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凌燕

内容摘要：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的民族大融合时期。此间，匈奴，鲜卑，羯，氐，羌等草原游牧民族逐步入主中原。他们的“胡”文化与中原农耕“汉”文化开始了接触。从最初的动荡到公元581年隋代北周才实现了继秦汉以后的又一次统一。在此期间胡汉文化经历了“抵制利用—融合共存”的发展过程。本文将从胡汉姓氏交替变更这一小窗口来透视南北朝至隋时期胡汉文化的交流状况。

关键词：胡姓；汉姓；文化融合

对于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以及西魏北周宇文泰的改革，专家学者们持有不同的见解。大多数学者都是以大的改革来谈论“汉化”问题的。就姓氏变更而言，有学者通过对北魏及西魏北周时期的姓氏变更现象进行考察提出，“孝文帝的改姓措施，加速了鲜卑贵族与汉人士族的合流，促进了北方各少数民族进入封建社会，适应了各族人民间的自然融合趋势”[任玮：《南北朝时期胡姓汉化与汉姓胡化的政治目的溯源》，《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年10月第5期]；或认为，“孝文帝的汉化措施，实际上是扼杀鲜卑拓跋部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的政策”[赵向群、侯文昌：《孝文帝的汉化政策与拓跋民族精神的丧失》，《许昌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笔者认为，杨坚曾在581年下令“以前赐姓，皆复其旧”[《隋书》卷1《高祖纪上》]，由此将南北朝至隋时期的史实连接起来即可得出这样一个规律“胡姓汉化—汉姓胡化—胡姓汉化”。从这一变化现象中可以看出胡汉文化在碰撞交流中的彼此认同，而不单单是胡文化的“汉化”。

北魏孝文帝改革中的胡姓汉化 北魏是由鲜卑拓跋部建立的国家，北魏建立者道武帝拓跋珪虽然注意吸收汉族人士进入政北权，把上谷张衮、清河崔玄伯等著名汉族豪强作为谋士，但其内心深处，还是坚守本民族习俗文化。他曾指出“国俗敦朴，嗜欲寡少”，因此“不可启其心机，而导其巧利”[《魏书》卷33《公孙表传》]。

孝文帝拓跋宏亲政后加快了鲜卑族的汉化进程。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主要有七个方面，其中改姓氏和定族姓就是以变更胡姓为汉姓及确定大姓来作为仿效和融入汉族的一种手段。这次胡姓汉化主要是把鲜卑复姓改为汉族单姓。这些少数民族复姓只有少部分保留了复姓，其余大多改为单音节汉姓。孝文帝的汉化改革策略是系统而全面的，大到国家政体小至部族姓氏，都做了明确的规定。这也间接说明了改革之所以能够取得成效的原因。当然，君主的改革无非是为了维护本民族的利益。

孝文帝为汉化进程作出了极大的努力，其历史意义不言而喻，但是孝文帝激进的汉化改革遭到了一些鲜卑贵族的强烈反对，继而引发了“六镇起义”加快了北魏的灭亡。

北魏政权的灭亡并非完全否定了改革，单就从文化交流与融合的角度来看，有关姓氏和风俗的改革措施对胡汉文化的交流有着重大的意义。它奠定了胡汉文化在后期逐渐走向“彼此認同”这一过程的基础。

西魏北周宇文泰改革中的赐复胡姓 西魏的强大归功于宇文泰的改革，六镇起义和“河阴之变”对孝文帝的改革成果造成来了极大的破坏，在此情况下，宇文泰采取了表面 上“逆汉化”而实质依旧是汉化的改革。

西魏大统七年（541）宇文泰任用苏绰制定了“六条诏书”，改造兵制，建立了府兵制。府兵制的建立伴随着汉姓的胡化。

关于西魏北周的赐复胡姓，姚薇元先生在《北朝胡姓考》中做过详细的考察。其次根据李文才先生的考证，他指出，在正史中所见赐姓共62例，涉及28姓。总体来看，宇文泰执政期间是西魏、北周赐姓高峰期。在当时的状况下，赐姓有助于消除鲜卑和汉族的民族界限，减少民族隔阂，增强凝聚力和战斗力。宇文泰军中的官兵多为六镇鲜卑和鲜卑化的各族人，这些人大都保持着少数民族的习性，宇文泰需要他们的忠诚、服从和支持，自然得迎合这些人保持少数民族习性的心理需求。所以，这次汉姓的短期胡化，只是统治者为解决孝文改革留下的遗患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客观上起到了鲜卑族和汉族之间的团结。”[贠安志 ：《中国北周珍贵文物》，西安：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3年6月]事实证明，这场改革的确推动了西魏、北周的强大。

隋代北周再复汉姓 北周静帝大象二年（580）一道诏书曰：“……诸改姓者，皆复其旧。”至此，胡姓又一次被改回了汉姓。西魏、北周以来，改为鲜卑姓氏的文武百官，再度改成汉族单字姓氏，又重新恢复了孝文改制以后的状况，至于社会上还有胡族复姓存在，那已经是属于汉姓的组成部分了。

西魏的胡姓再行并没有否定汉族的姓氏体制，虽然恢复了胡族姓氏，并且还采取了赐姓的政策，但并没有将胡姓强加于汉族人民，也就是承认了胡汉两族固有的姓。这就确立了隋唐以后胡汉两族姓氏并存的中国姓氏体制的基础。

到了隋唐时期，复姓与赐姓制度一直存在，伴随着杨坚恢复汉姓的一道诏书，很多人又改回汉姓，唐朝时期从立国到灭亡，赐姓与复姓一直没有间断过，赐姓与复姓制度作为一种政治手段被统治者欣然接受了。

通过对北朝及隋唐时期胡汉姓氏的变更进行大致的梳理，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变化过程，“胡姓汉化—汉姓胡化—胡姓汉化”.虽然隋唐之后也有复姓与赐姓制度，但在魏晋南北朝及隋朝时期这一现象尤其明显。而其表现的实质则是胡汉文化从“抵制利用”到“融合共存”的过程。最初的鲜卑统治者带着利用的心态接受了汉文化，直至孝文帝拓跋宏才开始主动进行较彻底的汉化改革。但是，急于求成之下依靠政治强权推行的改革伴随着孝文帝的逝世而瞬间崩塌。面对鲜卑贵族的强烈反抗，宇文泰不得不采取了安抚措施，所改姓氏一律恢复旧姓并且赐胡族姓氏给汉人。到了隋唐时期，胡汉文化在经历了魏晋南北朝冲突融合的历史积淀之后加快了融合的速度与步伐。隋初的“胡姓汉化”表明了胡汉文化所达到的一种交融状态，此时胡文化加入漢文化逐渐被纳入了汉文化的轨道。

不同种族之间的文化都是平等的，没有野蛮与否之称。现实的自然社会环境注定了不同民族间的差异，只因某种生活状态适合自身所以对自己而言就是最好的。就像鲜卑族与汉族，当鲜卑族人生活在东北大兴安岭的大鲜卑山时，“畜牧迁徙，涉猎为业”的游牧生活就是适合他们生存的方式。而在后期入主中原之后，与汉族的农耕文明产生冲突，由此在激荡艰难中逐步走向共存，产生了一种融合了胡汉文化的独立文化状态。这样看来，不是征服与被征服，而是历史发展的需要、统治者统治的需要，使得他们采取了这样的策略，在客观上使得“夷夏一体”成为人们共同的意识形态。[【参考文献】

[1]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

[2]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合肥：黄山书社，1999年

[3]贠安志：《中国北周珍贵文物》，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3年

[4]任玮：《南北朝时期胡姓汉化与汉姓胡化的政治目的溯源》，《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10月第5期

[5]李文才：《试论西魏北周时期的赐、复胡姓》，《民族研究》2001年第3期

[6]柏杨：《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第9部，中信出版社，2008年

[7]马晓丽 、崔明德：《对拓跋鲜卑及北朝汉化问题的总体考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12年第1期。

（作者单位：拜城县委党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