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盛

喜欢古典诗歌的人，大多会知道叶嘉莹。不瞒各位，鄙人委实孤陋寡闻，一直以为叶先生中国生中国长，是地地道道、彻彻底底的中国人。及至前不久才知道，叶先生虽贵为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博导，但她的国籍是加拿大，她是华裔加拿大人。

我是从《各在天一涯》中发现这个公开的秘密的。这本书收录了20位港台及海外知识人的谈话，李怀宇采写，第一篇即叶嘉莹的《诗词使我在患难中坦然自安》。老实说，这20位知识人在大陆未必广为人知；坦白讲，他们的文化观对中国在市场经济中建立文化自信是大有益处的。

这20篇谈话录，本人都非常喜欢。如果非要挑出第一名不可，那郑永年的《新加坡是多元文化的实验室》一篇，则是本人的最爱。这也许与自己喜欢时政和历史有关。虽然在新加坡10余年了，但郑先生还是中国公民，至今不能参加新加坡选举投票。不过，他却盛赞新加坡的制度开放。他告诉采写者李怀宇，“新加坡在国际上找人才，不管身份如何，只要是真正的人才，就会吸收。像我这个外国人可以当一个智库类型的研究所的所长，在中国不可想象，在美国也不可想象，美国政府不会给一个非公民的华人很重要的职位。新加坡4所大学中，有3所大学的校长是外国人。”

郑永年很关注中国的改革开放，在很多报刊发表自己的思想、见解、建议。在这篇谈话录中，他仍然保持了这一风格。过去乃至现在仍有人认为高薪可以养廉。郑永年不这么看，“北欧国家的公务员很低薪，怎么也清廉？”他认为，“一般意义上的高薪养廉、民主、多党制跟腐败和清廉没什么關系。从新加坡经验看，有关系的是制度细节。一是公务员的工资货币化，这个人住什么房子、上班开什么车、戴什么表，拿工资单一看，一抓一个准。一个是透明财政和预算，是最有效的控制腐败的方式……”

类似这样实实在在又鞭辟入里的想法，在他的谈话录中俯拾皆是。比如他说：“同样的一个技术放在中国生产和放在新加坡生产，附加值可能相差好几倍。”有一次他去广东，跟广东的人讲，“你们30多年前用农民工，30多年以后仍然用农民工，怎么能提高附加值？附加值肯定很低。”

他在谈话中大篇幅地谈到了教育，“中国的知识是规范型的，大家就是抽象地想。中国学者往往知行不一。中国文化也没法知行合一。中国学者一谈什么问题，就一味强调应当怎样，搞不清这个事物实际是什么样。”

他说，新加坡没有意识形态，什么事都讲实事求是。这或许是新加坡繁荣昌盛的关键。但新加坡是城邦式国家，这一点也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