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华

何叔衡1876年出生于湖南省宁乡县一个农民家庭。1914年，何叔衡和毛泽东相识于长沙，兩人一见如故，成为挚友。1921年7月，两人一起奔赴上海参加了中共一大会议，何叔衡和毛泽东成了中国共产党史上第一批共产党员。他也是中共一大最年长的代表。红军主力长征后，何叔衡留在革命根据地坚持斗争。1935年2月11日，何叔衡在福建上杭被敌人追捕而壮烈牺牲。何叔衡为人正直，对党赤胆忠心，他虽然在党的时间不长，但他对我党的贡献却不少。何叔衡是深受毛泽东敬重的一位革命家，他还是我党红色政权的首任“最高检察长”。

担任工农检察部长，随身携带“三件宝”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何叔衡被党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进修，回国后担任临时中央政府工农检察部人民委员部长职务。

工农检察部又称工农检察院，它的任务是揭露并帮助纠正执行国家法律、法令过程中的错误，检查各机关对劳动人民的申诉和申诉的处理情况，反对官僚主义等。工农检察部是红色政权成立的第一个检察机关，在何叔衡的领导下，工农检察部成员发展到了70多人。在工农检察部成立初期，因为执法人员文化程度低，自身素质不过硬，因而造成了开展工作困难等局面。为了打破这一局面，何叔衡加强了执法人员的法律事务的学习与培训工作，取得了实效。

初期的工农检察部下设控告局和突击队。突击队相当于现在的中央巡视组，突击队成员可以突击检察任何苏维埃机关团体，敢于同一切贪污浪费与一切官僚主义作斗争。何叔衡要求突击队成员经常化装成普通老百姓，去苏维埃机关请求解决问题，以此来检验苏维埃机关人员的办事态度和效率。为了发挥工农检察部的作用，何叔衡在共和国临时政府的主要机关，都设置一个投诉箱，凡是有违反苏维埃政纲、政条的事情，凡是一切违背工农利益的贪污浪费行为，都可以用实名或匿名信的方式投入箱中反映。凡是生活在苏区的任何老百姓，都有权对临时政府工作人员进行举报，这些举报信都由经工农检察部的“控告局”调查核实，一经查实是违纪行为，无论是谁都要严办。

为了扩大工农检察部的工作效率，何叔衡还利用新闻舆论与检察监督相结合。何叔衡经常把一些典型事例，整理成文发表在当时的《红色中华》报予以曝光。何叔衡是去莫斯科中山大学进修过的留学生，他也是当时进修班上的法律高才生。他善于把国外一些先进的法律经验，选择性地应用到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何叔衡在工农检察部身兼数职，一些重大的监察、民政、司法等问题， 何叔衡都要亲自主持过问。何叔衡对工作认真负责，他随身带着三样东西：一是一个布袋，二是一个手电筒，三是记事本。何叔衡自称这是他为党工作的“三件宝”。他的布袋子里面又缝制了若干个小袋子。何叔衡每次深入基层搞群众调查的时候，他会随时把群众反映的情况记录在案，这些随时随地记录在纸条上的情况，他就放入了布袋里的小袋子中，回去以后，何叔衡就利用夜里的时间整理出来，然后开会讨论寻找解决的方法。何叔衡经常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好记性不如一支烂笔头，一定要养成随身携带笔记本的习惯，把群众反映的情况记录在案。这样才不会被遗忘，才能够及时处理，博取群众的信赖。

工农检察部成立不久，何叔衡总是以身作则地下基层摸底，在他的带动下，“控告局”和“突击队”的工作人员也经常下基层。1932年2月1日，何叔衡利用第六次常务会议的机会，在大会上把了解到的工农检察部的工作情况作了全面汇报。何叔衡的工作汇报有根有据，特别是何叔衡提出的“严明党纪，打击一切贪污腐化分子”的提议，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赞扬。中华苏维埃政府第六次常务会议胜利结束后，何叔衡再一次地带着他的“三件宝”，率领工作人员深入其他地区进行工作检查与监督工作，为建党初期的严明党纪做出了突出贡献。

公开审判枪毙腐败干部，彻查瑞金苏维埃的浪费现象

何叔衡和毛泽东是湖南同乡，因为何叔衡比毛泽东大几岁，毛泽东敬称何叔衡为老哥。因为是同乡关系，两人的生活习惯也很相近。在工作之余，毛泽东也经常找何叔衡聊天。毛泽东擅长研究文史，毛泽东认为，历史上许多朝政的变换，都是因为过于腐败而被推翻。因此，毛泽东非常重视共产党的党风建设，何叔衡是毛泽东非常信赖的共产党员，何叔衡虽然年龄大于毛泽东，但在党风党纪建设的问题上，他自称是毛泽东的学生，对毛泽东的见解非常赞同。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深入，苏区人民甚至出现了父亲检举儿子，妻子动员丈夫向政府坦白的感人画面，让苏区的党风建设焕然一新。

1932年初夏，何叔衡接到群众举报：瑞金县委组织部长陈景魁滥用职权欺压群众，举报人强烈要求何叔衡主持正义，还百姓一个公道。何叔衡接到这份举报信后大吃一惊。起初，何叔衡对这一事件还不敢相信，但为了慎重起见，何叔衡还是决定先去调查核实再说。何叔衡到了当地，有一个李寡妇向何叔衡下跪哭诉：称陈景魁在一次驻村工作时，强行用酒灌醉她儿媳并强奸。儿子气愤地向区政府告状，陈景魁闻讯后派人在半路拦截并把他打伤。何叔衡听了李寡妇的哭诉，他又向其他群众了解核实，便马上向党中央汇报情况，请求党中央立即批准签发逮捕令。就在这时，何叔衡收到了一封装有子弹的恐吓信。经过了解证实，陈景魁在当地有很强的黑势力，如果逮捕陈景魁，何叔衡肯定要受到这帮人的打击报复。何叔衡轻蔑地表态，坚决铲除陈景魁这样的共产党败类，还百姓一个公道。为了消除陈景魁在当地造成的恶劣影响，何叔衡采取速战速决的方式，将陈景魁公审后枪决。何叔衡还公开镇压了当地一些为非作歹的黑势力，赢得了百姓们的拥戴。百姓们高喊着“何青天”！高喊着“共产党万岁！”

鉴于阶级斗争的复杂性，许多百姓都习惯于采用匿名信的方式举报。1933年夏的一天， 何叔衡又收到了一封没有署名的举报信。这封匿名信向何叔衡反映：瑞金县苏维埃政府浪费严重，已经引起百姓们的强烈抗议。何叔衡收到举报信后非常重视，因为当时的百姓们还处于贫困生活状态，我们的党干部又怎么能铺张浪费呢？如果不及时查处并禁止这种浪费现象，对我党以后的工作会造成极大的压力。

何叔衡立即带领工农检察部的轻骑队，连夜赶往瑞金苏维埃政府，经过大量的调查核实，终于查实了瑞金县苏维埃政府贪污浪费的事实。为此，何叔衡马上向党中央汇报。何叔衡查办瑞金苏维埃政府贪污浪费案，经过毛泽东的亲自批准后，在1933年12月12日的《红色中华》上公布。瑞金县财政部长蓝文勋被撤职查办，会计科长唐达仁交法庭处以极刑。何叔衡严查瑞金苏维埃政府腐败案，让老百姓看到了我党公正廉明的作风，赢得了老百姓的拥护。

1933年8月份，我党决定在苏区筹建政府大礼堂、红军纪念碑等建设项目。“全苏大全工程”是当时最大的工程建设，因为经费有限，中央政府采取了发动群众购买公债、自愿捐款等方式，筹集了10万元的资金和建材物质。工程施工后不久，何叔衡接到举报，“全苏大会工程”负责人左祥云经常大吃大喝。何叔衡对举报信非常重视，在调查期间，何叔衡还查实了左祥云贪污公款246.7元的事实。何叔衡把左祥云贪污公款的事实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听后非常气愤，责令何叔衡对左祥云贪污公款一案彻底清查，1934年2月18日，左祥云案经过公判后被执行死刑，左祥云成为我党执政初期第一个被枪毙的高级干部。

纠正肃反中多起死刑案，对党誓死如归而牺牲

当时的党内斗争非常激烈，受王明等人的左倾机会主义的影响，毛泽东在党和军队中的职务也被削弱。左倾机会主义的推行，也影响到何叔衡主持的检察与司法工作。在这期间，何叔衡顶住压力，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在左倾路线的影响下，党内的肃反工作政策存在着加大处罚力度的倾向，一些犯有小错误的同志也被处以死刑。何叔衡意识到这是一种错误倾向。在严峻的形势面前，何叔衡坚持实事求是的方针，对下面报批的案件，总是亲自审查，严把刑法的尺度。对于一些罪不该死的同志，何叔衡顶着压力向王明等人争辩，让王明等人无言以对。正是何叔衡的实事求是方针，拯救了许多革命同志的生命，保存了我党的实力。

当时的刑法量刑特征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只要是被认定为反革命分子，就可以实行枪决。因此，在审核死刑犯案子时，何叔衡对于是否反革命的审查特别慎重。1932年5月份，何叔衡在审核一个基层法院判决朱多坤的死刑判决书中发现，朱多坤只是与邻居争执田界的界线而发生的打斗，这属于一般性的刑事案子，而报上来却是作为反革命分子被判决枪毙。何叔衡亲自出马去当地核查情况，却发现了朱多坤与之打斗的邻居，与王明身边一个工作人员是亲戚关系，此人完全是依仗王明的势力而进行的打击报复。何叔衡经过核实，及时改判为监禁两年。

红色政权成立之初，党内斗争异常复杂而激烈。何叔衡凭着一颗对党的赤诚之心，甘愿冒着生命危险，顶着左倾主义的逆流保护了一大批革命老干部，为毛泽东的重新获得红色政权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同时，何叔衡在检察和司法工作中，始终坚守正义的底线，严肃处理了一些罪大恶极的真正反革命分子，保持了我党的纯洁性，提高了我党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威望。

受到党内左倾主义的影响，工农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时遭遇失败，蒋介石调遣几百万军队妄图消灭红军。在这危急时刻，党中央毅然决然地作出了长征的伟大决策。在红军主力长征以后，何叔衡被安排留在苏区，坚持地下工作。当主力红军离开根据地后，国民党一方面对长征中的红军进行拦截追打，另一方面对根据地的红军也进行了疯狂的扫荡。在这种严酷的形势面前，何叔衡抱着誓死如归之心，一心一意地為党工作。抱着对党坚贞不屈的信念，保存那些珍贵的党史档案。1935年2月11日，迫于敌人围剿革命根据地的残酷形势下，党中央命令何叔衡等人向福建转移。何叔衡在向福建转移途中，不慎遇到国民党的追捕，何叔衡宁死不屈，在被敌人包围而无法脱身的情况下，何叔衡昂然地选择了跳崖，时年59岁。

何叔衡作为我党历史上的第一任检察官，他作风正派，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方针，他经手的案子，力求重罪不轻判、轻罪不重判，对我党初期的党风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毛泽东得到何叔衡牺牲的消息后悲痛万分。毛泽东多次在党内外会议上高度赞扬何叔衡。何叔衡是我党历史上第一位公正廉明的清官，他为我党反腐败斗争开了一个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