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玲

1915年6月12日，大卫·洛克菲勒作为全球首位亿万富翁约翰·洛克菲勒的孙子呱呱落地，出生在当时纽约横跨3个街区的最大私人住宅，成为这个以财富、权势和慈善而举世闻名的显赫家族中的一员。100年后，大卫在相同的地方举行了自己盛大隆重的百岁寿宴，其出生地已在其母亲的帮助下华丽变身为美国著名的现代艺术博物馆。2017年3月20日，作为世界上最长寿的亿万富豪，大卫·洛克菲勒在家中于睡眠中辞世。

在大卫漫长而丰富的一生中，他有一位伴随他生活了57年的妻子，两人共育有6名子女。银行家和慈善家是他的两个主要身份标签，拥有数以亿计的美元财富和艺术收藏，以及遍布全球不同领域的慈善事业。有生之年他的航程累计相当于环绕地球200圈，在大通银行工作的35年间，他走访过103个国家，99岁的时候成功移植第六颗别人的心脏，他还打破爷爷遗训，2002年出版了唯一一部洛氏家族的自传——《洛克菲勒回忆录》，结尾处写道“这真是惬意的一生”。

石油-银行：聚财有道

大卫在出生的那一刻就拥有多项超高水准的“人生标配”，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财富，这为他“惬意的一生”奠定了雄厚基础。这源于家族的缔造者——“心智超群和事业心超强”的约翰·洛克菲勒。1864年，24岁的约翰·洛克菲勒用辛苦积攒的4000美元建成首家炼油厂，30岁组建美孚石油公司，40岁时控制全美95%的石油产出。时任美国第30任总统柯立芝宣称：“美国是一个搞实业的国家，需要一个为实业界服务的政府！建一个工厂就是盖一座圣殿，进工厂工作就是在那里做礼拜！”约翰用实际行动将这一口号发挥到极致，疯狂的垄断不仅破坏了市场公平，成为自由市场的障碍，由此引发的兄弟反目、家庭失和、政府制裁、国民争议，至今仍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约翰·洛克菲勒只有小洛克菲勒一个儿子，大卫则是小洛克菲勒的小儿子。和他的祖父不同，大卫并未专注于石油行业，而是凭借个人兴趣选择金融业;与此同时，他又积极投入洛氏家族所热衷的慈善业。

大卫早年在哈佛大学师从经济学家熊彼特钻研经济，1945年进入曼哈顿银行，10年后有16亿美元资产的曼哈顿银行吸收了有60亿美元资产的大通银行，新成立的大通曼哈顿银行（简称大通银行）成为全美最大的银行。在新成立的机构中，大卫担任副总经理的职务，并主管银行的发展部。46岁时，大卫成为大通银行的董事长。当时，纽约法律限制银行的经营地域范围，大通银行只能在纽约开展业务。但大卫借助家族关系，最终在1960年打破这一法律限制，将业务拓展至外州。他的野心也不仅限于美国，他积极进行海外拓展，曾推动大通银行成为进入中国、苏联、埃及等地区的首家美国银行。截至1976年，大通银行的海外利润已经占到该行运营利润的80%。曾任美国商务部长的皮特·皮特森说：“大卫能突破他所在时代以及美国业务的局限，让大通真正成为一家全球性的金融机构。”

尽管大卫积极拓展海外业务的做法引来质疑，有许多人认为这些外部活动与银行职责有冲突，大卫却不以为然，在其自传中指出“这些活动不仅转化为银行财务收入，而且有利于让该行在世界各地建立声望”。在大卫担任大通银行董事长期间，该行的资产从48亿美元上涨至762亿美元，并一度成为全球第三大银行。

大卫晚年的一个重要举措是保护洛克菲勒家族在纽约市的影响力，一定程度上起到维持和增进美国全球影响力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日本人收购大部分洛克菲勒中心的所有权，引发美国种种议论。而大卫晚年时重新组织团队购回45%的所有权，该举动不但重振洛氏家族声望，也赚得巨额利润。曾任大通银行主席的约翰·麦克洛伊评价大卫说：“他不会作为一个伟大的银行家而名垂青史，他将作为一个真正有个性、为社会做出杰出贡献且忠诚的人载入史册。”

慈善基金：散財有方

约翰·洛克菲勒通过建立洛克菲勒慈善基金可谓散财有方，该基金会自1913年成立起，就对美国以及整个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甚至成为很多学科研究的经典案例。在约翰·洛克菲勒1918年写给儿子小洛克菲勒的信中则这样说：“我坚信上帝奖罚分明，我的钱是上帝赐予。而我所以能一直财源滚滚，犹如天助，这是因为上帝知道我会把钱返回给社会，造福我的同胞。”

大卫的父亲小洛克菲勒是基金会的第一届主席，基金会宗旨最初只有一句话——“促进全人类的安康”。之后随着社会的变迁，为积极响应当今世界各个领域的重大问题，虽措辞上有所变化，但基本精神仍保持原状。100多年来，洛克菲勒慈善基金在全球各地各个行业和领域开展了大量的慈善事业。近年来，随着气候变化问题在国内外升温，基金会在2010年参与加州在交通领域实施的减排倡议;2012年，支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工作，向政府媒体公众阐明了女性在解决气候变化方面的角色。

洛克菲勒家族的慈善哲学影响了一代美国富人阶层。受家庭的影响，大卫也早早开启慈善事业。大卫给美国富豪盖茨、巴菲特等人提供了私密讨论慈善问题的场所，在后续的一系列由他组织的闭门晚宴活动中，“捐赠誓言”诞生，即倡导全球富豪在生前或死后，捐出至少一半身家，其影响已经在当下美国很多地方得到体现。

大卫对家族相关慈善项目的捐赠十分慷慨大方：2005年，大卫向现代艺术博物馆和洛克菲勒大学分别捐助1亿美元;同年又向母校哈佛大学捐赠1000万美元;2008年，大卫再向母校捐出1000万美元……类似情况在他的一生中非常普遍。

生于纽约的大卫对这座城市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曾谢绝包括美国财政部长在内的多个政府职务，却长期担任年薪1美元的纽约市政府顾问，在涉及纽约发展的很多事情上都是亲力亲为、随叫随到。前纽约市长彭博曾说：“大卫·洛克菲勒对纽约市的贡献无人能及。”

协和医院：受益者众

洛克菲勒家族不仅在美国近现代历史，而且在中美外交整个历史卷轴中，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20世纪前半期的一大创举就是建立协和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中国成为从该基金会中获得资金仅次于美国本土的受捐方。1916～1947年间，该基金会用于创建、维持和发展协和的拨款总额为4465万美元。

巨额数字背后的故事也令人感慨，他们为开展“协和项目”反复召开高规格讨论会，几次三番远涉重洋来华实地调研，其认真专注的程度、持之以恒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至今透过文献给人温暖和力量。例如，为更好了解中国国情及所需，1932年基金会负责人之一冈恩再访中国，在华居留15个月，完成97页的调查报告，提出：“基金会今后对华任何计划都应该根据中国人民的急切需求而设……协和医学院只是在您本人（洛克菲勒）的范围显得重要，就全国来说却只是极有限的功效。”

更引人深思的则体现在很多细节上。例如，为保证生源质量，基金会决定协和的学生在正式入学前需先读三年预科，这一要求比同时期的美国还多一年，并且范围也广，协和的医学预科生必须用三年的工夫坐在燕京大学的课堂里听梁启雄讲《史记》，听聂崇岐讲《中国通史》，听沈乃璋讲《普通心理学》，听赵承信讲《社会学基础》……协和如此注重人文科学，源于这样的认知：培养一个好医生，首先要培养一个“完整的人”，而人文科学正是起到了这样的作用。严苛的高标准教育最终使协和成为中国最早、最现代化的医学院和医院。培养了如林巧稚、吴阶平、诸福堂等一批顶尖名医，为日后中国医学发展提供了种子和骨干，科研方面亦成绩斐然。这一时期，协和成为亚洲医学和研讨方法的最高标准，对日本和印度的高等医学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最重要的一点是，它使中国的西医从高起点出发，而不是跟着一些单以治病为目的的教会医院缓慢前进。

1972年尼克松访华打开中美关系大门后，大卫次年6月就来到北京拜会周恩来总理和其他中国官员。此后15年间，大卫先后5次来到中国。除了第一次面见周恩来之外，他还两次与邓小平会面。1995年，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赴纽约出席联合国成立50周年特别纪念会议，期间也曾与大卫和基辛格会面。

宗教信仰：心灵结构

信仰在形塑人类心灵结构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深远影响，信仰不同则心灵结构不同，这种心灵结构进而影响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最终完成对命运的安排。洛克菲勒这一庞大家族虽然共享一姓，但相互之间差异巨大，各色人等一应俱全。不过有个突出现象，即幾乎所有在洛氏家族中发挥重要影响的人物，都具有深厚的基督教信仰背景，大卫也不例外。基督教信仰为他们的聚财之道和散财有方提供强有力的闭环式合法性解释，也有人说这是他们保持“富到六代仍未衰”的精神性根源。

因担心墓地被毁，大卫爷爷的棺木被放在一座炸药无法炸开的墓穴中，上面还铺着厚石板。这一点足以让我们深深好奇，长眠于此的老人，他一生的爱和怕是什么？尽管存有争议，但约翰·洛克菲勒自称是虔诚的基督徒，他的一生就是马克思·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对基督教经济伦理观的经典脚注。约翰·洛克菲勒所处的时代正值美国“第二次大觉醒”时期，原生家庭施加于他的影响之一来自虔诚的基督徒母亲，他个人自小恪守《圣经》要求的十一奉献，在世俗生活层面严于律己到让人吃惊的程度，自称对上帝拥有坚定的信仰。大卫所处的时代与爷爷的时代差异甚大，他一生所做的事情也与其父、其祖父略有不同。如今他也辞世而去，那么，按照他们所信所求的，大卫究竟能否进得天堂呢？

《圣经》有言：富人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这既体现神对穷人的鼓励，也看出神对富人的同情。因为财富就是有这样的魔力，不仅能让人甘愿为之受奴役，而且还使人变形为守财奴。大卫虽度过了自己“惬意的一生”，但死后魂安何处，这一点在美国大有争论，的确也值得深思。

【责任编辑】王 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