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童睿

朋友说余世存是知识界的王菲，只顾自己，不顾周围，不管自己的思想有没有更多的人唱和。比如这次他对“先知”的推崇就颇遭质疑。余世存认为：大禹曾预测后世必有以酒亡国者，是最早的禁酒者，陈独秀精准地预言斯大林主义的结局。他们都是先知。

余世存希望能给读者提供一个关于中国文化的框架，不能要么把中国文化骂得狗血喷头，要么就认为中国文化能救世界。

更加丰富的参照系

余世存从北大毕业，是在1990年。那时，苏联失去继续争霸的能力，而未来的赢家美国，刚刚对中国实施了严厉的制裁。余世存本以为，世界局势会朝着和平友好的方向发展，而现实却让他陷入迷惑。他的职业安排也遇到了难处。本来他打算进入文化单位，一展文史方面的长才。最终却被分配在北京一中教书。同学们各有好出路，自己却只能做“孩子王”，余世存大感失望。

余世存决心对国家和个人的艰难处境做出解释。白天，他用课余时间阅读萨特、梅洛·庞蒂，是北京图书馆的常客。晚上写作随笔，半年攒下十几万字。最初他不太关注本国典籍，结识精研“老庄”的张远山后，才接触《庄子》，并被深深吸引：“它最吸引我的是文辞之美，然后是高妙的哲学思想。萨特也用美来表达哲学，可是庄子做得更好。”

从此他发现，中国的经典体系如此丰富多样。对外，它与近代西方的理性传统相区别；对内，它不仅仅包括儒家思想一条线索。同一个世界，可以有不同的解释，非正统的解释未必没有价值。这一发现是一条伏脉，延伸到他之后的阅读和研究里，催生了他剑走偏锋的研究路数，以及不断引入新“参照系”的努力。所谓“参照系”，既是观看世界的一种视角，也是安身立命的一种方式。这种知识探险“使一个年轻的书生，在很苦难的人生中，能够活得很安心。”

先知的存在

如今已是“著名学者”的余世存反复强调，人应该有更加丰富的参照系，不应该被世俗价值观捆绑。“很多人说过我一个特点，我能够从寻常的对象中看出独特的角度。比如先秦史，（历史学家）童书业的书很棒，梁启超也写过。但他们都没有关注到先知。对于正统知识之外的知识、现象，好几代知识人都是回避的，没有想到这里有很多值得挖掘的东西。”

四、五年前，余世存正为一些媒体写文章，写作时翻览书籍，突然意识到对于先秦人物的信念与习俗，现代人很难理解，而其中，先知又是被严重忽视的群体。何谓“先知”呢？余世存解释道：“先知基本上是历史和现实的旁观者。其次，他们的预言和洞见是警示，而不是乐观的展望。他的存在是为使世道人心从错误的轨道回到较为正确的轨道，但他们的洞见很难被接纳。在这个意义上，中西方先知其实都是一样的。近当代史上，陈独秀精准地预言斯大林主义的结局。钱穆、胡适、陈梦家都预言到理想主义一旦被用来改造现实，会是多么恐怖。他们都是了不起的先知。”

在余世存看来，先知对命运和天下大势有“直观”的能力：“先知代表的仍属于非理性、前理性的人类精神。在象、数、义、理方面，先知们更多地用心于象，他们将人类思维中的直觉思维发挥得淋漓尽致。”这种“直观能力”在他的新著《先知中国》里通过一个个实例表现出来：郭偃从棺材中的牛叫感知到先君的旨意；师旷以乐声预测战争胜负；卜楚丘用卦象推断庄叔之子将被饿死……在有些人看来近乎故弄玄虚，而余世存则认为，先知能与“至高精神”和“超越之物”接触，这种以超验世界为参照系审判现实世界的态度，能够避免人被俗世的潮流裹挟。

不過余世存对先知“直观能力”的推崇颇遭质疑。可他面对批评的态度倒很是豁达：“好几个朋友说我像知识界的王菲，只顾自己，不顾周围。不管自己的思想有没有更多的人去唱和。”

时失求诸野

余世存自来喜欢率性而为。他做过老师，编过杂志，又先后放弃这两份安稳的工作。2005年他因《非常道》一书名声大噪。一般人看来，这正是更进一步博得大名的好时机。可两年后，他却南下大理，闲居了两年。他说，如此安排，一是为养病，二是觉得自己知识体系还有欠缺，需要从喧嚣的都市退出来，静下心读些书。

在云南，余世存的“工作”就是读书、喝茶。“我在一个道观里住了几个月，那里只有我跟一个道士。道士给我做饭，饭后他去晒太阳，我就去随便读书。朋友来访，说我过的简直是神仙日子。”这段经历使他明白，乡野中顺自然节律而动的时间观念和生活方式，实在需要人们去细细体味。这就是人处置生活的另一种参照系。

余世存说：“孔子发现‘礼失求诸野的道理，如果把‘礼换成‘时，提出‘时失求诸野，他就更了不起了。”他把对时间的思考写成了《时间之书》，介绍古人的节令观、二十四节气的意义和习俗，希望人们恢复对时节更替的敏锐感知。

完成了对先知和时间问题的思索，现在余世存过着一种随意的读书生活，没有外在的严格纪律的约束，听凭内心的问题意识的指引，他仍在探索新的参照系，试图发现被人忽略的东西。余世存瞄准的下个领域是考古天文学，这仍是个看来十分冷僻的领域。他说，他并不觉得到了某个年龄段就没必要去探索新领域：“一个问题解决了又会冒出新问题。这可能是我们的宿命：你永远有问题，永远需要去解答。”

Q：你书中记录的先知们做出预言、警醒世人的能力是从哪里来的？

A：先知参考的尺度是来自于天，来自于神，无论你用什么概念来称呼这个至高的造物主都可以。先知是用超验来审判现实。不过大家受孔子以来的这种儒化的影响，不愿意“语怪力乱神”，对这一块避而不谈，但是这一块其实是我们在生活中日日都用而不自知的，大家经常接触这一面的东西。

Q：了解先秦这些超越现实，与“天”直接沟通的先知，对当下的读者有什么意义？

A：中国人这些年的人生参考坐标太简单化，数字化。哪怕很多大知识分子，当他们的孩子面临时代裹挟的时候，也是无能为力。他们也只能顺势而为，比如说凑个钱给孩子付个首付，或者让孩子出国。他们没有像古代的那些仁人志士，能够勇敢地对他的孩子说：“你就做你喜欢的事。”

我们这代知识分子，跟传统知识分子已经隔得很远了，被时代的价值观裹挟了。这是很糟糕的，大家的参照系是不够的。我们最不该在意的就是世俗的参照，比方说毕业三年，必须有个女朋友；毕业五年，必须有套房子……这太功利了。

人一定要找一个真正立得住的参照系，找绝对的时间也好，天神也好，上帝也好，总之是要找这种至高的精神，一个超越的东西来做背景，去打量我們的生活，否则我们都会被潮流裹挟，陷入虚荣和虚无而不自知。

Q： 2007年你离开都市，在大理住了两年，这一经历怎样丰富了你的参照系？

A：我在北京时，认为我们这种文科生只有坚持对社会思考、发言，才算是活着。这是很绝对的一个参照系。但当我离开北京和过去的朋友圈，不用参加各种研讨会、座谈会了，我发现，即使我不对社会发言也并不是说就完蛋了。

在云南时，无论六点七点，我自然醒来，感觉神清气爽。然后泡壶茶，拿本闲书随便看，想见见朋友也OK，很悠闲。这跟大城市是两种状态，那么我的参照系就更丰富了一些。有朋友来看我，他住到第三天就待不下去了，他觉得离开北京太久，就失去了历史在场感。这其实就是没有把自己从一种参照系置换出来的能力。

我从云南回来，一方面是个人原因，另一方面就是希望把在云南发现的这些东西跟朋友交流。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发现时间。

Q：说到发现时间，在你看来，我们应该有怎样的时间的参照系？

A：人生也分季节。我们要懂得，一个时期该做一个时期的事。年轻人处在春天的阶段，你就去耕耘就行了，老话讲得对，“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到了秋天自然会有收获。不能在年轻时，还处于春天夏天的阶段，就去羡慕成功人士的生活，因为那是属于秋天的，人家是打拼过的。而在日常生活中，人应该有较强的调时定时的能力，对环境、节气的更替有敏锐的感知。我们要恢复这种能力，就不应该用数字化、刻度化的标准时间框定时间概念。我们应该有很丰富的，关于节气、节令的时间感觉。关于时间的参照系，同样不能这么单一。

Q：你思考时间观、先知传统，从中挖掘新的参照系，为什么要做这些努力？

A：我希望能给我的读者提供一个关于中国文化的框架。如果西方文明可以被称作基督教文明的话，它的大经典是《圣经》，其体例至今对西方人都有很大影响。《圣经》有《创世纪》，而《尚书》是我们的“创世纪”；《圣经》有《雅歌》、《诗篇》，我们有《诗经》；《圣经》有四部福音书，我们有“孔子福音”、“老子福音”……我们可以看到自身和西方文化的异质同构性，也看到在面对自家文化时，我们功利了。我们只把孔子的言说当作福音，丢掉了“墨子福音”、“老庄福音”这些东西，至少是不重视。

我希望我的读者知道，不能要么把中国文化骂得狗血喷头，要么就认为中国文化能救世界。按我给大家提供的这个世界图景，我们不仅仅能够在自家的传统里面得到安顿，同时也能够把别人的东西引进来对话，相互激活对方的创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