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5日的饮兰山房，热闹非凡，开幕式现场，快门声咔咔响个不停，展厅里人头攒动，主持界“扛把子”白岩松，歌唱界鼻祖人物李玲玉，商界精英金伟竹等大咖悉数亮相，不明就里的人或许会误以为自己进入了一场跨界盛宴，而实际上他们都是为了汪意丰一人而来。他们赞誉他画中深厚的工笔技巧，更被画中意境深深吸引，连饮兰山房的主人徐斗都感慨：“无论是他的画，还是他的人，都特别精彩。”

作为汪意丰的挚友，白岩松看汪意丰画画看了将近20年，“看到意丰的画，或许你会感觉到拙朴、惜笔、文人气，当然还有童趣”。初看汪意丰的画，左面是简练几笔浓缩的水墨版人物像，一位青年穿着褐色的短裤，双手插兜，背对观众，默默地望向远方，悠闲中蕴含着沉思，古朴的画面感扑面而来，与之相配文字解说，诸如“知道该做什么是最好的修身”之类。看久了，你又会发觉其画中总是笼罩着一种淡淡的“禅意”，干枯的树干、零落的草房和倚树读书的少年都带着一股灵气，恬淡意境中又掺杂着些许趣味，有些幽默、顽皮的意味在，看过之后，内心会产生许久回味。

2002年，汪意丰开始画《金瓶梅》。从2002年到2017年15年间，中国房价翻了不止20倍，神舟号飞船发射了11次，北京地铁修了17条。只是对于白岩松眼中的汪意丰来说，这些年间，好像什么都没变，又好像什么都变了：“那个时候，他就在画《金瓶梅》。一转眼，已是今天，但意丰好像还是二十年前的樣子，还在画《金瓶梅》。不过，熟悉的朋友知道，他或许还是那个多了些白发的少年。但笔下的画，却已走进秋天，如你看到的样子，丰硕地闪着金黄。”

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著作，从来没人怀疑过《金瓶梅》的文学地位，但是曾几何时，人们更关注的却是其中的性事描绘，以及它头上“绝顶淫秽书籍”的标签。也因此，在诸多文学著作都纷纷付诸以连环画形式时，《金瓶梅》却成为了那个被排除的异类。

在汪意丰从事绘画艺术期间，有很多文学和美术界的朋友建议他“打破戒律”，他们都认为汪意丰的绘画风格特别适合创作《金瓶梅》。“开始我以为是笑谈，但对我说的人多了，我便逐渐有了想试试的念头” 。2002年，汪意丰第一次正视这个问题，“这么伟大的著作居然没有连环画是很遗憾的事，所以我就更有动力去做这件事” 。在开始前，汪意丰自信满满、踌躇满志，以为三年就可以搞定。三年间，树叶绿了又黄，冬雪来了又走，他却连画笔都没能提起来，而是刚刚读明白了这本书，“所有的创作系统都没有建立，风格、服饰都没有成型。”不是三年，而是十五、六年，这是汪意丰自己都没有料到的。十五、六年间，他一头扎到创作中，住在西安远离城区的偏僻一角，每日过着有上顿没下顿的日子。

如今，自己的画展开幕了，看着眼前那些在自己笔下磨了又磨的作品，回想起那段创作时光，汪意丰觉得抵抗住诱惑是比克服艰苦更难的事。在《金瓶梅》画出了些许模样时，有地下书商找到汪意丰，对他说：“我花8万买你的画，质量无所谓，只要你尽快把这个画完就行。”被拒绝后，书商又曾多次上门加价，从8万加到10万、15万、20万……而汪意丰彼时为了创作正节衣缩食，经常穷得兜里只剩下100元。如果拿了这笔稿费，意味着从此他再也不用过着飘零的日子，可以拥有自己的房子和汽车；拒绝这个要求，他则要继续独自承担“苦行僧”般的生活且不知尽头在何方。这段时间，汪意丰经历了激烈的心理斗争，最后，他终于还是抵抗住巨大的诱惑，他说“我无法将这件作品贩卖，因为我发现这完全不是钱的问题，而是我不能亵渎这个作品。对于我来说，把它画好，才是最让我快乐的事。”

如今，《金瓶梅》的创作早已进入结点，汪意丰的绘画艺术也从早期的文人水墨画，中期的《金瓶梅》，过渡到了“杆儿”系列所引导的另一个阶段。汪意丰之所以成为汪意丰，和《金瓶梅》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连他自己都承认：“画完《金瓶梅》后，我突然发现这十五六年改变了我很多东西，包括技术、心态和文化，这三样东西改变后，再创作的时候，我就变得非常得心应手了。”就像白岩松所言一样：“《金瓶梅》是他不管刮风下雨还是雾霾轻重，总是要画的，因为这是职责，是任务，也是修行。”

纵观汪意丰的艺术生涯，是一个去繁从简的过程。在汪意丰年轻时的作品中，想多复杂就能多复杂，他充分享受着绘画技术的魅力，但在《金瓶梅》后，他告别了从前的自己，回归简单。如果说，早期的文人水墨画是他的一种探索，《金瓶梅》是他与中国文化的对话密码，现在的“杆儿”系列则是他与自己对话的事。

Q=《北京青年》周刊A=汪意丰

Q：在创作的过程中，你觉得最难的是什么？

A：实际上，最难的事情不是艰苦和苦难，而是诱惑。我经历的二三十年，正好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发展最快的时候。作为一个文化工作者，你心中怀揣着理想，过的却是苦行憎一样的日子。因为画画这个东西，如果你没有画出来，或是没有一定影响，是没有收入的，不单没有收入，你还需要往里贴钱。这个时候，你的身边就会有很多诱惑，包括我的朋友也建议我先去赚钱，然后再来画画。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复杂，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因为当你去赚钱的时候，你的心境是会不知不觉变化的。如果让我先去赚钱，然后再回来画画，我是绝对做不到的，我觉得艺术是非常需要沉淀的，这个沉淀不仅仅是文化知识的沉淀，还有思想和心态的沉淀，如果这几个沉淀不够的话，你的画很难画好。对此，我的体会很深，所以做艺术家必须要有信仰，不被诱惑，才能做好。

Q：靠什么抵抗这些诱惑的？

A：好多事情其实都习惯了，我做学生的时候就有上顿没下顿的，这么多年，我经常到处跑，今天跑这个城市，明天到那个城市，今天在乡村，明天又去别的地方，但是因为画画是我的梦想，所以我也没觉得苦，甚至还很快乐。如果一个人怀揣着理想，他的心脏会无比强大，吃不上喝不上都无所谓，可能这就是信仰的力量，它会让你变得特别精神。

Q：这些年你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状态？

A：这十几年，我其实在北京，以前去过南京、西安、深圳等地。最早在西安是因为我没考上中央美院，虽然当时的专业课考得挺好，但是我太偏科了，文化课特别差。实际上，那时候我90%的精力都在画上，对于我而言，学文化课就是灾难，看书的时候，眼前浮现的都是画画的画面，而且越让我学文化课，我画画的欲望就越大，可能这就是命。没考上之后，我就只能去工作，否则你这个人就被社会抛弃了，后来我就去找了张艺谋，因为我觉得他身上有很大的精神力量，我想从他身上找些精神力量。那时候，我给张叔平做助理，跟着张艺谋拍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在现场什么事都做，自己长了很大的见识，也通过电影遇到了很多他身边的人，后来他又把我带到了西安，认识了西安的很多人物。在这个过程里我还是又回到了画画里。可能我天生就只能做这件事，我也觉得自己能干好这件事，心中充满力量。

Q：社会已经变得非常开放，但《金瓶梅》依然是个敏感的字眼，你如何看待这点？

A：从文学和艺术上看，《金瓶梅》毫无疑问是至高无上的，我主要看重它的文学性、历史性，這就是它的价值，在这个层面上，它是纯洁的，我创作它的时候也是纯洁的。

Q：你画中的禅意和中国韵味是由何而来的？

A：因为我从小到大的成长环境是这样的，我不了解西方文化，即使去画油画，画的也只是表皮，就像老外画水墨画一样，他自己觉得画得很好，但是我们就觉得很一般。我是在中国的文化里长大的，这个文化体系和西方完全不一样。年轻的时候，我还会去追西方的思潮，觉得自己的文化很土，但画了《金瓶梅》和文人画后，我忽然意识到并不是这样，只不过是因为你在里面呆习惯了，产生了审美疲劳，但是审美再疲劳也否定不了它体系内涵的巨大。我觉得一个画家不能另类到远离自己的渊源和基础，那样他的作品一定是肤浅的。画了三四十年，我才意识到，即便是国画里的一根线都不是那么简单的，它其中蕴含了画家的手感和心态，如果没有深刻的功夫，这根线一定是僵硬的、没有节奏、没有韵律的，只有你经历了这么多，实践了这么多，才能找到这个答案的密码。

Q：你的艺术生涯是一个去繁从简的过程吗？

A：我觉得万事万物都应该是个去繁从简的过程。从简到繁，需要的是技术；从繁到简，需要的是天赋。商界里有句话叫“只要是能用钱搞定的事都不是事”，艺术圈里也有句类似的话，叫“只要是勤奋能搞定的事情都不是事情”，勤奋也搞不定的事，就是艺术的问题。如果人生有个指标：下百分之五十是勤奋，上百分之五十是天分的话，那我觉得音乐、美术，没有天分是成不了的，它不像我们说的工匠、铁匠和木匠，只要练功就可以，它里面有些很奇妙的因素。有人说，“技术成了，艺术就成了。”这是不对的，它只是工艺的范畴。我们常说“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有时候，勤奋也是个误导，大家常觉得靠勤奋什么都能OK，但当勤奋做尽了，艺术还没有搞定的时候，是非常可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