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官新华

2015年3月15日是个特殊的日子。这一天上午，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闭幕。会后，一年一度的记者“围观”总理的大戏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上演。主席台上，总理妙语连珠。然而，主席台下，今日的主角不是抢了西班牙记者话筒的奥地利记者，也不是拦着让总理“返场”的香港卫视记者，而是散会后被公布“正接受调查”的仇和。

这一天上午10点多，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结束后，仇和坐车回到了云南代表团的驻地，北京真武庙附近的中国职工之家饭店。刚下车，仇和即被中纪委的办案人员直接带走。12点55分，中纪委监察部网站上发布消息称，仇和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组织调查。这条爆炸性的消息立刻吸引了公众视线，仇和落马了。

曾高调亮相在公众视野中的仇和，以同样“高调”的方式落幕。

2015年7月31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纪委对仇和严重违纪问题进行立案审查。同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决定，依法对仇和以涉嫌受贿罪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

2016年6月3日，仇和涉嫌受贿一案，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由贵州省人民检察院侦查终结后，移送贵阳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仇和新政”

在江苏省宿迁市中心，最醒目的当属那座“霸王举鼎”雕像。这里有一条项王路，还有一条楚街。所有这些都在告诉人们：虽然建市时间不长，但宿迁绝不缺少历史底蕴——这里是“西楚霸王”项羽的故乡。人们把项羽自信积极、敢说敢做、英勇善战的性格，赋予了宿迁这座城市。仇和1957年1月出生于江苏省滨海县，滨海县属盐城市所辖县之一，因东濒黄海而得名。滨海县是中国著名的何首乌之乡，优质粮棉生产基地县，林业生产大县，草柳编织大县，也是中国著名的书画之乡。

仇和出生在滨海县一户普通的农户家庭，兄弟姐妹共八人。因为家境贫困，他养成了吃苦耐劳、好学上进的性格。从农村考进城里读书，随后又参加工作，仇和处处显示出聪明过人。1978年全国恢复高考，仇和以优异成绩考入南京农业学院植物保护学系，经过四年的深造，仇和圆满地完成了学业，成为我国第一批植物保护专业的本科毕业生。1982年大学毕业后，仇和被分配到江苏省农业科学院植保研究所，当上了一名科研人员。工作中，仇和每天早来晚走，积极主动，领导和同事们无不对这个聪明能干、讨人喜欢的小伙子竖起大拇指。很快，仇和被提拔为江苏省科委农村科技处副处长、处长。1996年，原本隶属于淮阴市的宿迁县被撤县组建地级市，在农科院和科委摸爬滚打了十余年的仇和，终于有机会实现人生的跨越，他被从科委直接派遣到宿迁市筹建领导小组。

同年，仇和被提升为副厅级的宿迁市副市长。不久后，时任宿迁市副市长的仇和被派到辖下的沭阳县兼任县委书记。当时宿迁下辖沭阳、泗阳、泗洪三县，数沭阳最穷。1997年以前，沭阳经济排全省倒数第一。全县38个乡镇里有8个是省级贫困乡镇。全县工商业普遍处于停产和半停产状态。基础设施薄弱，断路、缺水、少电是家常便饭。县城面积仅有6平方公里，还包括无数露天大垃圾堆。当时，苏北号称江苏的“经济洼地”，新成立的宿迁则是“洼地中的洼地”。

但命运把这样一个地方交到了仇和手里。这里是仇和第一次当一把手的地区，也是仇和施展其改革抱负的第一站。他来到这里后，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仇和在沭阳县委书记任上做的第一件事是强令全县干部上街打扫卫生，这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上任当晚，仇和夜巡城区，结果在路边4次踩到大便。一位老干部拉着仇和的手，指着院子旁堆积如山的垃圾甚至哭起来：“这还像人住的地方吗？”结果，全县5000多名机关干部被仇和勒令充当“清洁工”，两周之后，环境有了明显改观。但议论随之而来，说他“不抓工，不抓商，只抓四面光”。

在沭阳，仇和做了几件大事：修路、种树、推广城镇化和发展工业园区。

道路在当时落后的沭阳来讲是瓶颈性问题，当时沭阳全县黑色路面只有五六十公里。仇和要求每个财政供养人员扣除工资总额10%，每个农民出8个义务工，组成修路队，甚至离退休人员的工资，也被扣除10%用作交通建设。在仇和的主导下，沭阳公路建设飞速发展。包括黑色路面、砂石路在内的公路总里程已经达到2200余公里，是三年前的几十倍。

仇和倡导种树。起初，很多农民反对，理由是先解决口粮问题。但实践证明，沭阳的种树计划，为之后沭阳木材工厂的发展做了很好的铺垫，使林木发展成为整个沭阳经济的重要抓手。在城镇化和工业园的发展之中，最大的问题是拆迁引发的矛盾。当地顺口溜说：“仇和望一望，拆到南关荡，仇和手一挥，拆到沂河堆。”“拆了你别哭，没拆你别笑，那是仇和没看到”……很多拆迁户意见很大。但事实上，推广城镇化和工业园区成为发展沭阳经济的重要增长点。

在很多人眼中，仇和这个官有点“特别”。一位中年妇女跨护栏过马路，仇和刚好经过，掉过车头就追。妇女吓得撒腿就跑，结果一直追得这位妇女躲进了厕所。仇和掏出手机叫来女同志尤其林，“叫她出来，我就是要让她印象深刻，以后再不敢翻护栏。”

类似的管理手段虽然强硬，却让沭阳人改变了不少。三年过去了，沭阳的经济上去了。2000年4月，江苏省和宿迁市的专家们联合对沭阳1997年以来的发展情况进行了调研，得出“沭阳三年前似乎没有指望，三年中谱写了五大篇章，三年后发展大有希望”的结论。

《焦点访谈》三次质疑宿迁的教改医改

2000年12月，仇和离开沭阳，回到宿迁担任市委副书记、副市长。2001年2月任市长，8月又升任市委书记。直到2006年1月调到省里，他在这里干了5年多时间。

在宿迁，仇和的铁腕更多得体现在他的政策上。仇和在宿迁最具争议的举措，是卖掉了公立医院、学校、幼儿园。仇和的改革方向，从一开始的出售国有单位的门面房，到所有国企改制“能卖不股、能股不租、以卖为主”，再到拍卖乡镇卫生院、医院，再到出售学校，可谓“一卖到底”。他甚至说过：“宿迁515万人民所居住的855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只要可以變现的资源或资产，都可以进入市场交易。”从2001年始，宿迁全市337家幼儿园、122家乡镇卫生院，相继变为民营，11家县以上医院有9家改制。

有人叫好，宿迁的医疗、教育水平那么差，财政又根本没有能力支持，人才不断流失，眼见就要不行了，不卖怎么办？有人反对，宿迁市泗洪县幼儿园的老师们在市委门前静坐示威：“不将出售的幼儿园收回公办就罢课。”宿迁市沭阳县中医院数百位职工用大铁锁将门诊部大楼锁了3天，“不答应改回公办，就到北京去上访”。2003年7月至10月，短短几个月时间，央视《焦点访谈》，三次质疑宿迁教改医改……

对于仇和的大胆尝试和改革，一位省领导曾问他，“宿迁是江苏最穷的市，你想要什么帮助？”仇和想了半天，回答：“我不要钱，不要物，我就要个政策。”2001年，江苏省委、省政府联合发出第12号文件，提出“允许和扶持宿迁市在不违反国家政策法规的前提下，采取更灵活的政策和做法，探索加快发展的新路子”。

雖然仇和的施政举措存在诸多争议，但当地有些干部认为他“敢试、敢闯、敢冒险”。“所谓的‘卖学校、卖医院，从一定意义上是逼出来的改革，不改已经不行了，与其穷困下去，不如放手一搏。”

2006年1月，仇和升任江苏省副省长。就任副省长之后，仇和首先面临的是环境问题。化工行业是江苏省的“第一排污大户”和生产安全事故高发区。2006年10月，江苏省政府公布了《全省化工生产企业专项整治方案》，同时成立了全省化工行业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仇和任组长。2007年5、6月间发生了太湖蓝藻危机，仇和用铁腕治理太湖污染，强令污染源的工厂必须关闭，高污染的产业必须淘汰，有效地解决了太湖污染问题。

在仇和的主导下，截至2007年年底，江苏省共关闭化工生产企业1934家。他的“老百姓可不管什么COD，他们只知道污染物总量在增加、水质在变坏，水不安全了，他们当然要骂娘”引发了干部群众的广泛好评。

熟悉仇和的干部介绍说：“仇和对事很严肃，对人则极具亲和力，跟省里职能部门都保持着良好的沟通。仇和对待下属，无论是对省环保厅、建设厅的官员，还是对不在自己分管领域的部门官员，言必称请教，非常谦虚。”

云南滑铁卢

仇和任江苏省副省长不到两年时间，2007年12月，仇和调任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2007年12月28日，仇和在他到昆明的第一次大会上用“八无”感言的方式，来表达反腐的决心和力度，“我到昆明工作，人地两疏，和大家无亲无故；从未共事过，与大家无恨无怨；只身一人，无牵无挂；所以，工作一定能无恃无畏。”随即，仇和开始强力推行一系列新政。

2008年2月4日，仇和在《昆明日报》上公布各县（市、区）、各部门、各单位“一把手”联系电话，包括他自己和市长张祖林的电话，一时“昆明纸贵”；2月19日，仇和又公布自己和张祖林下班后的联系电话，要求全市公务员24小时做到“办公电话、家庭电话和手机，三通必须有一通”，“周六保证不休息，周日休息不保证”， 一连串暴风骤雨般的整治行动，深得民心。

“瞌睡门”事件让仇和再一次走向众人瞩目的前台。2008年2月20日，在招商投资专题讲座上，第一排一名官员打瞌睡，长时间没醒。仇和喊道：“第一排在睡觉的，站起来！你叫什么名字？是哪个单位的？做什么职位？”吓醒的官员站在会场上，不敢答话，旁边的人代答：“呈贡县投资促进局的副局长，蒋文辉。”当时仇和没再追究。但两天后，呈贡县紧急召开纪委会议，县长宣布蒋文辉辞职，投资促进局局长向大会作书面检查。过了几天，仇和看到各大报纸对“瞌睡门”的报道，才知道蒋文辉辞职了，吃了一惊。

仇和的“铁腕治吏”彻底搅动了昆明官场。仇和喊开会，所有人跑步下楼、出门、上车，一个都不敢迟到。女干部随仇和调研，不敢穿高跟鞋，否则跟不上。没人敢关手机，一位局长睡着了，没接到市委办公厅半夜打来的电话，第二天就受到仇和批评。一个下大雨的中午，仇和撑把伞，一个人站在马路上观察，看到垃圾车里的垃圾顺着雨水往下流，就打电话给正在吃饭的局长，要求立刻解决……

与多数市委书记一样，仇和把城市建设看得尤为重要。在他的主导下，昆明市政府提出了“大昆明”的发展思路。“大昆明”的核心是要建成“一湖四片”、“一主四辅”的城市格局。“一湖四片”是以滇池为核心，优先发展主城片区、呈贡片区、晋城片区、昆阳片区。“一主四辅”是建设昆明一个主城，开发安宁、嵩明、宜良、富民四个辅城。按照这一部署，昆明市委、市政府等四套班子办公楼和大中专院校全部要集中搬迁到新建的呈贡区域，昆明市主城区将由180平方公里，发展为460平方公里。同时，昆明市总人口将从578万增加到800万，城镇化率将由52%提高到81%。

仇和说：“从现在开始，我愿做一名合格的纤夫，与昆明各族人民一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拉动昆明市这艘‘巨轮快速平稳前行。”

在这一声势之下，昆明启动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城中村改造计划。一时间，昆明到处都在大拆大建，改造城市道路、改造城中村、更换城市植被，“春城”昆明一度变身“拆城”。彼时，全国各路房地产商云集昆明。在众多的地产商中，中豪商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卫高颇受仇和青睐。

刘卫高是浙江义乌人，祖籍宿迁市沭阳县。2003年5月，刘卫高投资100多万元在宿迁开办了江苏芬那丝有限公司。彼时，刘卫高结识了仇和。从此之后，刘卫高紧跟仇和步伐十多年，两人可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随着仇和的仕途攀升，刘卫高的生意也越做越大。2005年，仇和主政的宿迁市政府提出全力支持刘卫高投资建设义乌国际商贸城，这是当时宿迁最大的外来投资项目，总投资26亿元，总建筑面积达146万平方米。商贸城项目竣工后，刘卫高与仇和的关系进一步加深。刘卫高为人高调，他所开的“苏N00000”牌照劳斯莱斯黑色轿车，在宿迁一度无人不知。

多年来，在仇和的力挺下，刘卫高的生意顺风顺水，财源广进。刘卫高相中了仇和的“权”，仇和看上了刘卫高的“钱”，两个人各取所需，成了莫逆之交。由于为刘卫高提供了诸多便利，仇和向其索贿底气十足，俨然把刘卫高当成了自家的“钱袋子”和“提款机”。刘卫高则对仇和“知恩图报”，先后向其行贿现金、房产、名人字画等钱物累计达数千万元。

仇和主政昆明后，刘卫高追随仇和来到了昆明。2009年，仇和启动了对原螺蛳湾商业片区的拆迁，取而代之的是规划中的“东南亚商贸新名片”——新螺蛳湾项目。新螺蛳湾项目规模宏大，计划占地1.2万亩，建筑面积超千万平方米。在仇和的关照下，2008年9月23日下午，新螺蛳湾前期部分项目土地拍卖会在昆明市土地交易中心举行，整个过程只持续了5分钟左右，中豪商业集团有限公司毫无悬念地拿下了地块。

2011年，刘卫高再次出手，以64.87亿元价格一举拿下了“中国昆明螺蛳湾国际商贸城”的小商品城项目全部27块需整体竞买的地块，这背后，是刘卫高与仇和不可告人的权钱交易。在新螺蛳湾项目实施中，引发了很多矛盾：暴力拆迁事件，在建设中多次爆发拆迁人员与当地村民的暴力冲突；非法占用耕地问题，这一问题在仇和的关照下，不了了之；原商户动迁问题，很多补偿和安置问题未得到解决……

仇和在收受了刘卫高的巨额好处费以后，不惜赤膊上阵、亲自打招呼，指示昆明市土地城建系统的领导“关照”这个项目，明目张胆地出卖公共权力，甘当刘卫高的“办事员”“马前卒”。此时的仇和沉浸在捞钱的快感中，全然忘记了“大昆明”发展战略。

官商勾结、利益输送是仇和案的显著特点。正如仇和所说：“从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开始，我就产生了从他们身上捞取好处的想法，我也确实利用权力从他们手中得到了巨大的回报。”

仇和在调任昆明市委书记后，把第一把火指向了城中村改造，这项巨大的工程立即吸引了各路建筑“诸侯”纷至沓来。很多江浙商人追随仇和，来到昆明搞开发，淘金挖宝。仇和执政的四年，也是江浙企业大规模进驻昆明的时期。人们不会忘记，彼时昆明街头不少在建的房地产项目都挂着“江苏建工”的横幅，一时间，“满城尽是江浙商”。

2009年6月，江苏南通的顺丰集团看中了昆明呈贡新区黄金地段的一块地，准备投资搞建设。按照昆明市土地规划局制定的基准地价标准，一环以内土地底价至少500万元一亩，推算该地块的土地竞拍价大约为700万元一亩。这个项目的土地在正式竞拍前，顺丰集团多次找到昆明市政府，希望地价控制在每亩200万元左右，被昆明市政府的领导拒绝。顺丰集团的总经理姜涛感叹与市政府的领导“不熟”，开始在上层寻找“关系”。2010年9月的一天，姜涛给仇和打电话说：“仇书记，你在哪里？我有事想找你。”仇和回答：“我在办公室，有事就来吧。”

姜涛开着车来到市委办公楼，提着100万元现金进了仇和的办公室，把装钱的袋子放到墙角说：“仇书记，给你带了点土特产，表达我一点心意。”

仇和知道姜涛无事不登三宝殿，把姜涛让在沙发上坐下：“姜总，你有什么事，就说吧。”姜涛回答：“我们集团开发了呈贡新区的一个项目，但是成本太高了，希望仇书记协调一下土地局，帮我们公司节省点费用。”仇和说：“你说的这个项目我了解，你放心，回头我找他们沟通一下。”

谈完事，姜涛就走了。仇和打开袋子一看，里面装的不是土特产，全是人民币，数了数，100万元。仇和关上办公室的门，把钱放进休息室的保密柜里。

很快，仇和与土地局进行了联系，以扶持企业发展为名，指令昆明市政府必须把土地低价出让给顺丰集团。昆明市政府只好专门开会，并下发了红头文件，要求该项目竞拍地价必须控制在每亩300万元以内。最终在土地竞拍中，顺丰集团如愿以低价拍得土地。

这样的案例还有很多。昆明市政府部门一名人士表示，仇和在昆明期间，许多房地产项目都存在严重违规问题，大批江浙企业“走上层路线”，很多项目都是“上面压着下面来违规办理”，有业务负责人私下感叹：“仇书记有令，我们不得不办啊。”

除房产项目外，仇和在昆明执行的绿化政策也争议颇多。仇和在沭阳担任县委书记期间，曾大力发展过花卉种植业，沭阳县的新河和颜集镇，都是远近闻名的“花木之乡”。仇和到昆明后，提出昆明要建设“国家园林城市”，开始大规模地植树造林。随着仇和一声令下，昆明市一年要种300万棵树，每条人行道都要有3行树，昆明市的园林部门、城建部门的公务员，集体上街种树。4年间，昆明市共种下了876万株树，2010年，昆明主城区绿化覆盖率达40.53%，当年就圆了“国家园林城市”之梦。云南省是我国著名的“植物王国”，植被丰富，令人惊讶的是，昆明市的绿化树种很多都是从千里之外的沭阳引进的。为何要舍近求远？原来，江苏北方花卉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李华是仇和多年的好朋友，早就把关系打通了。昆明重金购树的背后，隐藏着权钱交易的内幕，北方花卉公司赚得钵满盆满，仇和也从中敛取了大量的不义之财。

培植亲信，搞小圈子，也是仇和的惯用手法。仇和走上领导岗位后，他与下属的关系不是正常的上下级工作关系，而是哥们儿关系，彼此之间称兄道弟，形成了一个“团结紧密”的哥们儿利益集团。仇和到任昆明三个月后，时任宿迁市宿城区委副书记、区长的谢新松就追随至昆明，任昆明市委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谢新松以前当过沭阳县检察院的书记员，他从沭阳县县委研究室副主任起步，紧紧跟随仇和13年，并担任过仇和的秘书，是仇和的心腹、爱徒和得力干将。据谢新松讲：“我非常感谢仇和，是他把我一步步提拔起来的。”有人说，仇和去昆明，也带去了左膀右臂，谢新松是“左膀”，刘卫高是“右臂”，一个是得力秘书，一个负责商业开发。在仇和的影响下，谢新松与仇和沆瀣一气，谢新松先后3次收受原中豪商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卫高贿赂近600万元，其中主要包括螺蛳湾商贸城的7套商铺，这些商铺，都被谢新松转移到自己私生子的名下。仇和落马后不久，谢新松同样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

2011年12月，仇和卸任昆明市委书记之职，转任省委副书记。仇和在发表离任昆明市委书记感言时，自我表白：“朝受命、夕饮冰，昼无为、夜难寐……”

毁誉参半的宿迁从政经历，给仇和带来仕途的惊喜。但仍然毁誉参半的昆明从政经历，却未能像他所期待的那样继续惊喜，而成为其仕途的终点站。在被媒体称为“反腐斗士”、92岁的云南政协原副主席杨维骏的持续举报下，仇和的腐败问题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

仇和在接受调查后，只是避重就轻地交代了曾接受吃请、收受烟酒和土特产等违纪事实，对自己的主要经济问题闭口不谈。为了打破仇和的幻想，打掉他的侥幸心理，办案人员对仇和进行了耐心细致的法律、政策教育，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审讯有条不紊，步步深入，使其抗拒心理慢慢崩溃瓦解。最终，在事实和证据面前，仇和抵受不住压力，供认了自己收受贿赂的全部犯罪事实，案件由此取得重大突破。

身陷囹圄、身敗名裂

2015年7月31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纪委对仇和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同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决定，依法对仇和以涉嫌受贿罪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

2016年8月25日，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仇和受贿一案。庭审中，公诉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仇和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证，控辩双方在法庭的主持下充分发表了意见，仇和还进行了最后陈述，并当庭表示认罪、悔罪。仇和说：“在审判长依法公正的主持下，今天的庭审过程庄重、严谨、理性、文明，体现了依法庭审和人文关怀。我完全接受检察机关对我的指控，绝对服从审判机关的最终判决。做到真心知罪，真情认罪，真诚悔罪，真切赎罪，负罪服法。”全国及贵州省两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法院特约监督员、特邀咨询员，新闻记者和各界群众60人旁听了庭审。

2016年12月15日，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仇和受贿案。法院认定：2008年至2015年，被告人仇和利用担任中共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云南省委副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及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在项目推进、银行贷款、工作调整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索取刘卫高等13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2433.98万余元。仇和的行为构成受贿罪，且具有索贿情节，应依法惩处。鉴于仇和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部分受贿犯罪事实。认罪悔罪，积极退赃，赃款赃物已全部追缴，具有法定、酌定从轻处罚情节，依法可以从轻处罚。最终，法院以受贿罪对仇和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六个月，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200万元。对仇和受贿所得财物及其孳息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从锐意革新、奋发有为到身陷囹圄、身败名裂，仇和在人生道路上因金钱迷失了方向，最终走向犯罪深渊，自毁前程，教训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