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璜

《御制盛京赋（法汉对照本）》在中国出版，使得这一中外文化交流的佳话得以继续下去。

274年前，乾隆皇帝在盛京写下了一篇大赋《御制盛京赋》；

247年前，身在中国的法国传教士钱德明将其翻译成法文在巴黎出版；

一年前，钱德明的法文版重返中国，《御制盛京赋（法汉对照本）》在中国出版……

这本书的创作、西去和东归，本身就是一个中西文化交流、出版交流史的佳话。本刊专访了这部图书的策划编辑、知名出版人、现任上海欢动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出版总监的田原。田原多年来致力于发掘地域文化类图书选题，所策划的图书多次获得国家和地方出版基金资助并获得国家、省、市优秀图书奖。他向记者介绍了乾隆皇帝这部著作西去东归的传奇。

田原首先讲述了乾隆皇帝《御制盛京赋》的创作和传向欧洲的过程：乾隆八年（1743年），乾隆第一次东巡至盛京（今沈阳）谒陵祭祖，在驻跸盛京皇宫的最后一日创作了这篇赋文。此赋含序、赋、颂三部分，约五千字。文中，乾隆追述了满族起源、列祖列宗开创基业的丰功伟绩，表达了自己对满族人居住地的自然和人文景观的喜爱，赞扬了盛京的辉煌，表达了对佐命勋臣的怀念与崇敬。

这篇文章写就后，由皇家出版机构——武英殿修书处刻印出版。1860年代，在华的法国耶稣会会士钱德明（Joseph-Marie Amiot，1718年—1793年）将这部书翻译成法文寄往法国，并于1770年在巴黎出版。钱德明是18世纪活跃在中国的著名传教士，在北京寓居42年直至去世，他精通中国语言，钻研满汉文化，是声名卓著的汉学家。钱德明在“译序”中谈到了乾隆《御制盛京赋》在文学和史学方面的价值，这也是他选择翻译这部作品的主要目的。他也希望通过自己的翻译，向西方展示中国的礼仪传统，传递中国乾隆皇帝的正面形象。

田原特别指出，不能将钱德明这部译著理解为对乾隆原作的简单翻译。事实上，为了尽量避免译文中文化元素传达的不足，钱德明在其中增加了大量的解释性文字和注解，以便让西方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这篇文章，這些增加的内容，大大超过了乾隆的原文，已经成为一部全新的作品，传达出一位西方人对18世纪中国国家治理以及东北地区的人文风土、社会生活的观感和理解，因此赋予了这本书更高的学术价值。

据介绍，《御制盛京赋》的法译本更大的价值在于，它曾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起到过重要作用，在西方世界产生过重要影响，特别是在欧洲思想启蒙运动中，还成为思想旗手们的武器。法国杰出的思想家伏尔泰读了此书后亲自写了题献给中国皇帝的诗歌，在他看来，中国的乾隆皇帝完全符合自己心目当中开明君主的形象。此外，法国启蒙思想家狄德罗和格里姆也称赞过这部作品。

“他们对乾隆皇帝的歌颂真的发自内心？还是借题发挥想以此作为他们向本国封建专制制度进攻的武器，这还值得研究。但无论如何，一部东方皇家著作，竟然在欧洲思想启蒙运动中发挥了作用，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传奇。”田原说，“正是由于这部著作本身的价值和不凡经历，才使我们不远万里将它从欧洲请回来，克服了诸多困难在中国出版，这本书完全展现了法文版的原貌，也使得这一中外文化交流的佳话得以继续下去。”

“《御制盛京赋》在清代还有多个版本，比如满文版、满汉三十二体篆书版等等，都已经或准备陆续出版。”田原认为，这一系列图书的成功出版给我们的启示就在于，图书策划者、出版机构不妨更深入地去发掘一些地域文化载体背后的故事、版本源流，很可能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