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先初

[摘 要] 19世纪中叶开始，国人关于中国问题的文化思考逐渐展开，继而形成一股社会性的文化反思思潮。文化反思在晚清中国经历了三个阶段，严复的《原强》和谭嗣同的《仁学》，梁启超的《新民说》，新青年派发起的新文化运动，乃是不同阶段的主要标志。近代中国的文化反思具有与社会政治运动紧密结合的特点，这有利于明确文化反思的目标指向和强化其实际效果，但也容易导致反思的转向、中断以及绝对化倾向。

[关键词] 近代中国；传统文化；文化反思；“新民”；“新文化”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63（2016）06—0053—06

Abstract：Since the middle of the 19th Century， some Chinese began to think about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gradually became a social trend of thought. The reflection on culture experienced three stages： Yan Fu's Original Strong and Tan Sitong's Doctrine of Benevolence， Liang Qichao's New Citizen Theory， and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cultural reflection is closely combined with the political movement. It is favorable for clarifying the goal of the cultural reflection， to strengthen its actual effect， but it is likely to alter course in cultural thinking， leading to disruption and absolute.

Key words： Modern Chinese Society； traditional culture； cultural reflection thinking ； “New Citizen”；“New Culture”

文化是一個民族的精神纽带。历史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千百年来一直涵养着中华民族的精神生命，形塑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为人们提供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国人置身于其中，“日用伦常而不知”，自然、亲切、亲和。同时，在相对封闭的环境里，中国文化不曾遇到过真正挑战，即使有所遭遇，比如佛教北上，最后也是在相互融合中逢凶化吉，因此国人对自己的文化普遍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自豪感和优越感。然而进入19世纪后，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主要是一批忧国忧民之士鉴于社会危机的频发以及危机应对中的屡屡落败，开始对传统文化产生质疑，意识到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当是文化问题。于是他们逐渐展开了对于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反省，希望由此找到一条摆脱危机的根本出路，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以称之为文化反思的社会思潮。文化反思思潮活跃时间较长，影响很大，对其作专题研究，很有必要。是故本文对其作一探讨。

一 文化反思思潮兴起的原因

文化反思思潮在中国兴起并走向高涨，有文化自身的原因，但主要是客观环境使然。

首先是西方文化造成的刺激。西方文化进入中国，始自明代中叶的传教士，但传教士介绍过来的西方文化最初较为零散和有限，且遭到国人的“群起非之”，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1卷6号。没有掀起大的波澜。只是到了19世纪，随着列强的武力入侵，西方文化才挟其淫威大规模涌入，人们也才对其有所认识并加以重视。

文化是人类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及其产品的总和。按照认识规律，人们对一种文化的认识，必当首先起自对物质文化的直观感受，然后从物质文化进到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也称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19世纪国人感知西方文化是从其“坚船利炮”开始的。它使人们领略到西方国家有着中国远所不及的“长技”，带给人们“技不如人”的联想，由此导出了一场“师夷长技”的物质主义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但是因其奉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哲学，仅仅着眼于器物制造，故其虽然取得了一定成就，却未带来思想文化领域的任何变化；而没有这种变化，中国社会也就不可能有实质性的改变。果不其然，洋务运动的成果未能转化为国家的对外实力，甲午战败即是明证。

甲午之战给中国社会带来强烈刺激。经此一役，“举国上中社会，大梦初觉”，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1卷6号。意识到中国的落后不仅缘于器物而且缘于制度，而少数精英人物则开始把视角转移到文化方面来。如严复当时明确指出，现在中国社会是“民智之已下，民德之已衰，与民气之已困耳”，这是造成中国当前所有问题的总根源；而要解决这些问题，便须从民智、民力、民德三者着手，将此作为治本之策。“果使民智日开，民力日奋，民德日和，则上虽不治其标，而标将自立”，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严复：《原强》，《严复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11、16-17页。谭嗣同认为，国人长期以来被笼罩在“利禄”、“俗学”、“君主”、“伦常”、“群教”等旧的思想观念和生活习俗的网罗之中，思想遭到禁锢，不得自由。他号召人们勇敢地冲决网罗，争取思想自由和精神解放，以为如此方是救国救民之道。

谭嗣同：《仁学》，《谭嗣同全集》（修订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89-290页。梁启超则以羸弱之人易遭风寒为喻，强调中国之所以屡受外敌欺凌，根本原因“不在外而在内”。“夫各国固同用此主义也（即民族帝国主义），而俄何以不施诸英？英何以不施诸德？德何以不施诸美？欧美诸国何以不施诸日本？亦有隙与无隙之分而已”。故欲抵御和解除外患，非从消除“内隙”下手不为功。

梁启超：《新民说》，《梁启超全集》第3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657页。严、谭、梁诸人在甲午战争发生后均提出大致相同的看法和主张，表明国人关于中国问题的认识已经开始发生质的变化，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从文化入手谋求救亡，开始成为人们的道路选择。

其次是内因的推动，这主要表现为戊戌变法以及辛亥革命之后的政治形势引发了人们的新思考。梁启超有言：“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而被“唤醒”之标志，乃戊戌变法运动的兴起。戊戌变法的发动者受甲午战败之刺激并吸取洋务运动失败之教训，将改革重心从经济领域转向政治领域，希望通过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同时辅之以汰冗官、废科举、办学堂、兴工商……使中国摆脱弱国处境。然而这一目标终未实现。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作为当事者的梁启超事后归纳出“分原因”共十三条，而视“总原因”为太后与皇帝“积不相能”以及顽固大臣痛恨改革。关于后者，他举发生于时任湖广总督张之洞身上的两件事来说明。一是张在否决湖南巡抚陈宝箴拟在湖南内河行小轮船的提议后，回答对方“我虽不行小轮，宁能禁外人之不来乎？”的诘问时所言：“虽然，但其祸不可自我当之耳。若吾与君离湖南督抚之任，以后虽有事而非吾两人之责也。”二是当德人强占胶州，列强分割中国之议纷起之时，有人问张：“列国果实行分割之事，则公将何以自处乎？”张答以“虽分割之后，亦当有小朝廷，吾终不失为小朝廷之大臣也”。梁启超认为，张之洞作为“大臣中最贤而有闻于时者”，于国事及改革之态度竟如此麻木不仁，“其他出张公之下数等者”更可想而知；这不仅反映出既得利益者的狭隘自私，更反映出国民性的保守落后。既然如此，“改革党人乃欲奋螳臂而与之争，譬犹孤身入重围之中，四面楚歌，所遇皆敌，而欲其无败衄也得乎”？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梁启超全集》第1卷，第181、213-214页。故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等改革思想家加大了对于文化问题的关注和反省，开始朝“新民”方向努力。

戊戌变法失败促使人们对传统文化进行反省，辛亥革命后的政治形势则将这种反省向前推进一大步。孙中山等革命党人长期致力于民族革命和政治革命，以为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政治目的就达到了，政治任务就完成了。孙在中华民国建立后的第一时间即宣布今日“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唯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旋即又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以专心从事民生建设，就是这种心态的写照。但是孙中山的樂观并不表明形势真的一派大好，很快，民国在北洋军人手中只剩下一块空招牌，而且这块空招牌也几度摇摇欲坠。辛亥革命的果实为何丢失？民主共和为何只是有其名而无其实？对此很难用革命不彻底来解释，而只能用文化原因来解释了。用文化原因来解释，即如稍后陈独秀所言，中国缺少一个国民运动。他认为，凡一党一派之所主张，只有出于多数国民之运动，才能有所成就，法兰西之革命，美利坚之独立，日本之维新，均起自国民之反抗运动，故而能够成功；反观“吾国年来政象，惟有党派运动，而无国民运动”。共和也好，帝政也好，维新也好，复古也好，“皆政府党与在野党之所主张抗斗，而国民若观对岸之火，熟视而无所容心”。其结果，不过党派之胜负，于社会，于国家，则无根本之进步。

陈独秀：《一九一六年》，《青年杂志》1卷5号。国民不关心个人权利，也不关心国家事务，暴露出国民性的严重缺陷。有鉴于此，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为代表的一批进步知识分子选择了文化作为突破口。他们以空前的文化自觉，以“运动”方式对旧文化进行反省和批判，将“文化反思”推向一个新高度。

再次，传统文化本身的局限或缺陷，也是促使文化反思思潮兴起的重要原因。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具有许多不可忽视的优良品质和独特价值，值得现代社会的人们予以珍视和发扬。但是由于传统文化是传统农业社会的产物，其虽然与传统社会相适应，却有不少方面无法适应现代社会。比如以三纲五常为代表的封建伦理和等级观念，窒息了人们的独立自主意识，阻碍了民主、平等观念的生长；儒家倡导的“大一统”观念长期为专制统治者所利用，对政治的民主化起着阻碍作用；传统文化中重义轻利的义利观，重农轻商的经济伦理，以及与世无争的处世原则，无法为发展工商和科学技术提供精神动力；等等。因此随着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迈进，传统文化与近代社会的不相适应也就日益显现，其固有局限也就日益暴露出来，此时对传统文化进行清理便成为必然。就此而言，文化反思乃是传统文化在近代历史条件下必然发生的文化现象，是由传统文化自身的状况和特点所决定的，是不可避免的。

二 文化反思思潮发展的几个阶段

本文所谓文化反思，是指时人在近代社会条件下，以西方文化为参照，对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的缺陷进行检讨和批判，同时对西方文化予以借鉴，以求实现文化革新进而实现社会变革的思想文化活动。

社会思潮意义上的文化反思，集中出现于19世纪末年及其之后，然而作为一种现象，其早在鸦片战争时期即已发端，这就是龚自珍、魏源等开明士人对中国社会已步入“昏时”的提醒，

龚自珍：《尊隐》，《中国近代政治思想论著选辑》（上），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页。以及对“伪饰”、“畏难”、“养痈”、“营窟”等种种“人心之寐患”的揭示；

魏源：《<海国图志>原叙》，《中国近代政治思想论著选辑》（上），第73页。而魏源对“夷之长技”的赞许以及“师夷长技”主张的提出，则表明时人开始认识到本国器物文化的落后。魏源的主张在二十年之后得到集体性回响。其时有感于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郑观应、王韬、薛福成等一批洋务思想家发出“警世危言”，主张“采西学”，“制洋器”，广取“诸国富强之术”。他们的洋务主张以及同时开展的洋务运动，丰富了龚、魏当年的看法，在其基础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这些表明，鸦片战争以来，人们已经改变长期以来的文化自大心态，开始正视传统文化主要是器物文化方面的不足，并致力于加以克服或改变，从而具有了文化反思的意味。不过应该看到，这一阶段上的文化思考总体上还较为朴素和直观，这是由人们的身份、地位、见识以及所处社会环境所致。

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反思始于19世纪末年，其标志乃是甲午战争爆发后严复、谭嗣同等人对传统文化的审视和批判。严复从清军在战争中的失利察觉到“人谋之不臧”，又透过现象看本质，发现文化上的缺陷才是造成战争失利以及种种社会问题的“病根所在”。

严复：《与陈宝箴书》（1894年11月7日），《严复集》第3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99、502页。为此他在1895年连续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等一系列论文阐述自己的看法。他指出，中国文化的一大负面是“生民之道，期于相安相养”，不事竞争。先贤视“争”为“人道之大患”，故“以止争为教，使各安于朴鄙颛蒙，耕凿焉以事其长上”。而一旦以止争为教，受影响者便不止于“生民之道”，必然及于政治与社会之各方面，今日中国屡屡落败，即与此相关。中国文化的另一负面是缺乏自由。他发现，西方社会崇尚自由，“人人各得自由”。人们能够自由思想，崇尚真理，故有学术进步和科学发展；人们积极参与国事，故能推动国家向民主阔步迈进。这就是所谓“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中国则与之相反，“自由”一词为“历古圣贤之所深畏”。中国社会所崇尚的是等级制度下的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与西方社会崇尚个人自由、尊重人格独立和尊严完全不同。“自由既异，于是群异丛然而生”，其结果便是中国社会长久停留在专制时代，与民主无缘。由此看来，中西文化的根本差别就在“自由不自由异耳”，

严复：《论世变之亟》，《严复文选》，第3-5页。而要消除这一差别，就必须从改造国民性入手。为此他提出“开民智，厚民力，明民德”，造就具有智、力、德的自由公民，认为此乃“培其本根”之道。

严复：《原强》，《严复文选》，第17页。

谭嗣同曾在少年时代“遍遭纲伦之厄”，对纲常伦理心生厌恶。之后他不断对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进行思考并多有心得，至甲午战败，即写成《仁学》一书，响亮提出“冲决网罗”的口号，矛头直指儒家文化深处。他说：“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大盗、乡愿“二者交相资”，又“罔不托之于孔子”。孔子为历代专制统治者的护身符，儒家“三纲说”与平等精神完全相反，对中国社会的危害极大，且最不适应现代社会。据此他以“天赋人权”、“社会契约”等近代价值观念为武器，对三纲之说进行系统批判，指出三纲之中之君臣一倫提倡“忠君”，诱骗人们在统治者面前“俯首帖耳，恬然坐受其鼎镬刀锯，不以为怪”，故君臣一伦“无复人理”，最为黑暗。与君臣之伦相一致，父子、夫妇之伦，所强调的也是片面服从，为子为妇者，“自主之权利”尽失，而为父为夫者，亦无自主权利可言。总之在谭看来，儒家文化之核心在三纲，而三纲之要害在不平等，故欲除三纲之害，必须普遍树立平等观念，让人人享有自主之权，如此方“可扫除三纲畸轻畸重之弊”，

谭嗣同：《仁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第57、337、323页。方可改良中国社会。

严复是晚清著名的西书翻译家和启蒙思想家，“西学留学生与本国思想界发生关系者，复其首也”。谭嗣同是晚清思想界的一颗“彗星”，其《仁学》“尽脱旧思想之束缚，戛戛独造，则前清一代，未有其比也”，“扫荡廓清之力莫与京焉”。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86、82、84页。二人在甲午战争之际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文化领域，对传统文化进行反省，对其弊端加以批判，具有十分重要的思想意义和社会意义。他们的努力标志着作为社会思潮的文化反思的全面兴起，他们的认识代表了第一阶段文化反思思潮的水准。

甲午战后，康、梁发动戊戌维新运动，但是遭到失败。之后，康有为为保皇而四处奔走，梁启超则从政治领域转向思想文化领域，通过办报、撰文等方式，一以宣传其政治主张，一以对国人进行启蒙。于是文化反思思潮进入第二个发展阶段，其时为20世纪头十年。

最初几年里，梁启超用“中国之新民”之笔名，在《新民从报》发表了一系列政论文章，后来汇编成册，取名《新民说》。在这些文章中，梁氏总结了此前几次改革运动失败的教训，指出吾国之所以“言新法数十年而效不睹”，根本原因“则于新民之道未有留意”；而外患孔亟，“必非恃一时之贤君相而可以弭乱，亦非望草野一二英雄崛起而可以图成”，惟有赖“四万万人民之民德、民智、民力”。故而要根本改善中国内政外交，必以新民为“第一急务”。至于如何新民，他以为途径有二，一为“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一为“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淬其所本有，即是保存传统文化中所固有的“民族主义之根柢”，并不断濯之拭之，锻之炼之，培之浚之，使其“继长增高，日征月迈”；采其所本无，即是“博考各国民族所以自立之道，汇择其长者而取之，以补我之未及”。不仅要从政治、学术、技艺等方面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更要引进外国的先进思想和文化观念，以改善和提高吾国人民之德、智、力，以之作为发展“政治、学术、技艺之大原”。

梁启超：《新民说》，《梁启超全集》第3卷，第655-658页不过对于二者，梁氏并非等量齐观，而是以后者为着重点。为此他选择了公德、国家思想、进取冒险精神、权利思想、自由、自治、进步、自尊、合群、毅力、义务思想、尚武精神、政治能力等十多种现代精神或价值观念，强调应从这些方面对国人加以培养，使之成为“新民”即新型国民。他尤其看重权利思想，认为这不仅是“新民”的最基本条件，也是近代国家的最重要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就好比一颗大树被去掉了根，“虽复干植崔嵬，华叶翁郁，而必归于槁亡，遇疾风横雨，则摧落更速焉”。故无论为个人计，为国家计，都必须特别重视权利思想之养成。为此他希望：“为政治家者，以勿摧压权利思想为第一义；为教育家者，以养成权利思想为第一义；为一私人者，无论士焉农焉工焉商焉男焉女焉，各以自坚持权利思想为第一义。国民不能得权利于政府也，则争之；政府见国民之争权利也，则让之”。强调“欲使吾国之国权与他国之国权平等，必先使吾国中人人固有之权皆平等，必先使吾国民在我国所享之权利与他国民在彼国所享之权利相平等。若是者国庶有瘳”。

梁启超：《新民说》，《梁启超全集》第3卷，第675页。这就十分明确地将国运寄托在了人们权利意识的培养上，寄托在文化的革新上。

梁启超的文化反思除了体现在《新民说》一书外，还体现在当年由他挂帅的立宪派与革命派的一场思想论战中。其时，梁氏用以反对革命和共和的最主要根据就是国民性的落后，强调在此情况下，若行议会政治，议会必为少数人所操纵；若行政党政治，政党必成为少数人手中之工具；若行民主选举，则人民将视权力如弁髦，选举舞弊甚至武力破坏等乱象将会层出不穷。故此他认为，“中国今日万不能行共和立宪制”，甚至也不能行君主立宪制，而只能“以开明专制为立宪制之预备”。

梁启超：《开明专制论》，《梁启超全集》第5卷，第1470页。梁氏的这些观点遭到革命派的驳斥，然而其基于文化层面的思考较之革命派基于政治层面的思考，却来得更为深刻。

梁启超以“新民”为题所进行的文化反思在当时影响甚大，它“使人鼓舞使人掉泪使人感激奋发”。

胡适：《四十自述》，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51页。在梁氏带动下，文化反思形成一个小小的高潮，并在社会上激荡开来。

接下来，再过不到十年，在民初政治形势发生逆转的情况下，文化反思的高潮到来了，这就是1915年新文化运动的爆发。当时正值袁世凯当政，思想文化界沉渣泛起，尊孔读经以及孔教国教化鼓噪搞得社会上乌烟瘴气。此时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一批进步文化人敏锐意识到，造成这种局面的直接原因是袁世凯的反动，根本原因却是广大国人在政治上麻木不仁。“吾国专制日久，惟官令是从。人民除纳税诉讼外，与政府无交涉；国家何物，政治何事，所不知也。积成今日国家危殆之势，而一般商民，犹以为干预政治，非分内之事；国政变迁，悉委诸政府及党人之手；自身处中立态度，若观对岸之火，不知国家为人民公产，人类为政治动物”。据此他们认为，要改变目前状况，就要启发人们的“政治之觉悟”，不仅如此，还要启发人们的“伦理之觉悟”，使之认识到纲常名教“为吾伦理政治之大原”，与近世西洋“以自由平等独立之说为大原”的道德政治极端相反；认识到“共和立宪制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与纲常阶级制为绝对不可相容之物”，从而自觉与纲常名教决裂，成为具有独立自主自由之人格的现代国民。他们把这种觉悟称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指出：“政治根本解决问题，不得不待诸……最后之觉悟”；“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惝恍迷离之境。吾敢断言：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1卷6号。正是为了启发人们的“伦理之觉悟”，他们对以三纲五常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发起猛烈批判，对西方文化尤其是民主思想和科学精神进行热情歌颂和提倡，这便是新文化运动的由来。

关于新文化运动，人们已经耳熟能详，毋庸赘述。这里只须强调一点，即它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实质意义上的思想启蒙运动，也是一次全面深刻的文化反思运动。它以近代西方文化为参照，对传统文化进行全面省视，对其中不适应现代生活的内容进行毫不留情的揭露和批判，而在这一过程中，近代思想观念得到张扬并在国人特别是青年人当中逐渐树立起来。新文化运动取得的成绩和达到的高度，也是近代中国文化反思达到的高度。它标志着文化反思思潮达到高潮，也预示着这一思潮行将退去。

三 文化反思思潮之反思

文化反思思潮的的兴起是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和其他许多社会思潮相比，它的活跃时间稍长，前后共计二十余年。但它又和它们一样，从特有的角度映照了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其本身也打上了明显的时代和社会的烙印。

这主要表现在文化反思思潮与社会政治形势及政治变动的紧密联系上，即文化反思构成了近代中国政治变动的副产品，表达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政治诉求。如前所述，文化反思思潮在晚清出现及其发展的几个阶段，本来就是与几大政治事件密不可分的。甲午战败、戊戌政变、帝制运動，直接导致了这一思潮的兴起和高涨，把人们的思考引导到文化方面来。这反映了近代以来相当一部分国人的思维习惯，即当政治出了问题，便到文化那里找原因；而实际的现实政治状况又确实表现出与文化相关。故而人们从政治转向文化，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乃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它是人们认识深化的表现。不过如此一来，也容易造成另外一种情况，即文化思考难免受到政治形势的规约，政治诉求直接转化为文化诉求，文化思考的独立性便打了折扣。因此尽管文化解决方案一般来说旨在治本，但最后结果却无法满足这种诉求，只能停留在浅在的实用层面；而且文化思考总是跟着政治形势走，政治形势一有变动，文化运动也就退场。于是我们看到，在历次对于传统文化的反思中，虽然具体表现形式有所差别，但有一点则大致相同，即反思缺乏整体性和连贯性，缺乏价值层面的探讨。比如在甲午战败刺激下出现的严复式文化思考，主要是在与国家富强相关的问题上作文章即所谓“原强”。严复虽然敏锐发现了“自由”的意义，且用“自由不自由”解释西方所以富强和中国所以贫弱的秘密，但没有由此深入下去，因而自由的价值未能得到充分发掘反而被富强逻辑所遮蔽。谭嗣同在维新运动的背景下呼吁冲决网罗，表现出与传统势不两立的冲天气概，但他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既是现实的又是宗教的，而他将批判矛头指向旧的伦理纲常又与他儿时的家庭遭遇相关，故而虽然声称要冲决网罗，实际上只是将其撕开了一个小小缺口。梁启超从对变法失败教训的总结中洞察到国民性的重大缺陷，为此提出“新民说”，把国民性改造问题突显出来，从而有力提升了文化反思的水平，但是他的许多观点是与当时的思想论战同步展开的。文化反思被用作工具，直接为政治斗争服务，导致其一些看法不免有绝对化之嫌。新文化运动更是如此。鉴于袁氏上台后的政治反动，陈、李、胡等进步知识人发起了一场基于对传统文化进行全方位反思的新文化运动。这场运动声势颇大，规模不小，发动者也尽量避免“批评时政”，刻意与现实政治保持距离，但实际上仍未能脱离政治的羁绊，以致文化反思带有相当程度的情绪化色彩，而运动本身也只是“昙花一现”，其阵地很快被“卷土重来”的政治运动所占领，文化反思潮流就变成涓涓细流了。

与政治的关系的过度紧密不仅使文化反思的整体性和独立性打了折扣，而且还使反思带有了片面性，文化反思几乎成了文化批判的代名词。不可否认，中国传统文化因为是古代农业文明的产物，带有严重的时代局限，许多方面与近代社会不适应，因而必须批判和剔除。但是也应该看到，传统文化包括作为其主体的儒家文化，是中国几千年历史的积淀，包含着中华民族的特有智慧和精神品质，具有不少超越性价值，对于这些应该予以保留和发扬。可是在文化反思过程中，人们缺乏客观的评判态度。他们从现实需要出发，专注于揭露和批判传统文化中的局限或缺点，对其中的合理方面或视而不见或有意忽略，于是文化反思就变成了单纯的文化批判或绝对否定。这在严、谭、梁、陈、李、胡等人那里都有较为明显的表现，而在陈、李、胡等新文化人那里尤其突出。激进的新文化人将批判矛头几乎指向整个传统文化：旧政治、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学、旧戏剧……，对“孔家店”更是毫不留情地一“打”了之。这种绝对主义的文化态度尽管其来有自，却与文化反思的本质要求存在着不小距离。

尽管如此，文化反思思潮的兴起仍然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这主要在于，它开辟了近代史上以思想启蒙为先导实现救亡的新途径。人们知道，从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先后出现了洋务自强、维新变法、辛亥革命几大运动，其中洋务运动代表的是物质救国或实业救国路径，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代表的是变制救国路径。而在这一时期开始兴起并在20世纪初年演变为社会思潮的文化反思，则代表了第三种救国路径，即启蒙救国。在19世纪上半叶又曾出现好几种救国主张，如革命救国、立宪救国、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等等，但都不过是以上三种救国路径的变种。不过在近代史上，特别是在19世纪末之后，实业救国主张的影响比较有限，变制（中共的革命也属于此类）和启蒙成为两种主要的救国路径，成为大多数中国人的主要选项。由此看来，文化反思思潮的兴起，造成了思想启蒙，为中国人民开辟了一条新的救亡道路。

以文化反思為基础的启蒙路径的提出，将关注点聚焦于文化“终端”，以启发国人的“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作为救亡图存的治本诉求，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理想不等于现实，理想受现实制约。因此，文化反思能否使人们跳出传统，启蒙运动对于迫在眉睫的救亡能否起到即时效果，启蒙与变制是怎样的关系，等等这些都还是问题。这些问题需要解答，只是它不属于本文讨论的范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