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诗琳++薛熙明+朱竑

[摘 要]灾害发生和灾后重建过程中，地方在短时间内经历着急剧的解构和重构，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然而，当前灾后重建影响研究聚焦于重建对弱势群体的影响，在灾后重建对地方的社会、文化和经济影响方面缺乏相应的探讨；现有社会文化地理研究对灾害与地方话题亦缺少必要的关注。研究以四川省彭州市白鹿镇为案例，通过访谈法，借用地理学“地方”的理论对灾后重建的影响进行分析，以此透视灾后重建背景下的地方重构过程，探寻灾后重建影响下的地方形态、功能、活动和意义的变化。研究表明，白鹿镇的地方重构特征主要体现在公共空间的升级、生活空间的变革、地方产业的转型 、地方生活的转变，以及地方特性的重构和地方情感的强化等方面。灾后重建背景下白鹿镇的地方重构实质上是旅游景观、旅游活动和旅游形象对原有乡村景观、活动和形象进行替代的城镇化和现代化过程。“地震”某种程度上成为白鹿镇发展的“契机”，借助灾后重建资本和政策的支持，白鹿镇实现了地方的“新生”，不仅修复了地震带来的破坏，还突破了原有的土地和景观问题以及地方发展的资金局限，实现了地方的转型、升级和发展。

[关键词]灾后重建；地方重构；新生旅游地；四川白鹿镇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7）05-0059-12

Doi： 10.3969/j.issn.1002-5006.2017.05.011

1 文献回顾

1.1 灾后重建研究

灾害是特定时空下突然发生的，会导致物质环境的破坏、社会结构的混乱、社会成员的伤亡和社会功能的受阻的一个过程或事件[1]。作为灾害应对的最后一个阶段，灾后重建关乎被破坏的社会如何重新恢复和建设的问题，影响灾区长远的发展和稳定，是受灾国家普遍重视的重要工作。因此，灾后重建受到学者们的高度关注，相关研究的意义也得到学术界的重视和肯定。OBrien等将灾后重建定义为通过系列活动使灾区重建完整的社会结构、重塑基本的社会功能和重新保证社会成员日常生活的安稳的过程[2-3]。当前，对于灾后重建的研究主要集中探讨房屋重建[4-6]、资源配置和可利用性[7-10]、灾后规划[11-13]和对灾后重建的影响[14-16]等方面。

在房屋重建方面，学者们关注不同房屋重建方式的区别及效果等话题，如关注捐赠主导型房屋重建方式和所有者主导型房屋重建方式之间的比较等[5-6]。资源可利用性的影响因素是灾后重建资源问题的关注重点。学者们认为，对资源可利用性的影响因素的分析有助于推进灾后重建工作，因此注重对灾后资源可利用性的影响因素的探讨[7-8]，并探讨不同资源的可利用问题和方法[9-10]。在灾后重建规划方面，已有成果多关注灾后重建规划战略、政策和措施的制定。Nelson等提出灾后重建规划包括3个层次：个体与家庭的重建、社区重建和城市重建[11]。Cooper认为，灾后重建规划体系包括整体重建规划、灾后土地利用规划、应急管理规划和具体项目规划等4种[12]。

随着灾后重建研究的深入，学界开始关注灾后重建带来的影响，重点探讨灾后重建对弱势群体造成的影响。学者们认为弱势群体由于信息、资本和权力的缺乏，容易在灾后重建过程中被忽略、排除，陷入更糟糕的处境，灾后重建成为弱势群体的第二次灾难，应该得到关注和重视[4，14-15]。Gotham提出新自由主义下的灾后重建模式不仅未能解决低收入人群的需求，反而加剧了不平等。灾后重建资金的分配不当强化了脆弱性和不平等的空间发展问题[16]。Greenberg通过美国纽约和新奥尔良的实证研究发现，以市场为导向的灾后重建过程实质是“危机导向”，它是一个将大量的重建资金引向富裕、发达的地区，忽视低收入群体的需求，强化富裕社区，催化低收入地区的绅士化和替代，满足高收入群体利益的过程[17]。

相较于国外研究，地理学对国内灾后重建研究开始较晚，且大量涌现于汶川地震后，侧重于灾后重建实践层面的问题，如灾后城镇规划[18-19]、房屋重建[20-21]、土地和人口容量问题[22-23]、重建模式及影响因素[24-26]等，对灾后重建的影响研究仍相对较少，仅有少量研究关注了灾后重建对乡村都市化[27]和政府满意度[28]的影响。

综上所述，当前灾后重建研究仍聚焦于灾后重建中规划、政策、房屋重建、资源管理和利用等问题探讨上，对灾后重建的影响及效度关注仍较少。与此同时，现有对灾后重建的影响研究主要关注灾后重建对弱势群体的影响，在灾后重建对地方的社会、文化和经济影响方面缺乏综合考量，更鲜有从整体社区、地方的角度去探讨灾后重建的社会文化影响。灾后重建不仅是一个政策、规划、补偿、新建的科技、法律过程，也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过程，对灾后重建地方整体变化关注的缺失不利于更深入、全面了解灾后重建的影响效度，也不利于对旅游地灾后重建工作的反思和评估。基于此，本研究以成都彭州白鹿镇为例，对比其在汶川地震发生前与重建完成后两个不同时期在地方形态、活动和意义等方面发生的变化，以此探讨灾后重建给地方带来的影响，以期进一步拓展灾后重建的地方影响研究。

1.2 地方理论

自19世纪地理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后，地方（place）一直就是地理学的核心概念和研究热点[29]。经过多年来不同的学术范式与思潮，地方的概念与内涵也在不断丰富[30]。对于地方的研究，不同的人文地理学派都给予了自己的独特理解。人文主义地理学者关注地方的意义及人对地方的体验，重视日常生活中人与地方的情感连接，段义孚[31]、雷尔夫[32]等注重地方的主观建构过程，认为地方是一种“感知的价值中心”、日常生活体验和情感依附的中心[31]。后人文主义地理学者延续了前人的思想，强调从个体的情感经验透视地方结构[32]，认为地方与主体之间通过强烈的相互作用构成相互定义并不断呈现动态变化的体系[3234]。结构主義地理学者强调地方是镶嵌于（embedded）结构之中，是结构过程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亦是一种社会实践的“结构过程”[35]。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者从社会冲突的视角出发对地方加以阐释，认为地方不断地被权力和制度所建构，不能以静态、封闭的视角去理解地方的理解，而需在全球资本流动与积累的背景下探析资本与地方、社会关系之间的作用关系[36]，强调关注资本主义下地方建构的政治经济学[37-38]。

国内人文地理学者积极响应国际研究趋势。他们对西方的地方研究概念和理论脉络进行了细致梳理[34，39]的同时，也在城市地理学、社会文化地理学等分支学科中展开了大量具有本土特色、又不乏主流话语的实证研究。包括城市创意文化产业与地方性的相互关系[40-42]、城市消费景观中的地方性[43-44]等、全球化与跨地方[45-46]、地方身份[47-48]方面的研究。

综上所述，由社会学和地理学者最先倡导的地方研究，已经成为当下国际人文地理学重要的研究趋向。随着地方、地方感、地方认同等概念的不断明晰，地方研究也被导入文化政治、权力空间、全球化等话语体系中，成为21世纪社会文化地理研究“后现代转向”的风向标。反观国内人文地理学界，通过近十年来社会文化地理对国际研究的采借与创新，已经由宏观研究逐渐转入中观和微观研究。然而，人文地理学对灾害问题的关注仍较为有限。仅见的几篇研究中，或关注历史时期灾害的时空分布[49-50]，或是关于地震灾后重建区人居环境[51]、土地资源[22]和人口容量[23]的研究，且仍沿袭了传统地理研究偏重于宏观区域分析的特点。就灾害与地方为话题而展开的社会文化地理研究尚显缺乏。

地方在灾难中毁灭，又在重建中再生。在这个过程中，地方在短时间内经历急剧的解构和重构，发生了难以忽视的改变，对地方未来的发展和居民的生活构成巨大影响。因此，通过借用地理学“地方”的理论对灾后重建地方的重构现象进行分析，以此透视灾害本身以及灾后重建背景下地方重构过程，探寻灾后重建影响下地方物质形态、功能、活动、地方特性和地方情感的变化，期望以此进行灾害的地理研究的本土性探索，继续拓展旅游与灾害研究的新领域，并在灾害这一自然地理传统研究方向上投入人文地理学者应有的关注。

2 案例地概况与研究方法

2.1 研究案例地概况及区位

白鹿镇隶属四川省成都彭州市，是龙门山系的一部分，距离成都市区60 km。全镇幅员面积78.9 km2，总人口10 124人，以汉族为主。白鹿镇具有丰富的宗教人文资源，佛教、天主教和道教等多种宗教文化并存。1860年，法国传教士洪广化到白鹿镇传教并修建了修道院，而遗存至今的上书院曾是培养高级神哲人员的高级修院，今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此外，始建于清乾隆年间的白鹿场老街是成都市的十大古镇之一。在“5·12”汶川地震发生前，白鹿镇是一个传统农业小镇，当地人口主要生计以药材种植和外出务工为主。

汶川地震发生后，白鹿镇全镇55%的房屋倒塌，45%的房屋严重损坏，上书院、中法桥等重要历史文物古迹损毁，直接经济损失达 14.84多亿元，死亡人数为68人，受伤人数为1123人，属于极重灾区[52]。

白鹿镇的灾后重建工作完全由政府主导和规划，由中央政府和成都市政府拨款、福建省厦门市进行援建。彭州市政府制定了《彭州市白鹿镇产业总体规划（2009—2015）》，规划中提出着重开发白鹿镇的宗教文化和地震遗址资源，将白鹿镇打造成独具特色的“中法风情小镇”[53]。依据规划，白鹿镇在2009—2013年间建设了中法风情街、天主教堂、老街等一系列展现中法文化风情的旅游景观，打造农村生态旅游，积极引导村民从事旅游经营活动，并举办了法国古典音乐艺术节等系列活动，并获批国家级4A景区。2013年接待游客量达到80万～100万人次[54]。重建后的白鹿镇被誉为“灾后重建最美小镇”，其依托灾后重建的契机实现从农业小镇向旅游小镇的转变，城镇面貌焕然一新、地方特色被改写、地方形象被重塑，短时间内成为一个截然不同的地方。基于此，研究选取白鹿镇作为案例地展开灾后地方重构研究亦具有典型意义。

2.2 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2015年3月31至4月9日、6月19日至7月17日，笔者于白鹿镇进行为期39天的田野调查，并于2016年1月1日至3日、2月10日至12日进行了两次补充调查，共访谈人次65人，其中，深度访谈33人次。访谈的内容主要包括：第一，对地震发生前白鹿镇的地方景观、经济活动和地方形象等各个方面进行调查；第二，了解白鹿镇的灾后重建过程、规划和发展定位等；第三，探寻灾后重建给白鹿镇的物质环境、经济、地方产业、形象和日常生活等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最后，就当地人和游客对重建后的白鹿镇的感知和态度进行调查。

访谈对象包括当地居民、政府人员、游客、外地经营者和旅游公司管理者等5個群体，对政府人员的访谈主要侧重于白鹿镇灾后重建规划、政策和实施过程，未来发展规划；对当地人的访谈主要侧重于白鹿镇灾前和灾后各方面的对方和变化，其对灾后重建政策和结果的感知和评价；对游客和外地铺主的访谈主要侧重于其对重建后的白鹿镇的感知和评价；对旅游公司管理者的访谈主要侧重于白鹿镇灾后旅游发展规划、策略等。

3 地方重构

灾后重建的本质是地方毁灭后的再造和重生。地方政府通过规划以及资本、人力的投入，短时间内将废墟重建成新的地方。全新的城市规划指引着新的城镇建设，重建后白鹿镇镇区变成一个城镇景观多样、功能区划明确、基础设施优良的旅游小镇。标志性旅游建筑的出现、旅游产业的发展、异质景观的嵌入等均揭示着白鹿镇通过重建实现了地方的重构和再生。本研究通过实地调研发现，白鹿镇灾后重建主要表现为地方物质空间环境的再造、产业功能的重新定位、地方形象的重塑和居民地方情感的重构等变化，这符合Relph提出的地方具备客观物质（physical setting）、功能活动（activities）以及意义（meanings）三重属性[32]的理论框架。因此，本研究借鉴Relph提出的地方的三维划分，从地方物质空间形态、地方活动和地方意义3个维度层面分析和揭示灾后重建背景下白鹿镇的地方重构。

3.1 地方物质空间形态的重构

地方物质空间形态，指地方的物质环境、物理形态以及可视化景观等物质实体层面的空间要素。研究将它划分为公共空间形态和私人空间形态，从公共和个人两个角度去探讨白鹿镇地方物质空间形态的重构。

3.1.1 公共空间的升级

空间再造和复苏是灾后重建的首要任务。作为承载灾民日常生活的主体，住房和基础设施重建是重建项目的重点工程，公共空间的修建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公共空间是指那些供居民社会生活公共使用的室外实体空间，包括广场、停车场、商业空间、公园、社区内部道路、公共设施等非私人的空间及场所[55]。依据《彭州市白鹿镇产业总体规划（2009—2015）》，白鹿镇被定位为“中法风情小镇”，依托原有的天主教文化和地震遗址资源，重点发展旅游产业[53]。在城镇规划的指导下，白鹿镇建设了一系列旅游景观和基础设施。

在地震发生前，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小镇，白鹿镇村落布局以农田和民居杂糅为主，其公共基础设施不齐备，整体景观呈现散落、混乱的状态。而在地震发生后，白鹿镇通过一系列重建措施拥有了规整有序、错落有致、独具特色的城市面貌。灾后重建带来了白鹿镇公共空间的增值、美化和升级。首先，灾后白鹿镇依据规划定位重建了三类旅游建筑景观：法式风情建筑景观、民情风情建筑景观、地震遗址景观，白鹿镇的公共景观从单调、无特色的传统村落景观变为了多样精致的旅游景观；其次，白鹿镇修建了更为完善的城市基础设施和多样化娱乐性公共空间，如步行街、观光道、停车场、农贸市场、医院等基础设施和社区文化休闲中心、休闲广场、酒庄等休闲娱乐空间；最后，为了呈现完整的中法风情，白鹿镇民居和教堂均被重建成具有法式风情或明清风情的建筑，重建后的民居和教堂成为了新的标志性建筑。

一般而言，城市公共空间的发展是在居民的功能性需求下缓慢发展的过程[27]，然而，灾害的发生打破了这一过程。建立在废墟之上的公共空间以闯入的形式嵌入了地方，重塑着地方物质空间形态。政府通过公共空间的美化和重建重塑地方景观，以此达到灾后城镇发展的目标，地方物质空间形态的重构成为了再发展的隐喻。

“地震后我们依据上级政府先规划后建设的灾后重建原则，制定了灾后重建规划，依托白鹿的天主教文化氛围，将白鹿镇定位为中法风情小镇，并做了相应的景观规划后再进行的重建。”——白鹿镇旅游办主任，女，30多岁

“地震前的白鹿镇就只有农田和民房，大家住的离得也都比较远，道路也都是泥路，亂糟糟的。现在白鹿镇有教堂，有欧式建筑，有明清建筑，道路也都铺了砖，比以前要美多了干净多了。”——白鹿镇村民，男，50多岁

“当时在重建中强调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因此我们政府会注重对白鹿镇基础设施的修建，不仅要修好居民住的房子，还要做到对学校、医院、道路、广场和停车场等地方公共设施的全面修建和提升。”——白鹿镇新农办主任，男，40多岁

3.1.2 私人空间的变革

私人空间的变革是白鹿镇地方形态重构的另一表征。私人空间意指当地居民的私人居住空 间[56]。灾后重建的白鹿镇民居主要为三类：第一类是法式风情民居，政府统一将位于法式风情街的民居重建成具有两三层高的异域风情法式建筑；第二类是明清风情民居，这一部分民居位于明清老街，被统一设计成两三层高的明清建筑；第三类是居民小区，这一类民居是为选择贴补力度大的统规统建政策的居民所建，均为四五层高的普通居民楼房。

“以前我们就是用水泥砖自己建，哪里会设计什么外观呀，能住就行。但现在的房子被政府统一设计，比我们以前建的要好看多了。而且里面也都刷好了墙，比之前住的要好”——白鹿镇村民，女，40多岁

相较于震前的土房，民居被统一设计成独具特色的景观，住宅内配备完善的下水系统和能源管道，居民的私人空间得到美化和提升。此外，灾后旅游的发展让居民的生产空间和私人生活空间由分离走向融合。在地震前，白鹿镇以务农或外出打工为主，耕地、工厂与私人空间的分隔导致生产空间和家庭生活空间的隔离。但地震后，居住于旅游景观道附近的居民将住宅改造成旅馆、饭店或商店等，使得民居的形制发生改变，促成了生产空间和私人生活空间的融合。住宅不仅是日常生活活动发生的场所，亦承载着旅游生产活动，居民的私人空间成为了游客凝视和入住的旅游空间。与此同时，相较于震前散落的居住空间，震后民居进行了集约化的规划建设，居民的私人生活空间更加紧密和聚集。

“比起以前的房子，我更喜欢现在的，虽然说面积比以前小，但是里里外外都要比以前好看很多，而且还可以吸引游客来住，增加家里的收入。”——白鹿镇居民，男，50多岁

3.2 地方活动的重构

地方活动则是地方的社会维度，指地方中人的社会活动与日常行为，研究将其划分为地方产业活动和日常活动。

3.2.1 地方产业的转型

白鹿镇灾前的经济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业和工业。其中，农业以药材种植业为主，处于传统农业经营阶段，综合经济水平较低[52-53]；工业则以煤矿业为主，但自2005年中央下达整顿关闭中小煤矿的命令后，白鹿镇关停了大部分的煤矿产业。此后，白鹿镇政府尝试依托当地法式文化转型发展旅游业，但由于白鹿镇仅遗留一两座法式建筑，旅游景观吸引力不足，加上资金的缺乏，未能开发旅游项目、完善旅游公共设施，没法实现产业转型的目标。

2008年“5·12”汶川地震发生后，白鹿镇得到了大量重建资金的投入。镇政府以灾后重建为契机，借助重建资金、政策和援建方的帮助，将旅游业确立为白鹿镇未来发展的重点产业，修建欧式风情建筑，开发法式文化特色旅游资源。历时5年，白鹿镇修建了天主教堂、法式民居、欧式酒庄、明清建筑等大量的旅游景观，并完善了基础设施建设，将自身打造成具有异域风情的法式小镇，吸引了大量的游客的到来。2013年，白鹿镇年接待游客量达到80万～100万人次[54]。为了进一步促进旅游业态发展，政府积极引导白鹿镇居民发展旅游业，为居民开设各种旅游就业培训班，如农家乐培训班、游客接待礼仪培训班等，规范旅游市场。此外，政府还策划组织了一些系列旅游活动，如法国古典音乐艺术节、法国尼斯国际钢琴比赛、CCTV网络模特大赛等，以此营造白鹿镇的旅游品牌和文艺气息。

“地震之前我们有调整产业结构，把白鹿镇的经济发展从资源掠夺型经济发展模式变为可持续发展模式的思路和想法，但当时缺乏资金的支持，所以一直没怎么开展。地震发展后，上级政府亦提倡震后地方产业的发展和转型。因此借助重建的契机，我们就开始将白鹿镇的发展产业定位于旅游业，以此来推动白鹿镇的产业转型。”——白鹿镇政府旅游办主任，女，30多岁

目前，白鹿镇的旅游产业形态已形成规模，成功实现把农业、生态、旅游有效结合，打造具有法式风情的生态农业旅游品牌，由一个传统的农业小镇转变为一个知名的旅游小镇，实现了地方产业的升级转型。

“我是（20）12年过来这边做生意的，因为这里变成法国风情小镇，发展旅游业，游客来的还挺多，感觉发展挺好的，所以我就过来这里开店了。”——外地经营者，男，20多岁

3.2.2 地方生活的转变

在地方形态和产业重构所呈现的紧密美化的居住场所、多样化的公共空间、转型后的旅游生产方式的指引下[27]，白鹿镇居民的日常生活發生转变，以适应灾后重建所带来的变化，其日常生活的转变主要体现在生计方式、休闲生活和社会交往三个方面：

首先是生计方式的转换。白鹿镇居民地震前的生计方式主要有两种——外出务工和种植药材。但由于灾后重建征地政策导致耕地减少，加之地震影响了当地的土壤，导致出产的药材质量下降。因此，许多原本从事务农的居民利用政府对当地的产业调整政策，将自家房屋改建成家庭旅馆、茶室或饭店，以此转向旅游经营活动。此外，由于白鹿镇的旅游产业发展较好，经济效益明显，吸引了一些外出务工群体返回家乡从事旅游经营活动。自此，白鹿镇居民生计方式发生改变。

“地震前我儿子是在外地打工的，那时村里都是老一辈种田，而年轻人就大多都出去打工。地震后这里的旅游搞起来了，很多人家都开起了农家乐，做游客生意。我儿子看白鹿的发展好，也就不在外地打工了，回来弄农家乐。”——白鹿镇居民，男，60多岁

其次是休闲生活的丰富。灾后重建完善和丰富了白鹿镇的公共设施和娱乐空间，为居民多样化的休闲生活提供了良好的场所。当地居民在重建后的地方进行日常活动时，也开始有意识地利用这些场所来丰富自己的休闲生活[27]。由于公共广场、棋牌室和卡拉OK等休闲空间的存在，居民的休闲活动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从原先的仅是到朋友家打牌或聊天扩增到广场跳广场舞、到棋牌室打牌下棋喝茶、到卡拉OK厅唱歌等。观看政府和旅游公司举办的艺术表演等旅游节庆活动，也是当地居民喜爱的休闲活动。此外，随着居民经济收入和与外界交往频率的增加，愈来愈多的白鹿镇居民选择外出旅游。

“平日吃完晚饭会在村里散步，现在村子变得很漂亮，看着心情很好。有时有演出的时候，我们都会去看一下演出。”——白鹿镇居民，女，30多岁

“以前就去朋友家打打牌聊聊天什么的，现在可以耍（玩）的多了，唱歌、跳舞、看表演，有意思多了。所以我们没事就经常出去耍，不在家呆着。而且开了家庭旅馆后，收入比以前多了，所以我们一年会出去玩个两三趟，去汶川玩得比较多，想出去玩的时候就喊辆车就出去了。”——白鹿镇居民，女，50多岁

“我们公司会租用一些店面用来做酒吧、卡拉OK等旅游业态，刚开始是主要面向游客，但现在慢慢地，一些本地居民也会过来玩，尤其是本地的年轻人。”——白鹿镇旅游公司娱乐部管理者，男，20多岁

最后是社会交际网络的扩大。传统的农业社会交往以亲缘关系为主，灾后重建的白鹿镇的旅游发展打破了地震前的农业社会较封闭的状态。随着游客数量的增多，居民得以和来自不同地方的人建立联系，极大地扩展了社会交际网络。此外，地震后紧密的居住空间和丰富的休闲活动也加深了居民之间的交往和联系。

综上所述，灾后重建改变了白鹿镇居民传统的农耕社会的生活方式，使其日常生活方式更加现代化和都市化。

“以前大家住得比较散，离得也远，而且出去打工的人多，（家里）人也少，有点事叫起来也不方便。但现在热闹多了，以前出去打工的也回来，大家住的房子都紧挨着，一出门就见到了，我觉得关系比以前好多了。”——白鹿镇居民，女，40多岁

3.3 地方意义的重构

地方意义是地方的文化维度，其在地方与外界和人的不断互动过程中获得不断变化的文化内涵[57]。它既包含地方自身独特的个性，亦涵盖人对地方的理解和情感，研究将其划分为地方性和地方感。

3.3.1 地方性的改写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地方性成为地方发展的文化力[58]，地方特色的营销愈发重要，不同地方需通过地方性和地方独特历史文化的不断挖掘，才能以自己的个性吸引投资和游客[36]。地方在确立自身形象定位的过程中，都会立足当地文化传统，通过对文化资源的挖掘来建构自身的形象符号[39]。白鹿镇地处亚热带山区，气候凉爽适宜，佛教、道教和天主教多种宗教文化并存，具有丰富的自然和历史人文资源。但相较于周边其他旅游景区，白鹿镇的人文历史和自然环境缺乏独特的竞争优势。白鹿镇的法国传教文化虽独具特色，但遗址遗存较少，其文化形象不够凸显。为了更好地吸引投资和游客，白鹿镇借灾后重建的契机，以独特的法国传教历史为出发点，将自身打造为法式文化和明清文化相结合的中法风情小镇。

“成都周边的古镇很多，但是欧式风情的旅游小镇就白鹿镇一个。我觉得这里很有特色，可以让那些没有去过欧洲的人来看一下欧洲的建筑是怎样的。而且白鹿镇这里有法国人传教的历史，还有教堂什么的，就觉得在这里建的欧式建筑还挺有历史和文化底蕴的。”——白鹿镇游客，女，60多岁

“我地震前来过白鹿镇，当时主要是过来探亲的，那时白鹿镇就一个普通的农村，除了空气好没啥特别的。但是现在白鹿镇依据它的天主教文化修了很多欧式建筑，变得很有特色，很适合度假，我就和我朋友每年都会到这里避暑。”——白鹿镇游客，男，60多岁

地方性作为吸引资本的主要手段[59]，在地方发展的过程中不断被建构和重构。为凸显地方特色、提高地方吸引力，白鹿镇将法式建筑视为具有吸引力的异域文化符号，将地方性转变成可见的实体存在。在此基础上，当地政府运用修道院等遗址来进行造势，同时通过相关传教历史文本的宣传，进一步强化历史性的宣传效应，以此构建地方法式文化符号的合理性和历史底蕴，进一步凸显和强化白鹿镇作为欧式小镇的地方形象。在此过程中，异质景观成为了白鹿镇地方特色文化的主体。原以中式文化为主、多种宗教文化并存的白鹿镇变成了法式文化凸显的欧式小镇，白鹿镇的地方性由此发生改写。

“白鹿也是我们成都市的古镇之一，但它的资源远远不及周边其他古镇，我们没法用古镇的特色来竞争。因此，我们通过对白鹿镇资源的梳理，就发现这里除了有优美的自然风光，还有非常独特的历史文化，有法国传教士洪广化到这儿传播天主教的这一段历史。我们认为这是非常独特的人文历史，想借助这一块走一个排他性、拒绝同质化发展的一个道路。所以我们确定了把白鹿镇打造成一个法式风情小镇。”——白鹿镇旅游办主任，女，30多岁

“白鹿镇以前就一座上书院在而已，其他和别的地方感觉没什么区别。但现在修了很多欧式建筑，教堂也比以前好看很多，我们觉得现在的白鹿镇的特色要比以前凸显很多。”——白鹿镇居民，女，40多岁

3.3.2 地方感的强化

地方感是人與地方不断互动的产物[60]，是人对地方的一种特殊的情感认同，是一种特殊的人地关系[61]，意指人们对于特定地方的情感依附和认同，其核心内涵等同于地方依恋，主要划分为地方依赖和地方认同两个维度[62]。地方感并非恒定静止的[63]，而是会随着经济文化、社会关系的改变而被不断重构[60]。人对地方的感官认知、日常体验和社区的变迁会影响地方感的强度[64]。灾后重建构建了新的地方，地方形态的改变、地方活动的变革无形中建构和改变人地情感关系，而作为地方生活的主体，白鹿镇居民的地方感亦随着地方的重构发生改变，其地方依赖感和地方认同感亦随之变化。

地方依赖是人和地方之间的一种功能性依恋，地方认同是一种情感性依恋[65]。灾后重建带来的变化强化了白鹿居民的地方依赖和地方认同感。首先，物理环境的美化强化了白鹿镇居民对地方的功能依赖，地方物质环境的改善提升了居民的居住满意度。白鹿镇居民认为相比以前的环境，重建后的城镇景观更加美丽富有吸引力，自己的居住空间更加现代化。与此同时，白鹿镇地方环境的美化亦提升了白鹿镇居民对地方的归属感和优越感，强化了居民的地方认同。白鹿镇居民认为相比其他地方，地震白鹿镇更能提供满足自己物质和精神需求的条件，离开的意愿更低。

“地震后的白鹿镇漂亮很多，地震前那些比较有钱的人还会搬到彭州市去住，但是现在大家有钱都不愿意搬走了。”——白鹿镇居民，男，50多岁

“白鹿重建后，我会经常邀请我在彭州的朋友们过来玩。我会跟他们说，白鹿现在发展还是很不错滴，你们有空过来看看。”——白鹿镇居民，男，50多岁

其次，地方旅游产业的发展让居民分享到地方经济发展的红利，增强其作为“局内人”身份，强化居民对地方的经济依赖，提升居民的地方依恋感。而经济收入的增加又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他们的文化自豪感和归属感。最后，白鹿镇特色的地方文化品牌的营造，让居民加深了对自身文化的认识，强化了其对地方的自豪感和认同感。白鹿镇居民认为地震后白鹿镇“中法风情小镇”的形象定位和景观打造，更好地展现了白鹿镇的地方特性，凸显白鹿镇独特的文化价值，还受到外界的认可，这让他们对自身文化产生了自豪感和优越感，而这种自豪感又增强了世居居民的独特身份地位，更进一步强化了他们对地方文化的认同。重建后的白鹿镇带给了居民更高的情感满足[66]，地方成为自我的一种符号和象征[67]，提升了居民对地方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我们十分认同白鹿镇地震后中法风情小镇的定位，白鹿镇本身就有法国传教士来传教的历史，所以这些法式建筑就是我们地方文化的东西。我们觉得地震后新建的欧式景观能更好展现白鹿镇的文化，凸显地方特色。而且这些建筑也只能在白鹿建，别的地方没有这个历史嘛。”——白鹿镇居民，女，40多岁

“以前的（地震前）能有什么特色啊，除了一座上书院就是一些普通的房子，你在别的地方都可以看到，没什么不一样的。但是现在建了中法风情街，既有欧式建筑，又有明清建筑的白鹿就有特色多了。”——白鹿镇居民，女，30多岁

4 结论与讨论

地方是开放、动态的，而非固定、静止的，通过与外界的联系而不断地被建构和重构[37]。地方在灾难中毁灭，又在重建中再生。在这个过程中，地方在短时间内经历着急剧的解构和重构，其地方物质空间形态、功能和意义均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因此，通过对白鹿镇地方重构过程的分析，研究发现（图2）：

在灾后重建的背景下，国家政府通过短时间内空间景观的修建、地方产业的转型快速地重构了地方的形态、功能活动和地方形象，以此谋求灾后地方的转型和发展。在灾后转型发展的语境下，白鹿镇的地方重构过程是旅游景观、旅游活动和旅游形象对乡村形态、活动和形象进行替代的城镇化和现代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农田与民居的交错分布变成旅游功能分区，农村散居变成集中居民区[4]，村落景观变成旅游景观，农业生产活动变成旅游生产活动，传统农村生活变成都市化生活，这带来了公共空间的升级、私人空间的变革、地方产业的转型、地方生活的转变、地方性的改写和地方情感的强化，推动了地方的城镇化和现代化发展。

正如Holling所言，灾后阶段既是地方最脆弱的时期，亦是地方发展的最佳时期[68]。灾难让地方变成“白纸”，为地方发展的“新轨道”建设扫清了道路，为地方变革提供了机遇[3，69-70]。借助于灾害造就的“白纸”和灾后重建资本以及政策的支持，白鹿镇突破了原有的土地和景观的问题以及地方发展的资金局限，得以借助灾后重建资本和规划的力量，来进行旅游地景的打造和公共设施的完善，推动空间的增值、地方产业的转型和旅游活动的生产，实现地方的升级和发展。地震成为了白鹿镇发展的“契机”。

以往研究表明，災难复原与重建对某些受灾者来说能从伤害、失落中复原到低度的福祉状态已是万幸。在某些情况下，灾后重建不仅未能恢复弱势群体的生活，还会为其带来“第二次灾难”[14-15，71]。但白鹿镇的灾后重建不仅修复了地震带来的破坏，还实现了地方的转型、升级和发展，让居民获得了地方发展的红利。对白鹿镇居民来说，灾后重建不仅使他们的生活得以恢复，还打破原先的生活经验，让他们找到更好的生计方式和生活环境，提高了他们的生活质量。与此同时，灾后地方特色景观的打造亦凸显了地方文化特色。这一切均强化了白鹿镇居民的地方认同感、归属感和自豪感。

本文通过对灾后重建现象的关注，探讨灾后地方重构的问题，这是对当前灾后重建的影响研究的补充和拓展，亦是对人文地理学视角下的灾难研究的丰富。地方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会随着不同要素的作用而呈现不同的重构特征。本研究主要探讨的是灾后重建中物质空间形态、地方活动和地方意义等维度的重构。因此，在其他背景条件中分析其他不同维度下地方重构特征，全面、系统、多维地解读地方重构的实质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此外，不同的灾后重建模式会对地方带来不同的影响和改变，因此，探讨不同重建模式下地方变化的差异是值得后续关注的话题。

致谢：感谢华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蔡晓梅教授、林清清副教授、史甜甜博士，西藏大学刘雅静教授和华南农业大学朱丹博士在文章写作过程中的意见和帮助；感谢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安宁博士在文章英文摘要修改过程中的帮助；感谢澳大利亚南澳大学王俊同学在文章区位图绘制过程中的帮助；向外审专家的意见和编辑们的工作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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