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景起

我十四岁那年，“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无情地席卷了我家。我知道，是因为我爹给“造反派”提意见惹的祸。我家被“造反派”抄得一无所有，连饭都吃不上了。我经不住挨饿的折磨，病倒了，浑身没劲，四肢无力，连炕都下不来了。

那天，离我家二里路远的四姑老娘来我家，她看见我病成这个样子，从兜里掏出了一把鋼镚子，有1分的、2分、5分的。她和我娘说：“这是六毛九分钱，俺刚卖了一斤鸡蛋，想买止痛散药的，俺不买啦，你给孩子剌块猪肉吃吧（那时猪肉七毛钱一斤），这孩子的身子太虚啦。”我娘说：“你年纪大啦，又有头疼病，还是你先买药吃吧。”四姑老娘把钱扔到炕上就走。娘说：“四姑，等会儿走。”娘出去搬了个凳子来，娘蹬着凳子，揭开贴在墙上的毛主席像，像后的墙上有一个洞，娘在洞里拿出一个红色条绒布面的眼镜盒，娘说：“这是俺五弟在天津给俺娘买的老花镜，俺娘临走（临终）前，把老花镜给了俺，俺的眼还没有花哩，用不着。四姑，你六十多岁的人啦，眼早就花啦，你拿走用吧，做针线活用得着。”四姑老娘问我娘：“一个老花镜，藏这么严实干嘛？”娘说：“这是俺娘留给俺的，俺要不藏好，就叫‘造反派给抄走啦。”四姑老娘说：“‘造反派比土匪还厉害哩！”我心想：四姑老娘可真够“反动”的。四姑老娘打开眼镜盒，拿出一个黑框圆镜片的眼睛，戴在眼上，看了看手，说：“俺戴着看得挺真。”这时我发现眼镜盒里有一张纸，拿过来一看，是一张发票，发票印有繁体字：《天津市工商業统一發票》，陳士陞同志台照，1954年3月22日，3130通心架水志，1付，105000元，2417灯芯合，1個5000元，合計110000元，大寫：拾壹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