总理遗志，你就写点三民主义吧。”汪精卫公馆前便贴了这样一副春联：“立民族民权民生之宏愿，开为党为国为民之大业”。第二天，发现被人改成：“立泯族泯权泯生之所愿，开伪国伪党伪民之大业。”从此，汪精卫再也不提写春联一事。

日军在他住进这座豪华公馆后，也对其加强了“保护”。颐和路38号对面，驻扎了20多名日本宪兵。不远处的颐和路21号，是汪伪特工总部所在地，靠近当时的日本南京宪兵司令部（今江苏路39号），一旦有什么活动，双方配合联系非常方便。汪公馆的关系网，尽在掌握之中。

这里既是汪氏夫妇居所，又是汉奸的巢穴。周佛海在日记中曾写到，他三天两头要到38号来，有时是应汪的召见，有时是主动前来汇报。渐渐，一个以公馆女主人陈璧君为首的“公馆派”和以周佛海为首的“CC派”形成，明争暗斗愈演愈烈。

尽管“来的都是客”，但公馆内发生的一些事也给汪精卫造成了不小的心理创伤。汪60岁生日时，登门祝寿的人络绎不绝。汪伪警察总监苏成德谄媚献上一尊汪精卫石膏像，紧张之余失手将石膏像跌碎。满座大惊失色，汪精卫大哭：“完了！完了！我的一切都完了！”之后一场寿宴不欢而散。汪公馆也随着身名俱裂的主人的离去变得冷落萧条。

公馆区的门口，今天大多挂有介绍，写明是谁的故居，颐和路38号，却只有门牌号，对于房主未谈一字。透过树木郁郁葱葱，灰白色的小洋楼隐约可以窥见，风光不再。抗战胜利后，陈璧君被关押，汪公馆作为“逆产”由国民党战地服务团接收。因为离西康路33号美国大使馆很近，被改作美军军官俱乐部。

马歇尔公馆：

失败的“调处”

1945年11月，马歇尔来华，与张群、周恩来组成“三人军事小组”负责军事调停，张治中后来接替张群出任国民党代表。1946年5月4日晚，宁海路5号，马歇尔公馆，略有秃顶的马歇尔将军守候在公馆门厅前，等待周恩来的到来。

沿宁海路走到最北端，两旁种满洋槐，遇见一座苏州古典园林风格住宅，就是马歇尔公馆。周围几条小街上，都是洋味十足的房子，唯独这一座，是典型的苏州古典园林建筑。这里原本为金城银行所建私人别墅，后为外交专门委员会主任张群的宅第。1936年建成，1937年1月，以法币65000元的价格出售给美国代理方。江南园林式的歇山屋顶，围墙上开有漏窗，隐约可见内部翠竹青松。但外观古典，内里现代，是设计者将中西式相结合的一种尝试。公馆占地2780平方米，建筑面积749平方米。主楼是两层共11间的中式仿古建筑，配有豪华坚固的防空洞一座。楼前庭院宽敞，院内小路用红、黑、白三色鹅卵石铺成鹰、狮、虎和鸟四种图案，至今保存完好。

马歇尔入住之前，日军占领南京后，這里曾是“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部，保护许多人在大屠杀中幸免于难。1937年11月23日，时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会秘书长，外交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张群，邀请所有在南京的外国人在宁海路5号公馆举行了一次会议。南京市长马超俊、卫戍司令唐生智等人出席。会上决定以后每晚八点半到九点半向外国人通报最新情况。此后不久，张群便将公馆交给德国大使馆使用。11月29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立，选举拉贝为主席，德国大使馆将楼房转交给安委会使用。为了预防日军骚扰，拉贝在宁海路5号院大门上钉上了有他名字的木牌，悬挂起德国国旗，在院内草坪上，铺上了安全区区旗。12月13日，日军攻入南京城的当天，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在此成立，美国传教士约翰马吉为主席，拉贝、魏特琳等人为委员。当年这里有三部电话，铃声通宵不断。

1945年，马歇尔以杜鲁门特使身份来华，1947年1月回国出任国务卿。两年期间，以“调处”名义参与国共谈判，宁海路5号一度成为国共两党和谈代表频频出入的场所。谈判早期，马歇尔“不偏不倚”的姿态受到双方欢迎，调解之下，国共很快签署停战令。但1946年7月，内战全面爆发，马歇尔不得不宣布调停失败，“三人委员会”“军调部”也都随之解散。

回国前，马歇尔为他的一位副官与金陵女子大学的一名学生主婚，他说：“这是我在中国完成的唯一任务。”

于右任公馆：

民国“艺术中心”

民国元老于右任，在南京有多处公馆，其中重要的有两处，一处位于中山北路，另一处位于宁夏路2号。

于公馆门朝东南，占地面积2835平方米，建筑面积662平方米。院内建有三层洋房1栋，平房6栋，共计31间。一楼有门廊，二楼有露天阳台，三楼有老虎窗采光，室内铺木地板。人字顶，琉璃瓦，钢门钢窗。这处房屋本是商人冯云亭购地建造。1930年，冯云亭离开冯玉祥的部队，到南京经商，从事房地产买卖。抗战爆发后，回到南京，重操旧业，宁夏路2号就是其房产之一。现在，这座庭院是南京军区某高级干部的住房，同样的铁门紧锁，深不可测。

1946年，于右任带领检察院回到南京。国民党上演“五子登科”丑闻，其中房子尤其是抢夺对象，于右任的几处房产都被占用，只好用120万元的价格租下宁夏路2号，租期自1946年到1948年底期满，但到期后于并没有迁出，一直住到南京解放。

于右任好客，愛好书法、作诗，登门求字的人络绎不绝。原本冷清的宁夏路2号也借着于右任的关系，热闹起来。二楼的书房中，到处是笔墨和按时间先后顺序排列待写的纸张，于右任每天晨起的主要任务就是写字。民国公馆中，这里算是“艺术中心”了。

1947年，于右任69岁生日，按照传统习俗，要提前举行70壽庆。蒋介石亲自到宁夏路2号为其祝寿，却扑了一场空。原来，于右任门生要在上海为其举办庆寿，于提前一天就离开了南京。了解了情况，蒋介石悻悻在于公馆签名祝贺“有髯者耆，兴于关西；君子之德，国之风范，赠君之言，祝君千香。”

南京解放前夕，周恩来带口信给于右任，希望“于先生在南京不要动，我们派飞机接你来北平”。隔天早晨，几名国民党特务突然闯入于公馆，将其带往上海。随后在蒋介石的逼迫下，于右任去了台湾，妻子和长女留在大陆。抵台后，于右任多次提出辞职不获批准，身体也时好时坏。1964年，他在台湾去世，一首《望大陆》留给后人缅怀至今：“葬我于高山之上兮，忘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苦。”

诚如叶兆言所说：“中国古老的都市，也并不就只有南京这一座，但是真正像南京城那样历经沧桑，发生过那样强烈的变化，那样值得后人怀旧的城市却不多。”除了王谢风流，秦淮旧梦，从故纸堆中走出的南京，藏在颐和路的梧桐深院里，更加寂寥。

（摘自《南京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