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伟锋 杨云彦

一、引言

流动人口信息的准确统计是加强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的基础，同时也是有效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要求。然而，不同机构对流动人口数据的统计结果差异很大，流动人口统计中存在严重的信息遗漏和缺失。以武汉市为例，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2013年对武汉市流动人口的调查，2013年武汉市流动人口已达到287万人；根据《武汉市2013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3年武汉市流动人口总数为200万人；而按照卫生与计生部门的全员流动人口统计信息系统和公安部门管理系统统计数据的加总，武汉市2013年流动人口仅为80万人。为什么对流动人口的统计存在如此多的遗漏？流动人口信息统计遗漏的原因是什么？如何准确掌握流动人口的基本信息以实现对流动人口的有效服务和管理？

流动人口统计中存在的数据差异和数据的缺失已成为公认的事实（Chan Kam Wing等，1999：425；王大中，2004：18-25），这种差异和缺失对流动人口的公共服务造成了阻碍（段成荣等，2006：70-76；郭秀云，2009：44-49）。杨云彦（2003）通过建立漏报率估算的线性拟合模型，得到1954年至2000年中国人口年度迁移规模和迁移强度的数据，提出不同方法测算流动人口数量存在差异的原因在于：一方面是由于统计口径差异造成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存在非常突出的漏报问题。吕丽丹和段成荣（2012）在分析流动人口统计的调查设计的基础之上，界定流动人口规模不清的原因是由于统计口径、登记对象对流动人口统计调查的影响和调查覆盖对象不统一所造成的。韦艳和张力（2013）认为流动人口统计的差异是各种统计口径的尺度标准不统一所造成的，造成这种乱象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不同职能部门的行政分工和数据采集目的不同，另一方面是因为各地户籍改革和城乡一体化综合试验进程不同步。综上，以往学者们对流动人口数据差异性的原因主要归结为统计口径的不同。然而，即使在统计口径相同的情况下，流动人口的信息仍然存在明显的遗漏和缺失（Fan，2005：165-184；杨云彦，2003：97-107；段成荣等，2006：70-76），这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目前并没有学者对此进行研究。而随着人口流动的规模越来越大，如何实现流动人口的有效准确统计就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本研究基于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理论，在分析流动人口、基层政府与地方政府成本效用的基础上，考察了流动人口与基层政府之间、基层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信息传递，探讨了此过程中各方的策略选择，分析了流动人口信息缺失的深层次原因，以期得到规律性、针对性的政策启示。

二、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设

（一）流动人口信息统计的两个层次

我们在分析流动人口信息统计之前，首先必须明确流动人口信息统计的基本途径。从流动人口信息传导的层级来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①由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掌握流动人口信息的渠道是一致的，下文分析中我们均用地方政府进行分析。对流动人口信息的掌握都需要借助于基层政府对流动人口信息的收集。这里涉及两个层次的信息沟通和传递，第一个层次是基层政府与流动人口之间的信息传递。在这个过程中，流动人口出于对自身成本和收益的考量，具备逃避被统计或者隐瞒自身真实信息的可能性，流动人口与基层政府之间信息的传递可能阻塞或失真②造成这个层级信息沟通不畅的原因可能是由于流动人口的主观原因，也可能是基层政府的客观原因。无论是什么原因，都使得信息的传递在这个过程中不通畅。。第二个层级是地方政府与基层政府之间信息的传递。在此过程中，基层政府即使对流动人口的信息已经有了准确和全面的掌握，也可能在主观上故意进行隐瞒，从而造成信息传导的失灵；并且由于流动人口存有生育违法、公共服务获取率低等特征，会降低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考核成绩，所以基层政府在主观上存在隐瞒信息的动机。

此外，对流动人口信息的统计涉及到卫生和计生、公安、民政等多个部门。其中卫生部门涉及流动人口社会服务方面的内容最为广泛，而计生部门由于实际工作的需要，上级部门往往将下级部门对流动人口信息的掌握作为一项重要的考核指标，并且这两个部门于2013年合并在了一起。因此，下文在分析过程中所涉及到的地方政府和基层政府均是以卫生和计生部门作为切入点，考虑到语言描述的简洁性，下文中将直接用地方政府和基层政府指代地方政府和基层政府的卫生与计生部门。

（二）研究假设

在本研究中，为增加与现实情况的契合，依据流动人口管理的过程和具体内容，我们提出以下研究假设：第一，各级政府和流动人口都是理性的经济人,在策略选择过程中均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第二，流动人口与政府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在流动人口不主动申报的情况下，基层政府很难准确获得流动人口是否流入的信息，要支付很高的信息收集成本。第三，风险不对称。对于基层政府来说，上报更多的流动人口信息是一种“政绩”，可以获得上级政府的认可，基层政府也可以获得更多的办公经费，但同时上报政策外生育流动人口信息也可能使基层政府受到处罚。而对于流动人口来说，与获取的社会公共服务相比较，上报自身信息需要支付更多的社会成本，但如果不上报而被基层政府发现也不会受到更为严厉的惩罚。第四，地方政府对基层政府考核的“一票否决制”。对地方政府下达的年度人口和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如果考核不达标，基层政府就会面临相应的处罚，基层政府的主要负责人和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在评先评优和职务晋升上就会受到影响，严重的还可能被降职或免职。

总体而言，流动人口在进行人口信息登记时有两种策略：主动登记和不主动登记。无论流动人口主动进行信息登记与否，都可能造成统计信息的遗漏。流动人口主动登记的激励在于登记后可以因此从基层政府那里获得更多的公共服务，或者说对于有些基本公共服务，只有登记后的流动人口才能获得，比如廉租房、子女就近入托入学等。而对于短期流动的人口和不愿意获得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流动人口，则选择不主动进行人口登记，此时政府获取流动人口信息的难度非常大，即使能够获得，其成本也非常高。基层政府不知道流动人口的类型，但可以通过观察流动人口的生育行为来推断流动人口的类型。如果流动人口的生育行为对计划生育政策的违反程度比较高（或者违反的比例比较高），基层政府会认为流动人口隐瞒信息的可能性比较大，在此后阶段，由于基层政府对流动人口的预期，即使流动人口以更加积极的态度主动进行信息登记，流动人口的社会支付成本仍然会更高。因此，我们要讨论的是在什么条件下流动人口会主动进行信息登记，即流动人口在政策既定的情况下所进行的策略选择。

在流动人口的策略明确之后，基层政府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进行流动人口信息的上报，在双方进行策略选择之前，基层政府明晰地方政府在计划生育政策方面的规定，也即基层政府能够准确了解上级政府的期望收益，而且上级政府对基层政府的考核结果可以直接影响到基层政府的收益，这种收益主要以基层政府可以获得的预算数量进行衡量，流动人口数量越多，下一期财政预算额度也就越大，同时基层政府由此进行流动人口服务的工作量也就越大。但是如果上报的流动人口信息中有政策外生育等违法行为，反而会影响基层政府的政绩，严重的还会受到“一票否决”制度的严厉惩罚。在这个阶段，我们要分析的就是基层政府掌握了流动人口的信息之后，在现有的计划生育政策考核体系之下，基层政府如何对流动人口的信息进行上报，或者说基层政府如何选择自己的策略以实现其效用的最大化。

三、统计困境一：政策约束下流动人口的隐瞒行为

首先考察流动人口信息在基层政府与流动人口之间进行的传递。在这个过程中，流动人口信息的传导取决于基层政府的政策措施和流动人口的策略选择，这是一个利益博弈的过程。博弈的双方（基层政府和流动人口）存在着行动顺序的先后，基层政府对流动人口的管理首先会有一组政策变量①即使这组政策变量不是基层政府能够决定的，但由于基层政府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基层的延伸，且其反馈的信息是中央和地方政府政策制定的依据，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对政策变量造成影响。，流动人口通过观察和了解基层政府给出的政策变量而做出自己的策略选择。从这个角度分析，博弈是动态博弈。基层政府与流动人口对彼此的特征、战略空间及支付函数不具备充分的信息，尤其是基层政府不具备关于流动人口的支付函数，这是一个不完全信息的博弈。流动人口一般是由多个（但不是无限个）参与人组成的，且每个参与人对其他参与人的策略选择具备一定的信息②后一阶段的参与人会了解前一阶段参与人的策略选择以及政府所采取的相应措施。，我们可以把单个流动人口与基层政府的博弈作为同一博弈（基层政府与流动人口总体）的不同阶段。我们要分析的是，在这样一个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当中双方是否会出现合作行为，即流动人口在何种情况下会主动进行信息登记，其临界条件是什么，影响流动人口主动进行信息登记的因素有哪些。

基于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在分析基层政府和流动人口的策略选择之前，必须明确双方的收益函数。假设流动人口中任何个人的单阶段效用函数③为分析的需要，假设流动人口的目标函数是一个总体函数，函数中不同的概率代表流动人口整体中单个人选择此种策略的比例，虽然这种概率对单个人而言只有1和0的区别，但这里我们假设个人与总体具有概率意义上的一致性，同时假设任何个人的效用函数是相同的，这使得在多阶段博弈中流动人口的目标函数也具有一致性。是：

上式表示单阶段流动人口的效用，GX代表其他因素对流动人口效用造成的影响，且与U不存在相关性④X是一组其他外生变量的代表，它们共同决定了外生因素对个人效用造成的影响。。R是流动人口家庭在流入地能享受到的社会公共服务；i是虚拟变量，表示流动人口是否进行人口登记，i=0代表流动人口不主动进行登记，i=1代表流动人口主动进行人口登记，假设i=0的先验概率是P0，i=1的先验概率是即在初始阶段，流动人口主动进行人口登记的概率是P0，不主动进行人口登记的概率是b代表流动人口家庭的生育行为对生育政策的违反程度⑤0和1是其取值范围的极端值，b=0代表流动人口家庭的生育行为没有违反生育政策，b =1代表流动人口家庭的生育行为违反了生育政策。，C是流动人口因为违法的生育行为所造成的损失，假设这个变量是由基层政府（或执行地方政府政策的基层政府）所控制的。

在博弈的第一个阶段，如果流动人口家庭主动进行人口登记，其效用取值为如果不进行登记，则其效用为GX，其取得极值的条件取决于R−bC的大小。假设博弈重复T阶段，令yt为T阶段流动人口选择不主动进行人口登记的概率，xt为基层政府认为流动人口不进行人口登记的概率，在均衡条件下，存在那么，如果在t阶段流动人口享受到的社会公共服务不大于因此而增加的成本，根据贝叶斯法则，基层政府在t+1阶段认为流动人口不主动进行人口登记的后验概率是：

其中Pt是t阶段流动人口隐瞒的概率，1是流动人口不主动进行人口登记而导致人口漏报的概率①由于我们考察的是流动人口的生育行为与其主动进行人口登记的意愿之间的关系，在这里假设政府不主动通过其他途径获得真实情况。事实上，即使基层政府有获得真实情况的意愿，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也往往变得不可行。。也就是说，如果流动人口的生育行为对生育政策的违反程度越高，基层政府认为流动人口隐瞒真实情况的概率会增加。

即如果观察到流动人口因为主动进行人口登记而增加的收益高于因此而支付的成本，基层政府就知道流动人口一定会主动进行人口登记②考虑比较静态分析，首先忽略其他因素对人口登记造成的影响。。

从最后两个阶段入手进行分析，在T阶段（博弈的最后阶段），流动人口的支付预期大幅度下降，流动人口的最优选择是i=1，基层政府对违法生育行为的预期是1 −pt，此时主动进行人口登记的流动人口的效用水平是：

因为 ∂UT/∂pT=CT＞0，流动人口的效用是其主动进行信息登记的概率的增函数，这就是流动人口有积极性主动进行人口登记的原因。而如果流动人口在此前的行为中使得收益高于成本的预期，则PT=0，流动人口将承担因基层政府采取严厉的政策而使得自身收益大幅度下降的风险。

继续讨论流动人口在T−1阶段的策略选择，假定流动人口主动进行人口登记而使得在T−1阶段之前获得的公共社会服务效用不大于基层政府对流动人口成本支付的预期，因而pT−1＞0。流动人口所支付社会成本的预期是：

其中1是流动人口的最优支付成本，为流动人口主动进行人口申报的概率，是基层政府认为流动人口主动进行人口登记而导致支付成本增加的概率。

令δ为流动人口的贴现因子。首先考虑纯战略，即yt=0,1的情况③因为当两种纯战略带来的期望效用相等时，参与人才会选择混合战略，最优纯战略的条件即混合战略的条件。，如果流动人口主动进行人口登记使得在T−1阶段出现了bCT−1的数量增加那么PT=0，因为在T−1阶段流动人口收益的下降，基层政府认为在流动人口登记过程中没有发生隐瞒行为。给定基层政府对流动人口自身支付成本的预期为bCe，主动进行流动人口登记的流动人口总T−1效用为：

如果主动进行人口登记后在T−1阶段隐瞒自己的真实情况（yT−1=1）。进行登记的流动人口的总效用为：

因此，如果yT−1=1优于yT−1=0， 需要满足下面条件：

即：在均衡情况下，基层政府的预期xT−1等于流动人口的选择yT−1，如果yT−1=1构成主动登记的流动人口的均衡战略，xT−1=1，从而PT=PT−1。因此上面的均衡条件意味着：也即为，如果基层政府在T−1阶段认为流动人口漏报的概率不小于那么主动登记的流动人口就有隐瞒的可能性。

根据上文的分析，随着R 的增大（或随着bC 的减小），的取值越来越大，而PT和PT−1大于这个取值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小，也即流动人口登记遗漏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小。更为具体的是，由于流动人口在流入地能够享受到的社会公共服务很少，且当流动人口的生育行为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要求时可能受到相应的处罚，使得流动人口在主观上希望隐瞒自己的流动行为。因此，流入地为流动人口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不足和计生政策的约束①流动人口的主要流动方向是从农村流向城镇，而农村比城镇有着更高的出生率。且由于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较差，城市的生育观念对农村人口的影响是比较弱的，因此，流动人口比城市内的原住居民有着更高的出生率。是流动人口信息统计遗漏的原因。

四、统计困境二：绩效考核下基层政府的隐瞒行为

在信息从基层政府向地方政府传递的过程中，基层政府和地方政府对彼此的支付函数是明确的；从策略选择的顺序来看，地方政府首先选择绩效考核方式（政策体系），基层政府基于绩效考核方式进行策略的选择。这是地方政府和基层政府之间进行的完全信息动态博弈。

假设地方政府关于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的效用函数为其中Br代表流动人口的出生率，Sr代表流动人口的出生性别比。根据假设可知，地方政府的效用是人口出生率和性别比的减函数，即UBr＜0，USr＜0。此时地方政府的目标为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即求得

根据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基层政府的行政官员作为决策的执行者，能够代表基层政府的行为偏好，其行为也符合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因此，基层政府的目标是政府权力的最大化。在分析过程中，可以用基层政府预算的最大化进行替代，基层政府的目标函数就可以表示为：

其中表示基层政府的预算是跟人口出生率和出生人口性别比相关的函数，t为一切与地方政府总预算相关的变量集合的替代，其中为严格单调递增的凹函数。

博弈的顺序为：地方政府给出人口增长率Br ，基层政府观测到Br后选择人口出生性别比例Sr①在这里，我们假设地方政府最关心的目标是人口出生率，然后才是出生性别比。当然，这不是固定的，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如果地方政府最关心的目标是性别比，我们同样可以得到相同的结论。实际情况是，地方政府给出一组政策变量既包括多人口出生率的要求，也包括对出生性别比的要求，但在基层政府的权衡之下，人口出生率可能是更为重要的目标（当然，在出生性别比更为重要时，结论也是一样的）。。首先求解给定Br的情况下基层政府的策略选择，基层政府选择Sr*(B r)最大化效用函数为：

其最优化的一阶条件为即：

由于则GD'( t )单调递减，即基层政府对性别比的需求Sr*(B r)是人口出生率的递减函数。在此情况下，地方政府预期基层政府将根据上述一阶条件选择人口性别比（上报数字），地方政府在第一阶段的问题是：

其实现最优化的一阶条件为：

即地方政府将选择出生率Br*与使得在点Br*自己的无差异曲线与基层政府的性别比需求曲线相切，此时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结果是尽管是一个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的解，但从图形上可以看出，它并不是帕累托最优的点，在U0和Bd0围成的区域，地方政府和基层政府的效用都会增加。此时基层政府趋向于选择一个更低的出生率使得双方的效用增加，如A点，这是一个极端情况，在地方政府更关注出生率的时候，基层政府选择一个尽可能低的出生率以提高自身的效用，而此时，地方政府的效用并没有变得更差。

图1: 基层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弈分析

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个问题需要讨论：第一，人口出生率和出生人口性别比在基层政府层面是否为可控变量？首先，流动人口的流动性很大，其居住地点变化较快，且地域分布较为分散，人员早出晚归，其所租住房屋的户主对其情况也不甚清晰，入户统计调查难度很大。其次，卫生和计生部门工作人员数量有限，逐户进行入户统计在工作安排上也不具备可行性。在地方政府对流动人口的实际情况没有准确掌握的情况下，上述客观因素使得基层政府隐瞒真实的情况具备了可能性。同时，根据上文的讨论，在有可能使得双方的收益都增加的情况下，基层政府也有隐瞒的内在动力。

第二，在Br和Sr可控的情况下，基层政府上报的点如何决定？如果地方政府在对基层计生部门的考核中最关注的是人口出生率（如前文的假设），基层计生部门会尽可能选择一个较低的出生率从而增加自身的效用水平。但这种选择的自由度是有限的。在地方政府选定一个出生率水平Br*后，基层政府的报告点应介于线段AB之间，其位置取决于地方政府与基层政府的博弈，包括地方政府的绩效考核是否严格、地方政府获取信息的成本等因素。从整体上来说，地方政府的控制力越强，基层政府隐瞒的成本越高，上报点就越靠近B点，否则越靠近A点。

根据上文的分析，在上报流动人口信息的过程中，基层政府的利益与地方政府的绩效考核模式存在冲突，同时由于流动人口有着较高的出生率和性别比①以人口出生率为例，湖北省2013年人口出生率为11.08‰，而流动人口（流入）出生率为20.3‰，湖北省流动人口的出生率远远高于户籍人口出生率。数据来源：湖北省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2013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如果将流动人口较高的出生率和性别比纳入考核范围，计生工作达标的可能性大大下降。因此，在利益冲突下，即使掌握了比较详实的信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基层政府也在主观上存在隐瞒流动人口信息的意愿和冲动。

五、流动人口信息统计中的利益冲突

（一）流动人口与基层政府的利益冲突

在流动人口与基层政府的博弈中，由于公共服务的缺失，流动人口主动进行登记的收益是有限的②有时候流动人口甚至只是在理论上能够享受到这种公共服务，但我们认为这种收益仍然是存在的，比如增强被认同感和主人翁意识等。。同时，城市比农村有着更为严格的生育政策，进行信息登记可能使流动人口的生育行为受到相对更加严格的限制，甚至因此而受到相应的惩罚，这就使得流动人口进行信息登记的成本迅速上升③也许流动人口根本就不会因为主动进行信息登记而使得利益受损，也即不会受到相应的惩罚，但只要流动人口认为进行登记存在这样的风险，就不会主动进行信息登记。。二者的共同作用使得流动人口失去了信息登记的主动性，这是目前流动人口信息缺失的一个重要原因。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政府加大对公共服务的投入，降低对流动人口生育行为的约束，是否可以解决流动人口统计信息缺失的问题呢？

表1: 流动人口与基层政府的利益冲突

我们对流动人口进行分类以探讨上述问题。按照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的结果，可以把流动人口分成三类：第一类是有融入城市意愿而且通过自身努力能够融入的流动人口，这类流动人口具有融入城市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因此能够主动进行信息登记，其信息缺失的概率是很低的；第二类是虽然有融入城市的意愿但由于能力的缺失而导致融入城市困难的流动人口，在对自身情况有预判的情况下，由于此类流动人口不能真正实现融入，其进行登记的可能性就有所下降，信息缺失的概率开始上升；第三类是没有城市融入意愿的流动人口，无论其是否有能力融入城市（多数是没有能力融入城市的），其对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是比较低的，同时进行信息登记的收益都是时间的函数①即要享受到流入地提供的社会公共服务，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实现。一般来说，流入时间越长，可能享受到的公共服务就越多。，由于这类流动人口具有更高的流动性，这就使得其收益迅速下降，他们几乎没有进行信息登记的主观愿望。进一步来说，即使流动人口能够享受到更多的公共服务，只要他们感受到的是管理而不是服务，就一定会在主观上排斥信息的登记，从而流动人口统计信息的缺失就成为一种必然。流动人口与基层政府之间的冲突可以用表1的支付矩阵来表示，它能够说明二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如何影响到流动人口的策略选择。

如表1所示，RA表示政府充当管理者角色时所能得到的直接收益，RS表示政府充当服务者角色时所能得到的直接收益，容易得到RA＞RS，表示基层政府掌握了流动人口信息时而增加的收益，在这里我们可以理解为当基层政府掌握了更多的信息时，其政策依据更加可靠，因此其效用增加。R(t)为流动人口在进行信息登记后所能获得的社会公共服务，用t表示流入的时间，它是时间的单调递增函数②即随着流动人口在流入地时间的增加，其所能享受到的社会公共服务是单调递增的。。R'为流动人口在地方政府提供服务时所能获得的心理满足（或者用−R'表示流动人口在地方政府对其进行管理时所产生的心理不适）。无论流动人口的策略是登记或者不登记，基层政府都会选择管理，这是一个占优战略；而由于流动人口的流动性较高，尤其是对于没有城市融入意愿的流动人口，R(t)无限趋近于零，R(t)−R'＜0，因此流动人口的占有战略为不登记，（管理，不登记）就成为一个占优战略均衡，可以说流动人口与基层政府之间的利益冲突是造成流动人口故意隐瞒自身信息的主要原因。

（二）基层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冲突

基于计划生育工作绩效考核方式的利益冲突是造成基层政府隐瞒流动人口信息的重要原因，如果地方政府通过努力实现了计划生育工作绩效考核方式的转变，基层政府是否还会存在主观的隐瞒？

我们从不同层级政府的利益博弈入手进行分析。地方政府在博弈过程中总是掌握着各种权利和资源的分配，在利益向下转移的过程中具有较大的裁量权，我们可以认为此时地方政府关注的重点是如何实现本区域内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基层政府在自身利益的驱动下，力图争取到更多资源和权利的分配，总是在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表现出代表自身利益的非公共性。因此，不同层级的政府利益视野是不同的，越是高层级的政府，其利益视角就越宽泛，越是低层级的政府，其利益视角就越狭隘，不同层级政府的利益冲突从来没有停止过，“公地的悲剧”反复在不同层级的政府之间上演，政策的执行总是在各种力量的互动中通过妥协和退让实现暂时的均衡。

表2: 基层政府的策略选择

据此分析，计划生育工作绩效考核模式的冲突是目前造成人口信息统计遗漏的重要原因，但造成信息遗漏的根本原因在于不同层级政府的利益冲突。但即使改变了计划生育工作的绩效考核方式，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利益冲突仍然会通过其他方式显现，这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流动人口信息统计的困境。在分析基层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冲突之前，我们首先分析在地方政府掌握的权利和资源总量既定的情况下基层政府之间的策略选择，如表2所示，假设只存在两个基层政府（这与多个的结果是一致的）。Rc表示当地方政府的政策不发生变化时，基层政府所能获得的期望效用水平，在双方博弈的过程中，如果有一方隐瞒，而另外一方公开信息，则隐瞒方能获得从公开方转移的收益Rz，而当双方都公开自己的信息时，地方政府可能采取更加严厉的政策，从而使得双方均减少Rz的收益。我们容易得到，其占优纳什均衡为（隐瞒，隐瞒）。也即，在高一层级政府掌握着既定的权利和资源时，基层政府总是倾向于隐瞒对自己不利的信息从而获得更多的收益，其根源在于不同层级政府之间利益目标的冲突，这种利益目标的冲突使得基层政府总是倾向于隐瞒掌握的流动人口信息以获得自身效用水平的提升。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分两个层次对流动人口统计中出现的信息失真问题进行了分析：首先，从流动人口与基层政府的博弈中可以得到，基层政府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不足和计划生育政策的约束是流动人口不愿进行信息登记的主要原因。其次，根据对基层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进行分析可知，流动人口的高出生率和高性别比与卫生与计生部门绩效考核模式的冲突是导致流动人口数据更新慢、遗漏多的主要原因。在流动人口统计过程中，出于应对绩效考核的需要，基层政府的核心目标不是致力于以务实的工作推动各项指标的落实，而是有选择性地提交流动人口统计数据，造成流动人口信息的缺失。

进一步放松研究假设之后，基层政府提供更为全面的社会公共服务，并降低对流动人口生育行为的约束，对于市民化和社会融合程度较差的高流动性人口而言，仍然存在隐瞒信息的动机，其信息缺失的根本原因在于流动人口的高流动性和流动人口“管理”之间的矛盾。此外，即使计生部门绩效考核方式实现了转变，部门利益冲突和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利益冲突是永恒存在的，基层政府身兼“运动员”和“裁判员”的双重角色，就一定会存在隐瞒流动人口信息的动力。

解决流动人口统计的难题，其关键在于推动流动人口管理向流动人口服务的演进，可从以下方面进行有益的尝试：第一，建立专业的信息统计机构，把社会公共组织（如非营利组织）作为信息统计的主体，引入一个独立于民众和政府之外的第三方参与信息统计，增加流动人口信息登记的主动性；在统计方式上，通过信息化的统计手段，实现对流动人口的有效统计，如在信息网络全面覆盖的情况下，建立手机通话信息和机主身份信息的匹配，通过手机通讯网络信息的获取实时动态地全面掌握流动人口信息。第二，通过利益诱导机制的建立，满足流动人口的利益需求，推动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的进一步发展，改变基层政府“管理”流动人口的观念，让流动人口感受到社会公共服务的全面覆盖，从根本上实现流动人口管理模式的演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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