黛博拉?布罗蒂加姆

非洲政府正在积极寻求外国资本，中国则正在打造一整套的工具来扶持其农业综合企业“走出去”。

2011年，我应邀前往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出任高级研究员，我在那里开始了本书的研究。过去几年间，在众多同事的帮助下，我对从网络和案头研究等收集的所谓中国在非洲“圈地”的案例逐一进行了分析。由于我和同事们真正前往非洲进行了实地调研，本书所展现的图景与那些新闻头条所描绘的情况截然不同。

我们在中国，以及许多据说中国已经开始在那里圈地的非洲国家（其中包括刚果[金]、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等国）进行了田野调查。我们从中国商务部获取了中国农业投资的数据库，采访了很多中国政府的高级官员以及许多在田间及总部工作的中国大型农业综合企业的员工。我们在农村地区和部委会议室与非洲的政府官员进行交谈。在每个国家，我们都会前往农村参观现存的农场，查明为何计划中的投资最终没有落实。我们还利用了驻扎在非洲各地的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的同僚的研究，他们与在非洲各国农业部的同僚一起为一些案例提供了额外的线索。

本书以这些对中国农业投资（无论是实际存在的还是失败的投资）的多重研究方法为基础，力图讲述以下五个主要观点。

第一，尽管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农业综合企业前往非洲投资，但迄今为止，这些投资并没有使它们获得大量的土地。在大多数情况下，那些处于磋商之中的土地面积都比报道中的小很多，而且其最终结果如何也并非那么明朗。第一章和第五章将讲述那些没有发生的投资——那些被当作事实加以传播的迷思以及那些最终在严峻的现实面前烟消云散的雄心壮志。然而，越来越多的中国国有企业、个人和私营公司正将非洲视为一种机遇，第六章至第八章将讲述它们的故事。这些故事表明，它们所获取的土地肯定会以当前很小的面积为起点逐步增加。事实上，中国官员和学者曾再三表示，他们认为中国的海外农业投资“仍然处于起步阶段”。

第二，这些投资通常（但并非总是）显示了中国政府的积极作用。尤其在早期阶段，我们更能体会到这一点，因为中央政府的引导与推动在那时非常明显。在过去十年间，各省政府开始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有人将其视为中国针对非洲的“战略计划”。我认为，中国政府在这些投资中的作用，更应该被视为反映了中国在贸易与对外投资领域“走向全球”的整体架构，而这在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变得愈加明显。中国政府在其中扮演的是“发展型政府”的角色，即模仿了日本与韩国的做法：在农业综合企业及其他行业利用一系列工具和激励手段来引导、刺激和培育新生的全球性公司。然而尽管中国政府非常積极主动，我们也不能错误地将每项来自中国内地（或香港、澳门）的投资都视为由“中国有限公司”所协调的行为——那样是对事实的严重误读。

第三，正如本书中的案例研究所表明的那样，我们在非洲看到的所有实际和计划中的中国农业投资，不是致力于为当地市场生产食品（鸡蛋、家禽、大米、小麦、玉米、蔗糖、蘑菇，等等），就是像其他国家的企业那样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市场出口传统的农业产品（蔗糖、橡胶、烟草、棉花和棕榈）。尽管对中国未来粮食安全的担忧可能也是其中的一个动因，但相关证据表明其绝对不是首要的驱动因素。

第四，尽管中国的个人投资者已经前往非洲各地从事农业生产，但我们并没有发现中国正在有组织有计划地向非洲的农场输出中国定居者的证据。正如索朗?郭?查特拉德和朱倩文就赞比亚的案例所指出的那样，许多新到来的中国投资者此前并没有耕作经验。就像在坦桑尼亚建立了蜜之王有限公司并与当地农民合作生产用于出口的蜂蜜的刘红军一样，他们都是企业家，都在寻找只需少量的钱和好点子就能做的生意。这些新的中国投资者经常在看到非洲的超市中满是进口蔬菜后，或在发现当地小麦、玉米或大米的较高价格之后，选择农业这一产业进行投资。

第五，本书重点强调了非洲人，如投资者、市民社会组织、农村居民和政府等发挥的关键性作用。在主流的叙事话语中，非洲和非洲人似乎主要是被动的旁观者，甚至是受害者。但事实上，我们将看到有许许多多的非洲投资者在急切和有意识地与中国人进行合作。我们看到非洲国家的政府通常会心满意足地拥抱一些大的项目，因为它们已经承诺要快速实现现代化。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和赞比亚等国政府已经对缓慢的社会转型失去了耐心，它们都寄希望于科技进步，且通常不太重视那些曾经通过利用部分“国有土地”而丰衣足食的农民和牧民的呼声。然而，它们虽然有着建立现代化大型农业综合企业的愿景，却没有能力修建道路和发电厂，抑或实施人道的重新安置计划，而这些都是商业化农业在经济、社会和政治层面可行的前提。当地人，其中包括农民、工人和牧民，通常会在当地与国外非政府组织及当地政客的支持下，“阻击”外国投资者，无论他们是中国人还是其他国家的人。虽然有少数投资最终取得了成功，但更多的投资却因为基础设施落后、政变、选举纷争甚至是内战而失败。

在《龙的礼物》一书中，我提到了在验证网上传播的一些中国农业投资的故事上所付出的努力。显而易见，当时中国企业就已经对海外农业产生了兴趣。2007年，一家中国企业与菲律宾政府签署谅解备忘录，希望租用100万公顷土地用来种植玉米、水稻和高粱（但这项投资并没有被落实）。作为中国与联合国粮农组织共同发起的南南合作项目的领队的王义彬伸开双臂说：“这个国家的土地很充足，却没有人利用它们！”但他也告诉我，他并没有成功地将中国投资者吸引到塞拉利昂的农村——这主要是因为落后的基础设施。

中国崛起的故事，在今后一段时间可能是最为重要的与发展有关的故事。

中国在非洲的活动无疑已经激起了许多人的想象，他们为这个新兴大国将对非洲这块曾经多次遭受外部侵略的大陆产生的影响感到忧心忡忡。记者们往往会添油加醋，把谣言当作事实四处传播。将这些活动的细节恢复到其本来的面目，同时避免哗众取宠，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这样做确实很重要。这不仅对于非洲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人们而言是如此，对于那些试图理解这一正在挑战我们的发展理念和我们在世界中的位置改变的欧洲人、美国人而言，也是如此。尽管本书的结论主要基于我自己的学术研究和其他许多学者以事实为基础的评估，但希望其能够对那些富有思想且对中国的崛起及其将会对非洲等贫困地区产生的影响感兴趣的人，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