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宇

摘要：本文以《谷音》为基础，从作者的经历与思想两个方面，探讨《谷音》中人物的选择标准。以此来体现《谷音》为后世推崇的原因。

关键词：《谷音》；杜本；金遗民

《谷音》是元代诗歌选集，由于作者杜本的宋遗民身份，所以对人物的选择有所偏重，使得《谷音》在元代诗歌选集中有着特殊的地位。虽然对于《谷音》内容研究甚多。但是对于其中人物的选择并未有深入的研究。因此本文将在《谷音》本身的基础上，结合杜本的生平经历，探讨杜本对于《谷音》中人物的选择标准。

一

《谷音》是编撰于元代的诗歌选集，作者杜本。诗集中收录宋末元初逸民三十人，共一百零一首诗歌。其中宋遗民二十人，金遗民五人，不知其名者五人。除柯芝、柯茂谦父子共一传，杨应登、杨霖祖孙共一传外，每人各载一小传。诗词体例齐全，所录诗人虽朝代不同，性格迥异，行事作风与经历各不相同，但按照清代王士祯的分类，可以分为任侠节义之士、藏名避世之流，和不知名者三类。虽然大都不为人所知，但所做诗词都极具个人魅力，张矩赞叹“每一歌之，则想象其人，而愧不能彷佛其万一也。未尝不慨然久之。”[1]

清初王士祯著作中多处谈到《谷音》，在《论诗绝句》评价到“谁嗣箧中冰雪句，《谷音》一卷独铮铮。其品题当矣。”[2]又在《香祖笔记》中写到：“其诗慷慨激烈、古澹萧寥，非宋末作者所及。是时谢皋羽、林霁山辈皆以文章节义著于东南，而又有此三十人者与之遥为应和，亦奇矣。”[3]《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提到《谷音》“是集所录，乃皆古直悲凉，风格道上，无宋末江湖龌龊之习，其人又皆仗节守义之士，足为诗重。”[4]梁启超也称赞到：“此编诸诗皆气象俊伟，风格遒上，极可赏，各人小传亦大佳。”[5]《谷音》之所以能被后世所推崇，除了其诗歌本身的魅力外，更重要的是杜本在人物的选取上的偏重有关。

二

《谷音》中收录有名可考人物包括：王浍、程自修、冉琇、王吉、孟鲠、安如山、王翥、师严、张琰、汪涯、詹本、皇甫明子、丁开、鲍倪、崔璆、鱼潜、柯芝、柯茂谦、邵定、熊与龢、宴乂、孙琏、杨应登、杨霖、会童子，共计二十五人。考察他们的生平，可以看到其中虽然部分人有出仕的经历。但都从未在元代任职，是皆为遗民身份。这种样的选取标准与杜本的经历密不可分。

杜本其“父谦，在文天祥幕中，尝毁家以佐军。”[6]幼时家中的遭遇使得杜本对在元朝为官抱有深深地抗拒。这种抗拒在其后来的经历中皆有体现，元武宗时因上《救荒策》尝被召至京师，但未几归隐武夷山中。[7]文宗在江南时，闻其名，及即位，以币征之，不起。后又被征召授翰林待制，依旧不受。直至终老，杜本都没有在元朝廷任过职。这种遗民的身份与《谷音》中的人物经历相吻合，这也正是《谷音》中人物选取都是遗民的原因。

在遗民的选取中，杜本又有着独特的方式，清代王士祯曾对《谷音》进行了比较精确的概括分类：“《谷音》三卷，皆宋末人诗，上卷王浍以下凡十人，率任侠节义之士；下卷詹本以下凡十五人，则藏名避世之流也；番阳布衣、潇湘渔父以下五人，不可得其姓字，要之皆宋之逸民也。”[8]

王士祯对《谷音》的分类，更能体现杜本的经历对人物选取的影响。上卷“任侠节义之士”十人中除元吉和师严可称为任侠之士外，其余八人都为节义之人。其所作之诗如王浍的《河之坊》、《感遇》，程自修的《出城》，孟鲠《徐州》等更多的是对于当时掌政者无能的失望，面对国家动荡时那无能为力遗憾。与杜本家中早年毁家以佐军，却依旧失败的经历相似。

在后两卷藏名避世之流与其他无名者中，从他们的诗中感受到超脱俗世的状态，“髙枕形骸外，空江何限情，落叶不成调，半夜起秋声。”[9]“偶与云水会，不与云水同，云散水流去，杳然天地空。”这种不问俗世，纵情天地山水之间，诗词大气磅礴。这与杜本最后的生活状态很相似，杜本在朋友詹景仁的帮助下归隐武夷山，并构筑了“思学斋”、“怀友轩”，日夕与詹景仁等人“日夕赓唱翻越，宇内名流有过闽者皆造庐请教焉。” 这样的经历为杜本编撰谷音提供了材料，也影响了《谷音》中人物的选取。

所以《谷音》中诗人的选取，其中一点可以确认的是杜本与这些遗民有着共同的身份，因对故土的眷恋、无奈、无力之情所产生的共情作用，使得在作品中收录是选用的都是遗民作品。

三

《谷音》中收录了王浍、程自修、冉琇、王吉、孟鲠五位金遗民。杜本是江清人（江西樟树市），后隐居武夷山。尽管作为宋遗民，长时间居于中原腹地。但是在《谷音》作者的选录中并未局限于南宋遗民，而是超越了地域和民族的界限。这与他们之间所具有的共性有着一定的关系。

杜本曾多次拒绝朝廷的征召，王浍、程自修等人都有相同的经历。这五位虽为金遗民，但都是汉人。其生平经历、行事作风大都与作者有相似之处。太多相似的经历，同是汉族遗民的身份，使得杜本的将这几位金遗民收录于《谷音》之中。但是这是其中的一个比较小的原因，因为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在宋遗民中与这五位经历相似的人并不在少数，但杜本不僅收录了这五位金遗民，还把他们列在了上卷的开篇。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应该就是杜本的“天下大一统”的理念。

在写与丞相的信中提到“以万事合为一理，以万民合为一心，以千载合为一日，以四海合为一家，则可言制礼作乐，而跻五帝三王之盛矣。”当时元政府通过等级的划分，对汉族人进行明目繁杂的压榨，汉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杜本对汉人的处境深有体会。所以提出如果想要国家长久的发展，就不能以种族、地域、和曾经的国家进行划分。这种理念在当时的另一个大事件用中也有所体现。

当时比较有争议，并延续时间非常长的问题就是宋辽金谁为正统的问题。元代历经世祖、成宗、英宗、文宗、虽都下令修撰三国史书，但因谁为正统的争论一直不休，修史之事一直搁浅。所以正统华夷问题的争辩一直延续到元末。元末才由脱脱拍板，定下“三国各与正统”。

由此可见当时的主流思想为宋金互为正统，并非对立或继承关系。而考查杜本的身世经历，可知他对史学颇有研究，曾有机会参与编修三史，陶宗仪《辍耕录》《国字》称：“至正壬午，中书奏修三史，以翰林待制聘先生。” 《元史》《隐逸·杜本传》称：“至正三年右丞相托克托以隐士荐，诏遣使赐以金织文币、上尊酒，召为翰林待制、奉议大夫，兼国史院编修官。”对于一位从未在朝廷任过职的人，朝廷直接就授予这样在史书编撰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官职，可见杜本不仅对三国历史颇有研究，他的思想也应与三国互为正统的修史情况相符。所以杜本对于宋、金两国的关系并未有华夷之分。而是带着一种天下大一统的观念。正是这种大一统的观念，使得杜本在《谷音》的编纂中不仅收录了金遗民的五十首诗歌。而且还把与之经历相近，诗词方面更容易引起共鸣的王浍等五人放在了谷音上卷的首位。

《谷音》全集中人物的选择，始终贯穿着杜本的遗民经历与其天下大一统的思想。从最初对故国的怀念与无奈，到后来沉迷诗文的藏名避世，都能在诗集中有所呼应。杜本对待元朝提出的天下大一统的理念使他的作品不被地域与民族所限制。多方面的展现了从宋到元的宋金遗民的生活态度。这才是《谷音》在众多同时期诗歌选集中脱颖而出，被后世推崇褒扬的原因。

参考文献：

[1]杜本.谷音[M].北京：中华书局，1985.

[2]陶宗仪.南村辍耕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3]宋濂等.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4]王士祯.渔洋山人精华录[M].景上海涵芬楼藏林佶写刊本.

[5]王士祯.香祖笔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6]王士禛.王士禛全集[M].济南：齐鲁书社，2007.

[7]郑杰辑.闽诗录[M].清宣统三年刻本，清.

[8]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

[9]梁启超著.梁启超全集[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