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桀的小说《麦仁磨快的刀子》的出现，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重要文本。

有些事不细究看不出问题，一细究，问题就出来了。比如，我们谈以法治国已经多年，为何没有法治小说的提法？1954年就制定了《宪法》，但由于建国后一系列政治运动及其他复杂的历史因素，以法治国并没有成为治国方略。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以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以法治国成为治国方略。从1997年到现在，以法治国谈了将近20年，而文学几无呼应。在文学领域，文革结束，改革开放以来，有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先锋文学、现代派、财经小说、美女写作、官场小说、校园文学、青春文学，以及科幻、玄幻、穿越、志怪、盗墓、修真，名目繁多，洋洋大观，可为什么独独缺少法治小说？1991年陈源斌的《万家诉讼》当然是开先河之作，但这仅是孤例。当年，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电影《秋菊打官司》还引起了法学界的热烈讨论，苏力、冯象、江帆、凌斌、赵晓力等专家学者的相关讨论，使这部电影成为在中国讨论“法律与社会”的一个经典文本，可见全社会对于法治文艺的饥渴与期盼之强烈。我做编辑近十年来，这个感觉越来越突出，无论是公开发表之作，还是自然来稿，绝少此类写作。近几年来，有关法治的叙述渐增，但大部分都是零星涉及。2008年，美籍华人作家袁劲梅的小说《罗坎村》呈现了关于美国陪审团制度的描述，这使我对陪审团制度产生了兴趣。后来在托尔斯泰的《复活》中又一次见识了这一重要的法治制度，托尔斯泰没有颂扬沙皇的法治公平，而是讽刺了陪审团制度的虚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