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人有言，真正重要的不是话语讲述的时代，而是讲述话语的时代。落实到小说这里，我们也可以说，真正重要的不是小说叙述的时代，而是在什么样的时代里展开这种小说叙事，叙述的时代语境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叙述的趣味、主旨、形式、风格等。就近几十年的中国历史而言，革命主义时代和消费主义时代是两个既血脉相连又泾渭分明的时代。1978年以前的革命时代，意识形态主宰一切，阐释一切，情绪高亢激昂；1978年以后的消费主义时代，经济建设占据社会中心位置，消费主义文化渐次渗透于社会的每个毛孔，物欲狂欢敷衍出整个社会的花哨表情。从前时代里的人物形象全都单纯明晰、巍然屹立，具有非凡的崇高特质；但是到了消费主义时代，崇高形象往往就难以为继了，历史的偶然性、人性的复杂性、命运的蹊跷已经大面积呈现，人物形象往往变得丰富而暧昧。李治邦的中篇小说《岳母》就通过塑造父亲和岳母谭秀兰两个生动的人物形象，极富趣味地展示了消费主义时代里耐人寻味的晚年形象，为历史存照，为人性点彩。

该小说以第一人称“我”来叙述。“我”的父亲和谭秀兰曾经是地下工作者，1947年初夏到1948年年底他们曾经奉命在北京的一个胡同里设了交通站，两人假扮夫妻。这是该小说叙述的起点。但是该小说并没有去叙述父亲和谭秀兰地下工作的经历，而是荡开一笔，转而写几十年后，“我”和谭秀兰的女儿红袖结婚，谭秀兰成了“我”的岳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