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国于2016年2月撤销了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但历经波折的职业化足球市场现状仍不容乐观，长期的行政垄断对俱乐部、投资商、球员和球迷造成的危害甚大。本文试图从经济学角度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希望可以通过科学合理机制为中国足球职业化的提供建议。

【关键词】经济 制度 足球职业化 市场

一、我国足球管理现状及分析

（一）机构重叠，效率不高

首先，我国足协同多数国家一样依据国际足联规定，在民政部门注册，成为民间组织并接受监督与管理，主要应对国际足联及亚足联相关事宜；另一方面，国家体育总局下设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又承担了对中国足球的主要统筹管理，对足协具有管理职能[1]。（该机构是一个具有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首先具有行政权力，其次具备事业管理权力；第三具有行业管理权利；最后，面对市场拥有经营分布权利，至2016年2月已撤銷，中国足协将以社团法人的身份对中国足球各项事务进行监督、管理）

因此，足协与足球管理中心两者间出现了分工不明确，机构重叠的现象，代表政府行使职能的足球管理中心与所谓“社会组织”的足协根本上就是一套人员，管办没有明确分离，足球管理机构演变成政社企三元一体的产物.

（二）监管不力，滋生腐败

一方面，足球主管部门长期缺乏监管制度，对下级长期放纵，导致职业联赛的运作从根本上缺乏了外部的、有效的监督监管；另一方面，对法制的轻视始终是中国足球发展的主要弊端。由于足协的职权限制，以及足球方面的司法真空，导致各方权利放纵，引起各种腐败甚至更为恶劣的犯罪行为。2009年4月，前足管中心主任南勇在接受审判时承认其利用职务之便为某些俱乐部谋求利益，并收取他人所赠各种物品及人民币，价值共计148万元之多。

（三）市场失灵

市场是使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的一种途径，如果市场出现了公共物品供给不足，外部负效应、信息不对称、垄断等现象后，市场将丧失对资源有效配置的能力，这时市场就失灵了。中国足球市场失灵主要有三个方面构成：

1.职业足球联赛具有不完全竞争市场属性。受足球竞赛的特殊性制约，在制定足球市场运转制度时，考虑到职业联赛的可操作性，高欣赏性及球员体能等因素，各级别赛事的球队参赛数量必须严格控制。提供服务的主体数量少必将引起一定的垄断性，造成了足球市场的不完全竞争性。中超联赛规定的16支球队必将造成中国足球的垄断，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部分俱乐部不惜铤而走险，通过赌球、操纵比赛等手段控制足球市场，导致足球市场的资源配置无法进行最优配置，低效率运转成为必然结果。

2.信息非对称性。足球之所以成为世界第一运动，缘由它在比赛中所迸发的观赏性极其结果的偶然性。因此，如果有黑手对比赛进行操作，或是比赛双方为追求某种利益而互相达成共识，这些信息将是隐蔽的，球迷和球员负责监管足球公正性的政府职能部门是无法得知的，这就导致了市场信息公开与监管部门和球迷所需信息是非对称的。

3.负外部性。一方面，市场失灵引起足球市场的退化，导致了与职业联赛相关的俱乐部、球员利益蒙受损失。另一方面，竞赛环境是否公正、联赛运作成熟度、国家队成绩好坏都将对我国足球市场带来一定影响。此外，由于中超联赛利益分配不均衡，俱乐部投入与回报的反比模式严重影响了俱乐部之间公平竞争的积极性，而中国足球的监管不力使受损者与违规者的协商转化为受损者与中国足协的协商，因为交易费用高，要获得补偿就要向中国足协寻租，这使得负外部性愈演愈烈[2]。

二、我国足球管理现状成因分析

（一）新制度经济学对中国足球监管制下利益冲突的分析

中国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作为国家体育总局的事业单位又是中国足球协会的常设办事机构[3]。因此，中国足球的监管制度一直由政府机关单方设计，缺乏被管理者的参与和推动，这与发达足球国家的情况截然相反。所以，中国足球监管制度的演进是政府主导下的强制性变迁。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之一制度变迁理论认为：强制性变迁虽然可以短时间的快速推进制度改革，但因为它是人造的制度而非科学演进的制度，所以必定将面临决策有限理性、不同群体利益冲突等挑战。

1.对于中国足球来说。高质量的职业联赛与国家队比赛会营造良好的足球发展环境，进而带动足球产业、球迷群体、青少年足球建设等，这些发展是无法在短期内实现的，所以，中国足球的利益就在于长期稳定发展职业联赛与国家队。

2.对于中国足协而言。足管中心与足协的重叠导致中国足协的领导层都是政府官员。而他们的利益在于在职期间的政治绩效。由于体制缘故，政府官员的任期具有短期性，所以，足协领导者要想在短期内作出成绩，就不能把希望寄托于职业联赛的长期发展，这迫使他们将目标放在了国家队的发展上（解释了足协为何频频更换国家队主教练）。因此足协的利益在于短期提升国家队成绩。

因此，在中国足球与中国足协官员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利益的冲突造就了足协官员与中国足球之间的利益博弃。这种利益博弃使得足协官员在面对自身与中国足球的利益冲突时，往往会做出有利于自身利益的选择，而不惜偏离甚至损害中国足球的利

（二）足协官员腐败的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将腐败的产生归结为以下三方面：一是拥有可以任意使用的权力，这是腐败产生的基础条件；二是经济租金的存在，这是腐败产生的直接条件；三是制度的贫乏无力，这是腐败产生的必要条件。

1.腐败产生的基础条件。中国足协的双重身份（国家事业单位、民间组织）使中国足球协会集经营者、管理者、监管者多角色于一身，权利的高度集中为足协提供了任意使用的便利，为腐败的产生提供了基础条件。

2.腐败产生的必要条件。内部监管：国家体育总局对中国足协实施监管，但作为体育总局的隶属单位，中国足协的官员又由体育总局任命。因此，体育总局对足协的监管犹如掩耳盗铃。外部监管：中国足球的问题从外部而言应由民间组织通过司法介入，但拥有民间组织身份的中国足协又使中国足球的问题通过行业内部解决。

因此，中国足协内部及外部都缺乏必要监管，造成了监管制度的贫乏无力，进而为腐败的产生提供了必要条件

3.腐败产生的直接条件。随着足球影响力在全球范围内的变大，中国足球市场也涌入了大量资本，这位中国足球市场提供了丰厚的经济租金。经济租金的存在则为腐败的产生提供了直接条件。

（三）产权关系不明确

产权实际是把经济所有制中的各种关系以法律的形式表现出来，主要针对对象是财产的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4]。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权有三个属性，分别是：可分离性、经济实体性及独立流动性。

在我国的足球市场中，产权主要体现在两个主体上：

1.俱乐部产权关系。我国足球俱乐部的产权由企业独有和政府企业共同投资构成。俱乐部依据相关规定成立公司，之后由公司董事会负责总经理任命，总经理对俱乐部事务全权管理。但在我国足球市场中，众多俱乐部隶属于总公司的子企业，总公司掌控产权并确立多方投资人产权地位，造成一家总公司拥有两个俱乐部的现象，导致市场混乱。而这种现象尤以政府、企业共同投资的俱乐部较为严重。此类俱乐部多数不以足球发展为目的，其意图只是在于争取土地、税收等优惠政策，由于政府投资，政府担任了管理者和投资者的双重角色，在市场运作过程中，俱乐部由于受到政府部门干扰而无法独立运作。

2.联赛产权关系。由于足协以大股东的身份对中超公司实施掌控、事实上已经掌握了中超联赛的经营权和所有权，将经营权和管理权集于一身，造成了中超联赛中许多事宜必须由足协决定的局面，而身为中超投资人的许多企业对此却无能为力。

四、对策

（一）完善足球法律体系，加强行政执法监督

彻底分割足协与足管中心职能，明确两个机构的各自分工。足管中心主要负责对足球市场（主要包括足协、俱乐部、球员三元主体之间的行为）的行政监督及发展政策，确保各级赛事拥有一个阳光赛场，为中国足球的发展创造一个公正、健康的环境。至于具体详细的联赛业务，应由足协及各家俱乐部负责执行操作，足管中心不需要更不应该对其横加干预，以便造成政府失灵的后果。

（二）改革联赛管理体制

足协最高權利机构必须由足协代表、联赛中各俱乐部代表及足球专业学者构成。足协主要负责协调联赛、俱乐部、足管中心之间的行为，具体表现：向足管中心及时反馈联赛、俱乐部的意见，根据各俱乐部实际情况制定赛程、转播权归属、监督转播及广告收入分配等业务；同时，足协还要担负各级国家队的组建及教练选拔事宜。足协应完善管理制度，实行财务公开，人员公开招聘，实行竞争上岗、社会监督制度[5]。

（三）对职业联赛立法，规范足协和足管中心的职权

对联赛进行立法，保证足管中心、国家体委等政府部对假球、赌球等违法行为的治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参考文献

[1]耿家先.中外职业足球管理体制比较研究[D].河南师范大学，2011：21-22.

[2]陈萍.新制度经济学视野下的中国足球监管制度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2013：22-23.

[3]百度百科.中国足球运动管理[DB/OL].http：//baike.baidu.com /link？url=_wEHaj6Q2j5xHpaNTrVVHOwQHi-3QrO8LWR7xeSMr1 -M4eAQWA26Gf0svO8z5HmQSZV5NUQO94T6yPFy-yn7la.

[4]王海传，岳丽艳.所有权、产权与人的发展——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的差别[J].山东社会科学，2011（12）.

[5]陈云生.中国足球假球黑哨问题的法律研究[J].运动精品（学术版），2011（6）.

作者简介：杜凯（1987-），男，汉族，河南鹤壁人，任职于郑州财税金融职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