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范小青的小说充满了苏州特有的地域气息。她在自己的文学版图上描摹生活的本真，既有当下对城市生活的迷茫和困惑，也有对城乡之间差距的心痛与叹息。她的小说蕴涵着人物与时代、社会、历史的联系，并从中凸现出作者对地域文化精神的探求，对地域文化内核的审视，呈现出强烈的文化反思意识。

关键词：地域 城乡 焦虑 困惑 反思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文学地图，正如老舍的文学地图在北京，莫言的文学地图在山东高密，贾平凹的文学地图在商州，对于范小青来说，她的文学地图在苏州。清秀的江南山水，曲折的苏州小巷，咿呀的吴侬软语都形成了江苏地域的特有的文化气息。好的文学作品就是要显现出地域特点，展示地域特有的自然环境、人文风俗。福克纳曾说“打从写《杀多里斯》开始，我发现我家乡的那块邮票大小的地方倒也值得一写，只怕我一辈子也写它不完。我只要化实为虚，就可以放手充分发挥我那点小小的才华。”[1]范小青正是在苏州这张家乡的邮票上，写满了对故乡的喜爱和忧愁。

她说：“长期以来，我一直生活在一个小城，这个小城曾经是旧式的，或者至少是让人怀旧的。我在这个城市的狭小的巷道穿行了许多年，我曾经这样写过这个城市：‘从前，在平常的日子里，一个人在苏州的小巷里随便地走走，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咽。我在这里说的是从前。几乎是在不知不觉中，我们就从‘从前一下子到了‘现在，几乎就是一眨眼的功夫，从前、小巷、安静、怀旧等等都从我们的窗景变成了我们挂在墙上的画。一个曾经长期生活在旧式的小城、并且为那一个小城写作的人，当有一天打开门户的时候，忽然发现，门窗外的景色变了，变得陌生，变得喧闹，这个人会怎么样？会东张西望到处寻找，会茫然失落手足无措，这个人你们已经知道了，就是我。”[2]这种茫然无措的情绪一直困扰着作家，在她的近期短篇小说中，茫然无措更是上升为严重的焦虑。这些短篇小说带有浓重的荒诞色彩。范小青通过荒诞的艺术手法来批判现实世界的不合理性。

一、城市生活的迷茫与焦虑

也许是江南水乡柔美多情，因而范小青笔下的人物心思細腻，多愁善感。他们往往有着各种各样的焦虑心理，但是这种焦虑心理又不同于心理学意义的变态患者。戚德忠先生在研究鲁迅小说中的病态人物形象时对小说人物病态和纯精神病态做了严格的区分。他说鲁迅小说人物的“病态”是指人物的精神常态被社会压迫扭曲后形成的心理病态，而并非变态心理学家所讲的那种纯生理性的精神病态。[3]范小青笔下的人物就属于这一类扭曲后形成的心理病态。在当下巨变的时代，他们往往找不到方向和出路，而先前的道德标准、伦理观念和人生理想已被彻底粉碎。他们执着于信仰，却又无法在新的环境中找到生存的意义，忧郁、迷惘的情绪围绕着着他们，压迫着他们。他们深藏于内心的道德和正义追求常常给他们带来一股绝望的刺痛感。

《谁知道谁到底要点什么》由旧物交换市场写起，小说全篇弥漫着迷惘和空虚的情绪。“我”带着一个说不上名字的物品——玻璃夹子去和他人交换，别人的东西都是实用主义，如复读机、灭蚊灯、取暖器等，而“我”的玻璃夹子无实用价值，因而三个月都没有交换成功。一个带着旧钢笔的人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我们彼此并不知道自己要什么，所以在隔壁妇女的劝说下，“我”和他交换了彼此的旧物，并约定随时可以交换回来，留下了双方的电话号码。文本的结局出人意料，“我”发现这支旧钢笔就是自己1980年用的旧钢笔，上面有“我”的牙印子为证，而那个小伙子再也联系不上，等“我”追问隔壁妇女时，她说，就是你自己带了一支旧钢笔，现在谁还要旧钢笔。“我”一下明白了过来，他就是我自己。小说运用“现实——虚幻”的循环叙述模式，增添了叙事的陌生化效果。“我”被置于幻想性叙事的空间中，这种幻想即指“想象”。保尔·利科指出：“‘想象是一种开放性的不确定的动态的文学创作行为，它最终经由一系列文学形象而得以体现。它可以打破事物之间常规的关系秩序，按照自己的方式和需要，‘重新组合语义场”。[4]小说的叙述空间表现为现实与虚幻空间并置的状态。这种虚实结合的手法对人物身份建构起到直接影响的效果。同时，也在读者对“我”的了解层面上设置了屏障，由此产生读者接受层面的偏差与观点的分歧。有人认为“我”用玻璃夹子换钢笔的反常行为举止带有脱离常规的狂气；言行神态举止流露出逾越传统伦理道德的勇气。人物被置于虚实并置的语境空间，由此使其容貌特征模糊化。“我”在小说中，没有姓名，没有年龄，没有性别，没有职业，甚至没有外貌描写。小说里唯一能捕捉到的信息是：我们都是文质彬彬的知识分子。在第一人称叙事策略下，“我”被赋予魔化气质的神秘性，具有超脱传统的气质。但是该人物存在于第一人称“我”的主观性建构中，成为受控于叙述者的客体性虚幻人物，就使小说充满了神秘气息和象征意义。

小说的结尾添了一点亮色，写到了那个做了一遍又一遍的梦境：梦见我开的小店就在欧洲的一座小城的一条老街的街角上，而作者一再强调“我”从来没有去过欧洲。因为是想象中的地方，因而带有梦幻和圣洁的颜色，是作家的理想境界，它成为主人公的精神家园及人性的象征。梦具有视觉性特征，因而通常梦里不出现抽象性概念，一般以具体化事物为主，比如，这部小说里出现的具体物象：街角、柜台、旧物品、满头白发的店员等。而且，梦是过去体验的再现。并且，可通过粘贴与压缩，会出现两个以上的形象融合一体，即混合像的情形——“我认出来那个满头白发的老迈的店员就是我自己。”小说带有荒诞主义色彩，每一个物象都带有象征色彩。旧钢笔象征着过去的清晰记忆，玻璃夹子象征着当下的模糊记忆。与其说作者到旧物市场去交换，不如说她去寻找自己的记忆，80年代的记忆——认真、刻苦，注重理想和信念的时代，而当下都市生活的迷茫让她失去了方向，精神处于焦虑状态，不知道自己的需求，表达了知识分子对被边缘化、世俗化的深切担忧。

同样表现城市生活迷茫的作品还有《谁能说出真相》，一只命名为“鸡鸭鱼肉”的竹笔筒的丢失，引发了一连串的故事，沙三同在寻访竹笔筒的过程中，怀疑身边的一切人：老婆，儿子，丈母娘，亲戚朋友，搬家公司的搬运工人，老邻居，来过他家的同事，钟点工，甚至在古玩店里遇到的种种人，拾垃圾的老太太都成为他怀疑的对象。他在古玩店里买到了一模一样的竹笔筒，回家后却发现是假货，最后到古玩店，翻出了一堆竹笔筒，几乎个个都跟沙三同的笔筒差不多，只是上面刻的东西不一样，有的是梅花，有的是兰花，有的是荷花。就在线索要断的时候，事情貌似有了转机，家里的钟点工承认是自己误拿的，因为搬家时扔在了墙角，钟点工以为是没用的。但是沙三同并不相信这个说法。小说结局扑朔迷离，真相谁也找不到，而且真相本身也并没有任何意义。小说深刻刻画了现代社会物质的富足却不能弥补心灵的空虚，人与人之间互相怀疑，缺乏最基本的信任，都在迷茫中失去了自我。

二、城乡之间的困惑和心痛

短篇小说《城乡简史》获得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这是一部关于城乡之间的相互想象篇。生活在城市里的自清，是个典型地知识分子，喜欢买书，藏书，还喜欢记账。“有时候会超出账本的内容，也超出了单纯记账的意义，基本上像一本日记了。他不仅像大家一样记下购买的东西和价钱，记下日期，还会详细写下购买这些东西的前因后果，时代背景，周边的环境，当时的心情，甚至去哪个商店，是怎么去的……甚至在购物时发生的一些与他无关、与他购物也无关的别人的小故事，他也会记下来。”自清的账本可以说是一部城市生活史，它记载了市民生活的种种琐碎。也正是因为写得细致有趣，才会在后来引起另一个生活在乡间的人的注意。自清给扶贫办捐书时错将一本账本当做书捐了出去，账本漂到了甘肃西部的一所希望小学，被王小才拿到。账本中的“香薰精油”几个字引起了王小才的父亲——王才的兴趣，拇指大的东西却要475元，那是他种一年地也种不出来的。账本把王才的心弄乱了，实际上是乡间对城市的想象使得王才产生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举家迁往城市生活，也就是进城打工。说来巧合，账本带着他们来到了自清的城市，更巧的是，王才一家住在自清楼下的车库，以收废品为生。自清为了寻找账本，趁着出差，去了甘肃，打听到王才的家，却发现人去屋空。他在小旅馆里再次记账，“初春的西部乡村，开阔，一切是那么的宁静悠远，站在这片土地上，把喧嚣混杂的城市扔开，静静地享受这珍贵的平和……今天的开支：旅馆住宿费3元，残疾车往5元（开价2元），驴车返5元（开价1元），早饭2角。玉米饼两块，吃下一块，另一块送给残疾车主吃了。晚饭5角，光面3两……和小学生一起吃，白米饭加青菜，还有青菜汤。”

看似简单的记录背后，却隐藏着西部地区乡间的贫困、艰难。小王庄小学连抢修危房的工程款也拿不出来，校长被告上法庭。日用开销如此节俭便宜，与城市的生活花费形成强烈对比。范小青的作品从来都不是咄咄逼人的状态，但是看似随意的家长里短的叙述，却直击社会要害。城乡差距，底层的艰辛，从来都是她深情关注的，一个作家的使命和责任感透过字里行间跃然纸上。小说的结局，王才住在车库里，满意城市生活的富足，天热，他拣来电扇，老婆到菜场拣来不要錢的青菜叶子，甚至还捡到鱼贩子不要的小鱼，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城里到底还是比乡下好。王才这个人物形象使我们不由得想起了阿Q，鲁迅曾“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一个世纪过去了，王才的生活看上去比阿Q好了很多，他越是笑，越是满足，越让人心酸。小说结尾意味深长，王才对儿子的教训“王小才，我告诉你，你乡下人，不懂就不要乱说啊”。这和阿Q的精神胜利法有很多相似之处。生存的艰难且不谈，精神的自卑低下才是让作家和读者更心痛的事。

同样写城乡差距的还有作品《我就是我想象中的那个人》，小说中的老胡，从乡下到城里打工，先在工地上推小车，工地附近的居民区比较复杂，“居民丢了东西不问青红皂白就怪到农民工头上，他们用当地的方言说农民工很多坏话，老胡虽然听不懂，但老胡看得懂他们的目光，穿过小街的时候，他们的目光让老胡如芒刺在背”。因为城里人瞧不起乡下人，把他们当贼，老胡的心里很慌张。特别是当他用二十元钱买得老乡的自行车时，被居民抓住，结果证明这自行车是老乡偷的，销赃卖给老胡的，老胡有口难辩。只有一次打击，并不能击垮人的灵魂。后来，老胡到厂里打工，车间里的零件少了，明明是组长干的，但没人怀疑，却怀疑老胡，老胡逃走了。老胡去了火车站，有人劝他参加“绿色通道”培训，即做小偷，老胡吓得逃开，最后学了烹饪，可是就业市场却被人当成伪造的，最后还是老顾实在找不到人，把他喊去了，他凭借“乡下烧法”成了远近闻名的大厨。但是城里人喜欢吃乡下的菜，却并不认可乡下的人，老胡始终没有融入到真正的城市生活，他的灵魂早已被抽空。接下来的故事更是离奇，是一个心理疾病患者的心路历程。饭店的冷盘少了分量，是小月偷吃的，但老胡引火上身，把事情往自己身上拉；为了避嫌疑，拒绝和以前的老乡来往；半夜听到警车，喊小伙计一起听警笛；老顾家失窃，他惶恐不安，打自己的耳光；警察来调查李富贵偷盗的事，他却发了疯一般编造自己是杀人犯的故事……小说和《狂人日记》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写一个心理疾病患者通过自己的眼睛看世界而引起的种种恐慌，别人看他们都觉得病态，而他们看这个社会才是病态。当他是大厨身份的时候，他是一个正常状态下的能人；当他是乡下人身份时，他是一个被城市人蔑视，并精神发生扭曲的患者。城乡之间的差异不言而喻，当众多作家把目光聚焦在物质的差距时，范小青却敏锐地发现了精神上的隔阂，这才是社会的痛中之痛。

召唤精神信仰的回归，是当下文学的任务之一。刘小枫说：“当人们感觉自己的生命若有若无时，当一个人觉得自己的生活变得破碎不堪时，当我们的生活想象遭到挫伤时，叙事让人重新找回自己的生命感觉，重返自己的生活想象的空间，甚至重新拾回被生活中的无常抹去的自我。[5]

在范小青的短篇小说中，没有宏大的历史文化背景，相反，作家关注的是每个普通的个人生存境遇与命运归宿。个体的焦虑，命运的变迁，传达出作家对于世界与人生的独特理解。小说中充满了江苏地域特有的风土人情，人物的善良，情感细腻，生活注重细节等都能从小说里读出来。

时代的变迁，也牵动着作家的神经，她善于观察生活的变化，善于抓住看似小事的细节。政治经济体制的变革，带来了城乡的巨大差异，而城市中物质的丰富与精神的匮乏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物欲的满足不能掩盖精神的焦虑和内心的空虚。查尔斯·泰勒说过：“问题不只是我们在何处，而且是我们正走向何处；尽管前者可能是或多或少的事，后者是趋向或背离是还是不的争端问题。这就是为什么绝对的问题总是构造着我们的相对问题。由于没有方向我们就无从趋向善，也由于我们不能对我们与这种善相联系的位置漠不关心，而且由于位置总在必然变化和生成的某种东西，所以我们生活的方向问题必然出现在我们面前。[6]我想，这句话用在范小青的小说创作上也很恰当。创作对于她，是一种姿态，是一种方向，她不喜欢追赶潮流，但她作品中所显示的美学个性是真正扎根在江苏文化土壤上的，敏锐的感受，高超的叙事技巧，其中浸透着一种内在的、深沉的精神，明朗、纯洁，也更合乎道德。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地域文化视野下的当代江苏女性作家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3SJD750023]。）

注释：

[1][美]威廉·福克纳：《福克纳谈创作》，李文俊编选：《福克纳评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

[2]范小青：《变》，山花，2006年，第1期。

[3]戚德忠：《鲁迅小说病态人物形象的社会意义》，温州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4期。

[4]保尔·利科：《在话语和行动中想象》，孟和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年版。

[5]刘小枫：《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6]韩震译，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

（沈滨 江苏泰州 泰州学院 225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