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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旅中的思想絮语:《山河袈裟》的关键词论析

2017-05-24

长江丛刊 2017年13期
关键词:修文袈裟山河

阳 燕

行旅中的思想絮语:《山河袈裟》的关键词论析

阳 燕

李修文曾以小说家的身份被大家熟知。“经典戏仿”是李修文步入文坛的第一个重要阶梯,“浪漫言情”则是其创作履历上的另一块金字招牌,它们张扬、锐利、纯粹、孤绝,蓄满青春的激情,共同形塑了李修文的小说形貌,也充分展现了小说家李修文的文学才情与个性风格。正当其小说获得口碑与市场双赢局面的时候,李修文对自己“日复一日地成为滑翔”的写作产生了深刻的自疑,毅然放弃了“爱与死亡”的写作计划,连带也中断了自己全部的小说创作。暌违十年,李修文才携新著《山河袈裟》重返读者视野。

“二十多岁时,靠审美而活,靠想象而活,死活不愿去一个真实的外部度日,到了今天,审美与想象在眼前周遭里自取其辱,我又该手持何物,以作认亲的凭证?”在《扫墓春秋》中,李修文曾如此自剖自问。显然,对李修文来说,走出书斋、进入现实生活、行走山河大地,是改变个人创作困境的方法和途径,而《山河袈裟》就是其交付的一份答卷,也是“从未停止过写作渴望”的作者为其文学信仰提供的“认亲凭证”。小说家写散文,大多是主业之外附加的一种衍生品或副产品,所用素材也多为小说创作的边角余料。李修文的《山河袈裟》或许是个例外。这是一部经十年时光淬炼的作品,它形成于李修文十年间东奔西走的行旅之中,是一则则纪事、写人、状物、抒情的篇章,凝练着作者心灵、情感、精神的形状,堪称一本灵魂之书,也是一本思想之书,不可等闲视之。李修文将“山河”“袈裟”这两个互无关联的词语合体命名自己的文集,并将其释为“踏足过的地方”与“写作”,充分展现了作者凝练词句驾驭思想的能力。而李修文散文中涉猎或重复的一些重要词汇,如困顿、奇迹、机缘、反抗、情义等,也成为其表情达意的关键所在。因此,“关键词”或许能成为解读《山河袈裟》的一种方式,循此路径,从而抵达李修文散文世界之堂奥。

1:困顿

“从‘历史戏仿’到‘现实生存’到‘浪漫言情’,尽管李修文的小说给人以跳跃变化之感,但维系其创作根底的是作者对‘人’一以贯之的关注,对‘人性困顿’主题的反复书写。”笔者多年前的这个论断自然是针对李修文的小说创作的,但对李修文的散文书写仍然适应。或者说,李修文虽然更变了写作文体,但他创作的精神立场却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他依然关注“人性困顿”。

李修文的散文创作始于2005年,《每次醒来,你都不在》、《小梅》和《在美丽人间》是最早的几篇,发表在上海的《文汇报》上。值得注意的是,这几篇近于“人物速写”的散文与李修文2000年创作的小说《肉乎乎》、《夜半枪声》、《闲花落》存在着明显的互文性关系,都以现实生活中普通人的生存喜乐为对象,题材相近,人物相仿,叙述方式却颇为不同。在《肉乎乎》等小说中,李修文的笔墨是冷静甚至冷酷的,他刻意挖掘复杂生命中的负面性因素,使生活境遇的残酷与人性的卑琐自私暴露无遗,在可怜复可笑、无奈又无聊的张力之调配斑驳色调,在悲剧和喜剧之间左右摇摆。与小说相比,李修文同题材的散文创作则内敛质朴得多,语言朴素、情感真挚、隽永蕴藉。显然,李修文的散文创作伊始即表现出了“与广阔的社会生活建立休戚与共的连接”的取向,它祛除了小说文体的夸饰感,从“真实”(真人真事真情实感)这个维度上展开关于生活之艰与生存困境的思考。

由此,“困顿”成为李修文散文世界的第一个关键词。《山河袈裟》或可视为一部“困境”故事集,其主人公包括背井离乡的农民工、潦倒落魄的失业者、被枯索的流水线围困的女工、在大排档艰难求生的陪酒女、挣扎在死亡边缘的病人、徜徉于寂静坟地的疯子等,而他们遭遇的即是各种各样的困境:身体的疾病与残缺,生活的饥寒、贫困、窘迫,以及精神上的孤独、怯懦、屈辱、恐惧、愤懑、怨怼。幸福的人是相同的,而不幸者却各有各的不幸。李修文笔下的困顿者处境各异、形貌不同,称得上是具体而微、血肉丰满的“那一个”,但李修文的书写却并不仅止于此,他所呈现的个人困境往往会指向更广阔人群的命运与感受,引人共鸣。《看苹果的下午》便是个富有意味的文本:童年时代的“我”前往镇上寻“传说中的苹果”而不遇,碰上了村里“远近闻名的牛贩子”,他许诺带“我”去见识真正的苹果。在偏僻乡村的孩子心目中,“真正的苹果”意味着来自远方的陌生而真切的事物,“看真正的苹果”的强烈愿望中蕴含了童年之“我”的梦想与寄托;而“牛贩子”的谎言及种种怪异行为的背后,却是一个身患不治之症者极度的焦虑与孤独,他是如此渴望“与人说上哪怕一句话”。李修文将一个孩子和一个病人之间的互动写得真切感人,“生之孤独”的精神困境是如此的动人心魄,因为它是你我皆体验过的情感状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李修文将不幸的受苦的人们统称为“失败者”,并使这个失败者名录囊括了作者自己在内的几乎所有的芸芸众生。李修文将“失败”视为“源于人类只要一出生就无法闪避”的问题,是一种终极性的存在,即如作者在《失败之诗》中所言,“让日子蒙上光亮的,让玫瑰死而复生的,恰恰不是点翰林,不是打金枝,它不过是我们日复一日在苦挨的羸弱、无聊和庸碌。”

关键词2:爱与情义

如果说困顿(或失败)是人生普遍处境的话,爱与情义则是困境中的希望与光亮所在,也是贯穿在李修文几乎所有散文篇目中的情感底色。

《在人间赶路》与《临终记》是李修文为自己的祖父与姑姑而作的两篇散文,前者寄语“爱和宽容”,后者指向“爱和感恩”。历经人生风雨,祖父在晚年才迎来真正安宁、富足的生活,而生命却已接近尾声。因为懂得、所以慈悲,才有“因为近在眼前的死,我的亲爱的祖父,正在认真而手忙脚乱地生”这样超然、风趣的句子。如果说祖父面对死亡是坦然淡定的话,命运多舛、善良隐忍的姑妈则带着她的苦难和美德作别人世。作者以沉重的追悼和哀伤的倾诉,叙写了姑妈临终前的“哭泣”:哭泣终于撕裂了她“巨大的、终其一生的沉默”,惟有到了此刻,姑妈用笑意掩藏了一生的苦楚才“不小心露出了破绽”,而“在破绽的背后,是她赤脚的少年和寡居的中年,是再三的难产和多少言语的无用,是笃信各路菩萨,却没有菩萨能回报她一朵莲花。”李修文的文字中流动着无法抑制的悲伤,这种情真意切的悲伤里不仅含有个体的人生艰难,还有更阔大的人世沧桑,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此外,李修文还借“他人的故事”写下了各种形式的怜子之爱、舐犊深情,如中年男子“老路”遭遇失业、离婚、儿子夭亡,遂将创痛凝结为墙上涂鸦(《每次醒来,你都不在》);衰老孤独的母亲明知徒劳无望却执着等待疯儿子清醒(《一个母亲》);大排档的陪酒女在艰难中牵挂、抚养自己的孩子(《郎对花,姐对花》)。这些作品皆在富有画面感的场景描述与细节刻画中,彰显出爱的深厚的力量。

作为亲情之爱的自然延伸的,是素昧平生者之间的情义。书写情义时,李修文习惯用“兄弟”这个称谓,他笔下的“兄弟”与血缘并无关联,而是由相同的生命境遇生出的相互亲近与惺惺相惜,是强烈的情感认同下对彼此情义的一种确证。李修文以《阿哥们是孽障的人》对“兄弟”与“情义”进行了感人至深的叙述。剧组欠了拍摄地的钱,制片人逃跑后,作为编剧的“我”被羁留在黄河岸边的荒僻小城;一群来自青海的打工者,他们为病重的工友倾尽所有,因而没有了回家的盘缠;在农历新年的夜晚,两者相遇了。在这个故事中,热烈苍凉的青海花儿成为底色与媒介,正是它令我这“西北风土的义子”与那些穷途末路的打工者相认,将彼此视为“远亲”与“弟兄”,最终这一群“昨日才相识今日便过命的弟兄”冒险破冰渡河,带“我”脱离困境。“阿哥们是孽障的人”的歌声一唱三叹、萦绕文中,诠释出西北汉子“诺言像石头一般坚硬,情义像刀子一般干脆”的精神质地,这是荒瘠河川与贫苦生涯孕育的生命真谛,也是作者为笔下一切有生皆苦而灵魂清洁的人们奉上的一曲赞歌。

有生皆苦的共有命运让人无奈,但也恰恰是这相同的命运,让处身其间的陌生而孤立的人们得以相互取暖、彼此支援、甘苦共享同担。在《长安陌上无穷树》中,李修文描述了两则“同命运”的故事,其一发生于两个并不熟识的工人之间,老妇人拼死拉扯住了暴怒的小伙,使小伙免于情绪失控引发更大的灾祸;其二则事关两个萍水相逢的病友,岳老师执意要为同病房的小病号开课,将病房变成课堂,还为他编了一本教材。如果说,孤独是人生真相的话,人与人之间的牵连互爱便足以给孤独的生命带来些微光亮与安慰。也让作者忍不住赞叹,“究竟是什么样的机缘,将两个在今夜之前并不亲切的人共同捆绑在了此时此地,并且亲若母子?由此及远,夜幕下,还有多少条穷街陋巷里,清洁工认了母子,发廊女认了姐妹,装卸工认了兄弟,还有更多的洗衣工、小裁缝、看门人,厨师、泥瓦匠、快递员;容我狂想:不管多么不堪,多么贫贱,是不是人人都有机会迎来如此一场福分?”

关键词3:反抗与奇迹

在李修文的散文书写中,爱与情义是困顿中的救赎,而反抗则是对失败人生的抗击,后者是一种更主动、强韧且更有力量的行动,是卑微人生中的尊严与微光,是人生皆苦却依然值得一过的理由。“你并不是什么东西都没有剩下。你至少而且必须留下过反抗的痕迹。在这世上走过一遭,反抗,唯有反抗二字,才能匹配最后时刻的尊严。”以及“离窘迫如此之近,离徒劳如此之近,但是,所谓宿命,并非只是躲闪和顺受,它也可能是抵挡与奔涌,唯有荒棘与繁花同生,方能算作是有血有肉的宿命,若不如此,便不值一顾。”这些句子皆是李修文赋予“反抗”的美誉。

而在具体的人物故事中,李修文却没有给激烈的强者式的反抗留下多少位置,或许坚韧与执着才是困顿人生中更真实的存在。李修文是通过几个女性形象来刻画所谓“韧性的反抗”的。表妹、小梅、小周皆是受抑于或琐屑或沉重的生活,被欺骗、被侮辱、被损害,而可贵的则是她们都表现出了生命的内在韧劲,以不同的方式对生活进行反抗:十九岁的小梅杀死了欺骗她的男人,被判死刑,但即便在临刑前的看押期间,她一天中“起码有十次以上的笑声,那笑声就像永远不会停止,清脆,响亮,旁若无人”(《她爱天安门》);“表妹”是工厂流水线上的女工,她厌弃了资本的盘剥与严苛,遂将远方的鄂尔多斯视为“救命的指望”,最后却发现“那不过是自己自造的梦幻,不过是另外一粒红色的药丸”(《穷亲戚》);摆摊理发的小周拥有“当演员”的梦想,遇人不淑后跳江自杀表达了自己的不妥协(《小周小周》)。无论是向死而生的快乐,还是决绝赴死,抑或对远方与梦想的追逐,李修文都视之为对庸常或困顿人生的一种反抗。显然,李修文是赞同这种生活态度的,即如他对自己“一直在写”的认同,“时至今日,我还在写,这几乎已经是我唯一擅长的反抗了”。

比“反抗”更超越的便是李修文所谓的“奇迹”了。在李修文创作小说的时候,奇迹就是他珍爱的一个概念,他认为“那些深植于日常生活中,散发出魔幻光圈,最终将人类生活的种种图景最大限度逼近作家视野”,即为“奇迹”,所谓“大雪五尺深”就是最华彩的说明。在《山河袈裟》中,“突至的机缘”、“神迹的降临”乃至“福分”、“造化”、“奇境”等字眼不时闪现,引导出一个又一个超现实的瞬间。《火烧海棠树》是最显“神奇”的一篇散文。在突破阴阳两界、人鬼殊途的当口,作者书写出了一个已逝父亲对人世间患病妻儿的牵念,以火烧海棠树的惨烈反抗命运的乖谬与黑暗。对李修文而言,这种超验化的叙述与其说是一种宗教情怀的体现,不如说是葆有赤子之心者对“万物有灵”所持的“正信”,这种正信使作者能够发现且体悟到世间万物的奇异与微妙。李修文所理解的“神灵”,“不在天庭里,不在供桌上,它们从来就没有打我们的三尺之内离开。这升腾的雨雾,还有拍打翅膀的翠雉,全都可能是它们降临的迹象;和我们一样,神灵也会沦于困顿,需要搭救,你一伸手,它就完成,就在你伸手之际,神变做了人,人也变做了神,欲人欲神,殊难再分;果然如此,偿报的时刻到了,应验的时刻也到了,神迹便要和人心一起显现。”

关键词4:山河与袈裟

无疑,《山河袈裟》是李修文告别书斋、进入现实生活的创作,有明显的行旅痕迹。阅读《羞于说话之时》《鞑靼荒漠》《认命的夜晚》《青见甘见》等散文,即可见得李修文的行旅路线,也能领略到李修文笔下的山河美景、大地风物,如札幌郊外飘落的一场雪、河内街头庄严的一场法事、祁连山下待宰羔羊的哀鸣、青海甘肃的荒漠、戈壁、闪电、风沙,以及吉普赛女郎的弗拉门戈歌舞、前喇嘛多吉顿珠的苍凉情歌等等。笔墨细腻生动、情景交融,令人如临其境、难以忘怀。

然而,李修文的散文并非简单浮泛的揽胜游记,其笔下的“山河”也并非单纯的风景、风物,而是阔大、辽远的,包含了丰富的内容与许多未知的秘密。

李修文将其遍及河海山川的行旅视为一种“苦行”——“历险、磨洗和带发修行”,因而他更在意行旅带来的心灵冲击与精神顿悟。在李修文眼中,天地万物、生活即景无不包藏着生命的欣喜与悲恸、死亡的朴素与庄严、命运的酷烈与慈悲,“世间名相,数不胜数,各自无由相聚,再无由分散,但就是在这无数的散居之间,真理和道路却会自动显现,此中流转,正好证明了做人一场的美不可言。”同样,见闻经历“既是惯常而微小,也是一切事物的总和,它们是这样三种东西:天上降下了灾难,地下横生了屈辱,但在半空之中,到底存在一丝微弱的光亮。”

李修文敏感于那些微小而偶然的寻常事物,他善于捕捉人之常见或人之未见的某个瞬间,体悟此中的微妙与深意。在《羞于说话之时》中,作者对“羞于说话”的心灵体会作了精微细致的呈现。在李修文笔下,“羞愧”无关乎内疚、耻辱、难为情,而是一种极致的情感体验,它既源于面对山河之美时的无言,也是面临生死之界时的无能,它是因爱、狂喜、惊异、痛楚而生的一种敬畏,因敬畏而致的静默无言。所谓“羞于说话”的时刻,也即庄子所谓“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万物有明理而不辩”的时刻。在《惊恐与哀恸之歌》中,李修文记录了自己踏足四川汶川地震灾区、目睹巨大灾难时的另一种“不能说话”。惊恐与哀恸令作者充分体认了“刺刀般袒露的真实”之于“文学”的穿透力,因此,他说“5…12之后,写诗是困难的,言说也是困难”,因为“那些停留在书本上的诗句,譬如‘今夜扁舟来诀汝,死生从此各西东’,譬如‘相思坟上种红豆,豆熟打坟知不知’,全都变作最真实的境地降临在了我们眼前,无论我们多么哀恸,多么惊恐,夜幕般漆黑的事实却是再也无法更改,有一种损毁,注定无法得到偿报,它将永远停留在它遭到损毁的地方。”

在散文集的“自序”中,李修文说“唯有写作,既是困顿里的正信,也是游方时候的袈裟”。李修文是将写作视为信仰的作家,尽管其文风显得自由灵动、激情飞扬,但他的创作姿态却谦卑的,有时低到“无言”的时刻。谦卑使作者获得宽广的视野与胸襟,愿李修文未来的写作更辽阔,更有力量。

阳燕,江西人,文学博士,湖北大学教师。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电影艺术理论的教研工作,主要涉猎当代作家的小说创作、地域文学、大众文化等研究方向,出版《世纪转型期的湖北小说研究》与《我读李修文:青春的叙事》两部学术专著,发表学术论文多篇,主持并参与多项省部级、国家级社科项目,获第八届湖北省文艺评论奖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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