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吴 崇 林范丽

高管激励、制度环境与企业创新绩效*
——基于海外投资制造企业2001-2013年的经验研究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吴 崇 林范丽

在国内学者有关企业高管创新激励实证成果的基础上，对比研究了中国制造业海外投资上市公司高管激励、政治关联及东道国制度环境对海外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表明：高管过度的权力激励不利于企业海外创新绩效；相对于长期股权激励，短期货币薪酬激励对创新绩效有着更为积极的现实意义；高管政治关联反向调节了高管长任期对创新绩效的不利影响，但两职兼任对创新绩效不利的影响却难以被其调节；东道国制度完善程度对短期货币薪酬激励、长期股权激励产生了有利于企业海外创新绩效的积极影响。

海外投资制造企业 高管激励 东道国制度 创新绩效

一、引言

近年来，中国制造业企业海外投资的迅猛发展引人瞩目。然而，在海外经营过程中企业绩效尤其创新绩效不尽人意。高管在企业国际化创新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性的重要作用，他们的创新意识、风险感知与创新行为对企业海外创新绩效影响重大。因此，如何激励作为主要内部人的企业高管把公司的重要资源配置于创新过程，已成为企业国际化战略中一个重要命题。国内学者对国内企业高管激励、创新行为与企业绩效已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是，有关我国“走出去”制造企业的相关理论研究较少，尤其是这方面的实证检验。企业海外创新具有高度的创造性与风险性，会显著地影响高管风险认知与创新激励。一方面，从转型经济体特有的制度环境来说，为了应对中国制造产能过剩与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中国政府近年来在政府职能、金融支持等方面加大了扶持，形成了中国企业走出去中的制度比较优势。其中，有政治关联的跨国企业，可能会增加具有政治背景高管的管理自由度，帮助其从政府手中获取更多有利于企业海外创新的政治资源和比较优势。另一方面，Brouthers和吴崇等（2016）指出作为海外投资企业，东道国制度环境质量将显著地影响企业的国际化战略行为与创新绩效。因而，政治关联与东道国制度环境会对跨国企业高管的风险感知、创新行为产生一定的调节作用，进而对中国企业海外创新绩效产生重要的影响。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高管权力相关激励对跨国公司的创新绩效影响Hambrick、Fukutomi、Miller（1991）认为,高管的任期每增长一年，他就会更专注于用他们自己擅长的方式经营公司，会丧失组织创新的兴趣和对工作的新鲜感，并不会为了公司的发展而去投资危险项目。国内学者在这方面也进行了研究，徐经长和王胜海（2010）研究发现，核心高管任职时间越长，公司成长性与绩效越好，可能是因为核心高管任职时间越长，对行业和公司状况越了解，更能掌控公司的经营。代彬等（2011）却发现随着高管任职时间越长，其对企业的控制力也越强。但随着高管任期的延长，企业战略将缺少变化，容易陷入僵化的企业治理模式，这将不利于企业业绩。考虑到企业海外创新投资与技术创新的挑战性，高管任期长所带来的公司熟悉与业务熟练的效果受到较大的局限，而海外投资环境的较大风险性，可能促使高管产生风险规避性的创新保守倾向。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H1：高管权力激励中的长期任职对中国制造企业的海外创新绩效产生消极影响

有关两职兼任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实证研究也有两种截然的结论。一方面，陈守明和罗正英等（2012）认为，董事长与总经理由一人担任可以减少两职分离引起的权力利益纠纷，并把整个高管团队力量拧成一股合力，经理人员的人力资本创新功能的发挥也可得到有效监督和促进，有利于企业价值创造。另一方面，Jensen和Boyd（1993）认为，两职合一使得公司权力集中，董事会对总经理的监督就会减弱，这种状况有可能造成高管控制权失控，导致滥用职权谋取个人利益，从而抑制了高管报酬诱发盈余管理的程度，当控制权激励力度加大到一定程度时，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趋向于递减。本文考虑到海外投资与创新决策的较大风险性，以及近年来中国海外投资企业创新的现状，两职兼任一方面提高了企业决策效率，但也易造成高管创新决策过程中的投资冲动，产生不良创新绩效可能性增加。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H2：高管权力激励中的两职兼任不利于提高中国制造企业的海外创新绩效

（二）高管报酬激励对企业海外创新绩效影响 为了鼓励高管从事创新投资，企业有必要设计一套合理的事前激励机制，这种事前的高管薪酬契约可以把创新投资的变动与高管报酬的变动联系起来，从而缓解高管在创新投资中的风险规避行为。高管理报酬分为短期货币激励与长期股权激励。尽管Balkin等（2000）发现，美国高管的长期股权激励与企业创新行为正相关，但我国企业的实际情况不同。国内学者陈胜蓝（2011）研究发现，越来越多的公司在高管绩效考核和薪酬方案中鼓励开展创新投资，高管薪酬激励对创新投资具有显著的影响，而且在企业创新投入与创新绩效发展方面，短期货币薪酬激励的效果比长期激励的效果更好。这可能是因为，与西方国家的管理层相比，我国企业高管的财富和财力还处于积累阶段，短期报酬更有现实性和风险小特点，因此相比之下更具有吸引力。通过对海外投资企业样本的研究发现，多数企业尚未实施高管股权计划，即使有了股权计划但高管持股的比重很少，因而，长期股权激励的效果可能有限。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H3：相对于高管报酬激励中长期股权激励，短期货币薪酬激励更有利于中国制造企业的海外创新绩效

（三）政治关联、东道国制度完善程度对高管激励调节效应 由此可以看出，在高管特征与公司绩效关系问题上，国内外实证研究尚未得出一致性的结论。究其原因，许玲玲等（2015）指出可能是一些重要的环境变量（如企业资源、市场制度等因素）未进入研究者的视野，管理层的业绩影响并非简单的直接相关，可能受到某些环境变量的调节，有待进一步研究。以往的研究发现，政治关联对公司价值的作用有可能是一只“帮助之手”，但也有可能是一只“掠夺之手”。从现有的研究结论来看，Gao等（2008）研究发现政治关联与企业创新有正相关关系，政治关联能够促进企业创新；Shu等（2012）则发现政治关联并不能促进企业创新，相反，政治关联对企业创新绩效呈现负效应。目前对中国海外投资企业的相关研究十分缺乏，但是，近来国内外学者开始关注为了应对中国制造产能过剩与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Warner等（2004）指出中国政府近年来加大了企业走出去的扶持，因而，不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都拥有了走出去中的制度比较优势。那么，可以想象，海外投资企业中有政治关联背景的高管有能力发挥自己的“关系”作用，积极地帮助企业获取在政府职能、金融支持等方面更多的政府资源，从而有助于提高企业的创新绩效。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H4：政治关联在中国制造企业高管激励与海外创新绩效之间起到积极的调节作用

近年来，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规模激增，但受众多因素如东道国政策、法律等风险因素的影响，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成功率较低，这严重阻碍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Hambrick（1995）指出高管在企业国际化发展进程中的风险感知、工作态度与行为等对企业的生产、投资等活动有着巨大的影响。因而，高管报酬激励越高、权力越大，在做创新决策时，为了公司和个人的利益，会更多考虑东道国制度环境的影响。因此，正如Meyer等（2009）的结论，如果东道国制度环境较好，则便于企业对知识与无形资产获取，进而有利于高管团队增加企业研发投入的决心与创新效果。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H5：东道国制度完善程度在中国制造企业高管激励与海外创新绩效之间起到积极的调节作用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的实证数据来自于国家商务部网站的《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并对应其在沪、深两市交易所的年报信息，选取2001-2013年290个中国制造业海外直接投资企业（包括港、澳、台地区）的2096组观测值。本文界定的高管具体包括:担任管理职位的主要董事、总裁、总经理、财务总监、技术总监、总工程师等高级管理人员。

（二）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目前测度创新绩效的指标很多，专利申请或授权数、新产品销售收入及创新记录数等指标在相关研究中都有所使用。考虑到以上指标各有优缺点，本文选择企业海外新产品销售率作为企业创新绩效指标。这是因为，吴玉鸣（2015）指出新产品销售收入占比直接反映了企业创新活动的现实收益，能更好地反映出企业研发成果的海外商业化水平。

（2）解释变量。第一，高管权利激励变量。高管任期方面，代彬等（2011）研究认为，随着高管任期的延长，更能掌控公司的经营，其对企业的控制力也越强。本文使用高管的在任年数来衡量总经理任期，即通过年报披露的年各上市公司的高管姓名来判断2001-2013年各上市公司高管的在任年数；高管两职兼任方面，若总经理兼任董事长，则董事会对总经理的监督职能必将减弱，总经理拥有较高的自主权。本文判断董事长、总经理是否两职合一，是则变量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第二，高管理报酬激励变量。短期货币报酬方面，本文中的高管报酬激励主要包括短期现金薪酬激励与长期股权激励两部分。其中，考虑到现金薪酬占高管薪酬比重较大，而且，高管的年度现金薪酬会随着高管所在企业的总薪酬而发生改变。因而本文参考辛清泉等（2007）的评价指标，选取高管薪酬占该公司高管总薪酬之比，作为高管薪酬的衡量指标；长期股权报酬方面，即高管在任职公司的持股数量/该公司的总股数。

（3）调节变量。第一，政治关联。已有研究认为，如果公司的董事长或总经理等高管目前或曾经在政府、军队任职，或是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企业就具有政治关联性。本文参考游家兴等（2010）的研究，从高管的从政经历和政治身份两个维度来衡量中国上市公司的政治关联程度，如果上述政治关联程度存在的话，取其值为1，否则取值为0。第二，东道国制度环境。企业高管在推动创新时需要考虑所在国法律制度环境的差异，进而通过其风险意识影响到企业的创新行为。本文选择东道国的法律制度指数作为衡量东道国制度环境质量的指标。这是因为企业海外创新活动与东道国法律制度相关性较为紧密，企业需要其来规范知识产权交易的秩序，并化解创新过程中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风险。因此，本研究以历年东道国的法律制度指数作为一国法律制度质量指标。该指标来源于WGI（世界行业治理数据库）公布的法治完善度，它采取百分制，分数越高表明法律制度越完善。

（4）控制变量。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较多，本文设计了公司规模、企业股权性质这两个主要的控制变量。第一，公司规模。按照研究惯例，一般认为企业年末总资产是其规模最好的代理变量，故采用公司年末总资产来衡量公司规模，由于样本企业年末总资产的变异程度比较大，因此用年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作为其规模的代理变量。第二，企业所有权性质。本文将全部样本公司的所有制划分为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两种类型，并把最终控制人为国资委、财政部等中央机构以及各级直属的国有企业，取该变量值为1，其它类型则取值为0。

（三）模型构建 检验高管报酬激励对企业海外创新绩效影响、高政治关联与东道国制度环境调节效应的多层次回归的综合模型（模型1-模型8）如式1-式8所示:

其中，Power是自变量与调节变量，PoIn是高管权力激励变量，PaIn是高管报酬激励变量，Pro为高管政治关联，Env是东道国制度完善程度，Con是控制变量，ε为随机误差项，有关变量的定义与度量如表1所示。

表1 各变量定义与说明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本文研究使用了SPSS20.0对样本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与相关的层次回归分析。表2是变量相关性的描述性统计，采用了Pearson相关分析法，通过Bivariate过程来寻找变量间两两相关的系数，并选择了双尾（Two-tailed）检验。可以看出，所有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小于0.50，说明多重共线性不显著。

表2 描述性统计量和相关系数矩阵（N=2096）

（二）回归分析 依据多层次回归模型，对跨国企业的高管报酬激励、高管政治关联、东道国制度环境与企业海外创新绩效进行多层次回归分析，分析结果参见表3。表3中各模型的F检验全部显著(p＜0.01)，说明所有模型有较强的解释力。模型1仅对规模、所有权性质的控制变量进行了回归，发现非国有企业在海外创新绩效方面较为突出。模型2到模型5、模型8分别对权力激励、报酬激励对创新绩效影响回归后发现：模型2与模型8高管任期与海外创新绩效负相关显著，假设1成立。这表胆，高管们任期越长，风险意识越强，经营行为越趋于保守。此外，海外投资企业创新风险性可能会强化高管的风险意识，并加剧其长任期对创新绩效的负面作用；模型3与模型8都发现两职兼任也不利于企业海外创新绩效，假设2成立。这说明海外投资企业高管控制权集中并达到较高程度时，不利于企业创新与海外创新绩效。对于短期货币薪酬激励，模型4与模型8都发现其对创新绩效有显著的积极作用，对于长期股权激励，模型5与模型8都发现其对创新绩效有显著的消极影响。这一方面表明，当前短期货币薪酬激励在海外投资企业中的激励效果比长期激励更为现实且有效，另一方面也表明，尽管当前我国海外资企业中实施高管股权激励的企业占比较小，但是，在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企业中高管持股比例增加较大，股权激励产生的高管管理防御效应已经呈现，这与周泽将等（2014）的结论有一定的类似，假设3成立。模型6和模型7都表明，高管政治关联、东道国制度完善程度作为调节变量，均对企业海外创新绩效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从模型8可以看出，增加了高管政治关联与东道国制度环境这两个调节变量后，相关系数R2随之增加，这表明模型有效性有所增强，而且，企业规模对海外创新绩效的负相关变得显著，这可能说明多数中国海外投资企业处于国际化初级阶段，尚未实现企业创新的规模经济效应。

（三）政治关联对高管激励的调节效应 本研究借鉴了温忠麟等（2005）的调节效应测量方法，为了规避交叉项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先对相关变量做了标准化数据处理。首先，验证了政治关联对高管激励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政治关联并未对两职兼任、报酬激励产生调节作用。这可能是因为：对两职兼任而言，这种权力过于集中会使高管短期行为可能性增加，他们会因缺乏监控而弱化了政治关联在创新资源支持方面的外部性，因而其调节效应不显著；企业现金年薪与长期股权激励各自直接地对创新绩效产生影响，并不受到政治关联外部性的影响。验证了政治关联对高管任期调节作用，发现交叉项系数显著为正，参见表4中模型1至模型3。这说明：高管长任期虽然导致了高管权力自由度增加，但不像两职兼任的控制权强烈，政治关联的具有的创新资源支持弱化了高管知识、技能保守使用的创新乏力倾向，反而有利于高管把其在组织内部长期形成的有利条件、外部创新资源向技术创新方面传导，产生了积极的反向调节效应，假设4得到了部分验证。

表3 企业海外创新绩效的多层次回归

表4 高管政治关联、东道国制度环境对高管任期激励的调节效应

（四）东道国制度完善程度对高管激励的调节效应 首先验证了东道国制度环境对高管权力激励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东道国制度完善程度并未对两职兼任产生调节作用，这也再次表明，两职兼任的权力过于集中，高管会因其行为缺乏监控而难以感受到东道国制度的完善程度有利于高管降低风险意识和增加创新激励。相反，就高管任期而言，长的任期虽有使高管知识、技能保守使用的倾向，并促使其创新风险规避意识的增强，但是在东道国有利的制度环境鼓励下，反向调节了高管的创新阻力与顾虑，有利于企业海外创新绩效的提高，参见表4中模型4至模型6。然后，本文进一步利用调节效应模型验证了东道国制度环境对高管报酬激励的调节作用，结果参见表5。可以看出：虽然已证实短期货币薪酬激励对企业海外创新绩效有积极作用，但在东道国制度环境的交互影响下，短期货币薪酬激励的回归系数由0.058变为-0.188，且在5%水平上显著，参见表5中模型1到模型3。这可能表明，东道国制度环境中的风险敏感性，会使得公司高管风险意识强化，其货币薪酬激励甚至对创新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但是，东道国制度完善程度与货币薪酬激励的交叉项1%显著为正，这就说明东道国制度环境完善性有利于化解高管创新的风险意识与创新阻力，产生了积极的反向调节效果。此外，本文前面已证实了中国海外投资企业已产生高管过多股权激励带来的管理防御效应，表5中模型5、模型6相关系数1%显著为负，也进一步证实了该结论。但是东道国制度完善程度与长期股权激励的交叉项1%显著为正，这表明东道国制度完善程度有利于克服高管股权激励中的管理防御效应，对企业海外创新绩效产生了积极的反向调节效应。因而假设5得到了部分验证。

表5 东道国制度完善程度对高管报酬激励的调节效应

（五）稳健性检验 为了尽可能使研究结果更为可靠和稳健，本文检验稳健性的时候使用了变量替代方式。一方面，本文采用专利申请或授权数变量作为创新绩效的替代变量，对政治关联与东道国制度这两个调节变量进行回归。其回归结果与新产品销售率做解释变量时的结果保持了一致。另一方面，本文将东道国的政治制度指数替代东道国的法律制度指数，作为衡量东道国制度环境的变量，对高管激励变量分别进行回归，其系数符号与显著性均未发生明显变化，调节效应与本文上述结论达成一致，表明本文研究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本文以2001-2013年间中国制造业海外投资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高管权力激励、报酬激励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并重点研究了高管政治关联、东道国制度环境对高管激励的调节作用。通过研究得出以下基本结论：（1）现阶段的中国海外投资企业中，高管长任期、两职兼任引发的权力集中不利于企业的海外创新绩效，长期股权激励过多的企业会产生高管的管理防御效应，而短期货币薪酬激励会对企业海外创新绩效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2）高管政治关联，反向调节了高管长任期带来的创新保守倾向对创新绩效的不利影响，但两职兼任的权力集中对创新不利影响却难以被调节；（3）东道国制度完善程度在高管短期货币薪酬激励与创新绩效之间产生了积极调节作用，也反向调节了过多长期股权激励对海外创新绩效的不利影响。

（二）建议 多数中国海外投资企业仍处于国际化初级阶段，海外创新的规模经济与学习曲线效应尚未呈现，这就意味着中国海外投资企业需要加速优化企业内部治理中的高管创新激励。具体而言，企业需要适当强化短期货币薪酬创新激励的现实作用，这也可以规避现阶段高管过多长期股权激励产生的管理防御效应；从外部环境适应与利用而言，海外投资企业需要充分利用高管政治关联中的创新资源支持、区别不同东道国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并极力优化高管权力激励与报酬激励的协同性激励方案。

*本文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中国制造自主国际化风险的网络传导及其对策研究”（项目编号：2014M561608），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资本论》研究的研究”（项目编号：12AJL001），江苏人才强省建设研究基地课题“江苏省制造企业走出去海外研发模式优化的实证研究”（项目编号：16SSL08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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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文 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