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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勇敢的自我

2017-05-12文|

读者·原创版 2017年5期
关键词:哥伦比亚大学曼哈顿纽约

文| 曹 頔

最勇敢的自我

文| 曹 頔

年岁渐长,如果你想和这个世界和平相处,那么一切都是可预期的。你会在35岁的时候想创业,但为了老婆孩子放弃;45岁的时候,告诉年轻人什么叫成功;55岁时,每天在“朋友圈”发一条养生小窍门;75岁时,你的口头禅是“只要身体好,就什么都好”。从今以后,你还是每天忙得团团转,不过是原地打转,你脚下这块地逐渐被你转出了一个深深的窟窿,你就像那只仰头看天的井底之蛙,这也是可预期的。

但我比较喜欢开放式结局。

收到哥伦比亚大学的录取通知那天是2月28号。之所以记得这么准确,是因为前一天晚上《来自星星的你》大结局了—熬夜看剧的我挣扎着起来瞅了一眼手机,就重新沉浸在挥别都敏俊的深深哀痛之中,整整三天没洗脸,连续一个礼拜食不知味,还破天荒地失了眠。

我喜欢美国,非常喜欢。这里亲切又冷漠,充满激情又理智,自由主义的味道跟麻辣火锅一样让人愉快。在国内待久了,人会像气球一样越来越鼓,而美国却让人体会到一无所有却又异常富有的奇特感受。

去哥伦比亚大学其实不只为读书。

本科毕业十年了,如今的一切领悟都来自为人处事的磨炼,明白最珍贵的知识都在不进则退的现实世界里。而当今各种先进的学习手段,已经让学校不再是获取知识的唯一场所。我只是觉得,在自在懒散的加利福尼亚州和斯文体面的新英格兰胡混过以后,该去纽约开开眼界。

在这段“假期”里,我打算多多实习,多多做事。哥伦比亚大学与中国渊源深远,图书馆馆藏丰富,我也想在图书馆多念两本正经书,写点儿文章。隔着遥远的时间和空间端详祖国,即便没什么贡献,也能有所反省。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我夹在中间不上不下,常常被生活摆布得束手无策,垂头丧气,便这样躲进故纸堆里去。

对我来说,去美国留学永远只是一段愉快的假期而已。

曼哈顿不是一个随便能安家的地方。

来纽约的第一个月,儿子陪我去买家具,奋力推着比他高一个头的购物车。买菜的时候,面粉撒在我的裤子上,女儿立刻蹲下身去用小手轻轻掸掉。在外面看房子看了一天,两个孩子疲惫地在地铁里睡着了,两颗小脑袋抵在一起。我妈妈不忍心,背着小姑娘走回家。

即使美国经济已经复苏,生活的压力依然咄咄逼人。纽约客们都被迫加速前进,只为了在纽约生存下来。虽然有不少人于工作日的上午在中央公园里慢跑,但仍然可以看到他们的脸上挂着忧虑。与曼哈顿一河之隔的新泽西州才更像人们固有印象中的美国:平静、缓慢、干净,没有呼啸而过的出租车和坑坑洼洼的脏水塘。

很多曾在纽约居住的中产阶级因为不堪拥挤和压力搬离了这座都市,让如今的曼哈顿成为贫穷的劳工和富商巨贾聚集的空心城市,所以这里50%的居民是穷人。

而我们,没有保姆,没有车,甚至连电视也没买,只有简单的一日三餐和几件行李。站在水槽旁望着母亲和孩子们,我问自己,这样可以成为“最幸福”的吗?

“你想回深圳吗?”我问儿子。他环住我的脖子笑嘻嘻的:“我想和妈妈在一起呀!”

他俩喜欢曼哈顿,因为家里第一次有了高低床。

我可没孩子们这么轻松。林书豪曾经说过,你一旦进了哈佛大学,他们就会照顾好你。但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没有这种幸运。纽约的每一个角落弥漫的都是同一种味道:成功。而在晨边高地,成功则是每个学生必须兑现的承诺。大部分美国大学要求学生平均每学期学习四门课,而在哥伦比亚大学,一学期学习五门甚至六门必修课都是司空见惯的。很多学生因此时常进出校园的心理诊所,却没多少人抽空抬起头,看看诊所所在的建筑John Jay Hall。

那是为了纪念校友—美国的开国元勋、第一任首席大法官John Jay而建造的。这些也只是给游客们看看罢了。

如今,一个新鲜蹄膀带给我的愉快远远超越了当季服装,这与过去的我有大不同了。只因凭我这平庸智力,应付学业的同时照顾老幼已需竭尽全力。周六要带着妈妈和孩子们在城中看演出与玩乐,周日则总在东亚图书馆的窗边与书本、论文相伴。为使这副肉身继续坚持,还需再牺牲些睡眠去健身房。

唯有短短几天春假,可成为繁忙生活的逗号。那个时候,学校空无一人,只有蓝天、绿树和教堂的钟声。广场上的喷泉随着春天的到来重新开启,水珠滴滴答答地落在池子里,和耳机里舒伯特的《F小调幻想曲》交织在一起。

我喜欢坐在台阶上,晒一小会儿太阳,稍息片刻。

他们说,这是何苦呢,明明眼前有条坦途,却要纵身跃入这荆棘。

对于刚逃离本科生活,一心向往约会游乐的年轻同学来说,这求学生活实在是煎熬。可我却是享受的。我享受每学期上五门课,享受熬夜赶作业,也享受在图书馆里坐得腰酸腿疼的时刻—宝贵的资料太多了,图书馆里没有的资料可以跨越地区免费寄过来;电子数据库无比强大,几乎能从中找到全世界所有的文章。每天以十倍于过去的速度更新知识体系,亦以十倍的速度重建自我的内在世界。这荆棘上的蜜,要比蜜罐里的更甜。

每天早晨八点半送走孩子后,返校或去实习,晚上七八点回家。往返路程大概一个半小时,破旧的地铁里没信号,我可以一目十行地浏览课本。

妈妈不太懂英语,我放学之后会顺便买菜,鸡鸭鱼肉装了满满一书包,常常把肩膀勒出两道红印来。

晚上回家后先给孩子们洗澡。他们必然发表浴缸演说,这是我获悉重大八卦的主要渠道。吃过饭后,辅导儿子功课,回复他们学校的信件,然后和大家聊聊天,给孩子们讲一小段故事。

晚上九点半大家入睡,家里才安静下来,我开始学习,直到十二点半。

自然也会有兵荒马乱的时候,比如厨房漏水,妈妈身体抱恙,偏偏第二天又要考试,实在希望能像孙悟空一样,拔下一根毫毛一吹,即有无数救兵出现。

但大多数时候,并不像大家想的那么辛苦。

每个成年人都肩负多重角色,在母亲、女儿、妻子、学生、职场人几种身份中来回切换,这是一件极有趣味的事。我得以站在不同的角度,了解一个真实世界的方方面面和里面各式各样的人。我就像一台变频空调,灵活地转换模式,使生活不至于深陷单调重复之中。

▌曼哈顿

去年夏天飞往肯尼迪国际机场的时候,我在廊桥上看到一句广告—教育是最明智的投资。

在大多数人眼中,教育是成功的必经之路,是跨越社会阶层的捷径。人们期望通过获取更高的学历,从而得到更高的收入和更高质量的人际圈子。

这自然不是免费的。拿哥伦比亚大学来说,一张硕士文凭要价约10万美金(约合人民币69万元)。

那么,对年过30岁的我来说,这又算什么呢?

以上诊断依据中,1、2、3条是最重要而且是必具的。但是如就诊时的病程很短,则GnRH激发值可能与青春前期值相重叠,达不到以上的诊断切割值;卵巢大小亦然。对此类患儿应随访其副性征进展和线性生长加速情况,必要时应复查以上检测。骨龄提前只说明性激素水平增高已有一段时间,并非是诊断CPP的特异性指标,病程短和发育进程慢的患儿可能骨龄超前不明显,而外周性性早熟亦可能有骨龄提前。综上,CPP的诊断是综合的,核心问题是必须符合为GnRH依赖性,临床随访性征发育呈进行性有重要意义。

连最初级的投资者都懂得,投得越早,回报越大。反过来,就像保险公司信奉的原则:年纪越大,代价越高。带着一家老小在曼哈顿求学,花费是年轻留学生的数倍不止,可常春藤的名号在我身上却并不能套多少现。我并不相信坐在教室里可以学会募集资金、管理团队,或者改变世界。

然而,我在这里得到了生命中最有价值的体验。这所不大的校园,为我打开了无限的思考空间。

思考—对一个有丈夫、有孩子的女人来说,应该是必做清单中的最后一条罢。

即使在纽约这样一个无奇不有的大都市,人们也会讶异于我这样的举动。他们会悄悄查看我的家庭信息表,也有人率直地问:“你没离婚吗?”朋友曾半开玩笑道:“你一定中途就要跑回家救火,不如还是免了来回机票。捡了芝麻却丢了西瓜的蠢事不宜做。”

对女性来说,家庭是一个我们万万不能打烂的西瓜,所有好名声都要由它来保底。到了一定年纪,无名指上若没有婚戒,就要做打折处理;结婚以后没有孩子的人,最好远离同学聚会;如果成了单亲妈妈,胸前佩戴的小红花便要默默摘下来。

总之,我得兢兢业业地经营我的家庭,方能避免自己被一股巨大的惋惜之情所淹没。

我并不对此感到愤愤。

从小我就和男孩子们一起读书,一起打球,一起翻墙逃学,一起淋着夏天的大雨,欣赏迷你裙下的长腿。我不懂娇羞,不懂矜持,也没有爱情的苦恼。我总是率先表白的那个,也是最早决然离去的那个。

父母给了我一个男女难辨的名字,也从未教过我如何使用女性魅力。妈妈虽然与爸爸不欢而散,也未曾说过什么男人的坏话。

对我来说,男人是爱人、朋友、伙伴、兄弟,我与他们平起平坐,互相守望。我支持他们,也得到他们的尊重,而不是宠爱;我照顾他们,也得到他们的关怀,而不是保护。在我父母心中,我并未因已嫁做人妇而放任自流;在我丈夫眼里,我的价值永远高于子女。

我没有因为穿裙子而得到过一份工作,也没有因此而少熬一个通宵。

我们均是肉体凡胎,每日为生计忙活。但请不要忘记自己—记得自己的强健,更记得自己的脆弱。那些藏在自信下面的自卑,躲在善良背后的虚伪,这些连自己都快要忘记的致命要害里,站着最勇敢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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