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朝辉　路春楠　刘馨阳

1987年5月6日，一场举世罕见的灾难降临在中国北部的大兴安岭。满山苍松翠柏瞬间变成一条条火龙，上蹿下跳了近30天后，万顷绿树化为灰烬。时间已经过去30年了，作为一名当年奔赴灾区参加灭火战斗的战士，我的思绪常常回到那山火连天的大兴安岭……

大兴安岭发生重大森林火灾的消息播出后，许多人天天听广播、看电视。那不断蔓延的山火，把全国人民的心都快烧焦了。

5月19日，大庆军分区接到上级命令，要求组织高炮预备役营，赴大兴安岭配合气象部门执行人工降雨灭火任务。军分区领导立即布置采油一厂、采油二厂、石化总厂做好战斗准备。

我当时在采油二厂作业大队任职。任务来得很急——当天晚上，接到任务的人员就从各生产岗位抽调下来。很快，炮手、无线电报务员、卫生员、通讯员全部到齐，领取服装及军需品。因为我们是预备役部队，服装标志仍是红五星、红领章。

我们采油二厂被编为二连，有6门“五六”式高射炮。采油一厂为一连，石化总厂为三连，也各有6门炮。18门高射炮，再加上通讯车、牵引车、生活车，正好组成一趟军列。5月20日，我们从让胡路发车，直奔大兴安岭。

当时，我们对大兴安岭并没有距离概念，只觉得火车风驰电掣，一路向北猛进，沿途各线全为我们这趟军列让路。军列是铁皮闷罐车，车门一关，只能从几个小玻璃窗看到外面的藍天。

5月中旬的大庆已绿树成荫、鲜花遍地，然而，越往北天气越冷。火车驶过加格达奇时已是深夜，尽管我们都穿着厚厚的军大衣，仍被冻得难以入睡。等到天亮，有人打开车门，我们惊讶地发现，山背阴处竟还能看到一小堆一小堆未化的冰雪，棵棵苍松也透着股股寒意。没想到，车行一夜，天气相差竟如此悬殊。

5月21日上午9点多，火车一进入边陲重镇塔河，我们就闻到了浓烈的烟火味儿。侦察火情的直升飞机起起落落，参加援灾的各部队正集结待命。我们这群特殊的战士一下火车，就被人群围住。他们好奇地打量着我们的着装和参差不齐的年龄，询问我们是哪个部分的。我们风趣地回答：“特种兵部队。”

在塔河休息大约15分钟，火车又开动了。越往北走浓烟味越大、离火场越近，大家都停止了说笑，心情沉重地望着窗外。铁路沿线，军民们正在打防火道，口号是“誓死保卫塔河”。

火车驶进瓦拉干车站，缓缓停了下来。

不知谁喊了一声：“大火！”我们打开沉重的铁车门，只见铁路两边山上的松树、野草噼噼啪啪地燃烧着，一望无际的火龙四处乱窜，黑烟遮天蔽日。我刚拍了两张照片，就有火舌朝车厢卷来，战友们急忙关上车门。高炮车上的司机纷纷跳下车，脱下衣服用力扑打靠近的火苗：一旦高炮车被烧着，两万多发人工降雨弹随时可能爆炸，导致车毁人亡。

经过短暂停留，火车长鸣汽笛，继续在火海中缓缓穿行。铁皮车厢被烤得烫手，车厢内热得像蒸笼一样。即便再闷再热，也不敢打开车门透透风，生怕大火涌进来。

大约过了十几分钟，火车停住了。打开车门的瞬间，所有人都呆住了——四面山林被大火烧得黑乎乎的，静得没有一丝生息，只有点点火苗在闪烁、一缕缕淡蓝色烟雾在空中飘荡……

火车就这样走走停停，一路向北。5月21日晚5点，经过30多个小时的长途奔波，我们终于到达祖国最北部的火车站——漠河县西林吉车站。

纵观漠河县城全貌，真是惨不忍睹，到处残垣断壁，只有几座幸存的楼房孤独地立在风中。城里的居民大都撤走了，留下来的都是救援部队，陆军、空军、海军都有。

我们顾不上休息，以班为单位，每班负责一门高炮，只用20分钟就卸下了所有装备，并在指挥车的带领下，来到某集团部大院待命。入夜，西边的红光映亮了半边天。这片红光，就是西部的火头，距离原始森林只有7公里！

第二天早晨，我们接到上级命令，出发赶往古莲待命。长长的车队行驶在蜿蜒的山道上，一路向着浓烟滚滚的西部冲去。

下午4点多，车队进入一个坡形村庄——这就是大兴安岭古莲综合林场所在地，也是我们的驻地。

我当时很纳闷：为什么东面的山绿莹莹，而西面的山却被烧得黑乎乎？后来，当地村民告诉我：火就是从这里开始烧的。

略作休息，我们开始构筑阵地。为了保持炮的仰角一致，我们需要选择平地；为了避免炮身出现滑动，需要在炮下垫上三角木，再在四周挖上排水沟。以前我没有参加过任何相关训练，也不了解炮的原理，上级派我参加救灾，也许是因为我有特长——摄影。

专家告诉我们，这场大火分三种火势：一是树冠火。火在树上燃烧，火与空气对流形成热旋风，风借火力，火借风威，火头从这棵树冠跳到另一棵树冠。二是地面火。去冬今春降雪少，残枝枯叶沾火就着。三是地下火。地上树叶较厚，产生大量沼气，火在枯叶下燃烧，扑火人员在几百米外都无法靠前，只能跟在山火后面打余火。不论哪种火势，光靠人工扑火都于事无补，只有降雨才能控制住。可大兴安岭地处高寒地带，五月并非雨季，即使有带雨云层，还没等下雨就被山火的热气流冲散了。因此，必须采取人工降雨，用高射炮将装有汞化银的弹头射入带雨云层，通过增加水滴重量使其降下来，这就是雨。所以，我们这次行动是与黑龙江省气象局、气象研究所等几家科研单位联合进行的。

不凑巧的是，我们到的前两天一直晴空万里，不具备发射条件，只好把炮筒擦了又擦，一遍一遍进行操练。

5月25日晚，一阵紧急集合的哨音把我们惊醒，大家全副武装跑到广场，看到天阴沉沉的，凉风阵阵，乌云密布。战士们纷纷激动起来，没错，这正是人工降雨的好机会！

“一号炮位准备完毕！”

“二号炮位准备完毕！”

……

随着连长一声令下，各炮按序发射。电光弹拖着长长的尾巴钻进云层，几秒钟后传来阵阵闷响。不过十几分钟，天上便飘起了蒙蒙细雨。战士们士气高涨，射击加速，弹发加密。雨越下越大，不一会儿，路上的小坑里便积满雨水。

大兴安岭的夜真冷啊。有的战士因为衣着单薄，冻得一个劲儿地抖，但谁也不肯进车里暖和一会儿。直到第二天天亮，由空军接续执行人工降雨任务，我们才带着一夜的疲倦回到驻地。

随后，扑火前线总指挥发来电报，祝贺我们人工降雨成功，大部分火势已被控制。第二天夜里，我们又进行了一场“总攻”，战果辉煌，树冠火基本被雨压住了。

6月1日，大火终于被扑灭了，离别的日子到了。然而，天有不测风云，返程的火车开到半路，突然停了下来。原来，有的地方死火复燃，上级让我们原地待命。

当天下午三点多，天空出现雨云层。由于这个叫秀峰的小火车站没有卸车台，我们只好把炮架在火车上开炮。

随着一声声炸响，大颗大颗的雨滴飘落下来。几排炮过后，雨越下越大，慢慢串成线、连成片，达到中到大雨规模。雨雾笼罩了远山近峦。扑火的战士们笑了，当地的群众也笑了。

第二天，天蓝如洗，万里无云，凯旋的列车继续行进。顺着车窗望出去，此时的大兴安岭已不像半个月前那么可怕，被烧过的树干冒出了新绿，遮盖住了那一片片被毁坏的肌肤；果园内的花蕾已经悄然绽放，红的、白的、粉的，生机盎然；劫后余生的大兴安岭，浓烟的气息已经消散。我们似乎看到了大兴安岭的未来，看到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希望……

6月4日，列车徐徐驶入大庆火车站，一场隆重的欢迎仪式正等待着我们。军乐齐鸣，彩旗飘扬，油田领导、市政府领导亲自到火车站迎接我们。握着领导们的手，我无比激动，心中一遍遍呼喊：我们没给大庆人丢脸，我们胜利凯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