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虎

“一带一路”的推进对地区带来三个重要变化，并面临一个重要挑战。

其一，“一带一路”战略推动了亚欧大陆能源合作投资及相关基础设施建设。2015年3月，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其中明确指出要“加强能源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合作，共同维护输油、输气管道等运输通道安全，推进跨境电力与输电通道建设，积极开展区域电网升级改造合作”。自此以后，一带一路战略的务实推进创造了中国与中亚各国共建繁荣的合作典范。整体而言，我国正在筹建多条能源通道，包括中亚四条能源管线、海上丝路能源枢纽、中俄油气管线合作、中巴能源走廊、中缅能源通道和周边地区电网等的建设。可以说，能源合作为“一带一路”带来了正面的推动力，尤其是中俄、中亚的天然气管线合作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能源枢纽，都是我国把能源合作在“一带一路”辐射出去的重要起点。

在未来“一带一路”战略推进的过程中，尽管面临一些因沿线各国文化差异带来的现实挑战，但是中国与各国合作、和谐、共赢的立场不会改变，而能源合作投资带来的发展红利，亦会继续提升沿线各国民众与中国的心灵契合程度，助于建构合和共赢的良好局面。

其二，“一带一路”战略增加并巩固了中国在海外的战略支点，助推中国建构新的战略格局。一带一路”战略支点国家旨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关键意义、起重要支撑作用的相关国家。

依据学者杜正艾的观点，若成为战略支点，需要满足几项重要条件：一、战略位置突出，处于“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节点，能够发挥枢纽作用；二、辐射能力强，人口基数、经济体量较大，在区域有比较强的辐射、影响能力，或者能发挥示范作用；三、参与意愿强烈，双方互有优势、互有需求、互为机遇，战略契合度高，易于进行战略对接；四、双边关系高水平，有比较成熟的沟通协调机制，有良好双边经贸关系，利益融合度高，在战略利益上和中国不存在直接的、涉及国家根本利益的冲突；五、安全系数高，国内政治经济比较稳定，遵循基本的、具有共识的国际规范，可以保证我国的巨大投入获得长期稳定的收益。

依据此条件要求，“一带一路”沿线有多个战略支点国家对中国意义较大，例如巴基斯坦，人们称之为中国的“全天候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巴基斯坦位于南亚、中亚与中东的交接处，位居区域地缘核心战略位置，既是中国进入中东的陆上通道，也是中国进入印度洋尤其是波斯湾的前进基地。2016年11月，由中国运营的巴基斯坦瓜達尔港正式运营，这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重大进展，对中国而言极具战略意义，有利于突破我国长期单一依赖马六甲海峡的战略困局，此后中国货物可由新疆经巴基斯坦陆路抵达瓜达尔港，直接转运至中东及非洲，比经由马六甲海峡转运节约许多经济成本及时间成本。因此，从某种程度而言，“一带一路”增加并巩固了中国在海外的战略支点，有利于中国突破既有的战略困境，创建新的战略格局。

其三，“一带一路”战略增加了中国在投资、金融、规则制定方面的话语权。“一带一路”战略中的诸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推进离不开巨额的资金支持，而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的成立对于从金融层面助推“一带一路”战略发挥着重要作用。据亚洲开发银行测算，2010年至2020年，亚洲各经济体的基础设施若要达到世界平均水平，至少需要投资8万亿美元，融资缺口巨大。而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等多边开发机构主要致力于全球和区域范围内的减贫，投向亚洲基础设施的资金十分有限，而亚投行则恰恰可以弥补这一不足。

自2015年1月16日正式运营至2017年3月，亚投行共有57个正式成员国，发放贷款17亿美元，且贷款多数用于亚洲基础设施建设，对于提振亚洲经济发展产生了良好推动力，同时也间接提升了中国的影响力，增加了中国在相关议题规则制定方面的话语权。可以说，亚投行是既有国际金融秩序的重要补充，而在“一带一路”战略大背景之下，亚投行在全球范围内影响力日趋提升，增大了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内有关投资、金融、规则制定等方面的话语权。

其四，“一带一路”战略在东北亚地区面临地缘政治挑战。而近期朝鲜试射导弹及萨德入韩事件再次使半岛局势趋于紧张。2017年3月6日，朝鲜发射四枚弹道导弹，而从3月13日起，韩美开始举行史上最大规模“关键决断”韩美联合军演，加上后来的“鹞鹰”演习，美韩联合军演动用兵力高达30万人，且美国核动力航母、先进隐身战机等战略武器悉数参演。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美韩在演习中首次加入假想朝鲜发射弹道导弹，韩美模拟用“萨德”系统探测导弹、并进行拦截的过程，演习地点正是“萨德”预定部署地韩国庆尚北道星洲的“萨德”炮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