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杨程

摘要：通过对经济剥削、政治现代化等既有理论的梳理，本文发现这些理论多集中于对整个骚乱群体进行研究，忽视了青年的特殊性，为此本文尝试以“阻滞效应”这一新视角来解释青年骚乱，它表现为职业变动失败和财富积累减弱两种类型。研究指出，就业是青年队伍稳定的基石，保障就业是青年稳定的关键，同时应当创新治理理念和治理手段，利用 “互联网+”和“大数据”判断青年社会流动，准确把握青年动向。

关键词：青年骚乱；阻滞效应；职业变动；财富积累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81（2017）01-0096-06

一、研究背景

2010年12月，突尼斯发生青年骚乱，起因是两位失业的大学生走投无路后，分别用自焚和触电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两位大学生的自杀，引发了青年骚乱，随后整个国家都陷入到骚乱之中。这场骚乱波及到其他北非和中东国家，引起了“政治地震”，爆发了“茉莉花革命”①①指发生于2010年末至2011年初的北非突尼斯反政府示威导致政权倒台的事件，因茉莉花是其国花而得名。。2012年，欧洲多地也发生青年骚乱，并且成为欧洲的“常见病”。2016年1月，突尼斯再次因为“青年之死”爆发骚乱。2016年2月，香港大学生在旺角以保护摊贩为名，同警察发生冲突。从以上事件中，我们发现一个共同的现象，即“青年骚乱”。青年的成长和发展，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根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截止到2014年，我国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为254770万人[1]，青年工作不容忽视。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同各界优秀青年谈话时指出“青年兴则国兴，青年强则国强”。[2]因此，关注“青年骚乱”尤其是“青年学生骚乱”，从中吸取教训，防微杜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经济剥削、现代化等既有的理论对骚乱的解释已经涉及到多个视角，对人们理解骚乱的产生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在解释“青年人为什么骚乱”方面，这些理论还有所欠缺。

二、既有的理论：从经济剥削到生态环境

亚里士多德说过，“我們如果对任何事物，对政治或其他各问题，追溯其原始而明白其发生的端绪，我们就可获得最明朗的认识”。[3]经过梳理，我们发现对“为什么会骚乱”的解释主要有以下几种理论。

（一）经济剥削理论

早在两千多年前，贾谊就在《过秦论》中指出，秦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取之尽锱铢”，这个论断已经朴素地提出了经济剥削导致农民造反的观点。19世纪，恩格斯通过对英国工人阶级的观察，认为英国工人阶级受到资产阶级的剥削，不断地进行斗争。“产业革命只是促使这种情况达到顶点，把工人完全变成了简单的机器，把他们最后剩下的一点独立活动的自由都剥夺了，可是，它却以此迫使他们思考，迫使他们争取人应有的地位。像法国的政治一样，英国的工业和整个市民社会运动把最后的一些还对人类共同利益漠不关心的阶级卷入了历史的巨流”。[4]同时，由于圈地运动和商业化，小农也不断破产，远离“田园诗”的生活，沦为只能出卖劳动力的无产阶级。破产的小农和工业无产阶级爆发骚乱，他们通过起义、罢工的方式争取生存和发展的机会。经济理论的解释是基础性的，它可以拓展到历史上绝大部分农民起义和工人运动。

（二）政治现代化理论

20世纪50年代，现代化理论蓬勃发展，深入影响到政治学之中。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通过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政治秩序和经济发展的多重比较，得出了政治秩序和经济发展不能同时进行的结论。亨廷顿认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若要实现经济发展的目标，就必须要维持政治秩序的稳定，不得不借助传统的政治权威进行权力的集中。通过对社会动员、经济发展、政治制度化之间的探索，亨廷顿提出了三个公式[5]：

1.社会动员÷经济发展=社会颓丧

2.社会颓丧÷流动机会=政治参与

3.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政治动乱

按照亨廷顿的解释，骚乱之所以产生是由于政治制度化滞后于政治参与，或者说是政治参与过度导致了政治秩序的崩溃。该理论在发展中国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在中国，并引发了“新权威主义”①①新权威主义在中国作为一个政治思潮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当时，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近十年，但改革遇到了一系列必须解决而又甚难解决的问题。80年代初开始的改革主要是围绕着经济上的分权与扩大企业经营的自主权而展开的，但从一开始就涉及到调整政企关系、转变政府职能等方面，因此必需进行相应政治上的改革。的争论。某种程度上，亨廷顿的解释是符合部分国家的现实的，尤其是埃及、智利、阿根廷等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的政治参与过度，导致政府效率低下，政治秩序崩溃，经济发展长期徘徊在低水平状态。政治现代化理论是对经济剥削理论的重要补充，它解释了发展中国家经常出现的骚乱。

（三）“相对剥夺感”理论

20世纪50年代以后，美国、英国、法国等发达国家的骚乱呈现出中产阶级参与的特征。“中产阶级为何会参加骚乱”，经济剥削理论和现代化理论无法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中产阶级的骚乱既不是因为经济剥削，也不是因为政治参与过度。回应这个问题的理论主要是心理学上的“挫折——攻击”理论，它认为中产阶级之所以骚乱，是由于“相对剥夺感”的存在。中产阶级遭受一定的社会挫折后，便会不断地产生负面心理，最终会表现为对社会的攻击。这一理论的代表作有《革命之剖析》和《人们为什么造反》。“相对剥夺感”这一概念来源于心理学上的“挫折——攻击”理论[6]，中产阶级的骚乱行为是他们的心理感知做出的反抗。该理论解释了“中产阶级为何参加骚乱”，丰富了骚乱的理论解释。

（四）“资源动员”理论

知名政治学家查尔斯·蒂利认为，“经济剥削”理论和“相对剥夺感”理论的理论解释是欠缺的。倘若没有社会关系网络的存在，骚乱仅仅是个人之间的“个体行为”，不可能是“集体行动”，更不会发生社会革命。通过对社会关系网络的理解，以及对“集体行动”机制的深层次分析，蒂利提出了“资源动员”理论。“资源”主要包括“物资、网络、媒体、时间”[7]等几种资源，骚乱之所以能够发生在群体之间，“资源动员”是关键因素。正如蒂利所说，“描述社会运动是如何将体制内的与超越体制的行动结合起来的；它还将表明，尽管行动者们构筑起一整套广但这些基础却并不足以解释抗争互动，抗争互动实则有赖于一组限定的机制与过程之引发”。[8]他以2004年发生的乌克兰“橙色革命”为例，将这场骚乱理解为“集体行动”。这场骚乱的产生，是经过精心组织的，充分利用了“动员性资源”，并且形成了一个互动的社会网络。当然，与“社会革命”相比，这场“橙色革命”只是一场“社会运动”，并没有达到“社会革命”的程度。

（五）“社会生态”理论

蒂利运用“资源动员”理论，对不同于“个体暴力”和“社会革命”的“社会运动”，进行了精彩的解释。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裴宜理则剖析了华北的叛乱者和革命者产生的深刻原因，发现华北农民的骚乱与自然生态和社会网络有关。作者指出，农民的叛乱涉及到互相联系的两个方面：“一是更为广阔的社会政治世界；二是他们赖以谋生的特定的自然基础”。[9]通过深层次的分析，作者发现淮河流域的自然生态比较脆弱，直接影响到当地农民的生存。因此，在脆弱的生态环境中，当地人形成了“掠夺型的生存策略”。一旦发生环境危机，他们就会从掠夺型的生存策略转变为公开的抢劫，这种抢劫带有明显的亲族特征和地域特征。通过对华北的叛乱者和革命者的梳理，作者提出了“社会生态”理论。当然，随着“治淮工程”的不断推进，淮河流域的生态环境大大改善，加上国家对淮河流域的重视，骚乱已经消除。

通过以上理论回顾，我们发现它们分别从经济剥削、政治参与、心理反应、社会动员以及生存环境等角度对骚乱进行了理论解释。但是，我们发现在回答当下发生在欧洲、中东北非和香港的青年骚乱为什么发生时，这些理论解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为此，笔者从社会结构和社会流动的角度提出“阻滞效应”，以期对“为什么骚乱的是青年人”这一问题做出探索性的理论解释。

三、“阻滞效应”：概念与类型

阻滞意味着不流动，这里的阻滞主要指的是社会不流动。著名社会学家郑杭生将社会流动定义为“人们在社会关系空间中从一个地位向另一个地位的移动。由于社会关系空间与地理空间具有密切的联系，因此，一般把人们在地理空间的流动也归于社会流动”。[10]知名学者陆学艺认为：“社会流动主要是指一个社会集团的成员变为另一个社会集团的成员的现象，是个人或群体社会位置的变化，或者说是个人或群体社会属性的变化”。[11]因此，从两位学者对“社会流动”的定义来看，社会流动是一个人社会地位和经济财富的上升。当然，如果这种上升不能够正常的进行，那就是社会流动障碍，笔者将这种社会流动障碍称为“阻滞效应”。

教育是实现社会流动的重要途径，大学教育更是其中的关键渠道。不论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还是发达国家和地区，毕业的青年大学生都是社会流动的主要群体。对于大学生来说，社会的流动就是职业的变化。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大学生，其职业大多是从农民向产业工人或者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流动。对于发达国家和地区而言，社会流动意味着更好的职位或者说经济财富的积累有所增加。从这个角度上看，阻滞效应主要有两种不同的类型：

（一）职业变动失败

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和地区，不仅人口数量不断增长，更重要的是从业人口的变化。农业从业人口通过人口的城镇化和教育等渠道逐步转到第二、第三产业，伴随期间的是大量职业变化。不论是18世纪的英国还是19世纪的美国，抑或20世纪的日本和当下的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城镇人口都不断增加，农民都纷纷脱离土地，到城市中谋求生路。在这个过程中，比较重要的渠道是大学教育。通过大学教育，人口的职业技能和文化素质不断提升，能够为现代化提供高素质的劳动力。

凡事都有两面性，大学既是高素质劳动力的诞生地，也往往是不满情绪的滋生地。通过大学教育，青年学生的诉求往往比较高，由此带来的生活期望也比较高。在经济繁荣，就业充分，物价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大学生的生活期望能够得到满足。但是，当经济不景气，就业困难，物价上涨的情况下，大学生的生活就会变得异常艰难，只能从事比较低微的劳动。这样一来，通过大学教育改变职业，进而改变生活的期望就不能实现。如果长期经济不景气，就业会更加困难，这样就会造成职业变动失败。

（二）财富积累减弱

伴随职业变动失败而来的，是财富积累减弱。青年人的工资和各种生活成本之间的差额，可以看作是青年人的财富积累。通常情况下，青年人必须要积累一部分财富，用作将来的支出。但是，当物价上涨速度超过工资增长速度，各种生活成本不断攀升，青年人的财富积累就会变得非常弱。没有财富积累，青年人就不可能支撑日后的生活，应对可能的危机。财富积累的减弱，是社会流动停止的间接表现。

四、“阻滞效应”在香港和突尼斯的具体体现

（一）香港青年的职业变动和财富积累

1.香港青年的职业变动

表115岁以上教育人口百分比（单位%）[12]

年份2004200920102011201220132014专上教育21.925.425.826.827.729.029.8非学位课程7.57.97.47.47.67.87.8学位课程14.417.518.519.420.121.122.0

根据香港统计局的资料，我们发现香港的青年大学生人数百分比从2004年的219%上升到2014年的298%，这意味着大学毕业生人数在不断的增加。并且，这些毕业的大学生从事的行业也多在香港本地。受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香港大学生的就业变得比较困难。与此同时，由于大陆和其他地区劳动力的涌入，青年大学生的工资水平也有所降低。因此，香港青年大学生的职业选择面临着变动失败的危险。这是香港青年大学生骚乱的社会经济原因，也是主要原因。

2.香港青年的财富积累

表2香港的物价指数和每月平均开支[12]

物价指数约占住户的百分比住户于2009年10月至2010年9月期间的每月平均开支甲类消费物价指数50%$4，500—$18，499乙类消费物价指数30%$18，500—$32，499丙类消费物价指数10%$32，500—$65，999综合消费物價指数90%$4，500—$65，999

注：表中$为港币单位（HK$）

表32009年至2015年工资指数[12]

工资指数（1999年第一季=100）

行业主类200920102011201220132014名义工资指数

制造146.5145.2155.3155.0163.2170.3运输144.9147.6155.4159.9166.6174.0个人服务152.5154.2162.9167.7174.8182.7实质工资指数

制造105.3101.1102.698.399.296.9运输104.1102.7102.7101.4101.399.0所有选定行业主类109.6107.3107.7106.3106.3103.9

通过对以上两个表格的分析，我们发现香港的实际工资指数处于稍微下降的趋势。加上物价指数和房价指数上升的事实，很容易得出香港工薪阶层财富积累减弱的事实。对青年大学生来说，更是如此。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赚钱买房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这种勤劳却不能富有的状态，很容易被他们感知，成为骚乱的又一原因。

3.基尼系數和社会流动状况

香港的基尼系数超过警戒线04，并且近年来持续攀升。2012年，其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537，直逼联合国规定的06的危险线。居高不下的基尼系数使香港社会矛盾逐步加剧，出现了社会骚乱的可能性。根据香港树仁大学经济与民生研究计划今年的一项调查，有76%的香港成年市民认为，生活“颇痛苦”及“非常痛苦”，比去年同类调查结果上升了5个百分点。受访对象中，大部分人把生活痛苦的主要原因归结为住房问题。公开数据显示，1971—2012年，香港的基尼系数不断上升。1971年初，基尼系数为043；1986-1996年间，基尼系数出现跳跃性增长，从0453增长到0518。稍后速度放缓，到2012年达到0537的高水平。

骚乱是无声的语言，它表达了一种社会不满。长期的社会停滞会引发人们的不满，在衡量社会流动中，一个重要的概念是收入流动性。根据香港立法会的调查报告：“625%的人工作五年后仍停留在同一收入组，472%的人工作十年后仍停留在同一收入组，541%最低收入五分位数组别的工人在工作十年后仍停留在同一收入组别”。[13]通过对《香港的社会流动》的分析，我们发现香港的社会流动状况比较差，贫富差距比较大。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这些矛盾被“繁荣”掩盖了下来。但是在经济低速增长的情况下，社会矛盾会爆发出来。青年大学生在职业选择失败和财富积累减弱的情况下，成为最先骚乱的群体。

（二）突尼斯青年的职业变动和财富积累

卢梭提出了“社会契约”，突尼斯则有突尼斯特色的“面包契约”。自1956年突尼斯独立以来，这份政府与百姓之间心照不宣的约定就一直存在。由于民生资源的紧缺，突尼斯政府以“面包”换取百姓的顺从。“面包”不仅仅是糖、茶、咖啡等生活必需品，也包括教育、医疗住房等资源。突尼斯政府控制下的国家稳固基金会和国家就业委员会，用补贴的形式分配这些民生物资。“面包契约”取得了部分成功，为突尼斯人民提供了大量的民生物资。但是，不得不提的是，基金会的财源很大一部分来源于老百姓。突尼斯平民必须“翻遍口袋”，为国家贫困缓解计划提供资助基金。事实上，是突尼斯人民自己养活了自己。这种状况下，突尼斯青年的职业选择和职业变动非常有限。

同很多发展中国家一样，突尼斯政府不断在财政、政治以及社会层面调整。政府不断减少对民众的补贴，私有化程度不断提高，本国货币的流通性大大降低。国外企业大规模购买土地，新贵阶层崛起，行政垄断力量大大加强，政府也日渐腐败。青年人的生活不仅不见起色，反而更加困难。除此之外，突尼斯南北差距特别明显。北部和沿海地带基础设施完善，各种商业和休闲中心令人向往。但是，中部和南部的广大地区一直落后，长期被忽视，这种巨大的贫富差距和区域差异让中部和南部的群众，尤其是青年人长期心存不满。

正常情况下，“非正规经济”[14]的发展对地方经济和当地就业问题有很大帮助，对地方政府的经济管理进行有效的补充。然而，突尼斯政府却严禁这类经济存在。青年人走投无路，只能用自杀这种方式来为自己抗争。因此，青年人走向街头，抗议职业选择失败和财富积累减弱，抗议社会阻滞。

五、结论与启示

“中产阶级是城市反对派的集中点；知识分子是中产阶级反对派内部最活跃的集团；而学生则是知识分子内最有内聚力也最有战斗力的革命者”。[5]尽管这段话是强调青年革命者的，它同样适用于青年骚乱者。当阻滞效应在社会中发生，青年的职业和财富都得不到保障，他们自然是骚乱的先行者。

因此，青年工作的前沿不仅仅是学校和青年组织，也应该包括经济部门和劳动就业部门。青年是社会的生力军，为他们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促进青年的社会流动，是青年工作的应有之义。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启示。

（一）保障充分就业，奠定青年稳定基石。就业是民生之本，更是青年稳定之本。处于现代化和城镇化进程中的青年，就业是他们立足城市，融入城市的起点。青年大学生是城市化的主力军，他们的就业关系到整个青年队伍的稳定，关系到城镇化的进程和质量。各方保障，共同促进充分就业，是青年队伍稳定的关键。

（二）创新治理理念，引导青年职业变动。经济发展形式多种多样，青年职业选择也千变万化。他们既可以选择进入政府单位和公有制经济，也可以进入私营企业，甚至是自主创业。同时，应鼓励青年自我学习，不断提升自身素质，提高劳动素养，适应职业要求。

（三）创新治理手段，疏导青年社会流动。青年工作部门可以充分利用“互联网+”和“大数据”，及时监测青年的职业收入、消费品物价指数、房价指数等等。利用新的治理手段和治理资源，及时判断青年队伍动向。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统计图表（教育类）[EB/OL].（2016-09-11）[2016-11-15].http：//data.stats.gov.cn/ks.htm？cn=C01.

[2]习近平：在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的讲话[EB/OL].（2013-05-04）[2016-11-15].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5/04/c_115639203.htm.

[3]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

[6]裴宜理，阎小骏.底层社会与抗争性政治[J].东南学术.2008（3）：4-8.

[7]石大建，李向平.资源动员理论及其研究维度[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9（6）：22-26.

[8]查尔斯·蒂利，西德尼·塔罗.抗争政治[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

[9]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 1845-1945[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10]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11]陆学艺.社会学[M].北京：知识出版社，1996.

[12]香港统计局：香港统计年刊（2015年版）[EB/OL].（2016-09-17）[2016-11-15].http：//www.statistics.gov.hk/pub/B10100032015AN15B0100.pdf.

[13]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香港的社会流动[EB/OL].（2016-08-27）[2016-11-15].http：//www.legco.gov.hk/research-publications/chinese/1415rb02-social-mobility-in-hong-kong-20150112-c.pdf.

[14]黄宗智.超越左右：从实践历史探寻中国农村发展出路[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

责任编辑：李祖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