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其泉

摘要：汉赋起源于汉朝，被认为是文学自觉的起点，是中国传统文学中的一种重要文体。汉赋具有散韵结合、专事铺叙的特点，其内容可以分为五大类，其中对宫殿城市的渲染和对帝王游猎的描写在汉赋中最具代表性。鲁迅先生提出文学自觉后引起了文学界激烈的讨论，而文学自觉体现的是文学态度和文学观念的转变，这一转变使文学发生了变化并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因此，就汉赋的形成和发展进行阐述，从作家、观念、艺术、理论等四个方面，对汉赋与中国文学的自觉关系进行探讨，以期为相关学者提供一些参考。

关键词：汉赋；中国文学；自觉关系；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7.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7836（2017）04009103

“赋”这种重要的文学体裁，最早是在战国时期产生的，并逐步受到文人的喜爱与青睐，因而在中国文学发展上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总的来说，汉赋的内容包括了对宫殿城市的渲染、对帝王游猎的描写、对旅游经历的叙述、对不遇之情的抒发以及对禽兽草木的杂谈。其在中国文学界的地位是不可比拟的，它以赋这种特殊的文体表达了汉代人民对生活的体会，以及对生活的美好期待。而文学自觉发源于汉赋，汉赋的发展形成了文学界百花争鸣的局面，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学的丰富多彩。因此，研究汉赋与中国文学自觉的内在联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汉赋的形成和发展

根据相关研究和分析可知，汉赋既有古诗的特点又有散文的特点，但更多的是偏向散文的形式，在我国文学发展上，它的发展大概经历了三个阶段，最终形成了具有独特艺术气息的文体。

1第一阶段

这一阶段主要是从汉高祖初年到汉武帝初年，这一时期的汉赋受《楚辞》的影响较大，内容以抒发作者对政治的看法为主，也有抒发作者身世感慨的，写作形式开始出现一些变化。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贾谊的《吊屈原赋》、淮南小山的《招隐士》以及枚乘的《七发》。《吊屈原赋》抒发了对屈原的悼念之情以及对屈原冤死的愤慨之情，并借此以自喻。这篇文章虽然继承了骚体，但文中表达的是作者的真实感受，又与《楚辞》的文学形式存在本质上的区别[1]。而贾谊的《鹏鸟赋》中出现了主体与客体的对话形式，写作方式上采用了铺叙陈述的形式，开始展现出了散文的气息。虽然其与淮南小山的《招隐士》都比较接近骚体，但其中的一些转变是显而易见的，并预示着一种新的赋体即将产生。而枚乘的《七发》则用七大段文字描写了统治阶级奢华的生活，抒发了对统治阶级的批判之情。虽然其内容没有明确地以赋的形式展现出来，但是已经基本形成了汉大赋的体制。因此，《七发》在汉赋的形成和发展历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是一部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2第二阶段

这一阶段主要是指西汉武帝初年到东汉中期，这一阶段是汉赋的重要发展时期。由于国家统一，经济发达，政局安稳，这一时期的汉赋主要是以渲染宫殿城市和描写帝王游猎为主，以此来表达作者对国家繁荣昌盛的赞美之情，对经济、政治、文化的发达感到欣慰和骄傲之情，这在《天子游猎赋》中就有深刻的体现。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主要有司马相如的《上林》《天子游猎赋》，扬雄的《甘泉》《解嘲》、班固的《两都赋》等[2]。司马相如在汉赋中取得的成就是最大的，他是汉大赋的奠基者。他的《天子游猎赋》以夸张的手法描写了帝王贵族的游猎盛况，书写了祖国美丽的大好河山，以此来表达对天子的赞扬之情。文中体现了散韵结合的表现手法，采用华丽的辞藻展现了汉天子的豪华生活，赞扬了帝王在享乐后懂得反躬自省的优良品质，充分体现了汉赋劝百讽一的传统，与《诗经》中的《颂》有异曲同工之妙。

《诗经》在历史上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而其中的《诗》、《雅》、《颂》的内容与汉赋是不可分离的。汉赋中的抒情赋起源于《诗》、讲明礼仪赋起源于《雅》，而赞扬之赋则起源于《颂》。汉赋中的四言句式也基本来源于《诗经》，如扬雄的《逐贫赋》中就有引自《诗经》的内容，“翰毛戾天”“泛彼柏舟”等都出自《诗经》的不同篇目[3]。并且，汉赋中的修辞手法，如比喻、排比等，与《诗经》修辞手法有共通之处，因此，这一时期的汉赋可以说是以《诗经》为先导发展起来的。

3第三阶段

这一阶段主要是指东汉中期至东汉末年，由于国势衰败、经济衰落、政治黑暗，此阶段的汉赋在内容和风格上都有比较大的转变。这一阶段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有张衡的《二京赋》和《归田赋》、赵壹的《刺世嫉邪赋》、蔡邕的《述行赋》以及祢衡的《鹦鹉赋》等。其中《二京赋》通过对奢华宫殿和民俗风情的描写，表达了对统治阶级贪图享乐、不顾社稷的谴责之情。而《归田赋》则通过对自然美景的描写，表达了作者不愿同流合污、淡泊明志的高尚情操。这一时期的汉赋写作手法在之前汉赋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变化，开始从大赋转变为小赋，使汉赋在历史上出现了转折。而祢衡的《鹦鹉赋》通过咏物的方式体现了深刻的寓意，表达了作者处于乱世遭受迫害的感慨之情。《鹦鹉赋》与旧的赋颂传统不同，它为南北朝时期的咏物赋奠定了基础。

从上述内容来看，在我国文学史上，耳熟能详的赋家词人有曹植、张衡、班固、司马相如、东方朔等，他们的代表作有《洛神赋》《归田赋》《两都赋》《长门赋》《非有先生论》等，给后世文人的诗词创作带来了非常深远的影响。由此可见，中国文学与汉赋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在很大程度上有着一定自觉关系，是社会、经济、环境等发生巨大变化的重要体现。所以，对汉赋与中国文学之间的自觉关系有一定了解，才能更好地促进我国文学产业进一步发展。

二、汉赋与中国文学自觉的关系

1文学观念的自觉

文学观念发展到自觉，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先秦时期，由于文学界没有严格界定文学与学术，使得文学观念处于一种比较模糊的状态。直到两汉时期，文学观念才开始有所转变，并显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首先，诗赋开始独立开来。这是两汉文学观念中表现得最為明显的变化，这在刘向父子对图书的分类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刘向父子将《七略》进行了分类，将其分为《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以及《房计略》，从此分类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诗赋已经被独立开来[4]。将诗赋作品与学术著作独立来看，还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而后，班固在此基础上还将辞赋做了区分，分为屈原赋、荀卿赋、卢陆贾赋以及杂赋，说明辞赋和乐府已经被区分开来。

其次，文学与学术开始出现分离。在两汉时期，主要是以“文”与“文章”、“学”与“文学”两组概念来对文学和学术进行区分的。这在《史记·儒林列传》和《汉书》相关篇目中就有所体现，如“文章尔雅，训辞深厚”中的“文章”指的就是文学作品；“延文学儒者以百数”中的“文学”则是指文学作品中内在的文献知识。这两组概念是有史料依据可查的，在史料中对其作了严格的区分。第一组概念既包含了诗赋一类的纯文学，又囊括了史传、诏等杂文学。而第二组概念主要是指儒家学术和其他学术。

2汉赋作家的自觉

汉代作家群体的生成是由于汉代为其创造了各方面的成熟条件，如帝王贵族对辞赋的喜爱程度等，这些条件为作家群体的持续生成奠定了基础。在汉代，最流行的文体是赋，由此便决定了汉代的作家群是以汉赋作家群为主的。

第一，统治阶级对辞赋的喜爱，使得作家群体应运而生。在汉武帝和汉宣帝时期，有许多文学家都热衷于解读楚辞，汉武帝和汉宣帝也比较重视能够解读楚辞的人才，对其进行提拔并重用。比如，汉武帝重用朱买臣就是因为其“说春秋、言辞赋”，从而使汉武帝“甚说之”，这在《汉书·朱买臣传》里就有所记载。而受帝王的影响，有的汉赋又与楚辞存在一定的关联度，只要两者具有一定的渊源，就能深受帝王的喜爱。在汉宣帝时期，太子因用辞赋解闷而使其病症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从而在后宫中形成了诵读辞赋的风气。而在东汉时期，天子更是大力提倡用辞赋的形式来写作，并鼓励文人们将辞赋敬献上去，以供帝王欣赏。比如，在光武帝时，就有杜笃因其辞赋被光武帝所认可就获得了免刑，后又因其著有《论都赋》，深受光武帝的喜爱，从而出身为仕。

第二，帝王宗室参与到辞赋创作中，催生了作家群体。在汉朝，帝王宗室不仅热衷于对辞赋的欣赏，还会亲自参与辞赋的创作。而帝王参与创作的辞赋作品在历史上就有所记载，比如汉武帝就著有《李夫人赋》和《秋风辞》，赵幽王、宗正刘向等宗室也有相关的作品。

第三，辞赋作家群体主要包括藩国辞赋作家群体和皇帝言语侍从赋家群。藩国辞赋作家群体是在汉初形成的，由于当时实行的是诸侯分封的制度，各诸侯招贤纳士，为辞赋作家提供了“游士”的身份，这些作家凭借此身份可以为各诸侯国出谋划策，并在此期间创作出了许多名篇辞赋[5]。比如，吴王濞游士辞人群体中就包含了邹阳、枚乘等辞赋作家，他们在吴地开始了自己的创作之路。而后，这些辞赋作家又辗转到了梁孝王的门下，这在《汉书·贾邹枚路传》中就有记载。这些辞赋作家所创作的辞赋作品都收录在《汉志》中，其中，有枚乘赋9篇，庄忌赋24篇等[6]。此外，还有梁孝王梁苑辞人群体和淮南王并可辞赋群体，每个辞赋作家群体中的作家都有相关的作品收录在相应的史料中。

皇帝言语侍从赋家群中又以武、宣言语侍从赋家群体最为突出。随着各诸侯势力被削弱，不少辞赋作家开始前往长安寻找出路，从而使长安的辞赋作家群体急剧扩大，这在班固的《两都赋》中就有所印证。随后，汉武帝时期和汉宣帝时期的朝堂上开始出现了辞赋作家的身影，这个作家群体创作出了大量的著名辞赋作品，并流传于世。其次，便是鸿都门学，出现在汉灵帝时期。汉灵帝无治理国家的才能，却在文学上有相当的造诣，其擅长乐器，并著有《皇羲篇》，鸿都门学便是光灵帝设置的。其中，《读通鉴论对光灵帝》对设置鸿都门学做了记录：“灵帝好文学之士，能为文赋者，待制鸿都门下。”鸿都门学使得汉赋的文风开始出现了转变，摆脱了经学的桎梏，并为后来的建安文学奠定了“脱俗”的文风基础[7]。由此可见，鸿都门学在古代文学史上具有非常深远的影响，展现了汉赋史上的新气象。

3汉赋艺术的自觉

随着汉赋的发展，作家们开始在表现手法上呈现出多样化，并且这些表现手法都开始变得成熟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多假设之辞。假设之辞是指文中体现出来的虚构性和作者“无中生有”的写作手法。虚构具有其独特的优势，它可以不受时间、地点、人物的限制，只要根据创作需要和逻辑需要进行构思即可。这在《艺概·赋概》中的“如假言值何时、处何地、遇何人之类”一句里就有所体现。汉赋在描写现实的基础上进行虚构，能提升作品的气势，虚构性在汉赋中的运用表现出了汉赋的基本美学品格[8]。此方面的代表作有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和《子虚赋》。

第二，自铸新词。在《文心雕龙札记》中，黄侃曾这样评价司马相如、扬雄的作品：“汉赋玮字俪辞，后人莫及”，“此盖扬、马之流，精通小学，故能挫字分之单词，缀为俪语，或本形色假借之法，自铸新词。”汉赋作家以实际生活为基础，在作品中注入了新的事物和观点，从而创作出了新的文字，以表达其真切的感受。

第三，夸张手法的运用。夸张的描写手法在汉赋中随处可见，比如司马相如的《天子游猎赋》中在描写民俗风情时就运用了大量的夸张手法，《文心雕龙·夸饰》中就有记载，夸张手法起到了“发蕴而飞滞，披瞽而骇聋”的艺术效果，其中的夸饰即为夸张手法[9]。在汉赋中，夸张手法不仅在表现客观事物时有所运用，在对抽象事物进行抽象描述时同样有所体现。

第四，追求华丽的辞藻，这是从屈原的作品中开始得到体现的，它对后续的辞赋作家在创作过程中的辞藻运用具有深远的影响，例如：《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记载的内容：“皆好辞而以辞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是非常典型的代表，使整个句子更加华丽[10]。

4汉赋理论的自觉

汉赋的文学理论具有明确的文学观念，与先秦的文学理论存在本质上的区别。汉赋的文学理论是绚丽多彩的，在文学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汉赋文学理论的自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对艺术规律的自觉探索。在《全汉文》和《西京杂记》中可以发现，司馬相如是赋论的最早发表者，他的“赋迹”和“赋心”说为辞赋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赋迹”说体现了辞赋写作中所用到的写作技巧，说明了在写作中要注重文章的整体结构，以保证写作素材能发挥出其应有的效果。“赋心”说则强调的是写作素材的来源，确切的是指作家的内在素养，要求写作者将客观世界视为一个大宇宙，再将其缩小为自己内心的小宇宙，以做到“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11]。

第二，与儒家诗教渐行渐远。从主观上看，汉赋作家的创作是在政治压力下进行的，如果在自己的作品中不表现出“讽谏”意味，则很可能会受到排挤。并且，通过汉赋作品，汉赋作家能够对统治阶级进行规劝，但结果却往往令其失望。扬雄就曾说“劝而不止”“不免于劝”，说明汉赋作品并没有达到讽谏的目的，反而与儒家诗教的距离越来越远。与此同时，扬雄发现了汉赋的艺术特征，并认识到其与讽谏目的之间的关系，从而意识到以讽谏为主的儒家诗教地位不再稳固，诗赋的创作将体现出文学本有的特质。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汉赋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文体之一，它具有着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汉赋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相应的代表性作家和作品。研究汉赋与中国文学自觉之间的关系，可以从文学自觉的四个标准，即汉赋观念的自觉、汉赋作家的自觉、汉赋艺术的自觉以及汉赋理论的自觉来研究。所以，在我国文学史发展上，如果汉赋作家不能摆脱儒家诗教的桎梏，汉赋就不可能得到发展，文学自觉也不可能在汉朝末期出现。由此可见，在很多研究资料中都体现出如下观点：汉赋是中国文学自觉的起点，两者的联系非常紧密，给我国后世文学、文学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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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东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