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空间效应

摘要：通过对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理论基础、相互关系、动力机制、内涵与度量方法、空间特征与匹配关系等方面的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和归纳后，发现：由于国情不同，国外研究成果对于我国相关政策制定的借鉴意义有限；国内相关研究成果虽丰硕，但存在需深入探讨的问题。未来应更多采用定量方法研究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空间非同步性问题，更多关注空间效应对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互动关系的影响，构建适合我国不同区域实际的差别化城镇化发展政策体系。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4月第18卷第2期陈昱：国内外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互动关系研究综述11城镇化在拉动内需、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方面发挥重大作用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如人口城镇化虚高、城镇空间建设无序乃至失控、“鬼城”“空城”频现等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非良性互动问题[1-2]，影响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中共十八大和十八届五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均明确指出，要建立和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机制，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严格设定城市发展边界，防止城市“摊大饼”式发展。在2013年中央城镇工作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城镇化不是土地城镇化，而是人口城镇化”。实际上，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是城镇化的两个有机组成部分，两者须良性互动、协调发展，这不仅是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主要标志，更是有效抑制城市病发生、发展的内生机制。本文拟梳理国内外关于人口城镇化研究与土地城镇化研究的相关文献，厘清当前研究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不足，以期为未来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切入点，为政策体系优化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国外研究现状

“城镇化”概念由西班牙学者A.Serda在《城镇化的基本理论》一书中首次提出，伴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和由此带来的交通拥挤、环境污染、土地浪费等问题的出现[3]，国外对于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之关系的研究也逐渐深入，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1.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理论基础

（1）区位理论

区位理论是最早研究城镇形成和人口聚集的理论，以杜能的农业区位论、韦伯的工业区位论、克里斯塔勒和廖什的中心地理论[4-5]为代表。区位理论认为，城镇化的根本动力在于，生产要素的空间集聚使得区域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从而创造出大于分散系统的社会效益，这被认为是人口城镇化的动力源泉。此外，区位理论关于城市空间结构和城市分布形态的研究，为城镇体系的构建提供了理论基础。

（2）结构理论

W.A.Lewis[6]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通过建立两部门经济发展理论模型，对发展中国家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并存现象进行了研究，为二元经济结构的研究提供了基础和借鉴。G.Ranis等[7]对Lewis的模型进行了修正和深化，提出了著名的 “LewisFeiRanis Model”（刘易斯-费-拉尼斯模型），认为农业劳动力转向工业部门的前提条件是农业生产率大幅度提高，从而使剩余劳动力从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Jogenson通过建立乔根森模型，对农业部门与工业部门的相互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农业消费结构的演变对工业部门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拉动作用，从而使得农业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8]。Todaro等[9]通过建立托达罗模型，对欠发达国家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失业问题进行了探讨，指出城市较高的收入预期和良好的生活环境吸引了大量农业人口向城市转移，为防止农村人口无序转移，应大力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提高农业劳动力收入水平，改善农村整体生活条件。

（3）可持续发展视角的城镇化理论

可持续发展视角的城镇化理论以英国学者霍尔德的“田园城市”、芬兰学者伊利尔·沙里宁的有机疏散理论和欧美新城市主义理论为代表。霍华德[10]在其著作《明日的田园城市》中提出，城镇化的发展不应以牺牲乡村景观为代价，最佳的城市发展模式应该是城市文明和乡村景观的结合体，即城乡一体化的新型社会。该思想为现代城市规划理论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导。伊利尔·沙里宁[11]针对大城市过度膨胀、城市病问题凸显的状况，在《城市：它的发展、衰败与未来》中提出，城市是由多个部门组成的有机整体，城市功能的正常运行需要良好的秩序作保证，应结合区域特点对城市进行功能定位，进而将人口疏散至不同区域中，实现城市健康发展。为解决城市郊区低密度化所导致的资源大量流失、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一些欧美学者提出了全新的城市发展理念，即城市化的发展应充分尊重区域经济、社会、文化实际，重视对区域内历史文化遗产和风景名胜区的保护，提高城市规划的科学性和实用性。该理论为众多国家城镇化发展提供了指导。

2.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相互关系

关于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关系，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是人口城镇化推动了土地城镇化；二是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相互促进。L.K.Vanwey等[12-13]认为，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增加了对住宅、卫生、教育等各类用地的需求，推动了城镇用地扩张，加快了土地城镇化进程；M.S.Islam等[14]对孟加拉国达卡市的研究发现，人口的快速增长、工业化的巨大压力导致了土地利用模式的變化，造成了城市用地的大量扩张，城市规划必须考虑空间差异和环境机会的不均等；C.L.Gray[15]从粮食安全和生态环境保护视角出发，对不同国家城镇化过程进行研究后认为，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是一种彼此促进的关系，人口城镇化客观上导致了城镇建设用地增加，同时，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也会对农村劳动力产生吸引作用，即彼此相互促进。

3.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动力机制

在人口城镇化动力机制研究方面，W.A.Lewis[16]认为，工业与农业之间的巨大收入差距是人口城镇化的主要原因，且工业部门相对于农业部门具有更强的融资能力，从而可以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吸引更多农业剩余劳动力流入，这一过程循环往复直至两部门生产效率达到一致；G.Ranis等[7]认为，“二元经济”模型不适合发展中国家国情，他们将模型进一步细化为三个阶段，并将农业生产率提高作为变量引入模型，强调其对于人口城镇化的重要性，从而提高了模型的科学性和针对性；R.M.Northam[17]认为，经济发展对人口向城市流动具有重要促进作用；P.T.Sun等[18]发现户籍制度和土地征用制度是农村人口城市化的主要诱因；Y.S.Liu等[2]则认为，就业机会更多、公共服务更加完善和对城市生活方式的向往是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主要原因。在土地城镇化动力机制研究方面，J.K.Brueckner[19]以单中心理论模型为基础，全面总结了土地城镇化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人口、交通、收入、农业地租等；在此后的研究中，J.K.Brueckner等[20]进一步提出，未完全估算交通拥挤的社会成本、未考虑城市开放空间的环境收益和新发展地区的基础设施成本等市场失灵因素，也会加剧城市空间的扩张；X.Z.Deng等[21]的研究也验证了这一观点；E.L.Glaeser[5]对美国城镇发展的研究认为，汽车等交通工具的普及改变了居民的出行方式，提高了出行的便捷性，使得城市扩张成为可能。

二、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对于城镇化的研究始于改革开放之后，辜胜阻[22]在《非农化与城镇化研究》一书中正式提出“城镇化”概念，并将我国的城镇化战略确定为以城市为基础的网络型城镇化和以县城为基础的据点式城镇化。此后相关理论探索系统展开，2002年“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提出使讨论变得愈加热烈。国内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1.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的内涵与度量方法

“土地城镇化”一词最早由陆大道等[23]首次提出。周一星[24]也认为，我国土地城镇化速度远远高于人口城镇化速度，农民的土地被城镇化了，而农民及其家属却未被城镇化；吕萍[25]认为，土地城镇化作为城镇化的载体，从土地利用形态转变角度看，其内涵可理解为城镇地域空间向农村推进、土地利用方式从农村形态向城市形态转化的过程；鲁德银[26]从土地权属转变角度对土地城镇化进行了解读，认为可将其视为农村土地向城镇土地转变的过程，即土地国有化。人口城镇化是城镇化的核心要义和主旨灵魂，是解决“钟摆式”和“候鸟式”人口流动的根本途径，其内涵包括城镇常住和户籍人口占比增加、人口素质改善和提高、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的形成[27]、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28]等方面。从度量方法来看，部分学者[29-32]采用城市建成区总面积比例和城镇人口比重来衡量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水平，认为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是一个复杂的人口、经济、社会、文化发展过程，单一指标法虽然简单易行，但过于单一和偏颇，不能反映真实城镇化水平，而采用复合指标法则可多方位、多角度测量城镇化水平[33]，如郭付友等[34]从人口规模、人口强度和人口就业结构等维度来反映人口城镇化水平，从土地规模、土地利用强度、土地利用结构和土地利用生态水平等维度来反映土地城镇化水平；尹鹏等[35]从非农人口数、非农人口比重、非农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和人口密度等方面衡量人口城镇化水平；崔许锋[36]从城镇人口比重、非农产业发展、人口消费水平、人口可支配收入、人均非农产值等方面构建人口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从城镇面积扩张、地均投入水平、地均产出水平、地均非农产值、地均固定资产投资等方面构建土地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

2.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的动力机制与影响因素

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动力机制与影响因素研究是政策体系构建的重要依据。针对不同的研究区域，学者们的研究结论不尽相同。王亚力等[37]采用空间计量方法，对环洞庭湖各县市人口城镇化水平分析后发现，经济结构差异是人口城镇化空间结构形成的直接原因，地形结构差异是人口城镇化空间结构形成的自然基础，农业现代化水平对人口城镇化的空间分异产生了较大影响；马孝先[38]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全国282个地级市的研究表明，要素投入、消费需求、空间聚集、人口素质等是人口城镇化的重要推动力，提出应协同使用相关政策，优先保证内生驱动因素作用有效发挥；卢丽文等[39]采用空间计量模型进行的研究表明，第三产业发展、城乡收入差距、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等对人口城镇化影响显著，指出应优化产业结构、培育消费市场、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邵大伟等[40]采用分形和ESDA方法，对山东省进行的研究发现，经济、工业化、外资、科技进步、交通等是影响人口城镇化的重要因素，提出应重视大城市培育、加快小城镇发展，确保城镇化健康持续发展。对于土地城镇化扩张机理的研究最早始于经济发展速度较快、人地矛盾突出的珠江三角洲地区[41]，此后相关研究逐渐延伸至三大都市连绵区城市[42-43]及其他中小城市[44-45]。学者们普遍认为，经济发展、人口增长、市区职工工资总收入的增长、工业化和投资等对城镇建设用地扩张的解释度最高[46-47]。

3.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的空间特征与匹配关系

伴随着人口城镇化虚高、土地利用无序扩张乃至失控、环境严重污染等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一系列问题的出现，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的非协调性引起了众多学者关注。从研究视角看，主要涉及国家、省、市等层面，研究中主要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方法（包括相关分析、回归分析、主成分分析、耦合度模型等）[48-49]。尽管研究视角不同、研究方法各异，但多数学者[50-52]认为，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性，且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城镇化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53]。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部分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土地城镇化滞后现象同样不可忽视[54-55]。个别学者则认为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具有区域均衡性特征[56]；分税制改革不彻底、二元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和以投资驱动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等被认为是导致二者不匹配的主要原因[57]；政府应改变传统城镇化发展模式，让城镇化回归市场，集中精力做好制度安排和制度创新[58]。

三、研究述评与展望

综上所述，国外学者对于城镇化的研究开展得较早，但由于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模式、土地资源富裕度不同，加上西方国家人口数量相对较少，其研究成果对我国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借鉴意义有限。国内学者虽对于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的内涵与度量方法、动力机制、空间特征与匹配关系等进行了多方面探索，但尚存在需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未来研究应重点从以下方面开展。

1.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鎮化空间非同步性问题的定量分析

已有研究多采用定性或简单定量方法探讨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非同步性问题，对非同步性问题空间关系的研究较少，定量化分析空间非同步性问题的研究相对不足。未来研究可基于不同的时空尺度，建立科学的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借助地理信息系统软件，采用分级热点探测、重心模型等研究方法，对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失调特征、空间格局与演变规律等进行定量分析，对不同类型人地匹配关系提出合理化建议。

2.关注空间效应对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互动关系的影响

已有研究多基于统计数据而建立全局模型研究两者关系的影响因素，鲜见考虑空间位置的方法和手段，较少关注空间效应对两者互动关系的影响，导致模型易出现设定误差。未来研究应考虑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空间依赖效应和空间异质现象，运用探索性空间分析、地理加权回归等研究方法，定量分析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良性互动影响因素的区域非均衡性，厘清各因素在不同空间位置的影响特征，为优化城镇化发展政策提供依据。

3.研究体现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空间异质性的差别化政策管理体系

已有研究较少考虑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空间异质性特征，政策体系普适性较强而针对性不足。未来研究应以资源禀赋、自然环境、产业结构、发展阶段等空间异质性所导致的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空间分布特征、动态耦合关系、外在拉力和内在推力等方面的不同，从规划管理、土地供应、集约用地、产业发展、融资体系等方面提出适合不同区域实际情况的差别化政策建议，确保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良性互动、协调发展。参考文献：[1]BAI X M，SHI P J，LIU Y S.Realizing Chinas urban dream[J].Nature，2014（7499）：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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