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久红+毕鸿昌

摘要：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共享发展理念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通过探究和理解共享发展的理论基础与思维模式，对中国过去发展的不足进行反思，并论证共享发展理念的重要性与落脚点。共享发展理念旨在解决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推动社会结构优化。将共享发展理念落到实处，需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加快政府改革，提供法律制度保障和营造和谐社会文化氛围四条路径进行探索。

关键词：共享发展； 理论基础 ； 重要目标； 实践路径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81（2017）01-00-0

国内外学界对发展问题已经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西方著名政治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中提出一种新的发展观，即自由不仅是发展的首要目的，同时也是促进发展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所谓“自由”，它是指人们在所处的社会条件下拥有多大的“可行能力”，去享受他们根据自身的理由而珍视的那种生活，亦即“实质自由”，包括人们免受与贫困相连的各种困苦的能力； 同时也包括诸如有机会接受教育、发表言论、参与社会和政治活动等等进一步的自由。[1]相比于西方的发展观念，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五中全会中根据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创新性提出了五大发展理念。共享发展理念作为五大发展理念的核心与归宿，是中国共产党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阶段对我国发展的事实维度和价值维度的关系问题、发展动力和发展目的关系问题正确认知的重要理论成果。通过对共享发展理念进行系统分析，探索实现共享发展的路径，对增强发展动力、解决发展难题、扩大发展优势、达成发展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共享发展理念的理论基础

发展问题始终伴随着人类历史文明进程，古今中外学者从不同的理论范式、以不同的思维方式为发展的内涵赋予价值定义。梳理共享发展理念的理论基础，论证以共享发展理念处理发展成果分配问题以及增加人民福祉的科学性和可行性，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理论前提。本文认为共享发展理念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

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对欧洲工人工作和生活现状进行深入研究后，提出实现共享发展的重要抓手在于生产资料所有制，因为产品分配的质量与数量都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历史唯物主义对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所造成的历史主体与发展成果的异化现象以及贫富差距迅速扩大的社会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批判。马克思指出：“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2]156因此，只有变革生产关系和生产资料所有制，变资本主义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才有可能最终实现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正如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回答最终废除私有制将产生什么结果时所指出的那样，“通过产业教育、变换工种、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2]689

馬克思主义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最为根本的理论思想指导，在五大发展理念的理论基础中处于核心地位。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建立以及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过程中，始终坚持群众路线，即人民群众不仅是历史的主体和创造者，也是社会赖以存续和发展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同时还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群众路线确立了人民群众的崇高地位与重要作用，在政治路线层面上保障了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中国数代领导集体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国情，对实现共享发展这一目标提出了独到的见解，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期间虽然经历了错误的实践和发展的低潮，但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共产党继续踏上探索实现共享发展的征程，在对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历史教训和得失经验进行总结的基础之上，中国共产党对于共建共享社会主义的认识逐步深化，并实现了理论突破和创新。邓小平定义了中国社会主义的本质，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胡锦涛提出的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习近平总书记为征求“十三五”规划建议意见，于2015年8月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指出，“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我们追求的发展是造福人民的发展，我们追求的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改革发展搞得成功不成功，最终的判断标准是人民是不是共同享受到了改革发展成果”。[3]

（二）西方政治哲学

在西方政治哲学研究过程中，发展是一个一直备受关注的问题。从早期的洛克和卢梭到近现代的罗尔斯和雅克·朗西埃等著名学者对于发展这一问题，基于政治层面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洛克反对君主专制制度，主张主权在民，并在《政府论》一书中指出，“既然国家权力是受人民委托来实现某种目的的，那它就必然要受那个目的的限制，当这一目的显然被忽略或遭受打击时，委托必然被取消，权力又回到当初授权的人民手中，人们又可以重新把它授予最能保卫自己安全的人。因此，政治社会始终保留着一种最高权力，以保卫自己不受任何团体、即使是他们的立法者的攻击和谋算。”[4]为了保护人民的合法权利，法治和三权分立成为必不可少的举措。在黑暗的波旁王朝统治下的法国波涛暗涌，卢梭相信，“主权是公意的运用，不可以转让，不可分割。主权由共同利益所决定和约束，藉着法律而行动。法律是以公共利益为依归的公意的行为。虽然公意总是对的，但是它并非总是能作出明智的判断，因此也并非总能找到共同利益之所在，于是立法者的存在就是必要的。然而立法者本身并没有权力，他们只是指导者。他们起草和提出法律建议，只有人民自己（或者说主权者、公意）才有权设立法律。”[5]其提出的社会契约论成为了波澜壮阔的法国大革命的政治口号与理论指导。

西方政治哲学发展进入后现代阶段，学界对发展中的公平正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探讨。约翰·罗尔斯在《正义论》一书中提出了程序正义和过程正义两种类型的正义，罗尔斯认为理想的社会制度与政治体制应该满足两个原则，即平等原则和优先原则。“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该这样安排，使它们：在与正义的储存原则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而依系于在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6]雅克·朗西埃在《政治的边缘》中更多探讨的是政治性，包括原则后面的原则，权力背后的权力，共同体之外的共同体的构成，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使当代政治更开放，如何将更多缺席的他者引入我们的开放政治。

西方政治哲学中关于公民政治参与和主权归属等问题的思考对我国共享发展理念的提出与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与参考意义，加深并完善了对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的认知。

（三）中国传统文化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便对国家发展问题展开了大规模的争论。根据萧公权先生的观点，诸子百家对当时国家的发展方向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派别，分別是主张回到过去的墨家、道家和儒家，和主张向前发展的法家和兵家。虽然对发展的方向和模式不尽相同，但是诸子百家基本上都主张改善民生，阻止混乱。儒家提出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不患寡而患不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民本思想，墨家主张的“兼爱、非攻、尚贤、节俭”等理念，以及明末清初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提出政治哲学的大要在于阐明立君所以为民与君臣乃人民公仆之二义，成为清初民本思想的代表。从春秋战国到明末清初的思想衍变印证了发展问题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并取得了丰硕的成就。

共享思想和民本思想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基因，始终是激励中华儿女自强不息、团结奋进、拼搏进取的强大力量。优秀的文化传统，悠久的历史传承，独特的基本国情，让共享发展成为大势所趋。

二、共享发展理念的目标指向

改革开放后，中国居民生活收入水平和文化水平均有了大幅提高，公民精神逐渐觉醒。尽管从整体上看，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不公平现象仍然普遍存在。因此，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重要关头，深究共享发展理念的目标就十分有必要了。

（一）坚持以人为本，提高人民生活质量

由于严峻的国际环境与“国家动荡、民生凋敝”的实际国情所限，在历史发展初期，党和国家更多地追求发展的数量和速度，而忽视了发展的质量。政府盲目追求GDP的快速增长，并以GDP作为官员考核的重要指标，而对基础设施建设与社会民生保障投入较低，导致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幸福感缺失。随着我国国民生产总值跃居世界第二，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家开始将发展的重心转移到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方面。发展从本质上说就是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共享发展更是要在人取得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强调公平和正义。在政治层面上，实现共享发展，需要加快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切实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激发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热情与积极性，并通过扩大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与途径，让公民可以合法行使自己的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和监督权，投身到小康社会的建设中。在经济层面上，始终坚持将改善民生放置政府工作的重要地位，加大对基础设施与社会保障的财政投入，扩大医疗保险的覆盖范围，建立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遵循客观发展规律，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同步增长的机制，实现社会保障水平与经济增长同步提高。在文化层面上，坚持发展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抵制落后腐朽文化的侵蚀，提高人民的精神生活水平与质量，鼓舞人民积极参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社会实践中。同时，尊重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鼓励人民群众成为文化创作的主体，丰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表现形式，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和大繁荣。

（二）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实现可持续发展

共享发展理念是在对我国发展过程的经验与教训进行深刻理解与认知的基础之上，结合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我国具体国情提出的发展理念，集中反映了在新常态下如何转变发展模式的新思路。一方面，提倡优先发展第二产业，我国产业比重不合理，第三产业比重过低，违背了世界发展的潮流，由于长期优先发展第二产业，我国的生态环境遭到了极大的破坏，环境污染问题十分严峻。针对我国过往的公共政策导致的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现状，中国共产党提出绿色发展理念与共享发展理念具有前瞻性。习近平总书记在哈萨克斯坦回答学生提问时，明确回应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问题，“中国明确把生态环境保护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绝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我们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的战略任务，给子孙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7]同时，我国经济发展的结构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相比于出口和投资，消费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比重偏低，导致我国经济发展缺乏内生性的动力，经济形势容易受到国际环境的影响与冲击。因此，在新形势下，经济体制改革要在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投资的关键作用、出口的支撑作用，使三大需求各归其位、各司其职，更好地发挥作用。其次，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改革配套措施，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另一方面，在经济发展中，始终警惕中等收入陷阱，防止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最终实现人民共同富裕。在拉美国家的发展进程中，部分国家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随着二战的结束，西方帝国主义列强无力再对殖民地进行统治，殖民地趁机纷纷宣布独立并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经过二十年的发展，阿根廷、智利和墨西哥等国家迈入了中等收入国家。但是，这些国家直到今天仍然在徘徊在中等收入国家之列。究其根本，在于这些国家没有掌握核心技术，腐败现象严重，忽视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缺乏社会保障机制等。我国在发展初期和这些国家的发展轨迹具有相似性，部分专家学者也提醒我国要警惕中等收入陷阱。2014 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提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时提出：“我们决心共同探索适合自身实际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加强交流互鉴，丰富亚太发展新理念新思路，形成多元发展、齐头并进的局面。我们开拓了全新的合作领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互联网经济、城镇化等重要新兴议题进入我们的视野，启发了深入讨论，产生了重要成果。”[8]共享发展理念对于解决我国目前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具有现实意义与指导作用，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兼顾公平与效率，处理好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三）解决社会问题，带动社会结构优化

共享发展理念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当前发展方式转变中的问题，归根结底是要解决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的协调问题，也就是将社会公平正义落实在社会的各个领域。一方面，我国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人口数量急剧增加，城市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面临着巨大压力，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首先，城乡二元对立机制仍然存在，阻碍了城乡之间人口的自由流动。城市凭借着自身的优势，在发展过程中比农村更具有吸引力，而农村人口因为户籍制度难以进入城市，农村人口难以享受城镇化带来的成果。其次，城市快速发展暴露了我国城市社会保障机制还存在着很大的漏洞与不足。城市社会保障覆与医疗保险盖面较窄且条件严苛，新进入城市的人口无法平等享受城市原居民的福利待遇。最后，城镇化占用了周围农村的大量土地，农民被迫卷入城镇化进程。农民在拆迁过程中获得的补偿款的数量不足以支撑城市生活，处于流离失所和难以就业的困境。最终农民成为了城镇化进程主要的利益受损群体。另一方面，计划生育政策的贯彻执行让我国人口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但也使得当下我国面临人口老龄化的危机，“人口红利”阶段宣告结束。大量工廠面临用工荒的困境，用人成本的增加削弱了我国出口贸易的优势与竞争力，迫使政府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模式，通过推迟退休年龄，鼓励再就业等方式解决就业难题。

优化社会结构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指标之一，也是共享发展理念必须重视的方面。为此，持续优化城市与农村的关系、就业结构和人口结构成为贯彻落实共享发展理念的重要途径。

三、共享发展理念的实践路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享发展理念基于对我国发展实践的深刻反思，是对发展规律认识深化的理论成果，也是对长期探索发展时间的经验总结。本文认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享发展，应当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加快政府改革，提供法律制度保障和营造和谐社会文化氛围四条路径进行探索。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稳固领导核心

中国共产党在经历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后，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从此站了起来，实现了中国从两千年的君主专制政权到人民民主专政的伟大飞跃。在面临险峻的内外环境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自力更生，谱写了新中国自强不息，取得辉煌成就的壮丽篇章。中国共产党根据我国发展的具体国情，结合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等国外先进理论，凝结全党的智慧，构建并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领导中国人民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在我国建设发展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性阶段，更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7月1日庆祝建党95周年大会中进一步强调，“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是正确的，必须长期坚持、永不动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必须长期坚持、永不动摇；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扎根中国大地、吸纳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独立自主实现国家发展的战略是正确的，必须长期坚持、永不动摇。”[9]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关头，中国共产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推进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坚实、科学的理论指导。另一方面，在巩固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同时，保证各民主党派有序参政议政，充分发挥政治协商制度的先进性与科学性，形成一个互帮互助、和谐高效的领导集团，共同规划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顶层设计。

（二）加快政府改革与职能转变，打造发展雄师

政府作为我国行政主体，在改革过程中处于重要地位。政府在改革过程中，要强化政府的管理与服务职能，着重提高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能力与水平。除此以外，政府需要转变对自己的角色认知，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政府不再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管理者，而应将自己定位成为与社会平行的组织，更多地从服务者的角度思考问题与采取行动，逐步改革不合时宜的管理体制和权力结构，建立一套符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求的政府服务体系。根据我国现阶段的具体国情，建设服务型政府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第一，目前，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在管理方面仍然存在漏洞，养老金的使用与运营情况不透明，政府官员私自挪用养老金的现象频发。另外，社会养老金政策变更频繁，社会公众对政策理解程度偏低，进而引起社会恐慌。因此，政府需要完善职工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制度，利用互联网技术建立养老金全国统筹的监管平台，推动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和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制度化法律化。第二，针对“看病贵、看病难”的现象，完善医疗保险制度势在必行。各级政府要全面贯彻落实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打破城乡居民医保政策差异格局，重点解决困难群众基本生活问题，保护好弱势群体的权益，让人民更有尊严的活着。第三，大力推进教育事业发展，加大对教育的投入，解决职业技术教育与特殊教育薄弱的问题，强调职业技术教育和普通知识教育并重，实现人才结构多元化与科学化，为中国社会进步与发展提供充足的高水平、高素质人才，并且通过提高公众的受教育水平，加强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能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进程。

（三）建立健全法律体系和规章制度，铸就改革之盾

目前我国已经进入改革的深水区，改革过程遇到重重阻力，因此改革更应注重系统性、整体性与协同性。完善的法律法规与规章制度可以为破除利益固化的藩篱、解决利益关系的矛盾以及规范未来发展之路提供坚实的“盾牌”，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首先，完善共享发展理念的领导工作制度。改革需要明确职责，通过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形式规范建立科学高效的领导机制。各级党组织和政府机关需要深刻理解共享发展理念的内涵，明确改革任务与职责，将改革的目标量化与具体化，根据不同层级组织的职权逐级分配落实，实现任务安排规范化和制度化。其次，完善共享发展理念的监督制度。贯彻落实共享理念对监督的要求，警惕权力行使过程中的寻租和腐败行为，做好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两方面工作，保证信息公开、透明，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最后，完善共享发展理念的评估和奖惩制度。对改革进行有效合理的评估，有利于认识之前的不足，调整并改善后期工作。对我国现行的评估机制进行改革，最终形成一套可行、准确、易行的评估价值体系，党和国家对共享发展所取得的成果进行评估，邀请独立的第三方和公民参与评估过程，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与看法。同时，将政府机关和公职人员的奖惩机制与评估结果相挂钩，对在发展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的机关单位和公职人员予以奖励，而对评估结果较差的工作部门和主要领导进行行政问责并督促改进，从而形成良性竞争的工作环境。

（四）营造良好和谐的社会文化氛围，共铸发展之魂

共享发展理念的重点在于主体的包容性与多样性，为可持续发展植入动力内核。一方面，在尊重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前提下，理解和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并为他们提供公平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机会与途径。在全球经济萎靡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放缓导致居民收入增速降低，弱势群体面临失业与贫困的问题，容易产生挫败感与剥夺感。为了保证中国经济平稳着陆，必须确保底线公平，依托共享发展的优势，实行积极的公共政策与财政政策，改善民生，解决贫困问题。通过精确扶贫和精确管理的方式，提高弱势群体的收入水平与社会地位，增强他们的自信与主人翁精神。另一方面，改变以往单一行政力量为主导的发展模式，在吸收借鉴国外先进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构建一种由政府主导、社会机构和公民共同参与的多元主体治理模式。通过公民的社会实践活动以及对优秀传统文化中符合共享发展理念部分的推廣，鼓励公民打破过往不平衡发展带来的文化壁垒，形成人人都能参与，人人都能获益的和谐社会文化氛围。

总而言之，贯彻落实共享发展理念需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把握好共享发展理念与社会不同阶段、不同层面、不同主体间的内在关联，始终把发展放在首位，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从而全力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

参考文献：

[1]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42.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 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 征求关于制定“十三五”规划的建议的意见[EB/OL]. （2015-10-30[2016-09-02]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0/30/c_1116995911.htm

[4]约翰·洛克.政府论：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187.

[5]让-雅克·卢梭.社会契约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94-97.

[6]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136.

[7]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重要演讲[N].人民日报，2013-09-08（1）

[8]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闭幕辞[N].人民日报，2014-11-12（2）.

[9]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7-02（2）.

责任编辑：邓卫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