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东方+郑志学

摘 要： 本科生导师制是提高我国高等教育质量的有效教育模式，对于创新型人才培养、争创世界一流大学的时代需要具有重要作用。但目前我国本科生导师制正处于初步探索阶段，由牛津大学引进的本科生导师制在我国面临严重偏离教育本质、形式主义等方面的困境。文章全面客观分析当前困境，提出合理有效地改革出路，望对我国高校本科生导师制的实施有所裨益。

关键词：本科生导师制 困境 出路

中图分类号：G6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7）01-0194-02

一、引言

继续深化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改革，重建以学生自主学习为灵魂的现代本科教学模式是当今高等教育培养计划的重要目标，《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在战略主题中明确指出，要把育人为本作为教育工作的根本要求，把促进学生成长成才作为学校工作的一切出发点和落脚点[1]。一流的本科教育是建成一流大学的前提[2]，本科生导师制作为一种培养创新型人才的工作体制是提高我国高等教育质量的有效教育模式，其在师生双向选择的前提下，由专业造诣深厚、品德兼优的老师担任本科生指导教师，对学生的品德、学习、生活及心理等方面进行个别指导[3]。学生在导师指导下，结合自身兴趣选择合適的发展方向，大大增强了教学的灵活性，对于全面提高本科生综合素质，培养创新型人才，高效改革教学质量具有重大意义。

本科生导师制起源于14世纪英国牛津大学，一直被公认为“牛津皇冠上的宝石”，是培养精英领袖的重要体制（据统计仅在1900-1985年间，受过教育的972位部长中有455位是牛津大学毕业生；在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以前的11位首相中，有8位毕业于牛津大学[4]）。由于其产生的辉煌成果，19世纪末20世纪初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高校也纷纷建立导师制。而我国可追溯到1937年，时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将本科生导师制实践于本科生教育中并产生良好效果。但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模仿前苏联的学年制开展本科教育，导师制则留存于研究生教育中。直至21世纪，随着招生规模的急剧扩张，为提高我国人才培养质量，以清北为代表的高校又一次掀起导师制的浪潮。但由于我国本科生导师制正处于初步起步探索阶段，在实施过程中存在诸多困境。文章通过探究该体制运行中遇到的困境，提出相应出路，为我国本科生导师制的有效实施略尽绵薄之力。

二、我国本科生导师制的困境

本科生导师制虽然在我国提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需求下形成了蔚为壮观的众生相，但由于其正处于探索阶段，在实施中存在着诸多困境。

1.偏离“自由主义”初衷

牛津大学本科生导师制以自由主义教育为核心理念，旨在通过学生与导师在学习、生活、科研中的思想碰撞引领本科生培养批判性思维和独立思考的能力。牛津大学从建校之初就逐渐开始产生专门指导学生的导师，历经几百年的发展变革，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卓越人才培养方式。而我国本科生导师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是一个“舶来品”，作为解决我国高等教育出现人才培养问题的万能机器。因为新世纪我国本科生导师制兴起的原因是解决90年代大扩招导致国内高等教育质量出现的“滑铁卢”问题，将一个纯粹的人才培养模式变成了多功能的学生管理制度，不仅将教师教书育人的本质功能进行了嫁接和随意扩张，而且也从核心理念和价值追求上偏离了导师制教学对学生“学术独立、自由精神”的培养目标[5]。其次，牛津大学本科生导师制在文化根源上契合了绅士文化的精神和实质，在“中庸”和“贵和”价值观为哲学基础的传统文化影响下，“求同”文化成为我国社会的主导意识，师道尊严、权威至上被置于“高高在上”的地位，因此教师在导师制教学中扮演的角色往往是学生获取信息和知识的权威传递着，而不是与学生平等的“学术伙伴”[6]，此外，牛津大学本科生导师制是在英国绅士文化的背景下自然形成的一种高效人才培养模式，而我国本科生导师制背后隐藏了高等教育管理者政治论哲学的考量。从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理论的“政治论哲学”[7]来看，诸多高等教育管理者其实本身能够看到这种“形式主义”不能大幅度改进我国人才培养模式，但是国内高等教育界把培养创造性人才作为一种“政治考量”和意识形态，便有了其现实意义。

2.师生比低

本科生导师制实施过程的核心是采取导师与学生“个别化”指导的教育管理形式，导师与学生的深度交流、思想碰撞决定了这是一个需要高成本、付出大量时间的制度，因此要切实实施本科生导师制就要求严格限制学校的师生比。而据《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布》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普通高校师生比为1：17.42[8]，实际上某些高校热门学科师生比更低。因此，在导师资源极其拮据的情况下，如何设计合理可行的本科生导师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3.导师职责与工作内容不明确

很多高校实施的本科生导师制与现阶段所实行的班主任制度、辅导员制度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学校对于导师指导学生的内容要求模糊，以至于现阶段很多高校存在导师都不清楚本科生导师制实施的意义，更不要谈如何去“导”了。加之导师对本科生导师制重视程度的差异，也必然导致形式主义的出现。

4.师生缺乏积极性

本科生和导师是制度实施的主体，他们的积极性对导师制的顺利进行至关重要。而现阶段我国本科生导师制实施中本科生大多居于被动，认为导师制教学只和成绩优异的人有关，而高校教师科研教学任务也很繁重，高度重视科研成果的输出，把大部分精力投身于科研项目之中，导致目前我国本科生导师制停留于“例行公事”状态。

5.监督保障机制不健全

良好的监督保障机制是促进学生教育培养的动力，当前高校实施本科生导师制过程中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处于一种游离于管理之外的“自由”与“随意”状态，导致导师与学生之间配合不积极。此外，高校在实施过程中，将本科生导师制作为教师的日常任务进行硬性布置，缺少相应的激励评价措施，“做好做差都一样”，大家在实际开展运行中不会投入过多精力。

三、我国本科生导师制的出路

1.正本清源，回归“自由主义”本质

本科生导师制作为教育管理者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教学模式，在现实中并未产生预期的效果。这在本质上是因为导师制教学在从国外引进的过程中只注重了“形”而忽略了“神”，因此探究我国本科生导师制的出路首先要做到的是正本清源：还本科生导师制以真实面目[5]。

1.1人才培养：本科生导师制之根

本科生导师制自牛津大学起就一直以人才培养为目标，它的根本任务是在导师的指引下让学生了解自我，树立目标，毕业时成为一个成熟的人。2015年李克强总理也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特别提到，高等学校要坚持立德树人，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9]。因此，只有从高等教育的本质出发去理解和定位本科生导师制的精髓和内涵，消除“政治考量”，努力为师生营造温馨静心、自由探索的环境，才能使牛津大学导师制在国内开花结果。

1.2培养批判性思维：本科生导师制之魂

由于本科生受“中庸”、“贵和”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在我国本科生导师制教学培养中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因为在实施过程中忽略了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培养。纽曼在《大学的理念》中指出：大学的作用在于培养人的心智。而这种心智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指批判性思维。批判性思维立足于理性反思某個问题及其相关证据得出判断，即“为决定相信什么或做什么而进行合理的、反思性的思维”[10]。培养本科生的批判性思维必须有意识确保提供的教育能培养批判性思维技能，在教育项目中提高批判性思维存在两种基本模式。一是融合模式，在学科教学中融入批判性思维策略、技巧、习性和态度的培养；二是单独教学模式，使用不需要学科知识的日常实例来专门教授批判性思维[11]。因此，在实施中导师将教学、生活、科研等与本科生培养相融合，对于导师制的运行效果具有重大意义。

2.提高本科生对导师制体制的兴趣

兴趣是指一个人力求认识某种事物或从事某种活动的心理倾向。人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满足自身的某种需要，安顿自己的情感。人只是为了更好的满足情感需要，认知等学习活动才成为必要[12]。因此本科生导师制成功运行需要大幅度提高本科生的兴趣。而兴趣在一定程度上源于人的注意。当一种注意达到稳定集中后，就会向大脑发出一些讯号，调节人的心理诉求，从而建立对事物的独特爱好和兴趣[13]。因此在导师制教学中消除工具理性的话语霸权，营造浓郁的求真文化氛围，吸引本科生的注意力，进而提高本科生对导师制体质的兴趣是本科生导师制实施的重要内容。

3.建立健全本科生导师制运行机制

制度化管理是导师制的坚实保障，对于本科生导师制的开展效果必然起到强化作用[14]。将监督、奖励机制融入到导师制实施过程中，如：评职称、奖金、评优等，激励教师对学生培养教育，对导师工作与学生的进步成长实施多元化评价，能够对导师制顺利进行起到重要作用。由此，高校需要从整体出发，以学生为核心，从上到下建立健全监督保障部门，将本科生导师制切实纳入学校管理体制。

四、总结

制度文化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又必然成为限制人类不规范活动的因素[15]。本科生导师制的实施是一项系统工程，只有把教育培养理念与实施实践相结合，从学校到导师再到学生层层把关，注重思想引领建设，在实施过程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才能在我国实现进一步发展。目前我国高校本科生导师制在开展过程中虽然存在各种“困境”，但只要我们勤于思考，勇于实践，在探索中不断前进，在前进中不断发展，结合校情，把握问题本质，寻求“出路”，必将推动我国教育改革的多元化、多层次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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