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春洋

〔摘要〕“反对民族国家”是西方学界基于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遭遇挑战的所谓“现实”而形成的主要论调，认为“民族国家终结”已然来临，倡导建立“世界政府”，主张用“全球治理”替代民族国家。但分析表明，“民族国家终结论”把民族国家看作是“拟制性”共同体的观点有失偏颇，没有注意到民族国家对全球化的反作用，存在诸多逻辑不周延与论据支撑不足的问题。“世界政府”存在难以忽略的理论漏洞，其在洞见问题的同时选择了错误的解决问题方式。否定国家主权的观点则是建立在对当代国家主权新变化的错误理解之上。“全球治理”对于“国家无能论”的理论预设并不成立，全球治理并不意味着民族国家终结，它所关注的全人类共同命运的价值取向并未得到国际社会公认，不同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不平等地位也导致全球治理在目前并不具有现实可能性。

〔关键词〕民族国家；民族国家终结论；世界政府；全球治理

〔中图分类号〕D8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5）02-0070-07

一、全球化时代与“反对民族国家”的出场

作为国家形态历史演进的一种类型，民族国家脱胎于西欧传统王朝国家。比较而言，“民族国家与以往国家形态在性质和内容上存在诸多差异，而这些差异也都构成了民族国家的优势”。〔1〕也正是这些优势的存在，才让民族国家产生强烈的示范效应并在全球范围扩展，进而发展成为当今世界最为基本和重要的国际关系分界和政治分析单位。然而，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民族国家遭遇到一系列重大挑战，其中“既包括跨国主义的侵蚀国家主权的外部挑战，也包括导致民族国家走向分裂的内部挑战”。〔2〕作为理论反思，西方学界在有关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的历史命运与发展前景的讨论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反对民族国家”的论调，认为民族国家已经过时，宣布“民族国家终结”，倡导建立“世界政府”，主张用“全球治理”替代民族国家。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民族国家显然无法再用一种‘闭关锁国的政策重塑昔日的辉煌”〔3〕，民族国家“现在已经过时，正在被人们废弃，并且将被废止”〔4〕，“谁在世界性的超级游戏中只打民族国家的牌，谁就输”〔5〕，进而宣称“民族国家终结”，呼唤“世界政府”与“全球治理”，似乎民族国家已经变得多余，行将成为历史陈迹。

我们认为，可以把这些论断看作是对民族国家在全球化时代所面临的挑战的“派生性”结论，其共同点在于对民族国家的未来做出了悲观性判断，认为民族国家无力回应全球化挑战，进而倡导建立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的“世界政府”来实现“全球治理”。那么，这些论断是否经得起推敲？“民族国家终结”时代是否已然来临？“世界政府”与“全球治理”会成为取代民族国家的一种国际政治体系新秩序吗？鉴于这些疑问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我们对民族国家前途命运的把握，也直接关系到我们理解当今国际政治关系走向的态度和取向，因此很有必要对这些“反对民族国家”的论断进行分析和回应。受篇幅所限，本文仅围绕其中三个代表性观点——“民族国家终结”、“世界政府”与“全球治理”展开讨论。

①本文对于大前研一观点的描述来自吉登斯的讨论。参见〔英〕安东尼·吉登斯：《全球时代的民族国家：吉登斯讲演录》，郭忠华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13-14页。

二、对“民族国家终结”论的几点回应

基于对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面临挑战的系统分析，一些学者认为“后威斯特伐利亚时代”已然来临，民族国家正在终结，主权已经过时。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指出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已经过时，民族国家需要被超越。〔6〕古恩罗（Jean-Marie Guehenno）在《民族国家的终结》（1995）中宣称“柏林墙的倒塌……代表着民族国家的时代已经终结”。〔7〕大前研一（Kenichi Ohmae）认为在全球经济之中，国家主权已经对经济繁荣构成极大阻碍，主张民族国家应该把主权让渡给区域国家，进而由区域国家去寻求全球性的经济方法来创造财富。①综观“民族国家终结”论，其基本观点为：作为一种伴随近代民族主义勃兴而创立的政治组织架构，民族国家正在受到来自全球经济、政治与文化力量的深刻影响；作为一种因由一系列共同特征而结成的民族与国家紧密联合的国际政治基本单位，民族国家的传统功能正在不断下降。这些问题在发达的民族国家那里表现为“空壳化”的发展趋势，而在发展中的民族国家那里则表现为无力拒斥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和压力。总之，民族国家或者处于危机中或者处于转折之中，必须要做出新的选择。而其中的一个（也是最主要的）趋势是民族国家纷纷承诺并开始努力与有关国家联合起来，组建区域性和世界性的超越民族国家的政治结构。

“民族国家终结论”的立论依据是，作为近代以来被民族主义用以协调人民和政府之间关系的一种“政治发明”，民族国家是在民族这一“想象的共同体”的基础之上来建立国家的，由此，民族国家的“拟制性”特点在其建构之初就已凸显。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民族国家得以维系自身存在的历史条件发生了改变：其一，在民族国家的内部，地方政治体系与少数族群谋求独立的运动或寻求自主性的努力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带有普遍性的国际现象。无论是在西欧这一民族国家的发祥地，还是在北美、大洋洲这样一些民族国家的衍生地，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难以融入本国主体民族的族群和种族集团；其二，贸易、金融和资本不断分化和消解各国政府手中的权力，破坏着民族国家业已形成的边界，而跨国公司则展现出自身日益鲜明的世界性，民族国家不但无力规制这些跨国公司的活动，而且还要为它们提供诸如业务拓展、市场开辟等方面的服务；其三，国际劳务市场规模的日益扩大与同样扩大的南北发展差距，促使大量身居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萌生了想要进入发达国家市场的美好愿望，这一愿望致使发达国家不得不面对各种移民和经济难民的困扰，而当这些以外来者身份涌入到发达国家中的人们发现自己并不能充分享有该国的居民权利时，又与这些民族国家的主体民族之间产生了持续不断的张力。与此同时，在一些新兴的发展中民族国家那里，却要不停面对建构民族国家的失败。……总之，在这些力量和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民族国家将会走向消亡。

针对上述论述，笔者认为民族国家行将终结的论断显得过于草率，甚至不合时宜。理由如下：

首先，民族国家不是一种“拟制性”的共同体。回顾民族国家建构历史可以发现，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有其自身的内在规律，而不可能是人为拟制的。哪怕民族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但不能因此就简单认为建立在民族基础上的民族国家也是想象的共同体。对此，蒂利（Charles Tilly）有着非常深刻的阐述。蒂利强调指出，西欧民族国家并不是一种人为“建构”（building）的过程，而是一种自然“形成”（formation）的过程。及至后来，蒂利在其专著《城市和欧洲国家的兴起》（1994）中，更是对“国家建构”这一概念本身提出了质疑，认为这一概念太过目的性与预见性，并因此背离了西欧民族国家历史演进的现实。他指出，“在分析欧洲国家形成时，应该采用更具历史色彩的概念，即‘国家形成（state formation），用它来表达一种前所未有的政治组织形式的出现，以及其非方向性和非预见性的发展过程”。〔8〕

第二，“民族国家终结论”的持有者低估了民族国家的生存空间与适应能力，他们只注意到全球化对民族国家构成的负面影响，却没有看到民族国家对全球化的巨大反作用。实际上，民族国家是全球化进程中的最为重要的推动者。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有关“内部绥靖”问题的讨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经典的佐证。与那些主张以资本主义去囊括民族国家的观点不同的是，吉登斯十分强调国家内部的自我整合，亦即“内部绥靖”在民族国家形成中的重要作用。在他看来，伴随国家内部绥靖的出现，国家的行政调配能力在事实上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与增强，这也标志着绝对主义国家向民族国家的转变。正是基于这种分析，吉登斯认为，世界体系并不仅由国家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所塑造，而且也由全球范围的民族国家体系所建构。〔9〕一方面，民族国家的存在构成了全球化的前提。全球化在其最主要的方面表现为经济的全球化，而要衡量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关键是要看生产力的发展是否冲破了民族国家的各种限制。在这种意义上说，“全球化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某些民族国家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和进一步发展的需要”。〔10〕本质上讲，全球化是由于一些国家生产力的发展而引发的其他一些国家向其开放本国市场的全球化；另一方面，民族国家也是全球化发展的实际主体，因为从全球化的推动者或执行者的角度看，其主体只能是民族国家。而且“民族国家对全球化的促进作用也表现为民族国家发展的程度制约着全球化的实现程度”〔11〕，没有民族国家自身的发展就无法实现全球化。

第三，“民族国家终结论”自身存在诸多逻辑不周延与论据不足的问题。比如，西欧内生形态民族国家的政治架构正在逐渐失去曾经的示范效应，但这并不等于遍布世界其他地区的民族国家的存在就是荒谬的。而且，单就欧洲的情况来讲，那里正在发生的变化也并不足以给民族国家终结论者提供更多的佐证。很多学者在谈及民族国家的终结时，欧洲一体化是被他们反复提及并且津津乐道的一个例证。殊不知“欧盟不是民族国家的终结，它只是意味着在一个更加广泛、更加全球化的框架内国家认同发生了转变”。〔12〕很多学者认为，在历史上确立的各国边界范围之内，民族国家已经失去在政治影响力与认同方面继续享有特权的能力，不再构成社会团结、共有财产以及积极的共同生活的结构框架；由于主权逐渐趋于萎缩，民族国家只好无助地看着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朝向全球统一市场的方面倾斜……诸如此类的言论在当代欧洲是很有市场的。然而这些言论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为它“忽视了由全球化引发的国家之间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掩盖了社会政策所要追求的主要目的，忘记了在自由市场的创建过程中国家所发挥的重要作用”。〔13〕此外，与该论调持有者所描绘的民族国家终结场景大相径庭的是，美国在当代国际政治经济领域中的霸权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巩固，美国的国家主权正在以令人震惊的方式彰显着自身的力量。

尽管我们认为民族国家并不会在现在以及可以预见的将来走向终结，但这并不意味着民族国家永远不会终结。民族国家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有其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然而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全球化时代的来临虽然让民族国家遭遇到一系列重大挑战，但并未动摇其得以存在的根基。对此，史密斯（Anthony Smith）指出：“目前……民族国家仍然是惟一得到国际承认的政治组织结构”；“民族国家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地建立起来……因此，我们不应过分武断地宣称某种结果”；“民族国家存在的范围是相当大的”；“民族国家仍是解决族裔问题的惟一舞台”。〔14〕

三、“世界政府”的限度

如前所述，在针对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未来发展问题的争论中，关于建立“世界政府”的声音不绝于耳，似乎民族国家及其所奉行的主权原则已经不再那么重要，民族国家将被世界政府所替代。与此相联系，在一些学者和国际组织的眼中，全球性的公民社会也开始展现出未来发展的美好前景。那么，现实是否一如这些学者和国际组织想象般美好呢？

建立“世界政府”的理论基础在于“世界国家观”，是世界国家观在当代全球化背景下的体现。而世界国家观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可谓源远流长，当亚里士多德等人强调人是天生的城邦（政治）的动物时，稍后出现的斯多葛学派就已经开始主张用“世界主义”的眼光去看待国家了。芝诺等人主张不管是野蛮人还是希腊人，在普遍的理性面前，大家彼此都是兄弟。他们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命题，指出所有人都是按照宇宙自然法去生活的，“人不仅仅是城邦的动物，亦是世界国家的动物，是世界公民”。〔15〕从斯多葛学派的芝诺到塞涅卡，从欧洲中世纪的托马斯·阿奎那到但丁，从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到德国哲学家康德，再到后来的罗素、爱因斯坦、斯宾格勒、汤因比……历史上从来就不缺乏倡导“世界国家观”的学者和思想家。当然，他们立论的出发点却不尽相同，“如果把欧洲文艺复兴视为分界，此前倡导的世界国家观更多是服务于统治者的政治需要……此后则更多是期待通过建立世界国家的方式来实现人类的持久和平”。〔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