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延强

摘 要 通过调查，民国学人认为当时的农业职业教育存在诸多严重问题，研究缺乏、理论导向不明确，课程设置、教材、教法等不适合实际需要是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明确办学目的、改革课程设置、规范教材编写、严格训练师资、改善教学方法、扩大农业职教影响、增加经费投入等建议，力图构建理想的农业职业教育蓝图，以发挥职业教育在农村发展中的作用。其设想虽然在当时并不一定能够完全实现，但也可为当前农村职业教育发展提供借鉴与启示。

关键词 民国学人；农业职业教育；理想构建

中图分类号 G719.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7）04-0059-05

自1896年江西高安蚕桑学堂设立，农业职业教育作为一种专门教育形式开始进入历史视野，并在清末民国的教育系统中获得相应地位。然而，民国农业职业教育具体如何办学？是否适应时代需要？这些都引起了部分学人的关注与思考，针对相关问题，他们也提出了相应的建议与设想，其理念既为当时农业职业教育勾画了发展蓝图，亦可为当前农村职业教育提供借鉴与启示。

一、农业职业教育办学之困境

近代以来，“教育救国”成为中国教育改革的基本动力。为寻求救国之途，教育界人士深入反思，指出传统教育是消费的教育而不是生产的教育，于是乎实业（职业）教育呼之欲出，被认为是救国良方。相应的，为了挽救日益凋敝的传统农业，一批农业职业教育机构亦应运而生。理论上讲，在此背景下，农业职业教育应该获得极大发展，进而带动农村转型。但是，通过考察、论证，当时学人却得出悲观的结论，甚至对农业职业教育产生了质疑。

（一）社会需要农业职业教育吗？

在教育救国思潮影响下，农业职业教育理论上成为当时改造纯消费式教育、发展农业的不二之途，“中国农业已陷于破产之地位，非从农业教育着手，无以自救，此为农业职业教育之见重于社会，时非无因也”[1]。无可否认，此种教育观念的转变，无疑是一种进步，受之影响，当时国内的农业职业教育亦得到相当发展，“不论高等、中等、初等之农业学校，皆充满朝气，一般学生无不以习农为进步时氅，农业职业学校之招考学生皆比以前增多，农业学校质的方面，亦有改善，量的方面，亦有增加”[2]，许多人士也沾沾自喜于此。但学人们经过调查发现，事实上这些农业职业学校遭遇了就业滑铁卢。农业职校学生，尤其是初、中等农业职业学校毕业生“皆无得到适当职业之途”，几乎都是“毕业即失业”，如1935年广东省立农业高职首届毕业的49人中，仅有3人工作、2人升入高一级学校、44人失业，失业率达90%[3]。为何会出现如此戏剧性的反讽呢？学人们认为那是因为社会无力收容这些毕业生，“社会之不需要农业职业学生，是农业教育的当头棒，是千真万确的，不容否认”[4]。这对农业职业教育的发展无疑是巨大打击。

（二）农业职业学校毕业生能自行经营吗？

既然社会无法容纳农业职业学校的毕业生，那他们是否可以自主创业、自主经营呢？学人们得出的结论同样是悲观的。他们认为，虽然在理论上讲当时的农业职业学校是对传统消费式教育的反叛，是实施生产教育的机关，其目的是培养学生将来毕业后具有一定生产技能、专门从事生产。然而调查发现，现实中的农业职业学校却无法完成这一职责。他们了解到的农业职业学校“不过与普通中学无异”[5]，仍属纯消费式教育。很多农业职业学校根本就不是实施生产教育的场所，不能给学生授予生产知识与技能，致使学生在整个教育过程中均不能养成生产观念及相关技能。也就是说，從技术层面上讲，农业职业教育没有成为实施生产教育的途径，农业职业学校毕业生是不足以自养的。同时，他们也指出，农业职业学校的学生大都是来自乡村的贫苦青年，如果让他们自行创业，即使有技术，但缺乏资金也是最根本的制约因素。何况他们的创业还需要场地，而乡村土地有限，乡间父老也不愿拿出有限的土地交给这些“所学偏重于肤浅之理论而少实际”[6]的年轻人。故而农业职业学校毕业生“真正从事农业经营者，不得其一”，“农业职业教育之实际与一般提倡生产教育之希望，相去甚远矣”[7]。

（三）农业职业教育能服务农村吗？

在当时的设计层看来，中国农业的衰落，农村的破产，原因固多，但最重要的是因为农村缺乏指导者，无法改良传统的生产方法。设计层认为，农业职业学校毕业生的责任，应为农村事业的指导者、农业科学的介绍者与推广者，这也是农村职业教育的核心职责。那么该时期的农业职业教育能否担当这些责任呢？答案同样是令人遗憾的。经过调查，学人们发现，虽然农业职业教育已提倡数年，也有了一定的研究成绩，但实际上农民均不能接受，甚至根本不知道，出现了“研究自研究，农民自农民，两不相关”[8]的局面。农业职业学校的学生应当担起联系农村与农业科技普及的责任，但事实却因如前所述诸如社会无法容纳、无法自主创业，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导致众多毕业生没有或无法回到农村，“本来须知政府之所以设立农业职业学校，原欲使农村青年获得农业之知识……以为改良农业之干部，并非吸收农村青年永离其村，若谓农村青年出外求学，获职于外方为求学之目的，则农业职业学校之设，无疑是尽吸农村优秀青年离村之猛兽，如此，则农业职业学校何须设立呢？”[9]如此之农业职业教育又何能服务农村呢？

总之，经过调查，学人们认为，当时的农业职业学校学生不为社会所需要，不能自行经营，亦无法服务农村，已失去了发展根基，陷入到尴尬境地，如不改革，必将危机重重。

二、农业职业教育发展困境的原因分析

基于对农业职教的观察与了解，学人们也在思考为什么原为挽救农村、农民、农业而设计的农业职业教育在当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他们认为，这固然与“中国农业教育之幼稚，农业科学之未能独立”[10]有关，但更重要的还跟当时农业职业学校办学过程中暴露出的一些问题脱不开干系。

（一）研究缺失，理论导向不明确，导致农业职业教育办学目标偏离

学人们发现，当时农业职业教育领域首要的问题是研究缺失。作为一个具有交叉学科性质的研究领域，农业职业教育没有被充分认识与研究。当时的情形是一般的农学者多知农学，对教育知之甚少；而教育学者懂教育却又对农学无甚了解，即便在职业教育领域也是侧重于工商业职业教育，而对农业职业教育问题，则鲜有提及。“农业教育之研究，均为教育学者及农学者所弃，所以农业教育就无形中如无舵之船，误入歧途，亦不知自觉，这是何等可怜的事！”[11]。他们认为，专业研究及理论指导的缺乏，是造成农业职业教育失去目标的根本原因。

农业职业教育研究缺失、理论导向不明确的一个重要反映就是农业职业学校办学规程的不完善。民国时期的职业教育主要包括工业职教、商业职教、农业职教三类。由于理论研究的缺失，很多人认为农业职业教育与工、商业职业教育一样，政府制定的各项法规中亦是将农业职业教育与工商业职业教育等同规范，这样导致政府颁布的职业教育法规，适合工商业，而不一定适合农业职业教育，依之运行的农业职业学校当然也不可能走上正途，从而导致农业职业学校办学方向的偏差。

农业职业教育发展方向的偏差，也导致了其办学过程中乱象横出，如许多地方将职业学校办成了普通学校，将原应教授实用技术的职业教育变成了以升学为目的的培训机构，致使学生毕业后“升学既不能与普通中学学生以争短长，就业复无专门技能以自给自助，返乡务农，不特缺乏老农经验，仰且为传统社会所不容，在校一切努力，出门一无是处，实为坑杀青年，浪费青年心血，断送青年前程”[12]。再如许多学校招生时招收了很多不可能从事基层农业普及、改革的非农者，不仅浪费了应有资源，还影响了其他学校“不复能以农业为职”[13]。另外，农业职业学校办学还有趋于都市化的现象，“举凡学校的设备，学生的习染，无一不趋于都市化（校址设在都市，是为最大之错误）”，结果学生“侵染城市之浮华习气，不耐农村朴素劳动生活，更不屑助其父兄操作，致造成非驴非马之人才”[14]，在这种环境中，许多来自农村的学生“毕业后，反视农村为畏途，非至不得已时不愿回到农村去”，他们“浮游都市，不特未能协助政府挽救农村危机，仰且增加国家物资之消费，影响社会秩序之紊乱”[15]。培养的农业人才，不但不能为农业服务，反而离开农村，这些都是农业职业教育办学目标不明确带来的后果。

（二）办学实践中问题层出

1.课程设置

课程是学校教学的核心，当时农业职业学校的课程设置没有统一标准。学人们认为，这也是农业职业教育失败的重要原因。当时农业职校课程大致可分全科制、单科制和混合型制三种，尤其以单科制为主。学人们认为，农职校的课程设置实有统一的必要，并指出以单科制为主的形式不适合农业职业学校。他们认为，当时农业职业学校之所以采取单科制是受工商业职业教育的影响，是将农业与工商业等同，以为学生学得一门专业知识即可自谋生活，而事实上“农业生产须具备各种农学基本知识，且农业科学各科亦多有相关之处……故对农业各科之基本知识应有相当之认识方可”[16]，也就是说，农业生产知识与技能，并不像工商业那样分门别类，互不相关，只要谋一技之长，便可从事职业于生产，故而单科制在农业职业学校“实无采用之价值”[17]。

2.教材

教材是落实教育的核心，其质量的高低也决定了教学的效果优劣与否。但学人们发现，当时的农业职业学校教材存在很大问题。他们指出，当时的教材大多不能满足农业学校的科目需求，其编制缺乏实地经验，甚至很多地方直接抄袭或译自外国，“留学生以其在国外抄袭之讲义，授予大学农学院学生，大学生复抄袭留学生之讲义，转授高级农业职业学校学生，高级农业职业学校学生又囫囵吞枣，如法传授初级农业职业学校学生，辗转抄袭……不问学生程度能否接受，更不问当地农业是否需要，上下交相欺，而农业教育之前途，乃为断送无疑”[18]。不合国情，更违背农业特性的教材，致使职业学校教学很难进行。即使有教师认识到这个问题，有心自己编制，但也会因学校图书、设备缺乏等限制很难编写完善的讲义，从而使农业职业学校教材程度不一，加之各学校设备不全，学生欲求参考亦不可得，教材尚且如此，教学效率，自然不会高，“生产知识与技能之获得与否，可知之矣”[19]。

3.教法

职业教育的最大特色在于其实用性，这就要求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因此，民国学人们认为，农职校的教学方法应“教与做”合一，使教学与实践、实习打成一气、融为一体，如此才能使学生学到实用知识。然而，调查发现，当时农职学校在教学方法上也沒有做到“教”和“做”的合一。其表现主要有：一是各校实验仪器缺乏。自然科学最忌空谈，但当时农业职业学校除了规模较大者外，大部分对于仪器设备的要求，毫无标准，更不用谈完备与否了，而对于农业科学所需的特种实验室，更是“皆付缺如”[20]。各校教学只能仅凭书本空谈理论，无法实证及比较试验。此种仅凭书本，内容空泛而不实际的教学，虽有实用之名而无其实，学生的学习效果可想而知。二是农场实习有名无实。实习，“乃课本上学理与技术之实证与训练”[21]，是职业学校通用的关键教学环节，当时教育部也曾规定农业学校，“科室以内之作业与实地工作时间，以各占一半为原则”[22]，但通过考察，学人们发现，农业职业学校的所谓实习，大多也是有名无实。虽然当时政府也规定每一农业职业学校须附设百亩以上农场与相当面积的林场，但现实中这一规定几乎无法完成，一些学校仅有几块零星的土地当做农场、林场。这些土地“一则不能供学生实习，二则不足供学理之研究”，“其不敷用无可讳言”[23]。即便如此，有些学校还不能合理经营，很多基本只是播种、中耕、除草、施肥等数项，“不过如普通农业工人之筋肉劳动而已”[24]，所谓科学的农业方法、种植技术、管理经验，学生都不能从中获得，实习的真正价值不能体现。

总之，学人们指出当时的农业职业学校在理论研究与具体办学过程中都存在各种问题，也正是这些问题导致了农业职业教育办学的偏差。

三、理想农业职业教育的构建

鉴于对当时农业职业教育问题的反思，学人们也提出了相关建议，力图构建他们理想中的农业职业教育。

（一）订定农业职业教育办学方针，明确办学目的

学人们认为，农业职业教育办学一定要以农村为目的。他们指出，欲求真正农村的复兴，农业的发展，首要者就是农村指导和农业推广人才的养成，而这一切都需要职业学校来完成。他们认为，农业职业学校应该是建设农村的核心，其目的就是养成农业推广的基础干部与人才，而不是升学或为城市培养人才的场所，基于此，他们建议，应在每县至少设一所农业职业学校。此种学校，应绝对改变以往那种以培养、制造农村官僚为宗旨，也绝对不作为青年投考大学的桥梁。学校所授内容应力求使学生毕业之后，立即返乡，从事农事生产的经营。同时农业职业学校还应轮流训练该县实际从事生产的农民，其所授教材也必须针对当地农事需要。总之，农职教育的主旨“是在养成能够实际经营农业的人才”[25]。那么，其校址就应该在农业区域，而不应在城市当中；其所招收的学生，亦应以农家子弟或非农家子弟而有志于习农者为选取的目标。办学目标确定后，农业职业教育的运行才可有的放矢，其培养的毕业生才能成为农村的中坚分子，对农村建设、农业改良等发挥真实成效。

（二）调整农业职业教育体系

当时国内的农业职业教育体系大致有三个层次，即大学农学院及农业专科学校（大学程度）、高级农业职业学校（高中程度）、初级农业职业学校（初中程度）。学人们认为，此种分级实有改革的必要。他们指出，大学农学院以招收高中毕业生为主，学生基础知识方面肯定没有问题；高级农业职业教育以招收初中毕业生为主，这些学生对化学、植物、数学、外国语等与农业相关的自然科学及其他相关基础知识也有了一定基础，他们学习农业科技、研究农业亦较易理解与接收。但初级农业职业学校招收的是小学毕业生，其对相关自然科学、外国语等基础知识都很欠缺，在这样没有科学理论基础的情况下对其进行农业科技的教授，令其从事农业职业教育恐怕只是徒有其名。学人们认为，作为实用科学，农业教育必须有生物学、数学、理化等科作为知识基础方易理解，而初级农业职业学校学生有限的知识储备不足以应付其专业课程的学习。因此他们建议，取消初级农业职业学校阶段，在当时不可能普及发展高等农业职业教育的情况下，重点发展高中层次的农业职业教育。

（三）改革课程设置

如前所述，当时很多农业职业学校均采用单科制，这种适合工商业职业教育的分科方法显然不适合农业教育，因此学人们建议，农村职业学校宜采用全科制。他们认为，农业教育，一般为农业技术人员之养成，他们将来要承担起农村指导者与推广者的责任，须对一般农业知识都有了解，而不是偏于某一种特种知识，“故应取全科制为宜，以使学生对于农业各科均得一概念及粗浅技术为目的”[26]。在具体的课程设置上，鉴于农业的地域性特征，各地课程宜富有增损取舍的弹性，忌呆板划一，学校可结合所在地之农业情形增设相关科目。在课程内容上，应以满足农民、农村需要为核心，要能让学生了解农业社会的意义，使其能利用科学、改进技能，从事于农村主副各业。

（四）规范教材编写

编写适合的教材，无疑是教育成败与否的关键因素之一。学人们认为，“农职教育的教材应侧重实际”，而“不尚纯理的探究”。他们指出，“农职教材断不能凭空制造，须有其地方风土性，始合实际”[27]。因此他们建议，各地应根据不同农业环境设置农学院一所，农学院除培养一般高级农业人才外，还负责区内农职学校的教材编辑之责。农学院应就当地农业研究情形，就地取材，编辑供应。其编辑的方针，应按区域内农业方式，将各种农事作业，分为若干各种单元，内容应力求简明实用，并注重实际方法的叙述，“务使于阅读或教授之后，即可照做，并绝对有效”[28]。同时，农业职业学校可随时将所在地之农作物种类或临时发生的农业问题，汇总给农学院，供其编辑教材的参考，以使教材编写更适合地方需要。

（五）严格训练师资

教师为学生的表率，也是任何学校发展的关键要素。学人也认识到“欲求改革农业职业学校，必先培养优良师资”[29]。然而在当时，由于经费或其他因素的限制，各地的农业职业学校很难罗致专门教师，从而导致有限的教员承担了过重的任务。为此，他们建议：第一，每一农业职业学校须保证聘请最低限度的教师，以使农业各科的教学均有专人担任，而不是兼任；第二，农业职业学校的教师须长时间服务某地，以便对本地风土农情及作物有深切了解。各校应为农职教师提供相应待遇及其他保障，以使其生活安定，安心教学、研究。为培养专门的农业职业学校教师，他们还主张教育部应在国内大学农学院内，增设农业教育系，培养优良农业师资。教师的训练要注重专科的实际训练，使之不仅能认识农业，懂得农业，还要能躬亲实践的操作农业，如此才不致犯知而不行的错误，同时也应加强对其职业修养的训练，培养“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教师。

（六）改善教学方法，充实教学、实习设备与资源

在教学方法上，学人们也认为，农业职业学校的教学方针也应彻底改革。针对当时农职学校学生出现的问题及农职学校的目的与任务，他们认为“今后农业职业学校，即以训练实地从事耕作之农民为任务”[30]，建议农职学校的教学应以实际之农园林场及畜舍为教学之地，主张“教”“学”“做”三者应该严密联系起来，尤其是“做”要切实。如有学者主张农职学校的课程，至少要有一半的时间，花在实验和实习上，建议“最好是上午上课下午实习，把所有在课堂上得来的物事，都能在实验和实习上论证出来”[31]，切忌理论自理论，实践自实践，只有这样才能培养知识与技能合一的人才，才能使农学研究的成果深入农村，对农业改良产生实际影响。相应地，为达到此目标，各学校也应扩充实习、实验设备。

（七）扩大农业职业教育影响

如前所言，因各种原因，农村职教、农业技术在农村的推广很难，形成了“学校自学校，老农自老农”的尴尬局面，而农业职业学校要成为本地农村建设的中心，就必须首先获得农民的信任，扩大影响，这也是农业职校生存发展的根本，亦是职校学生获得出路的必要路径。学人们认为，首先在理念上，社会各界除注意农村义务教育的普及外，还应该有一种共识，那就是“农村职业教育，为农村教育之中心”[32]，要意识到中国社会是建筑在农民之上的，要想挽救中国的危亡，必先稳定农民生活，复兴农村经济。而中国农业衰落，农村破产的原因，农业教育不发达是重要因素。他们指出，只有农业职业教育的实施才能满足农民的真正需要，提高其知识技能，增加其生产，改善其生活及农村社会组织。只有农村职业教育，才是改良农村生活，复兴农村，解决农村苦囧的良方，因此他们提出了“今后教育应该到农村去”[33]的口号。建议，每省每一行政区可以设置一所中等农业职业学校作为全区农业技术试验与推广中心。中心以该区农业为研究对象，学校教员即为该区农业推广的中坚，学生则为该区农业推广干部。为具体落实此目的，他们还建议每一中等农业职业学校应专门设一相当规模的农业职业教育推行设计委员会之类的组织，其职责“一方面筹划及推动推广事宜，一方面协助农业行政當局”[34]，使学校成为该区农业推广的顾问机关及推动机关，如此既可以推广学校实际技术，推动农业改革，亦可以扩大农业职业教育影响，引导农业转型。

（八）增加农业职业教育经费

除上述建议外，民国学人也意识到，要办好职业教育，前提还是要有充足的经费。没有充足的经费，学校运行的一切都无从谈起。然而，学人们调查发现，当时一般农职校的经费，大多与普通学校一样，以班为单位拨发。甚至有的还要七折八折的扣，或者不能按时领到[35]。致使有学校只能勉为维持，如此办理职业教育肯定不会有很大成效。因此，他们建议各地农职校的经费，起码应该有最低限度的标准，能够维持农业职业学校的发展，并在此基础上逐年增加，以为农业职业教育的扩充、发展提供经济支撑。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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