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以混合方法讨论我国人际关系网络对于社会抗争动员的影响可知，当下，我国社会的群体抗争动员结构尽管也存在“组织”“空间”等因素，但实际上均以人际关系网络为其支配性基础，这与西方社会以组织、网络和空间等因素多元组合的社会运动动员结构既有相近之处，也有自身的特点。由临时性关系行动者参与的群体性事件，往往注重对外动员；而由熟悉的人际关系群体发动和参与群体性事件，其动员则既有对内动员也有对外动员。

〔关键词〕 人际网络，抗争动员，动员结构，临时性关系网络，熟人关系网络，群体性事件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7）02-0035-07

在当下中国，以群体性事件为中心的民众抗争行动是如何发生的，其动员有何特点？这对理解当今中国群体性事件和抗争政治的发生及其性质十分必要。在威权体制的压力下，民众在群体维权抗争中的动员结构应自有其特点。所谓“动员结构”，按麦克亚当、麦卡锡和扎尔德的定义，即促成集体行动参与的正式或非正式渠道。那么，在威权体制下的我国，不同性质的人际关系网络对群体抗争动员的结构有着怎样的影响？本文试图应用混合研究方法，集中讨论人际关系类型对于抗争动员的影响，回答上述问题。首先，在简要述评学术文献的基础上，我们将深度比较11起群体性事件案例，以质化研究建构本文的核心假设；然后，再通过1189个群体性事件数据库的统计分析，检验研究假设。

一、文献述评

“动员”已成为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研究领域、尤其是“资源动员理论”的核心概念。所谓“动员”，按梯利的说法，即“一个群体寻求对行动所需要的资源进行集体控制的过程” 〔1 〕7。西方社会运动诸主流理论有关动员的研究成果十分丰硕。以动员机制研究为例，其宏观面向主要着重于动员结构，包括组织构建、资源获取、政治机会的把握等，强调组织和资源的重要性。微观层面则关注个人层次与社会文化层次如何连接的互动机制，聚焦于动员行动，即在民众中散布促进动员进程的言语和行为 〔2 〕85。

在對中国革命、起义和暴乱的历史社会学研究中，“动员”也是海外学者关注的焦点。如杨庆堃的研究表明，宗教在中国历史上的叛乱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它以神灵的、天意的名义来动员政治反抗的活动，即以神之名对抗暴政，宣告滥用权力不行仁政者已不再拥有“天命”的支持 〔3 〕221。孔飞力的研究则发现，华南的秘密会社网络明显地与定居的形式不一样，它是农村社会中一种地方间的协调活动形式，即“流动商贩”形式，是与“等级巢穴组织”的行政-商业体系中的生态现象并存的一种补充的生态现象①。裴宜理对淮北地区农村动乱的研究发现，传统形式的农民暴动之发生，亲缘与地缘关系比起阶级地位更为重要 〔4 〕 （中文本序言）1。即便是在近代上海工人运动中，导致大规模斗争的动员通常都是建立在原已存在规模较小的组织的基础上的，只有将虚拟的血缘关系、地缘关系、秘密结社之类合作，才可能有大动作 〔5 〕340-343。在魏克曼（Frederic Wakeman）、罗威廉（William T. Rowe）、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马克斯（Robert B. Marks）及蒲乐安（Roxann Prazniak）等一批学者的相关作品②中，动员机制、动员结构和动员过程均成为他们研究的主要对象。总之，诸多研究均表明，直至1949年，中国民众的抗争行为仍然深受家庭、宗族和本乡本土等地方性联系的束缚 〔6 〕13。

在有关当代中国民众抗争行为的研究中，学者们沿袭已有的“动员”研究路径和传统，深度解剖抗争动员的结构。不过，境内外学者关注的焦点在于：在中国现行的社会政治体制环境尤其是社会组织与抗争行为双重“合法性困境”的环境下，民众的抗争动员究竟呈现怎样的同与异？如赵鼎新认为，空间环境与人际网络如校园空间，就曾成为学生抗争动员的温床③。Teresa Wright的研究也显示，非自由主义的政治机会刺激了参与运动学生之间的恐惧和不信任，从而降低了组织效率，导致学生群体派系化，并使人们担心跨阶层动员带来的后果，进而形成“窄化的动员”格局 〔7 〕54-70。但也有学者认为，政治机会的扩大为中国民众抗争动员提供了便利条件，包括信访在内的诸多制度的两面性也为民众抗争的动员提供了依据，但相对于由内而外的横向动员，由下而上的动员难度要大得多 〔8 〕26-53。在国企改制的工人抗议中，有学者认为，其动员具有很大的自发性，抗议活动是生存危机在工人心目中所积累起来的不满情绪的自发性宣泄 〔9 〕239。但也有学者认为，对于下岗工人而言，最重要的动员机制就是组织者 〔10 〕；劳工组织在受到限制、难以组织大规模公开行动的情况下，仍会有组织地开展社会抗争活动，即引导个人进行分散式的行动④。此外，还有对工人抗争的组织和动员策略 〔11 〕98-99、动员话语 〔12 〕98-99等问题的研究。

在大陆学界关于抗争动员的研究中，尽管有学者提出“农民有组织抗争”理论（于建嵘，2003），但多数研究者也认为我国民众抗争在合法性困境下呈现“弱组织性”，可以基于人际网络关系而发生，如“草根动员” 〔13 〕，或基于社区日常生活交往而形成的“日常动员”（施芸卿，2007）。单光鼐在“中国群体性事件与社会稳定研究学术研讨会”（2010年11月，重庆西南政法大学）上的发言中认为，与20世纪80年代学生运动的动员结构以“空间环境”和“愿景共同体”为特征不同，当今国内群体性事件的动员机制来自熟人社会的特性，在事件动员过程中，往往是“同质化共同体”“亲属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道义共同体”等群体相互激荡和演化，形成熟人社会与新传媒技术相结合的新型动员结构。对此，西方的资源动员理论难以解释。多数研究者从不同侧面的研究回应了这些判断，并形成如下共识：尽管中国社会存在“弱组织性”，但民众通过人际交往网络，抗争的动员得以实现 〔14 〕，形成“熟人网络-新型传媒” 〔15 〕或“社区性动员” 〔16 〕等不同类型的动员结构。

从总体上看，学界对大陆民众抗争动员的“组织-网络”机制以及借助媒介、情感等多种资源和动员技术而形成的动员类型的揭示，十分值得重视。但客观而论，这些相关研究多来自单个群体或个别、少量案例的研究，尚缺乏系统性的专题研究⑤，缺乏多样化案例或多样化群体的比较研究，以致至今我们对民众抗争动员结构的类型分布及其发生机制等问题尚知之不多。比如，对于发生在熟人群体和社区中的抗争行动，一般借助人际网络的“对内动员”即可达成；但若需“对外动员”，尤其是发生在陌生人的“对外动员”又是如何完成的，或者说，在不同的人际关系群体中究竟会形成怎样的动员结构，已有的研究并未有清晰的回答。如赵鼎新认为，居民的居住和活动环境以及以其为基础的网络关系是我国居民抗争群体行动者唯一可利用的动员手段⑥，但现实中却有一些突发于陌生人群体中的群体性事件，其现场动员所依赖的乃是另类机制，值得深入研究。

二、两类案例的比较

本文我们拟基于11个案例的深度比较，讨论人际关系类型对于抗争动员的影响机制，并借此建构相应的理论模型。在这11个案例⑦中，4个在媒体有公开报道（即万州事件、定州事件、丰城事件、九江学院事件），它们均经过笔者本人或组织开展的深度田野调查而获得。我们不仅调查群体性事件本身的状况，如其缘起、过程、结果、各方力量的互动状况，还了解事件之外的状况，如其历史渊源、社会经济和政治背景，信息丰富且真实，表1是相关信息的汇总。这里，拟以“动员”为中心，围绕“谁动员、动员谁、如何动员”等维度⑧，对这些案例进行初步描述。

1.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网络。参与者亦即抗争行动的被动员对象，他们之间的人际网络关系有三类：第一类是相互之间并不熟悉的陌生人群体，即“万州事件”中的市民、“Y学院事件”中的大学生；第二类是“南昌索赔事件”中的市民与职业索赔者，包括死者当事方的亲戚们以及由他们雇请的职业闹事者群体；第三类是熟人群体，11个案例中的其他8个案例主体均为相互熟悉的人际群体如同一村社的农民、退役军人战友和同一单位的教师们。在这些事件中行动者之间互动网络的幅度方面，1起为全国性联系的互动网络（军转干部事件），2起为县域内的行动联系（矽肺病患者事件中县境内行动者的相互联动、丰城事件中7个乡镇的农民联动），其他8个系碎片化的独立事件。

2.行动者的组织程度与组织结构。除万州事件和Y学院事件等2个案例系临时纠合的行动、行动者并无组织之外，其他9个案例均为有组织的行动，其中3个系正式性组织的活动（“尚睦村事件”中的宗族组织，“禾川村事件”中的村“两委”组织，“军转干部事件”中的战友组织），6个系因事件而临时发起的组织行动，前类组织在事件后将依然存在，后类组织在事件后就会自动消亡。在9个有组织行动的案例中，其组织结构有5个为单一组织，1个为2个组织的活动，2个为多个组织的活动，后两类案例中的组织之间存在竞争性的关系。

3.行动负责人身份。9个有组织行动的案例均有负责人，其身份有退役军官（“军转干部事件”）、教师（“护校事件”）、村干部（“禾川村事件”）、机关干部与职业闹事人（“南昌索赔事件”），其他5个案例的负责人均为农民。

4.行动者与行动诉求之间的利益相关度。除了万州事件的行动者多为“非直接利益相关者”外，其他10个案例的行动者均为直接利益相关人。不过，其中的“南昌索赔事件”中的行动者既有直接的利益相关人，也有当事人雇请的职业闹事人。

5.事件的突发性程度。在11个案例中，一类为突发性事件，如“万州事件”和“Y学院事件”，其他9个案例则为有酝酿过程的非突发事件。

6.行动动员的主要场所。除了居民所居住的家室之外，动员活动的其他场所主要在公共性空间，如宗族祠堂、校园、工地或街头、墟集。

7.动员的媒介和方式。由于事发的时点、地点与行动者群体之不同，各案例所使用的动员媒介、技术和方式各不相同。其中，既有传统的媒介如口耳相传、口哨、钟鼓等，也有现代的媒介，如传单等纸质媒介、老式电话、手机与互联网等；既有传统的面对面动员技术和方式，如会议、串联、街头宣传，也有现代的电话和互联网动员技术。

8.动员和行动的资源。按梯利的研究，民众动员的资源包括三大类：一是规范性资源，二是约制性资源，三是功利性资源 〔17 〕681。11个案例所动员的资源也广泛地分布在这三个方面，包括人力资源和金钱等物质资源的来源和分担、物质收益的分担，情感、道义和法理支持等，但每个案例所动员的资源并不一致。

在上述案例中，动员结构呈现怎样的类型学特点，人际网络在其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呢？塔罗认为，社会运动动员有两种形式，即内在动员结构和外在动员结构，即组织内部的动员和在运动积极分子之外的人中进行的动员⑨。对于我国民众来说，由于抗争行动的合法性困境与风险，抗争动员既要有效解决“对内动员”问题，即在利益相关者或熟悉的人际群体中发动大家参与进来，也要有效解决“对外动员”问题，即从外部动员更多的人员同情、支持乃至参与到抗争行动中来。这里，我们以对内和对外的动员为对象，以行动者的人际网络为视角，深度比较上述案例中的动员及其发生机制。

实际上，以“行动者的人际网络”为标准，11个案例即可分为两组，即突发性群体性事件和非突发性群体性事件。突发性群体事件的行动者之间并无事先的酝酿、协商、分工和行动的准备；非突发性群体性事件都有一个事先的酝酿、协商、分工和行动的准备。那么，它们的动员结构各有什么特点呢？

1.突发性群体事件的动员结构。在两起突发性群体事件中 ，行动者既无组织也无牵头人，其动员过程全部在事发现场完成，被动员的对象为现场及其附近的人员（市民或同学），这是典型的“对外动员”。活动参与者之间并不熟悉，是不存在密切联系的“陌生人群体”，但却被“谣言”所激愤而参与进来。“谣言”首先通过身份识别而将人群界分开来，即强势的政府、官员与弱势的群众，或强势的校方与弱势的学生，使在场的群众或学生成为与对方不一样的弱势“命运共同体”；其次，还通过“道德震撼”等方式输入道义情感（“打死人”“不退款”），将对方塑造为恶人或无耻者，将弱势的行动者塑造为敢于伸张正义、打抱不平或“造反有理”的英雄。在Y学院，加上女生的激励，希望被夸为“勇敢男人”的男生便成為积极的抗争行动者。

此外，两个案例也有“空间环境”因素的作用。在Y学院事件中，学生们沿着人群密集的宿舍和校园道路游行，高声喊叫并打砸抢烧，一边行动一边动员，参与者越聚越多。万州事件的始发现场，也是两旁居民密集、人流车流量大的狭窄要道和闹市区。街头纠纷发生后，聚集的人群很快就将该路道堵塞，而且引发全城多路堵塞。人流的堵塞，也有助于多个版本的谣言疯传。愤然的人群便行动起来，沿途打砸，后又汇流于拥有巨型广场的政府面前，数万民众相互感染、群情激奋，以致直接冲击政府大楼。

总之，这类事件的动员结构主要为“对外动员”，其特点在于：借助合适的空间环境，以谣言对陌生人群体进行身份界分和形象塑造，即身份和道义动员，成功地将其建构为“命运共同体”和“道义共同体”，从而使突发事件成为现实。

2.非突发性群体事件的动员结构。在9起非突发群体事件中，行动者均有较高的组织性或负责人，其动员过程都有一个组织、策划、协商并实施的过程。与突发性群体事件不一样，它们的动员对象首先指向利益相关方的熟悉人群体，即以血缘和村庄、单位（卫校事件）或身份（军转干部和矽肺病者事件）为纽带的“利益共同体”。

它们的动员，对内要克服“搭便车”困境，对外既要引起足够的重视、使抗争成功，又要降低或化解风险。所以，对内的动员，即在学习文件、明确利益、提高“思想觉悟”并进行道义伦理约束的基础上，借助已有的组织或建构新的组织，形成明确的“利益共同体”，同时，约定选择性激励和约束的策略，试图再形成“命运共同体”，克服“搭便车”现象；对外的动员，其着力点并不在于人力资源，而在于取得权力、道义、法理和舆论的支持，同时，化解风险，或者向媒体求援，或者向更上一级政府上访或求援。为化解风险，各事件中的行动者均将其组织隐形、雪藏，军转干部事件中的行动者们还以交叉行动方式掩护负责人，F市事件中的行动者在对镇村政府和组织、干部展开激烈攻击时实行异地交叉行动。

与突发性群体事件不一样，9个非突发性群体事件均有较强的组织性。不过，组织结构的不同，对其动员结构和抗争行动有着显著的影响。一种是多个组织或互不隶属的负责人，尽管相互间会通气、联系，但各自展开活动。如F市事件和矽肺病者事件的组织状况；另一种是只有一个单一组织，由它统一组织和协调抗争行动，其他7个案例均为此类组织状况。与单一组织结构的事件有着行动的高度协调性和自我约束性不一样，多组织结构的事件尽管能在多地同时展开抗争活动，但协调性和自我约束性不足。各组织和负责人之间实际上进行着攀比竞争，致使抗争动员和行动更趋激烈化、暴力化。相反，在单一组织的案例中，除了定州事件因外来力量（黑社会势力袭击）造成人员伤亡和重大财物损失外，其他案例动员和行动过程的理性化、有序化程度明显偏高。

总之，这类事件不仅有对内动员也有对外动员，其动员结构有如下特点：因为利益受损或保障不力，行动者本来就因血缘、地域、单位或身份等关系构成事实但隐形的“利益共同体”；其中的部分积极分子或牵头或组织，进行以法律政策和道义等方面的宣传，将隐形“利益共同体”的边界激活，并实行选择性激励，努力将“利益共同体”提升为“命运共同体”，同时，积极开展“对外动员”。因此，这里动员的关键性结构，在于四种因素的组合：一是组织；二是就地的空间环境；三是有相同利益关系且熟悉的人际网络；四是外部有可能获得权力、舆论、道义和法理支持的网络，以及抗争现场动员尽量多的人员声援和参与。因为行动者是有着一致利益关系的熟悉群体，所以，动员的重点不在建构身份边界和道义形象，而在组织和利益唤醒；动员借重的不是谣言，而是事实、法或/与理的支持。

从上述两类案例的比较可见，不同的人际关系类型有着不同路径的抗争动员，形成不同的动员结构。概言之，相互熟悉的人际关系群体的抗争首先需要对内动员，将潜在的利益相关者“唤醒”并组织起来，同时开展“对外动员”，争取群体之外的社会声援和支持。而陌生人群体的抗争却缺乏对内动员的过程，为此着力点便在對外动员，吸引更多的现场群众参与抗争活动。表2是对两类影响机制的简化，这构成本文研究的基本假设。

三、假设检验

我们将上述观点简化为如下假设：在控制“事发时间”变量的条件下，由熟悉的人际关系群体发动和参与群体性事件，其动员既有对内动员也有对外动员；而有临时性关系行动者参与的群体性事件，就注重对外动员。这里借助我们自建的群体性事件数据库⑧，进一步验证之。

1.因变量及其操作化。与小案例的深度信息采集不同，大样本案例数据的标准化采集却难以收集更为精细的信息，为此，我们对诸变量进行简化处理。我们将因变量“抗争动员”分为“对内动员”与“对外动员”两类。由于“对内动员”实际上有一个酝酿、组织和发动的过程，因此可简称为“预先动员”；而“对外动员”则简化为“现场动员”。相应的操作方式为：预先动员，包括诓骗、胁迫、锣鼓、会议、组织、网络、电话、告示、串联、广播和学习文件等动员形式；现场动员，包括现场激发、散发文件。

对诸案例动员方式的归并，以是否有“现场动员”为中心，凡是有现场动员的案例归为一类，所有没有现场动员的案例归为另一类。统计结果如表3所示，在1189个案例中，除了393个案例的动员方式缺失外，在有效的796个案例中，发生“现场动员”的案例共有188个，占比23.62%；未发生“现场动员”的案例共有608个，占有效案例总数的76.38%。

2.自变量与控制变量的操作化。对自变量“行动参与者”之间的关系网络，我们设置了宗亲（血缘）、村民（地缘）、社区（地缘）、民族或宗教、职业关系、上访户偶合（自发性关系）、学生、自发性联系、移民（地缘）、退役军人（战友）和其他等11个小类。它们可归纳为四个类别：一是以熟人关系为主体，包括宗亲、村民、社区、职业、学生和退役军人。构成这些关系的基础网络，有的是血缘（宗亲），有的是地缘（如村民和社区），有的业缘（职业），有的是友缘（学生、军人）；二是以利益关系为主体，即所谓的“利益共同体”，如村民、城市社区、职业、学生、移民和退役军人；三是以相近或相同经历和命运为基础的人员，他们是既可能有利益相连也可能有情感、信仰相亲的“命运共同体”，包括宗亲、民族宗教、上访户偶合、学生与退役军人；四是抗争现场被临场激发参与的人员。

依此，我们以是否有“临时性关系”为中心，将所有具有“临时性关系”的案例归为一类，所有没有“临时性关系”的案例归为另一类。统计结果如表4所示，在1189个案例中，绝大多数并没有临时性关系（占85.95%），有临时性关系成员参与的案例仅占14.05%。

因群体性事件在不同年份发生的数量波动较大，我们对抗争变量“事发时间”作如下处理：以发生在1999年及其前的案例为对照组，再分别设“2000-2004年”与“2005-2010年”2个案例组。

3.统计发现。表5是Logistic统计的3个模型。结果显示，相对于非临时性关系群体，临时性关系对于抗争群体的现场动员有着显著性影响。在模型1未控制时间变量的条件下，显著性达到0.01；在控制时间变量后，显著性水平上升到0.001。这表明，具有临时性关系群体的抗争倾向于现场动员，而非临时关系群体则倾向于预先动员，核心假设得到验证。

从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年份来看，2000-2004年相对于之前，更倾向于现场动员（*** p < 0.001）。而2005年之后，则不具备显著差异。也就是说，现场动员的案例，以本世纪最初五年最为突出。

四、结论

本文对抗争动员的讨论表明：在我国，尽管正式的抗争组织不被许可，但大部分群体性事件中也有组织的身影 〔18 〕，也就是说，这些非正式组织实际上成为构成动员结构的重要元素。不过，由于组织的隐身和抗争行动本身的合法性困境，人际关系网络对于抗争动员有着尤其重要的意义，其中，熟人关系、利益关系和共境遇的“同命运”关系，往往成为人际动员的主要路向，甚至成为民众自我组织的基础。此外，民众动员的资源、方式和技术日益多元化。对人力、经费、道义、舆论等方面资源的动员，行动者不仅使用传统的方式和技术，也日益广泛地使用新媒体技术和各种象征符号。

突发性群体事件的动员以“对外动员”为特征，它以在场的“空间环境”模式为特点，借助谣言、情感渲染等方式，尽力将现场群众进行身份界定和英雄形象塑造，迅速将其构建为“命运共同体”和“道义共同体”。在这里，尽管存在赵鼎新所肯定的“居民居住和活动环境”，但并不存在“以居民居住和活动环境为基础的网络关系”，也就是说，并不存在熟悉的人际关系网络，而只是发生了基于临时性人际关系的动员，即针对陌生人群体的现场动员。

非突发性群体事件往往以“对内动员”为基础，再进行“对外动员”。首先，以既定的以共同利益关系为基础的潜在行动者群体为对象，积极分子借助法律、政策和道义学习与宣传，将潜在行动者群体唤醒并组织起来，并通过选择性激励等举措将行动者群体建构为“命运共同体”，同时争取外部支持，这是一种组织-人际网络和外部支持网络相结合的动员结构。与西方社会运动理论中的“社会组织-网络”型动员结构一样，这种动员结构也强调组织和人际网络的作用，但它的组织是非正式的、不合法的，随时面临被打击的风险。为此，它还要努力寻求外来权力、公众道义、社会舆论尤其是法或/与理的支持，即外部支持网。这也是西方“社会组织-网络”型动员结构所不需要也没有的。在此动员结构中，组织的存在及其结构对抗争动员与抗争行动均有着重要影响。更重要的是，这种非正式组织的网络资源易于单一化、局地化甚至封闭化，并不同于西方社会运动组织的专业性、多元性与开放性。换句话说，在我国，“社会组织-网络”型动员结构的最基础性支撑在于人际网络本身，甚至各类组织也多以人际网络为基础。

总之，在我国，无论是以“对内动员”为主的群体性事件，还是“对内动员”与“对外动员”并存的群体性事件，都是以人际关系网络为其支配性基础。由临时性关系行动者参与的群体性事件往往注重对外动员，而由熟悉的人际关系群体发动和参与群体性事件则既有对内动员也有对外动员。这虽然得到群体性事件数据库的统计检验，但鉴于本數据库尚小且非科学抽样的特性，上述结论仍有待进一步检验。

注 释：

①参见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谢亮生，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②参见肖唐镖、刘莉：《农民抗争经典著作评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

③参见赵鼎新：《国家.社会关系与八九学运》，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7年。

④参见Fu， D：（2016）. Disguised Collective Action in China.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Online First， Feb.7th.

⑤少量可查的，仅有我们团队成员范志飞的作品：《民众抗争动员研究——以利益取向与价值取向为比较视角》，西南政法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

⑥参见赵鼎新（Zhao ， Dingxin）：1998， Ecologies of Social Movement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3.

⑦有关案例的详细报告可参见：叶凯、肖唐镖《厂民关系的历史变迁：一种影响农村稳定因素的分析》，《中国农村观察》2005年第3期；肖唐镖、陈达《民众表达行动的演进及其政策意义——以G县企业军转干部连续七年的上访事件为例》，《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肖唐镖《群体性事件中的暴力何以发生——对1189起群体性事件的初步分析》，《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

⑧相关维度测量的操作化及有关数据库的详细介绍参见肖唐镖：《群体性事件中的暴力何以发生——对1189起群体性事件的初步分析》。

⑨参见塔罗：《运动中的力量：社会运动与斗争政治》第8章，吴庆宏，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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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初稿曾得到朱云汉、张佑宗、陈志柔、何明修与周嘉辰等教授的有益评论与校正，特此致谢！）

责任编辑 周 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