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辉

G.L.狄更生（1862-1932）是一位著名的英国学者，他是希腊罗马史的专家，1887当选为英国国王学院的研究员。1896年，他的著作《希腊人的生活观》出版，他因此成为英国国王学院终身研究员。

狄更生关于中国的主要著述

19世纪末20世纪初，狄更生陆续撰写了八封《“中国佬”信札》（Letters from John Chinaman），前四封在英国《周末评论》杂志上发表，后来加上四封信札，集结出版。这部书信体的著作，后来又在美国出版。这些信札，是狄更生以一个地道中国人的口吻创作的。按照狄更生自己的说法，写这些信札是为英国人看的。狄更生在创作这些信札时，还没有去过中国，主要是基于西方关于中国的文献进行的写作。1913年，狄更生到中国访问、游览，他会晤了孙中山，访问了曲阜。在这次访问后，狄更生向艾伯特·卡恩旅行基金会提交了一份题为《论印度、中国与日本文明》（An Essay on the Civilizations of India， China& Japan ）的旅行报告，讨论了中国文明与印度、日本文明的各自特點与区别。关于他的东方旅行，他还写作了大量游记，在英国的《曼彻斯特卫报》上发表，后来加上关于西方旅行的文章，集结成《面貌：东西方游记》（Appearances： Notes of Travel ， East and West）一书出版。在这几部著作中，狄更生充分表达了他的中国观。1

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差异：概要

狄更生认为中国文明有自己的特质，与西方文明相比，中国文明不仅悠久，而且体现了一种道德秩序。在《“中国佬”信札》中，狄更生写道：“我们的文明（指中国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但并不等于说，它是最好的文明”，“你们的宗教是否比我们的好，我现在不想与你们争辩……你们宣称信仰基督教，但是你们根本就不是基督教文明，而我们则是彻头彻尾的儒家文明”。2 狄更生认为西方文明衡量一切行为是否优秀，是看他在所有物质艺术上是否成功，“金钱关系”是西方文明中人们彼此承认的唯一关系，但是中国人衡量文明的程度，不是根据其积累的生活资料，而是根据其生活的价值与伦理。如果中国必须以模仿西方为代价，“那么我们肯定能够在财富、科学与艺术方面与你们一较长短”。3 看到一位一百年前的西方学者以中国人口吻，为中国文明写出捍卫之辞已经够令我吃惊的了，而意识到这些捍卫之词所包含的预言，在一百年后的今天已经在很多方面成为现实，更令我惊佩不已。今日的中国，确实已经可以与西方一较长短，但是中国文明在吸纳西方文明的同时，也确实付出了如狄更生所料的“代价”，那就是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很大程度上破坏了对道德的追求。当然，中国文明如何在未来坚守自己的精髓，不在本文讨论的范畴。

中国文明对工业化的态度

在狄更生看来，中国人对以西方为代表的工业化持保守态度。他在《“中国佬”信札》中，以“中国佬”的视角，表达了当时中国人对西方工业化的排斥与批评。狄更生的“代言”，不能代表当时所有中国人的观点，尤其是不能代表当时主张学习西学的中国人的观点。但是，他的观点，确实反映了当时很大一部分中国人的看法。他写道：“如果把勤奋用错了地方，仅仅把聪明才智用到关注制造节省劳动力的机器上，那么就会比把它应用到增加财富方面更容易带来较多伤害，而非使人受益。”4 他继续以“中国佬”的口气写道：“财富的增加——即舒适手段的增加——本身并不一定就是好事；所有这一切都取决于财富的分配，及其对于这个民族道德特征的影响。”5 从这些话中，我们可以看到，狄更生对中国的儒家中庸思想、中国天人合一的思想以及追求社会公平的理想，是有比较深刻的理解的。狄更生以中国佬的角度，对西方工业化社会进行了批判。他认为，中国人会认为引入新方法意味着许多人的贫困、苦难与饥饿；西方文明是让生命附属于财富，并不令中国人欢欣鼓舞。他认为，西方社会的劳动者，“不太幸福，不太满足，不太勤奋，不太遵纪守法；他们的职业不利于他们的身心健康，拥挤在城市与工厂里，脱离自然，也不再拥有土地”。6 可以说，狄更生在将西方工业化的弊端与中国人传统生活方式进行比较之后，用西方工业化道路上出现的问题，反衬了中国人传统生活方式美好的一面。

中国社会的民主

狄更生显然非常欣赏中国选贤任能的制度。他写道：“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中国有一个阶层的人免于劳动的束缚，追求文学艺术，立志承担政府的职责。这个阶层并非封闭的世袭阶级，而是向任何具备必要天赋与能力的人开放，等待他们的加入。因此，我们的社会很早就已经是世界上最民主的社会了。”7 尽管这是以假想的“中国佬”身份写出的，但从中依稀可以看到狄更生对于中国知识阶层的推崇和对选贤任能制度的肯定。结合狄更生在《论印度、中国与日本文明》中对中国社会机制的论述，我们可以肯定狄更生认为中国社会一直具有很强的民主性。狄更生写道：“据我所知，中国是唯一的一个其文明在许多个世纪以来一直有民主色彩的国家。中国从来没有种姓，我认为中国甚至比大多数国家都更少有阶级。机会平等是民主的本质，其他所有文明都曾否定机会平等，而中国则从有文字记载的时代起，就在理论上肯定了机会平等，并在很大程度上付诸实践。”8 狄更生的这段话，可能会让今天攻击中国社会民主的西方人感到汗颜。同时，狄更生的这段话，尽管存在着对古代中国社会的美化和想象成分，但也为提出这样的观点——当代西方世界对中国社会民主的否定和西方民主优势的建立，更为后发的话语实践的结果提供了一个论据。

中国人的天性与对侵略者的反应

狄更生认为，中国人有爱好和平的天性。他在《“中国佬”信札》中写道：“我们文明（中国人）的朴素、自然特性，我们民族爱好和平的天性（除非外国人的入侵让他们疯狂），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的家庭制度——它自身就是一个小国家（一个政治、社会、经济单位）——上述这些以及诸如此类的事实，让我们独立于政府的控制之外，而且独立到如此程度，让欧洲人觉得简直难以置信。”9 尽管这种观点，显然对中国人相对于政府的独立性有夸大之处，但他确实敏锐地指出了，中国社会中家庭的重要性以及中国人家国一体的观念。他认为，战争的旋风，绝不可能撼动中国人平静、冥思的灵魂深处。他认为，西方列强诬蔑中国人是暴徒实际上是对西方侵略行为、残暴行为的一种掩饰。他将尖锐地批评侵略者，他写道：“你们总是摆出文明人对付野蛮人的姿态”。10 他对中国人充满同情，认为中国人用暴力反抗侵略是正义的。他指出，儒家学说使中国在世界历史上成为这么一个国家：真正地憎恶暴力，崇尚理性与正义。11 在《论印度、中国与日本文明》中，狄更生更是明确指出，中国人是人性的、彻底世俗的。他说，“第一眼看到这些其貌不扬的、愉快的、精力充沛的民众时，我就爱上了他们。他们像孩童一样的欢乐气氛、他们的友善、他们的深邃的人性一开始就打动了我，并自始至终与我如影随形。”12 有人认为，正是狄更生对中国的热爱，使他主观上产生了对中国人的美化。但是，或许也有这样一种可能，正因狄更生对中国人的友善与热爱，因此他得到的回报也是中国人的友善与热爱。因为，毕竟中国有句古话，叫“投我以桃，报之以李”。这句话，早在距今两千多年前成书的《诗经》之中就出现了。

在狄更生关于中国的记述中，尽管有一些细节出现了错误（尤其是在《“中国佬”信札》中），但是这些无损于他对中国文明做出大的判断的正确性。有些学者认为狄更生在很大程度上美化了中国，他向西方介绍的中国是他的理想甚至想象中的中国。但是，我倒是认为，持这样看法的人可能并没有真正理解狄更生。正如狄更生在《“中国佬”信札》的美国版简介中所言，他的书之所以可能同样对美国人有着特殊的吸引力，是因为美国人不仅对时事问题感兴趣，而且“着迷于对东方与西方理想的整体对比”。基于此，我们可以知道，狄更生所致力描述与阐明的中国文明，乃是中国文化深层的基因与整体，而非社会在文明进程中的阶段性表现及细节。因此，在理解其作品时，不该因一些小细节上的错误，而否定其对中国文明的深刻理解。

（作者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历史语言与战略传播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近著《龙影：西方世界中国观念的思想渊源》，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系列）

标注信息：

1 中文版《“中国佬”信札》（2008年南京出版社出版）一书，收录了G.L..狄更生的《“中国佬信札”》、《论印度、中国与日本文明》、《面貌：东西方游记》三部作品。

2 [英]G.L..狄更生，《“中国佬”信札》，卢彦名，王玉括译，南京出版社，2008年，第8页。

3 同上书，第9页。

4 同上书，第21页。

5 同上书，第21页。

6 同上书，第23页。

7 同上书，第23页。

8 同上书，第62页。

9 同上书，第25页。

10 同上书，第39页。

11 同上书，第35页。

12 同上书，第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