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模仿性的现代国家建构以传统疆域内各族各群凝聚为统一的国家民族为基础。内忧外患压迫下中华民族的构建直接以爱国主义为表征；同时，中华大地诸族文化、利益熔融的一致价值观使中华民族既是现代中国认同政治的直接载体，也是现代中国族际政治整合的现实目标。现代中国的中华民族主权国家属性，决定了在现代中国堪称为“民族”的实体只能是“中华民族”。然而，国家全面建设阶段中华民族的虚化及中华民族理论的缺憾使得国家崛起与中华民族复兴事业面临极大的风险与挑战。中国共产党主导的国家族际政治整合，须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大战略下构建、完善以“中华民族”国族理论为核心的中国特色族际话语体系与行动逻辑，通过加强中华民族建设，为“中国梦”的实现奠定强固基石。

【关键词】民族国家；政治整合；国族理论；族际关系；中华民族建设

【作 者】刘永刚，云南师范大学历史与行政学院副教授，云南大学政治学博士后流动站工作人员。昆明，650500

【中图分类号】C955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7）01- 0001 - 011

族际政治整合并非现代民族国家才有的政治现象，然而由于主权原则下的现代民族国家在彰显对内最高、对外独立的国家属性时，国家政治体内部的统一性与一致性成为其有效参与国家间竞争的基本前提。民族国家时代的族际政治整合较之传统王朝国家时代，显现了其独有的政治价值与时代属性。依据民族（nation）原则构建的主权国家属性，使得现代民族国家内部的族际关系与国族状况直接影响并制约着民族国家的前途与命运。同时，由于民族国家内部族际关系的动态属性使得以族际政治整合推动国族建设将是一个持久且艰巨的政治使命，也是民族国家建设的应有之义与有机构件。对于正在崛起的中国而言，作为国家基础性政治资源的国族 [1 ]——中华民族及其建设状况将是中国能否实现国家、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的根本保障与基本要素。

一、统一的中华民族——中国族际政治整合的现实目标

关于族际政治整合的目标有学者认为存在着“基础性目标”与“高层次目标”以及“工具性目标”等；①也有学者认为其本质就是“多元共存与政治一体”[2 ]。当然，族际政治整合的逻辑起点就在于多民族国家内各族体间的“异质性”。族际政治整合属于纵向的、以掌握着统合性优势力量的国家为主导、以疆域内的各族体及成员为对象、以国家认同与国家忠诚为目标的政治一体化过程。而这种政治一体化过程的主要标志性成果就是强大国族的建构。当然，要厘清多民族国家（unitary multi-nationality state）族际政治整合的目标以及与国族建设间的关系，既需从历史角度对民族国家的本质予以梳理，更需从国家间激烈竞争的全球背景加以理解。

1. 国族、国族建设与现代国家

谈及现代国家及其民族（nation），总是基于纵向的视野和比较的结果。现代民族国家作为一种全新的人类社会管理形式的出现正是鉴于传统国家本质上的裂变性带来的国家行政控制能力的有限性。“传统国家有边陲（frontiers）而无国界” [3 ]4所呈现的恰是传统国家体系政治整合水平低下与不足的事实。因工业文明催生的现代民族（nation）及其概念的提出，彰显的是一个全新的人类政治共同体的时代价值。现代国家对于传统王朝国家的否定与超越正在于“民族”（nation）成为特定区域（领土）社会成员最为直接且有效的链接方式。《欧美图解百科全书》将“民族”指称为“统辖于统一政府之下的，一国人民的集称”[4 ]854-867。民族（nation）的政治涵义直指民族国家，nation就是拥有线性边界、具有排他性的民族国家领土上的人的集群的称谓。可以这样认为，基于民族原则建立主权国家是现代国家的基本特征。正如霍布斯鲍姆所指出的，“‘民族的建立跟当代基于特定领土而创生的主权国家（modern territorial state）是息息相关的，若不将领土主权国家跟‘民族或‘民族性放在一起讨论，所谓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将会变得毫无意义”[5 ]9。虽然民族国家经历了从“一族一国” 模式向多民族国家的转变，但这里的民族（nation）不是指前现代民族，而是国家民族，也即“国族”。多民族国家则是全体国民集合为国家民族的一个主权独立的政治实体，国家民族的精神自然也由国家所彰显。

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实质就是“旨在确定以‘民族为基础的社会文化认同，以整合变动中的国家和社会关系，并确定同其他国家的关系” [6 ]13的过程。这一确认过程实则多民族国家的族际政治整合与国族建设过程。以国族建设为手段，解除旧有的对于王朝的忠诚感，以民族（nation）“为新型国民关系的象征，成为不受君主统治的公民彼此链接的纽带，并成为主权的渊源”[7 ]527。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政治的与领土的、历史的与文化的两种结构与两种原则的融合；[7 ]528同时，传统王朝国家模糊、变动的边陲以带有主权诉求的边界清晰地确定下来；曾经分散的地方性族群形成密切联系与依赖的关系进而完成民族构建（nation building）。因此现代国家产生之初民族（nation）原则与国家原则相结合的过程，也被称为“国族建构（或建设）”或“国家建构”（nation building）①，其意指引导一国内部走向一体化，并使其居民结为同一民族成员的过程。[7 ]527

质言之，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与国族（nation）构建是一个一体两面的政治发展过程。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也即向 “一个具有权威性的国族范式方向积极同化和标准化的过程”[7 ]527。在以领土为基准形成的可识别且为他国认可的特定地域范围就是民族国家的疆域，而其人口就是具有现代意义的政治、文化、利益、命运共同体的国家民族。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包含着国族建构的目标与诉求，而国族建构则又巩固并推动着民族国家的政治发展。当然，对于早期的欧美国家和后发的亚非拉国家而言，在通往民族主义的道路与模式有着截然差別，但都将其发展目标指向现代民族（nation）构架。由于认同的可建构属性，使得在国家转型之际论证特定疆域内人口一致性的有效工具只能是民族（nation）及其民族主义（nationalism）。而这个“民族”（nation）对于后发国家而言，由于其面临着紧迫的殖民掠夺并参照早发国家的国家形态以应对之，人为构建出对应于西方的“民族”及其“民族主义”是后发国家现代国家建构的基本方式。所以说，“‘民族是具有双元性的，它必定是由居上位者创建，但却也一定得从平民百姓的观点分析才能完全理解”[5 ]10。后发国家的民族国家建构首先要解决长期面临的基础性问题就是国族建构与国族建设问题，即如何将国内业已存在的多个文化民族或族群整合为统一的国族以建构、建设主权国家的问题。

2. 中国国家疆域观的革新与整合政治

在中国现代国家转型启动之际，首要问题就是要打破传统的“天下”观念，逐步接受并应用西方的主权国家理论并与西方殖民者建立交往。然而，传统王朝国家的裂变性造成的国家行政能力的有限性，使得中国要成功实现国家转型需以“政治权威的集中化”为前提从而使得国家的政治整合具备鲜明的“政策制定的强化”特征。[8 ]262同时，抛弃“华夷之辨”为特征的传统疆域观，依照主权原则以传统边疆的外沿线为国家边界构建现代国家，成为中国国家转型的现实选择。传统的边疆与内地的文化和道德涵义渐被削弱，边疆的划定也从之前文化主导的“由内而外”的疆域观渐次转变为由地域、政治主导的“由外而内”的疆域观。“统一性”与“一致性”的国族（nation）成为中国国家转型的首要与基本诉求，其成为现代中国民族国家对外排斥、对内整合的基础性政治资源。中国近代以来历经从“中华民族”概念的提出、凝炼并被社会所普遍接受成为中国国家转型认同政治的核心内容的过程。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与建设阶段，以“中华民族”为国家民族整合国内各族体与多重认同，成为中国近代以来族际政治整合的基本特征与现实目标。

从传统国家疆域的“天下观”向现代民族国家主权疆域观转变以实现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过程中，无论持“中国是单一民族的国家”观的中国国民党还是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观的中国共产党，均将国家族际政治整合的目标指向国家领土完整与主权独立，因此自“中华民族”概念一经提出，就被赋予了强烈的爱国主义色彩。以至于在西欧与市民社会和启蒙主义密切相联的“nation”（民族）在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优先体现为对外的排斥属性。同时，中国如此广大的领土上在宗教、语言、习俗等方面各异的人们之所以统一于“中华民族”和“中国”的原因在于对“中国”“中华之地”范围认识的不断革新，“中华民族”的含义也被不断充实与拓展，至“抗日战争时期，边境之民和边境之地就是‘中华之民、中华之地的认识在当时已经普遍化了”[9 ]9-10。同时，由于强大且急迫的外部压力，中国境内的各族各群多自觉地凝聚并认同于“中华民族”，并以“中华民族”为中国民族主义（nationalism）的基本载体。作为中华民族来源的数千年来在中华大地上形成的语言、审美、认知、宗教、文化传统的历史，成为现代中国的文化合法性基础，即现代中国整合政治的最直接成果就是中华民族主权国家的建构与发展。

3. 现代中国族际政治整合的“国族”目标

目前学界关于现代国家构建及建设过程中族际整合的研究，主要呈现两种基本的研究取向：一是基于国别的政治整合的机制与模式的横向比较研究；二是对中国现代国家的族际政治历程、现状及当下境遇的纵向研究。①在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中关于族际政治整合模式有学者概括为“集权干预模式”[10 ]；也有学者认为形成了“吸纳和嵌入的政党组织逻辑”“行政性自治的制度逻辑”“差异公民权的优惠政策逻辑”[11 ]；还有学者通过纵向比较的方式提出应从理念、权力运行、机制建构三方面实现族际政治整合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12 ]我们认为在谈及中国的国族建设与族际政治整合时，需要综合两种视角以呈现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本質属性及应有的时代意涵。

传统疆域治理范式的规约与对欧美全新国家形式的模仿是中国启动国家转型以及新型族际政治整合模式的基本前提。当然，由于“民族”（nation）的现代属性，使得国族建设（nation building）只能是现代概念与现代政治实践，而族际政治整合则是一个传统与现代社会共有的政治现象。论及中国的族际政治整合，吕思勉认为“中国历代的开拓，和现在帝国主义者的侵略不同，是靠民族②的力量，渐次进行的，不是靠政治之力，一时强占；所以其成功虽缓，而其收效则真”。同时，吕思勉先生认为在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对中国除政治经济上的侵削与压迫外，更体现在“引诱我国内的少数民族，想使之与汉族分离”的文化侵略[13 ]70-71。吕思勉先生的以上认识恰当呈现了作为现代中国国家民族的“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根源与民族国家时代背景下政治建构的一体两面的双重特征。梁启超在论及辛亥革命时代意义时所讲的“民族建国的精神”与“民主的精神”，[14 ]46正是当时中国族际政治整合的价值取向与国族目标。

在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历程中关于“中华民族是怎样的民族”的三次大争论①正是对中国近代以来族际关系以及族际政治整合价值取向与实践的思考。在中国国家转型之际，由于外部的压力迫使中国开启的模仿性的现代国家建构，急迫需要的是构建一个民族（nation）以建立独立的主权国家。所以，在梁启超提出“中国民族”及“中华民族”后被中国社会迅速、普遍接受的事实表明，“中华民族”既是一个政治单元，也是一个文化群体。当然用前现代的基于历史、文化、语言、血缘等要素来考量，其存在着诸多缺陷。然而由于“中华民族”的国家政治涵义，使得“中华民族”就是中国疆域（领土）上的所有人及其群体的集合。就政治象征而言，中国模仿性的民族国家建设模式，注定了“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直指国家领土完整、主权独立，这是中华大地上各族各群的共同利益，其现实行动即爱国主义。从文化符号来看，构成中华民族的各族各群间形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关系在于文化熔融基础上的利益的一致，是“中华民族”及其支撑的政治国家合法性的社会文化根源。这也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各民族在分布上的交错杂居、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15 ]

二、族际政治整合中的“一体”“多元”与国族建设

关于多民族国家内族际政治整合的价值上呈现为国家主义与地方民族主义两种取向，“多民族国家内部族际整合过程中的主义之争，肇因于民族与‘国族孰者为先的利益之争”[16 ]。我们认为，关于中华民族与各有机构成部分的关系，即“一体”抑或“多元”的关系问题需放在民族国家时代背景与现代国家本质属性下进行考量，以厘清多民族国家内部作为国家建构主体的国家民族与各构成人类群体的定位及其内在关系。

1.“民族关系”还是“族际关系”

要讨论中国现代国家建设中的族际政治及其国族建设，有必要就国内学界关于“nation”的理解与中华民族成为现代中国国家基础性资源的历程做一简要回顾。现代民族国家与国家民族建构的一体两面属性，使得nation building既指现代“国家建构”，也指“国族建构”。在国家转型（包括现代国家建构与建设两个阶段）之际，通过国家力量推动的以国族为现实目标的族际政治整合对于维护国家统一、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具有重要意义；以国内各族各群基于对国家民族的认同而实现的国家认同是现代国家构建合法性系统的基础。在现代国家话语体系下，“民族（nation）”的意涵、构成以及相应的活动，“都应该纳入国家体制、行政官僚、科技发展、经济状况、历史情境与社会背景下进行讨论”[5 ]10。

关于现代中国疆域内各族之间的关系以及由之形成的所谓“问题”的称谓，学界有着不同的主张。持“民族关系”与“民族问题”观的学者基于我国民族理论指导下在国家政治制度与政治生活中对于各族类群体统一赋予“民族”的政治属性以及对其理论价值取向的肯认。而持“族际关系”论的学者则结合民族国家发展的历程与nation的本意认为需将组成我国国族——中华民族的各族类群体赋予文化意涵的族群（ethnic group）称谓而非政治意涵的民族（nation）称谓。①从民族国家理论与中国政治发展的历程而言，堪称为“民族”（nation）并已与国家政权密切结合的只能是包容中国疆域内各族各群的“中华民族”，其既非汉族也非各少数族群。这也即梁启超所讲的“中华民族主义”，即“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的大民族主义。[17 ]1066当然，在厘清中国自近代以来国内各族融为“中华民族”并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也需梳理“中华民族意识”在各族体认识上的分歧以及各族体融入中华民族的类型。此种梳理既是对中国现代国家基础的“中华民族”建构历史的真实还原，更是思考国家全面建设阶段族际政治关系的确认及其调适的客观基础。

中国模仿式的民族国家建构模式使得中国在现代国家形成过程中，虽在民族主义上与欧美国家有共通之处，但在国族建构、族际政治整合等方面表现出鲜明的个性。“现代中国的历史，是以民族主义认同取代文化主义认同，并在世界上彰显自己民族认同的过程。”[18 ]97这里所说的民族主义的载体并非中国疆域上的某个或某些族类群体，而是国家政治共同体中的所有国人凝聚而成的“中华民族”，这种民族主义就是中华民族主义。所以说，“以民族主义原则确立合法性的国家，它的成员拥有很大程度民族的团结和整合（但不是文化上的同质性）”[19 ]17。而构成中华民族的各族类群体间的关系的实质是族际关系而非“民族（nation）关系”。

2. 族际关系的建构性与中华民族

中国现代国家建构与建设过程中的族际关系及其整合，是人为建构的产物，而非历史路径依赖的延续。当然这并非否认传统国家阶段的族际关系对现代国家内的族际关系建构的某种规范。关于“民族”的产生存在着“建构论”与“原生论”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但作为与特定的政治共同体——国家相结合的民族（nation）無疑是一个现代概念，同时更是一个政治构建的存在。安德森所讲的“想象的共同体”强调的正是民族（政治的）可建构性，所以霍布斯鲍姆认为“并不是民族创造了国家和民族主义，而是国家和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5 ]9。由于对欧美知识认识的渐进性与欧美知识传播的殖民特性，中国现代国家建构之初就纠缠于国家民族与各构成族体间关系的识认之中，其直接后果就是“nation”传入后作为国族的“中华民族”与地方性族群“民族化”的共同建构。所以，在现代中国转型过程中族际关系存在着“合”与“分”的两种趋势。族际政治整合的主要任务则是实现国家疆域内各地各族归于中华民族已实现国家建构的统一性与一致性，直接目标就是防止和避免国家的分裂和解体。

在国家转型之际曾出现的两个重要文书，奠定了“中华民族”地位与时代价值。《清帝逊位诏书》中明确写道：“仍合满汉蒙回藏之固有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也确认：“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这两个重要文献确立了多民族统一的中华共和国体，为中华民族认同提供了正统根基和权威定义。民国时期关于“中华民族”性质的大讨论也是在这一基调下进行的，最终在日益紧迫的外部压迫下，傅斯年、顾颉刚对“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国族性质概括被国民政府及各地各族人民所认可。这也即中华民族的自觉凝聚过程，族际政治整合中以中华民族为国族的“合”的价值取向成为之后中国民族国家建设的基础性政治资源。这一过程最直接的成果就是中国自近代以来第一次战胜异族的侵辱并建立了中华民族的主权国家（nation-state）。

然而，关于“中华民族”性质大讨论的成果在之后的国家建设中并未被有效地继承下来。这主要表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苏联为参照形成以“少数民族”为对象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而其实质是关于“少数民族”的理论与政策。虽然在国家政治话语中强调构建“平等、团结、互助”的“民族”关系，但根源于“民族自决”论上民族主义取向的民族理论与政策实践在推动民族地区社会经济较快发展的同时，也使族际政治整合的“合”的价值取向即国族及其国族建设被大为削弱。同时，在国家政治话语中赋予中华民族各有机构成族类群体以“民族”的政治符号，以致于本属于文化范畴的各族类群体及其间关系以政治的方式予以确认。正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建设过程中基于“民族识别”基础上形成的国家治理体系，使得中国社会呈现为以汉族与“少数民族”的二元区隔为特征的“另一个二元结构”。[20 ]同时，国内族际间差异公民权导致大量的“‘汉族改入‘少数民族之列”的现象表明，现代中国“划分ethnic群体与ethnic群体的ethnic界线是可变的、具有弹性的东西”[9 ]20-21。可知，经国家政治权力确认的“少数民族”及其身份已具备鲜明的工具理性特征。

3. 中华民族的结构特征与族际关系定位

近代以来关于“中华民族”是怎样民族的争论焦点在于中国领土上生活的各族各群之间以及与作为国族的“中华民族”间的关系实质是什么，也即基于历史发展与现代建构而呈现的现代中国的族际政治关系的基本特征究竟是什么。关于“汉族对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发展发生过什么作用和怎样去看待包含汉族和国内所有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的问题，在1988年费孝通先生提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观后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解答。然而，不断有学者关于中华民族究竟是一个实体民族抑或民族复合体的争论，[21 ]进一步表明关于现代中国族际关系特征的认识未能达成一致。该现象隐含的问题并不在于中华民族是怎样的民族，其实质性的问题在于如何认识中国疆域内构成中华民族的各族各群的属性及准确定位。

如上文所述，在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能够并且已经与政治国家结合的民族（nation）只能是“以汉族为凝聚核心”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22 ]这既是历史选择的结果也是理解中国现代国家属性的基本逻辑起点。正如周平教授所指出的“多元一體”的“判断依托的是对历史上的各个民族群体相互关系的分析，侧重于或强调的是各个民族群体的‘多元凝聚为‘一体的事实”，中华民族的内部结构的实质在于“一族多群”。[23 ]“一族”指的是与政治国家结合的国家民族——中华民族，“多群”则是构成中华民族的各个族类群体。“一族多群”的结构框架既符合我国的民族国家属性，也更利于确认我国的族际政治整合的价值取向并建构、调适族际关系。

中华民族“一族多群”的内在结构呈现的正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逻辑与现代国家建构下各族各群的“多元统一体”关系。对于中国现代国家建设过程中族际关系的定位，应在中华民族“一体”或“一族”框架下进行思考，否则在理论上会造成价值与认识上的混乱，在实践上会削弱作为国家基础性政治资源的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与统一性。所以，无论历史结晶的“多元一体格局”还是“一族多群”的内在结构，均对中华民族与构成中华民族的各族各群的关系做出了准确定位，即中华大地传统疆域上的各族各群融为中华民族已建立了中华现代国家，这种融合的过程既是政治整合过程，也是利益整合与文化整合过程，而最终的表现形式是以政治属性的国族——中华民族为成果。而“多元”或“多群”是对于中华民族各构成单元的文化属性而言，因各族各群交融而呈现的族际关系的本质属性在于民族国家内部人民间的关系，其根本利益既是一致的、也是可调合的，而非因民族（nation）的排斥属性而呈现的民族利益的不可调和性，甚至敌对性。

4.“一体”下的“多元”权益边界

现代民族国家的主权性在强调对外排斥的同时，对内则体现着成员根本利益的一致与对所有成员利益的确认。多民族国家的现实使得中国族际政治整合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社会利益的分配是否需要考虑族类群体因素。中国少数民族（族群）多居于国家疆域边缘性部分的事实，以及边疆地区与少数民族（族群）深刻结合的现状，使得族际关系的建构以及利益分配格局的形成均被赋予了特殊的政治意义。同时，当族属身份成为获取更多利益的工具符号时，族际关系将面临极大的风险与更多的挑战。所以，在中华民族“一体”框架下，如何界定各构成族类群体的权益及其边界将是中国国家建设过程中必须直面的现实问题。目前学界关于多民族国家内部族类群体权益的界定存在着“少数群体权利”与“族际政治民主化”两种理论体系。①此两种理论的立论基础均是对少数群体差异的承认，理论目标均指向族际政治整合。差别在于前者确认的是少数群体差异的文化权利，而后者则主张赋予各族类群体平等的政治权利。然而，两种理论试图实现多民族国家族际政治整合的理想，常常被少数族类群体因族属身份强化而潜伏的国家认同危机所击碎。

无论如何界定并讨论多民族国家内各族类群体的权益及其边界，其逻辑前提是民族国家的存在与强大，而民族国家的存在与强大的基础性的政治资源则是国族（nation）的统一性与凝聚性。抛开这个逻辑前提所谓各种“民族”（族群）权利将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同理，无论如何界定并争取“多元”权益，均不应损害国族的统一性与整体利益性。同时，“考虑到外来干涉和内部分裂构成当今民族—国家的两大生存性威胁，可以认为，国家共同体的稳健取决于一国有没有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基于领土空间尺度的聚合性民族 / 国族建构。”[24 ]因民族国家排斥合法性外延属性决定了建构民族国家的国族与各构成单元间根本利益的一致性。构成中华民族的各族类群体的根本利益与长远利益均是在中华民族的主权国家（nation-state）框架内被确认和实现的。

5.政党的族际政治整合

政治整合以实现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历程，是多种机制相互作用的一整套复杂的系统工程。然而这并非意味着各种机制间的平衡关系，在诸如国家制度、国族、政党、政策、意识形态、民族工作、国民教育等机制形成的庞大族际整合体系中，政党及其政党机制居于轴心地位。这是因为诸种族际政治整合机制的形成与发挥均基于政党对于现代理性政治文化的传播和对社会的高度组织与引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的历史、广阔的疆域但却在步入世界民族国家舞台之初即失败的后发国家而言，“其政治共同体的建立，应当在‘横向上能将社会群体加以融合，在‘纵向上能把社会和经济阶级加以同化”[25 ]366。在中国社会转型之际能够承担起横向融合与纵向同化功能的只能是现代政党，同时具备浓郁民族性的国民党与共产党在之后民族国家建构中作用的差异主要在于融合与同化的社会组织能力，也即对于中国社会（尤其是边疆民族地区）的有效吸纳与嵌入。“通过吸纳与嵌入机制，政党对少数民族进行组织和动员，从而将民族社会改造为一个现代政党领导和组织下的政治社会。”[11 ]

在内忧外患的革命建国中，广泛的政治动员与理性价值观的传播、文化与情感上激发出的个人和国家的共同命运感，使革命的目标被各族各群广泛接受。尤其是由中国共产党张扬的共产主义理想主导的政治意识与建国蓝图，在价值观上具有强烈的正义性与正当性。现代国家观念与政治实践超越了地方主义与族群主义，为国家疆域治理提供了有效的合法性武器。政党机制所推动的民主制度对国家社会的有机整合，使边疆社会成员与核心区成员一道被不加区别地赋予了同等的政治身份与话语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制度设计上，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问题的认识、族际关系的判断等直接成为中国国家顶层制度设计上的主导理论与现实助力。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以各少数民族（族群）利益为取向的国家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以及因之而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民族工作体系。中国共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原则，表明当代中国的族际政治整合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族际政治整合。

在完成现代国家建构进入国家建设的初期，全新的国家结构与意识形态所释放的强大社会整合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基于地方“民族主义”的民族政策的负面效应。然而，在全面的国家建设展开且社会结构分化、社会意识多元的新时期，潜在的并不断显现的所谓“民族问题”或以“民族”的幌子呈现的各类社会问题，在一定时期内将是中国族际政治整合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而其实质正在于作为国家建设基础政治构件的国族——中华民族建设的不足。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与国民对之的认同度在新时期已成为制约国家建设与民族复兴的根本要素。中国共产党及其政党机制是中华民族建设与族际政治整合的轴心力量与核心机制。同时，通过中国共产党强大的组织力量确立国族建设与族际政治整合的相互巩固与相互促进机制，也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组织保障。

三、全球化下的国族建设与族际政治整合机制的调适

作为人类最重要组织形态的国家与民族，在现代阶段是以“民族国家（nation state）政治共同体”与“國家民族（nation）利益共同体”的形式参与世界体系的。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主权和疆界的挑战直接表现为“不同的民族（nation）、部落、宗教和种族（races）如何和睦地生活在同一个城市、同一个国家、甚至同一条街道” [26 ]19。全球化与本土化同在的当今世界体系下，中国的国家崛起与中华民族的复兴需要准确认识并客观评价全球化的挑战及其机遇，并做好相应的理论准备与组织保障。

1.“国族”虚化的风险与现实挑战

如前文所述，民族国家对外排斥的合法性根源于对内部成员权益的确认与协调，也即对内的有机整合。在民族国家建构及建设过程中，内部机制的统一性与一致性均体现着“合”的价值取向。然而，新中国形成并指导国家民族工作的民族理论蕴涵着“民族主义”的价值取向、①共同构成中华民族的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族群）间“区隔化的”政治制度设计，以及漠视或无视中华民族性质与根本利益的特殊舆论环境。国家建设中“中华民族”的虚拟化与族际关系的“政治化”[27 ]35-61成为当前中国族际政治整合必须面临的现实问题。在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与建设初期有效整合国家力量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在国家建设过程中其政策边际效应呈不断递减之势，其实际结果是国家解决民族问题资源的不足与地方族群“民族主义”意识的膨胀。此种族际政治整合资源的不足与地方（尤其是边疆地区）族性张扬的状况使得国家的族际关系呈某种“分”的态势而非“合”的趋向。作为中国现代国家基础性政治资源的“中华民族”虚化的趋向与族际关系中“分”的态势，使得正在崛起并参与激烈国家竞争的中国面临极大的风险与挑战。

其一，中国现代国家的制度基础将被极大动摇甚至被掏空。作为中国轴心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基层自治制度的设立均是以中华民族的主权国家为基石的。作为利益协调与政治整合机制的国家基本政治制度有效运行的前提是统一、一致的中华民族。国族虚化的直接结果是中国政治制度很可能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其二，中国现代国家所需的国家认同将缺乏现实的载体与皈依。中国现代国家的本质就是中国疆域内各族各群融为中华民族而建立的主权国家，也即中华大地上各族各群对于国家的政治认同是经由中华民族实现的。在此过程中，构成中华民族的各族各群的传统政治制度通过国家顶层制度设计获得了部分体现；同时，国家政治权力以中华民族的形式运行的过程也有效实现了族际政治整合。中华民族的虚化将使国家认同缺乏有效的载体与表达途径。

其三，中国现代国家的统一与崛起将缺乏坚固的根本力量。中华民族的本质属性在于其的主权国家性，其作为现代中国基础性的政治资源，既是现代中国建立的基石，也是中国崛起与参与世界民族国家间竞争的基础性力量。而中华民族虚化的直接后果是中国的统一与崛起失去了坚固的凝聚中心与组织力量。

2. 国家治理体系的重构与族际政治整合机制调适

“一个民族国家需要有统一的民族身份独立地面对其他民族国家”[6 ]35，而这个统一的民族身份（国族）是经由现实的政治权力所定义和确认的。作为现代中国国族的中华民族既是中国历史逻辑的结晶，也是现代政治构建的成果。中华民族历史结晶的“多元一体格局”与内在结构的“一族多群”特征是确认国内族际关系与族际政治整合的基础。同时，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与中华民族虚化的客观现实对中国国家治理体系提出了革新的要求，作为国家治理体系重要构件的族际政治整合机制也需进行必要的调适。

其一，理论指导上需在中华民族的主权国家框架下定位并构建新型族际关系。民族国家的本质属性决定了民族（nation）并能够承载国家使命的中国国民的有机共同体，既非汉族也非某个或某些少数民族（族群），而是以汉族为凝聚核心的中华大地上各族各群共同自觉形成的中华民族。同时，中国崛起与国家间竞争白热化同在的全球背景，更需要强化中华民族意识与中华民族自觉。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以“合”的价值在中华民族国家框架下界定并实现各族成员的合法权益。如此，国家崛起与中华民族复兴才会有坚固的载体与根本力量。相应地，平等、团结、互助的新型族际关系方能实现。

其二，改变传统的稳定取向的差异治理观为新型的发展取向的平等治理观，并将之作为族际政治整合的工具性目标。长期以来在我国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指导下形成的国家治理体系中关于“民族”与“边疆”的构件，具有鲜明的“族际主义”[28 ]色彩与稳定取向的差异治理观。国家发展的态势与日益艰巨的疆域治理需要，在国家治理体系重构时族际关系与族际政治整合均需在“中华民族”的框架下予以考量，打破“族际主义”的稳定取向的差异治理观树立发展取向的平等（区域主义与国家主义）治理观，是实现国家疆域治理的客观要求。这是因为国家建设蕴含的“国家权力控制着领土”“民族（nation）范围内同一模式的文化标准化（包括标准化教育和少数民族的同化）”“层次更为广泛的民众参与”和“以再分配和各项福利政策作为民族（nation）一体化的机制”[7 ]527的实现，均是基于国家疆域内社会的整体发展与疆域治理中平等机制的建构与有效运行。

其三，推进各族各群的交往交流交融，夯实中华民族的认同基础作为族际政治整合的价值性目标。由于族际政治整合是立足于多民族国家的客观现实，作为维持多民族国家统一和稳定的行动与机制总和的族际政治整合的价值性目标实际就是多民族国家的国族建设。在现代中国以中华民族的国族形式参与世界民族国家间的竞争，虽其定义的是国家的对外职能，但其根源于中华民族主权国家的国家能力，也即由各族凝聚而成的以“中华民族”的形式展现的中国国家实力的“软权力”①。中华民族主义彰显的爱国主义、各族各群熔融基础上的利益一致与价值统一，均为中华大地上的各族各群的进一步有机交流交融奠定了基础。以中华民族为载体的整合政治更符合全体国民的根本利益，也更有利于打造中华民族主权国家的软实力。

3. 世界潮流与中国话语

不断深入的全球化对于现代民族国家特征的解构，迎来的并非世界的一体化。作为世界另一个面向的本土化趋势再次证明了民族国家形式的客观價值。民族国家（nation state）的国家形态并未过时，全球化的洗礼使其的构造与机制更臻于完善。同时，由于现代国家包容性架构的利益表达机制，构成国族的各族类群体身份从“文化民族”渐成政治利益集团的事实表明，“民族”的资源竞争工具属性已成为民族国家国家认同与民族问题的主要根源。在现代中国全面参与激烈的国家间竞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中国既是世界之中国，更是中国之中国。在全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工程中，作为国家建设重要构件的族际政治整合与国族建设需从以下方面予以思考，以构建和完善中国本土的国族理论与族际关系话语体系。

其一，构建和完善“中华民族”理论体系，并使之有机融入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华民族”建设进程的迟缓与“族际主义”取向的国家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使得在国家建设过程中关于“中华民族”的理论也即国族理论的研究与完善未能获得较大的进展。中国崛起与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使命，需要结合世界潮流和中国特色，对当下各种族群民族主义予以辨析与批判，确认中华民族实体的客观存在与理论突破口，以构建和完善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华民族”国家民族理论。“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观与“一族多群”的结构特征是当下构建和完善中国特色国族理论的基本认识框架。同时，中国的族际政治整合就是党的族际政治整合的客观现实，要求作为国家战略重要实现机制的党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应当且必须包含着中国国族理论与族际关系话语体系，这既来源于马列主义与中国共产党政治实践的有机结合，更根植于中国政治发展与国家建设的现实逻辑。

其二，适时推进“中华民族”及理论入宪，并使之成为建构、解释、处理我国族际关系的基本法理准绳。关于“中华民族”的概念及其理论进入宪法，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认中华民族的国族地位在学界讨论不够深入。①从民族国家的宪法构成而言，其所反映的，“乃是全体人民在基本原则的重要问题上所达成的一致共识”[29 ]8。作为现代中国国家载体的中华民族，既是历史发展的结晶，更是现代国人共同构建的伟大成果。现代中国是中华民族的主权国家属性，确认了“中华民族”是全体中国人民经内忧外患、艰难自觉的一致共识，其应当成为宪法的基本原则与宪法构件。同时，全球化推动的“民族主义浪潮”以及中国日益严峻的国家安全态势，为维护国家主权独立、领土不被分裂及有效进行族际政治整合，强化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与组织力，“中华民族”及理论入宪已显得极为迫切。以宪法形式确认的“中华民族”及其理论框架当是新时期中国族际关系确认及调适的法理准绳。

其三，在“中华民族”的国族理论指导下，调适和完善中国特色的保护和推动少数民族（族群）合法权益的相关理论与政策。中国历史的演进与现代国家构建，注定中华民族既是文化共同体也是一个政治共同体，其既是一个利益共同体更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对于现代政府而言，意义最为重要的不是领土，不是法律，而是如何以正确和高效的方式来管理人和物。”[30 ]1-20在国家崛起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际，“中华民族”的国族理论，实质在于对中国疆域内各族各群的利益协调与整合。“中华民族和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关系，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里不同成员的关系”[15 ]，决定了在国家崛起过程中既需要在中华民族的框架下确认与维护中华大地上各族各群的合法权益，更需要建立以“公民身份”为最基本国民身份的同质性族际政治整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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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THNIC POLITICAL INTEGRATION OF CHINA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NATION

Liu Yonggang

Abstract：The construction of imitated modern nation of China is based on Chinese nation united by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within the traditional territories，and embodied by Chinese people who cherish the faith of building patriotism though faced with troubles at home and aggression from abroad. At the same time，the consistent value，integrated with cultures and interests from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on Chinese land，makes the Chinese nation not only a direct carrier of the politics of modern China identity，but also a realistic goal of ethnic political integration in modern China. The state property of Chinese nation sovereignty in modern times decides that the entity，what is called a“nation”，can only be“the Chinese nation”. However，the career of state rising and rejuvenation of Chinese nation are facing great risks and challenges due to the shadowy of Chinese nation and the lack of Chinese nation theory in the process of comprehensive state construction. The state ethnic political integration l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requires to build and improve the discourse system and behavior logic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at takes“the Chinese nation”theory as its core under the great strategy of modernization of state governance system，and to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realization of“China Dream”by enhancing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nation.

Keywords：nation-state；political integration；nationality theory；ethnic relations；construction of Chinese nation

﹝责任编辑：黄仲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