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超

曾经的仇和，因“仇和新政”而备受关注。但在云南政协原副主席杨维骏的持续举报下，最终因城市土建腐败问题而被查处。伴随着一审判决的落定以及仇和的负罪服法，所有关于仇和的讨论暂时告一段落。

当下，我们所要关心的是：究竟是什么样的个性以及官场生态造就了今天的仇和。

铁腕政治、风格强硬，是仇和的鲜明特性。在担任沭阳县委书记期间，他曾强令全县干部上街打扫卫生；在宿迁任职期间，他坚持将公立医院、学校、幼儿园一卖到底；尔后，在云南，“瞌睡门”事件让仇和再一次走向众人瞩目的前台，“铁腕治吏”一时备受关注。仇和强硬的风格，虽然推动了改革在短期内取得效果，但背后受损的不仅包括当地民众，也波及治下官员。铁腕之下的个性，是极有可能创造权力任性的条件。仇和无视民主的专断与铁腕，在特定时期，也许啃掉了改革中的硬骨头，但一言堂下不仅难对改革负责，而且极可能暗地里构建个人利益输送的渠道。仇和的落马，印证了上述道理。通过法院判决可以看到，仇和在担任中共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云南省委副书记期间，曾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及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在项目推进、银行贷款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索取刘卫高等13人财物。当改革与个人的利益相勾连，那么被人们所推崇的官员个性、铁腕政治，其局限性展露无疑。

任性的背后，是权力的肆无忌惮。在缺乏制度约束条件下，官员“任性”地展现自己的个性，使得党和人民给予的权力失之监管。在这种背景下，一手遮天的“威风”和因此形成的“政绩”，或许可以一时获得“赞誉”，但它对社会法治和社会和谐造成的伤害终将被人民发现，此类官员的落马也是迟早的事。

除了个性因素之外，仇和的任性、落马与当前的官场生态也密不可分。官场中，政策的贯彻推行，如果仅仅依靠一把手的权威，可能还不够。像仇和这样的明星官员在推动改革的过程中，必然会触及当地官员乃至利益集团的利益，自然会引发别人的反对。为了让改革进行下去，仇和自然倾向于用自己人。用自己人，就得给好处。别人在关键时刻帮了你，就得给人家回馈，那很可能就涉及非法利益的输送。一旦上下级利益、官商利益捆绑在了一起，那么即使对仇和有所不满，无论是官员还是民众往往敢怒不敢言，这无形当中纵容了仇和的肆意妄为，助推了权力的任性。

仇和虽然倒了，但是在落马之前，他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现行背景下，铁腕确实能立竿见影地做一些事情。铁腕治史似乎也可以扫荡官场拖沓之风，赢得百姓的认可。相较于那些碌碌无为的庸吏，像仇和那样的个性张扬、敢于做事的官员有可取之处，但一旦任性妄为，就像脱缰之马，迟早跑偏。

如何治理“能吏任性”这种现象，我们又当如何降低它对社会以及民众所造成的损害呢？要解决这个问题，核心是要避免改革与个人利益的勾连。中国的改革是有边界的，即不能逾越制度与法律的底线，改革者不能“任性”和无限扩张自身权力。改革当然要开拓创新、敢闯敢干，但官员并不可以假借“改革”之名，做违法乱纪的事情，凌驾在法律规范之上，使法治成为一句空话。人治前面是陷阱，法治才是最终的出路。十八大以来，依法治国被提到新的高度。将权力关进笼子，权力不得任性，已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加强对地方政府一把手的监督，认真執行民主集中制，健全施政行为公开制度，保证领导干部做到位高不擅权、权重不谋私，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仇和式”案例的重演。

仇和任性的背后，是个性使然，也有必然。地方官员锐意进取、勇于开拓是好事情，但是只注重结果，忽视程序的规范与公平正义，最终会导致改革走样、民众利益受损。仇和的例子也从侧面说明，寄希望于官员内心的道德觉醒和自我约束，恐怕最终又会走上监督缺失与权力膨胀的老路子。任性的权力、任性的官员在突破法治框架之时，各种心怀鬼胎的“围猎者”就会乘虚而入，利益输送、权力寻租不可避免，这一切终将那些所谓的“能吏”推向犯罪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