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伟林

柳苏文学奖是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为学生设置的一个奖项，已经颁发了近20年，不过，我以为，无论是颁奖者还是获奖者，对柳苏其人大都知之不多。现任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陈小燕女士知我对柳苏其人略有了解，瞩我作文以记之。

时间要回到20世纪80年代，当时我是《读书》杂志的订户，有一段时间，读到一位姓名柳苏的作者的系列文章，如《香港有亦舒》、《金色的金庸》、《侠影下的粱羽生》，还有那篇被很多人提起的《你一定要看董桥》。当时我对柳苏其人一无所知，但文童好看，每期《读书》到来，我逐一追读。那时候我还时常与父母住在一起，住的是20世纪70年代广西师大王城校区东区教工宿舍那种旧式的开放式楼房。那种楼房一层楼有八户人，远远与我家相对的那家主人是广西师大历史系的刘作义先生。不知为什么，有一天刘作义先生与我说到了柳苏先生，我才知道柳苏先生本名罗承勋，又名罗孚，桂林人。此外，刘作义还说了一些有关柳苏先生的事迹。

根据我阅读柳苏先生文章的感受和刘作义先生的介绍，我写了一篇短文《慧眼罗孚妙手柳苏》，发表在《桂林广播电视报》。抄录如下：

这几年武侠小说盛行大陆，而这些盛行大陆的武侠小说既不是古典的《虬髯客》、《三侠五义》；也不是民国的《江湖奇侠传》、《蜀山剑侠传》。前者称为古代武侠小说，后者称为民国旧派武侠小说。之所以这样区分，是因为这两类武侠小说之外，出现了第三类武侠小说，这几年盛行大陆的就是这第三类武侠小说，它有一个很响亮的类概念一港台新派武侠小说。

人们都知道港台新派武侠小说有杰出的三剑客：梁羽生、金庸、古龙。梁羽生是新派武侠小说的开山始祖，金庸把新派武侠小说推至博大精深的境界，古龙则于新派武侠小说山重水复之际，奇技迭出，妙招纷至，使新派武侠小说转柳暗花明之势。

人们也都知道新派武侠小说的开山作是梁羽生的《龙虎斗京华》，人们却不知道这部武侠小说的诞生有一段佳话：说的是1952年香港两大武术门派的掌门人彼此不服，擂台比武，竞争胜负。敏捷机智的《新晚报》总编辑罗孚不失时机，慧眼识珠，“强迫”平时着迷武侠小说的梁羽生创作武侠小说给当时港澳这一热门话题加温加热，于是才有《龙虎斗京华》在《新晚报》上的连载。不说《新晚报》因此名声大震，销路大开，只说罗孚卓识远见，一举成功，竞成港台新派武侠小说这一当代文学奇观的促成人。

人们还都知道中国现代文坛有一对成就卓越的大师——周氏兄弟——周树人和周作人。周树人已被毛泽东尊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周作人则以其超绝的文学成就和曲折的生活道路成为现代中国一个极为奇特的文化现象。周树人早逝，周作人遐寿，直到晚年还写过一部叙述自己一生的著作《知堂回想录》。此作材料丰富，叙述委婉，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必不可少的经典，更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一部意义重大的文化心态录。

这部著作最初面世的促成人，也是罗孚。他最先把《知堂回想录》以连载形式在他主编的报纸上呈现，引起了海内外广泛的关注。

罗孚，又名柳苏，桂林人。40年代初投身报界，辗转桂林、重庆、香港，是资深报人，成就斐然。近年蛰居北京，在学界极受推崇的刊物《读书》上开辟专栏，漫话香港文化界人物。其文笔流畅通达、叙事生动如见，议论点到即止。各种文坛掌故，在他笔下，娓娓道来，如数家珍，既开眼界，又领情趣。其独创一格的文风，似可誉为“柳苏体”。吕叔湘曾投书《读书》，对柳苏文章推崇备至。诗可以群，以文会友，吕柳于神交之后面识。知音得觅，吕叔湘喜欢梁羽生武侠小说，柳苏则以自己的唯一珍藏相赠。黄苗子曾有诗赠柳苏先生，在此谨录其中一首以示柳苏先生的品格操守：绀翁榻伴剩残烟，灵凤西飞已十年。独喜桂林罗谏议，埋名燕市未偷闲。

此文的刊出，引出了一位老人，就是朱袭文先生。

朱袭文先生是在读了《慧眼罗孚妙手柳苏》一文后直接到报社向编辑贺超打听到我的住址后，到我父母家访问我的。原来，朱袭文先生是柳苏先生的朋友，如今回想起来，他访问我，似乎是为了告诉我一个信息，即柳苏不久将回桂林探亲。

不久，柳苏先生果然回到桂林，住在漓江饭店。在朱袭文先生的引荐下，我见到了柳苏先生。

我为人疏懒，虽然与柳苏先生已经认识，但并没有太多交往。现在回想起来，甚为可惜。因为如今我做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研究，柳苏是当年桂林《大公报》的职员，知道的情况一定很多。但当时我毫无这种意识，也没向他请教过任何问题。不过，我倒是介绍了广西师大中文系1986级本科学生秦立德与柳苏先生认识。1990年，秦立德本科毕业到北京大学中文系攻读硕士学位。记忆中，秦立德在北京与柳苏先生有一些交往。

我记得柳苏先生曾经向我表示他愿意动员一批香港作家向我所任教的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捐赠他们的著作。我大为高兴。因为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广西师大中文系时，还有过做港台文学研究的想法，但当时我阅读的都是大陆版的港台文学作品，极少读到港台原版著作，如今听到柳苏先生这个想法，真是深得我心，赶紧向当时的中文系主任苏关鑫先生做了汇报。苏关鑫先生表示很愿意接受这些赠书。

不过，此事因为某种原因并未做成。有一天，我接到一份来自香港的邮件，印象中好像是香港三联书店彦火先生寄送的一套“香港文丛”，大约有十本，其中也有柳苏先生的作品。这应该属于赠书未能实现的“补偿”。

又过了几年，朱袭文先生告诉我，柳苏先生本来打算向桂林圖书馆捐赠他一批个人藏书，但因为某种原因搁浅。朱袭文先生问我广西师大图书馆是否有兴趣接受这批藏书。我立刻越俎代庖地表示有兴趣，没问题，赶紧向中文系做了汇报，并介绍朱袭文先生与中文系沟通此事。当时的中文系主任应该是王杰先生。

这批4000多册的藏书最终落户广西师大中文系。我听说是当时广西师大图书馆馆长毛毓松先生到香港接收的这批藏书。因为这件事情，柳苏先生与中文系有了直接的联系。

我只是一个普通教师，未曾参与这些公务性质的交往，对个中情况毫无所知，我所知道的是，又过了一段时间，中文系有了一个奖项叫“柳苏文学奖”。

我所见到的柳苏先生的最后一面，还是在漓江饭店，但这时候已经叫漓江大瀑布饭店了，柳苏先生也早已从北京回香港定居。在场者有当时中文系主任王德明先生、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的总编辑孙立川先生和《香港文学》主编陶然先生。

我与柳苏先生的交往，寥寥数面，寥寥数信。在此过程中，我还承蒙柳苏先生寄赠过他的著作。甚至，他还寄赠过他参与编辑的他人的著作。更多时候，是朱袭文先生向我传达柳苏先生的信息，他在北京、他来桂林、他回香港。我太懒散、我太无知、我太失礼。我很少给柳苏先生写信，我很少向柳苏先生请教，我甚至很少问候柳苏先生。不过，在我心里，不可能忘记柳苏先生的慈祥，不可能忘记柳苏先生的儒雅，不可能忘记柳苏先生的生花妙笔。有一年，我在桂林的报纸上发表一篇短文《夏天的问候》，既是对自己失礼的挽回，又是对柳苏先生表示我的敬意。全文如下：

我案头摆着罗孚先生的一张贺卡和四部著作。我有写一部《桂林文学史论》的计划，罗孚先生无疑是我重点研究的对象。由于罗孚先生长期生活在香港，大部分著作都由香港出版，不好搜集，承古道热肠的朱袭文先生借了三部给我，我不得不抓紧时间阅读。

时值春天，收到友人信，读到友人书，实为快事一桩。

这四本书，其中《香港，香港》我已于1989年读过，此次属于重温。1989年我刚认识罗孚先生，《香港，香港》是刘作义先生借我读的。去年逛书店时见到此书，遂买了一本。想当时读此书，一是对香港有了一个新鲜的了解，二是对罗孚先生的文体欣赏不已。

第二本《南斗文星高》是一部香港作家剪影，漫谈了金庸、梁羽生、亦舒等一批香港文坛名家，其中许多篇章我已在1989年前后的《读书》杂志上读过。初读文章时，我尚不知作者是什么人，只是从文章中感觉到他对香港文坛非常熟悉，典故轶事生动有趣，立论说理公允新颖，文风文体更是自成一家，独创一格，与流行的平板乏味抑或艰涩做作截然不同。没想到作者果然有异地风物的陶冶和海外气韵的贯注。

第三本《丝韦卷》是罗孚先生的文章自选集，分小品随笔、杂感、文艺评述三辑。有评论者认为，这些文章写江山情韵饱满，记人物魅力焕发，谈风习则达到了不留情面又合乎分寸的境界。这样的评价，显然非大家难当。但对照罗孚先生的文章，又的确名副其实。

第四本《香港文化漫游》可能是罗孚先生众多著作中少见的系统之作。此书分传媒、电影、文学、艺术、生活文化几大类型分而叙述，立志纠正“香港是文化沙漠”的偏见。其实，作者这番心意在《香港，香港》一书中已见端倪，《香港文化漫游》则可称为集这番心意之大成了。

读罗孚先生的文章，突出感觉是轻松。似乎他写得轻松，我读得也轻松。可读完之后，我会发现自己忽然增长了许多见识，用时髦的话说，罗孚先生的文章信息量极大，从容疏缓，纷至沓来，这似乎与轻松的感觉恰好相反，显见罗孚先生写文章是举重若轻。既然罗孚先生文章有如此魅力，当我作文时，也忍不住想模仿那份轻松，那份如同行云流水的轻松，那份如同乘兴而去、兴尽而返的轻松。可每当模仿之际，总有力不从心之感，才恍悟罗孚先生的这份轻松难学，正如武功招数中的无招之境，非蕴藏过人功力超人智慧不可，戏用另一句话，这份轻松或許属于寻常人不能承受之轻松。

罗孚先生原名罗承勋，1921年出生于桂林“城中之城”明朝靖江王府的王城根下，1948年到香港，长期编《大公报》《新晚报》这两份香港著名的报纸。1982年到1993年，罗孚先生在北京居住。1993年，罗孚先生重返香港。

在《明报月刊》上，我曾读过一系列有关罗孚先生返港的文章，深知他十年离港的沧桑之情。此刻，面对他多姿多彩的著述和精致简约的贺卡，我不妨以此文表达一个故乡人对他的夏天的问候吧！

2014年，朱袭文先生告诉我，柳苏先生去世了。柳苏先生是5月去世的。这一年的5月，我正在主持广西师范大学新西南剧展的首演。新西南剧展纪念的是1944年在桂林举办的第一届西南剧展。如今我想，其实，新西南剧展也是纪念那个壮怀激烈的时代，纪念那个时代“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文化人。柳苏就是那个时代造就的文化人。

我把柳苏先生逝世的消息告诉了当时的广西师大文学院院长杨树喆先生，我建议文学院或者派人或者电报表示对柳苏先生的悼念和对其家属的慰问，因为文学院接受过柳苏先生的赠书，接受过柳苏先生的赠金，这笔赠金就是柳苏文学奖的本金。不知文学院是否有所表示。

2015年，我为刘硕良先生主编的《广西现代文化史》这部大书撰写文学创作专童，在《海外写作》一节中，我专门介绍了柳苏先生其人其文。《广西现代文化史》已于2016年8月正式出版，在此，我不吝篇幅，全文摘录其中有关柳苏先生的文字：

罗孚，原名罗承勋，1921年生于桂林，家住正阳门旁边，小学在王城里就读，中学读的是桂林中学，成绩优秀，家贫不能上大学，1941年，《大公报》桂林版创刊，在桂林招聘了5个外勤记者，其中有曾敏之，20岁的罗承勋亦是其中之一，他是由当时桂林著名的才子朱荫龙推荐的，最初在《大公报》负责资料工作。

关于罗承勋在《大公报》的情况，当时桂林版《大公报》总编辑徐铸成有一段回忆：

（罗承勋是朱荫龙的）得意门生，年龄最小，却最聪明，语文已有一定根底，也勤于做事。果然，我看他工作负责，且善于学习。他把资料室搞得井井有条，对编辑工作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举个例子，我的工作习惯，向例在下午休息后，即到编辑部翻阅各地报纸和新出的书刊，初步决定当晚打算写的社论。比如说，准备写斯大林格勒正在紧张进行的战役，就告诉他，最近看到哪些可供参考的资料。到晚上我9时左右上班时，他已把这些资料和有关剪报整整齐齐叠放在我桌边，不多不少，恰如我所希望要查的，每次都是如此。大约半年后，增出《大公晚报》，我鼓励他试写些稿子，不久就派他兼任副刊的助编，翌年升为正式编辑。

罗承勋的儿子罗海雷在《我的父亲罗孚》一书中，亦对罗孚初入《大公报》的情况有所叙述，其中有一段：

父亲还记得，徐铸成欣赏他的第一篇文字，是根据资料写的有关台湾的介绍。当年开罗宣言发表，台湾将要归还中国。他要父亲写点东西，介绍被日本霸占了几十年，我们不免有些陌生的失去的国土，父亲当时充满着激情，写了我们这《美丽岛》，把一篇可能枯燥的文字，写得充满了感情。徐用显著的地位以特栏的方式刊出。因此认为孺子可教，后来更把晚报副刊的担子也交给父亲挑了。

1944年9月，桂林进行“强迫疏散”，最后期限设定为9月14日，此日之后若还在桂林城停留将受到“军法从事”。桂林版《大公报》9月12日出版了最后一张之后宣布停刊，《大公报》员工徒步前往重庆。

到重庆后，罗承勋在负责《大公晚报》副刊《小公园》的同时，为宋云彬编辑的《民主周刊》写专栏文字，后结集为《太平人语》在沈阳出版，这是他的第一本书。

1948年，香港版《大公报》恢复，罗承勋成为恢复后的香港《大公报》第一批员工。这一年，在重庆已经成为中共同路人的罗孚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香港《大公报》不少人回到大陆，罗孚成为《大公报》当年唯一留在香港的中共党员。

1949年春天，香港《大公报》起义，成为左派报纸，接受新华社的领导，在香港继续出版发行。1950年10月，香港《大公报》子报《新晚报》创刊，罗承勋主管《新晚报》要闻和副刊。主持《新晚报》后，罗承勋以“罗孚”为名登记了身份证，从此罗孚成为他的名字。当年的《新晚报》阵容强大，有所谓“唐宋金粱”四大名家：唐就是笔名唐人、《金陵春梦》的作者严庆澍，宋是笔名宋乔、《侍卫官杂记》的作者周榆瑞，金是金庸，粱即粱羽生。罗孚成为粱羽生、金庸创作武侠小说的促成人。

1949年至1978年，罗孚在编报之余常有写作，结集出版的作品有《风雷集》、《西窗小品》、《繁花集》等。

1982年4月，罗孚因涉嫌间谍案羁留北京，一住11年。北京期间，他与许多文坛名宿交往，并以柳苏为笔名，写了大量散文随笔，结集出版的作品主要有《香港，香港》《香港文坛剪影》。

1993年，罗孚回到香港，笔耕不辍，结集出版的作品主要有《北京十年》、《燕山诗话》、《文苑缤纷》。

罗孚本职为报人，长期编辑名报副刊，为人随和，与许多文化人有笔墨之交，参与和知道大量文坛掌故。他长期从事统战工作，与统战高层有长期的联系，参与和了解许多内幕。加上他本人颇有风雅之好，喜爱收藏美术作品，知识丰富，才思敏捷，所有这些，决定了他的散文随笔具有不同寻常的价值。多年前，我曾写过一篇介绍罗孚的短文《慧眼罗孚妙手柳苏》，意思是作为编辑的罗孚推出了不少文坛名家名著，作为作家的柳苏（罗孚在北京居住时的笔名）文章写得漂亮。如今，此论似仍未过时，可以沿用。

比如，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有一部很重要的著作，周作人的《知堂回想录》，这部回忆录的作者和内容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都非常重要。罗孚的《回想（知堂回想录）》就专门回忆了《知堂回想录》的写作和刊出过程。文童告诉我们：

《知堂回想录》是周作人一生中最后的一部著作。1960年12月开始写作，1962年11月完成。这以后他虽然仍有写作，但作为完整的书，这却是最后的也是他晚年著作中最重要的一部。

書是曹聚仁建议他写的。当时我们都在香港工作，有一次曹聚仁谈起他这个想法，我是说这是个好主意，可以在香港《新晚报》的副刊上连载。曹聚仁于是写信给周作人。在周作人看来，这是《新晚报》向他拉稿，尽管也可以这样说，但说得准确些，拉稿的其实是曹聚仁，因为立意和写作的都是他。

短短两段文字，把《知堂回想录》的来龙交代得清清楚楚。稿子约来之后，又有许多周折，还有许多故事，罗孚在文章中都做了交代，这里无法一一道来，但由此我们就可以推想罗孚这篇文章的价值了。

长期编副刊的罗孚有“香港文学界的伯乐”的称号。当年正是他催生了粱羽生和金庸的新派武侠小说，到北京后，他曾经写过一篇《你一定要看董桥》。文章洋洋数千言，重点写董桥文风之“野”。文章末尾有一段：

我想起董酒。这名酒初出大行其道，在香港还是稀罕之物时，我从内地带了一瓶回去，特别邀集了几位朋友共赏，主宾就是董桥，不为别的，就为了这酒和他同姓，他可以指点着说：“此是吾家物。”在我看来，董文如董酒，应该是名产。董酒是遵义的名产，董文是香港的名产——确切些说应该是香港的名产，它至今在产地还没有得到相应的知名度。

此文出，大陆读者始知香港文坛有一文章高手董桥。于是，董桥名满大陆文坛，读董桥成为大陆坊间一时风习，罗孚亦被视作“董桥风靡大陆的推手”，由此可见罗孚文章的魅力。

2004年，罗孚写《忆孙毓棠和几位老师》，回忆他在桂林中学读书时的几位老师，其中重点写到孙毓棠：

我们的老师，也有真正的大作家，那就是“宝马”诗人孙毓棠。他本来是清华大学历史系的教授，对汉史很有研究。但他爱写新体诗，出了一本诗集《海盗船》，使他诗名大振的更是长篇历史叙事诗《宝马》。宝马又称天马，是汉朝西域大宛国的一种骏马，据说日行千里，其快如飞，汗从前肩膊出，颜色红得像血，称为汗血马，将军李广利灭了大宛国，斩了大宛王的首级，把汗血马献给汉武帝，还作了一首《西极天马之歌》。《宝马》就是写李广利如何远征西域，夺得汗血马的故事。诗长五六百行，是中国前所未有的长篇史诗。

孙毓棠在桂中教的是历史，但我没有上过他的课，只是见他在校园中来去匆匆，风度翩翩，很令人仰慕。

他虽然没有教过我，我却总是记得他，因为他在桂林城中的下榻之处，是我姐夫的住所。那是大姐夫妇所买下的房子，楼上有空，就租了给他，位置在王城边上的中华路。虽是木楼，但在当时已是不错的房子了。

孙毓棠夫妇住在那里。他的夫人是一位名演员。舞台上演的是曹禺《日出》中的陈白露。她名叫封禾子，后来改名为封凤子。人们就叫她凤子。她是复旦大学的校花，不知在哪里当上了孙毓棠导演的《日出》的主角。两人因舞台结缘而结为夫妇。原来孙毓棠不仅是学者、诗人，还是一位戏剧家——导演。

这段叙述或许有点小疵，孙毓棠不是导演，而是演员，曾与凤子同台演出。但小疵不足以损大器，不影响这是一篇好文章。读《忆孙毓棠和几位老师》，不仅能让我们了解许多抗战桂林文化城的情况，而且，也能体会到年逾八十的罗孚先生的乡情。

现代文学史家陈子善曾如此评价罗孚的《北京十年》：“罗先生交游广阔，《北京十年》中记录最多最吸引人的就是他与文壇前辈的往来，包括访谈、聚会、酬酢和唱和等等。他写夏衍、聂绀弩、常任侠、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吴祖光新凤霞夫妇、黄苗子郁风夫妇、丁聪沈峻夫妇、楼适夷、舒芜、范用、萧乾、周而复、启功、黄永玉等，哪怕只有聊聊数笔，都是栩栩如生，音容笑貌呼之欲出。这些文坛前辈八十年代思想、情感、个性、言谈，乃至种种有趣的细节，通过他的妙笔得到了相当程度的保存，很有研究价值。”

这样的评价，放在罗孚其他的文字，也是合适的。

在柳苏先生去世之前，朱袭文先生曾引荐我与柳苏先生的小儿子罗海雷认识。罗海雷桂林之行的一个目的是想看看柳苏先生给广西师大赠送的藏书情况如何。20世纪90年代，我多次在中文系资料室阅览这批藏书。后来，中文系资料室的藏书全部并入广西师大图书馆。为此，我又专门到广西师大图书馆的书库里，找到了柳苏先生这批藏书。在桂林台联酒店，我请海雷先生共进早茶。席间，海雷先生讲述了不少柳苏先生的珍闻、秘闻，还赠送我他撰写的长达数十万字的《我的父亲罗孚》一书。

通过与海雷先生的交谈和阅读海雷先生的书，我才推导出一个事情，即柳苏先生从北京回到香港后，已经没有了稳定的收入，他是凭稿费和变卖收藏的书画的收入安度晚年。而他在广西师大中文系创办的柳苏文学奖，资金来自他的稿费收入。

我想说的是，20世纪90年代的罗孚先生并不富有，但他仍然以其有限的收入，为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设立了柳苏文学奖。这里真要用上一句：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在这里，我使用山高水长，还有一层含义，就是希望广西师范大学的柳苏文学奖，要像南岭一样高，像桂江一样长，代代相传不断绝。鉴于柳苏先生长期从事报纸副刊，在此领域获得很大成就，柳苏文学奖可以定向颁给广西师大文学院新闻传播类本科专业文学创作成绩优秀的学生。

最后，我想对柳苏先生的几个名字略作说明。柳苏先生本名罗承勋，在《大公报》期间，得了个罗斯福的外号，到香港后他索性改名罗孚，1980年代在北京为《读书》开专栏，又用柳苏作笔名。如果说罗孚这个名字来自美国总统罗斯福，那么，柳苏这个笔名则来自中国唐代的柳宗元和宋代的苏东坡，想来应该是特别欣赏柳宗元与苏东坡文章的缘故。写到这里我又想起，柳苏是桂林人，而柳宗元和苏东坡当年都曾经流寓广西，其人格风格对八桂人文有所濡染，这是否也是柳苏文童的人文基因呢？那么，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柳苏文学奖的代代相传，是否也意味着柳宗元、苏东坡、柳苏人格文风的代代相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