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月姣

摘要：本文从华语语系概念的生成和传播入手，连结近三十年来台湾文学研究在本土深耕的成果与局限，重点考察“华语语系”作为一种新的理论话语引入台湾后，与“台湾文学”学科之间产生的互动，辨析其论述理路内在的一致性，即在“准国族”话语失效之后，寻求一种后殖民式的多元认同的可能。然而这种横向连结的跨国图景是否足以超克“帝国逻辑”，笔者认为是存疑的，华语语系理论也尚不足以显现出其“通俗世界主义”的未来愿景。

关键词：华语语系；台湾文学；本土；跨国；帝国

中图分类号：I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17）2-0038-06

华语语系（Sinophone）一词虽非史书美首创，但作为一个新的海外汉学术语得以传播扩散至全球无疑始于史书美的专著《视觉与认同：跨太平洋华语语系表述·呈现》（Visuality and Identity： Sinophone Articulations Across the Pacific， 2007），以及由她主编的论文集《华语语系研究：批评读本》（Sinophone Studies： A Critical Reader， 2013）。在史书美建构的理论体系里，华语语系不再只是一个仿照英语语系（Anglophone）或法语语系（Francophone）構词的、用于表述那些在海外使用中文创作的文学，也同时用于指涉那些在不同历史时期移民和扩散到中国境外的华人群体创造的文化，还包括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文化。因此，华语语系这个术语的内涵扩大为一种“文化生产的场域”，进而被阐发为一种去民族国家化的、反“汉族中心主义”、“中国中心主义”以及各种“在地中心主义”的认识论，①显然，这一术语的边界已经大大超出了文学批评甚至文化研究的领域，引发了种种争论。

对于“华语语系”，中国大陆学者大多针对其论述逻辑或意识形态立场而抱着质疑的态度，也因其使用后殖民主义理论框架解释中国与海外华语社群的关系，始终无法认同其对“中国霸权”的单一固化想象。与之相较，王德威提出华语语系论述应当将中国文学“包括在外”的观点就显得较易接受，他曾多次表示不赞成史书美将中国大陆看作铁板一块，认为“应先询问所谓‘中国，是主权实体、是知识体系、是文明传承还是民族想象？或甚至是欲望爱憎的对象？”②而不必逢“中”必反。实际上，正是借由王德威在中国大陆学界已经积累起的声望，华语语系一词得以扩大它的影响面，也不乏促使大陆学者反思自身“大中华”心态之效。然而，在我们质疑或试图修正华语语系理论的适用性的同时，必须注意的是，当史书美提出“华语语系”构想之时，她预设的读者并不是中国大陆的学者，而是北美学界以及那些属于她所划定的华语语系区域的群体，因此也不难理解为何华语语系在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的华语社群里引发了相当热烈的回响，当地学者也大多批判性地接纳和开始使用这个术语。近几年的台湾文学界，不仅多次召开以华语语系为名的国际学术会议，以华语语系为研究对象或理论支持的硕博士论文也开始出现，③更不用说期刊散见的各种讨论华语语系理论或者将其应用到自己研究领域的论文。笔者认为，华语语系在台湾学界的“热”，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

一、“台湾文学”：边缘与主体

“台湾文学”的所指似乎是不言自明的：即在台湾这个空间内生成的文学。然而，当它作为一个研究对象或一个学科建制的时候，其研究者及其论述背后则呈现出全然不同的视野与史观。两岸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同时段出版的各三部具有代表性的台湾文学史恰可互为参照，④它们各自对历史资源的“记忆”与“遗忘”塑造出各自不同的历史面貌，相应产生了互为抵消的话语论述。在大陆，是相对稳定的作为“中国文学一支流”的台湾文学想象，这无疑源于国家统一的理念，既融合了漫长历史中绵延不绝的某种“帝国式”想象，也与当今大陆中国人对一个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期待合流。在台湾，对国民党政权虚假的大中国意识形态的反动，以及对日本殖民历史中的现代性的追认，构成了主流的台湾文学“本土化”的想象，自80年代末叶石涛书写《台湾文学史纲》以来，以“台湾意识”对抗“中国意识”成为本土论述合法化自身的基石，而“中国”的复杂性则被忽略，并且总是引起某种不愉快的联想，在过去是国民党的威权统治（被本土派看作是“外来政权”的殖民统治），在当下是大陆中国的“统一”政策（“中华帝国”的“新殖民主义”兼并意图）。

当“台湾文学”在大陆的学术研究中被归为“台港澳文学”，并只能在各类主流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著作中占据尴尬的一章篇幅时，在台湾学界则已然经过二十几年的苦心耕耘而成为显学与主流，这其中也包括了政党轮替之后政权力量的有意扶植，2000年以后，台湾各大高校广设台湾文学系所，以及2003年位于台南州厅旧址的国家台湾文学馆的设立与公众开放都是这一阶段本土化运动的成果。因此，相对于在大陆学界的边缘与冷遇，“台湾文学”在台湾正是“台湾主体”与“台湾性”的集中彰显，而这种主体性的话语建构，极大地依赖了西方后结构主义理论尤其是后殖民理论的介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中外文学》、《海峡评论》等学术刊物为场域的那场关于“本土化”与“主体性”的论战，明显显现出台湾当时“后学”的兴盛，不同专业背景的学者参与其中，论争内容更广泛触及到身份认同、统独之争、族群融合等问题，释放出巨大的文化能量，对后续台湾文化走向产生了结构性的影响。在这次论战中，本土化阵营一方的陈芳明与邱贵芬都提出了“是后殖民，不是后现代”的观点来重塑台湾主体的身份认同，⑤“后殖民史观”更是陈芳明后来写作《台湾新文学史》的核心依据，试图建构出一种多元混杂的“后殖民主体”。而他们拒绝“后现代”，表面看来是理论之争，实际上暗含的却是拒绝国民党政权带来的“现代性”、将其等同于“外来殖民者”，那么解严以后的台湾社会自然就不是“后现代”而是“后殖民”的了。可以看到，后殖民理论在当时作为一种思想资源，在台湾历史的转型期，是如何被引用和延伸，并以此形塑出一套契合本土化意愿的有效的历史叙事和主体召唤结构。

作为“想象台湾的方法”，后殖民理论提供了一种本土派的准国族论述的可能，然而，进入21世纪以后，本土化也被“后殖民主体”终结在了一片祥和的多元文化主义的政治正确中，除了坚持“爱台湾”、对抗“中国意识”之外，已经难以找到具有生产性的论述力量。或许更重要的是，政治实践上的无力使得激进的本土化意识形态难以落实，反而显现出国族主义的建国神话的不可能性。与其说是来自大陆中国的“统一”压力，不如说更内在的原因是台湾社会本身所携带的重层历史记忆在后殖民理论的身份政治催化下暴露出来的种种内在裂痕。因此，多元主体、多重身份、跨文化和跨语言的多元文化主义，还包括在民族国家框架之外想象台湾等等议题，在本土派的台湾文学研究中越来越常出现，但其结论往往除了反身自证“台湾主体性”的存在及其丰富性之外，并不具备足以超越上世纪90年代所开启的、以后殖民理论为支持的本土论述的政治与文化动能。换句话说，陷入了循环论证“主体意识”的无物之阵。

二、作为华语语系一环的台湾文学和

作为台湾文学一部分的华语语系

当我们梳理了两岸“台湾文学”研究的基本立场与意识形态基础，就不难看出，两岸相互抵消的史观，在华语语系问题上再次浮出地表。大陆学者将“台湾文学”收编进中国现当代文学体系之下作为支流的做法，岂不坐实了史书美意欲批判的“中国中心主义”乃至“帝国性”？而对台湾学者而言，“华语语系”给长期囿于本土的主體性提供了一种国际化的言说途径，如其所言，“让台湾本土论述的深耕成果得以放在跨国脉络”。⑥对于本土如何跨国，笔者将在下一节详细讨论，在此先就华语语系与台湾文学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梳理。

当华语语系作为一种“理论”空降台湾的时候，即便抱着借此平台通往世界、面向国际的乐观态度，台湾学者也必然要站在自身立场，审视华语语系的在地适用性，看到台美之间由来已久的学术地缘政治的互动关系。史书美针对“为何要在台湾谈华语语系研究”的疑问，提出“华语语系台湾文学”这一概念所包含的可能意义，一是台湾文学是多语的文学；二是台湾文学经验中的“连续”与“重叠”的殖民性；三是华语语系强调的“在地性”正是以往台湾文学研究中生成的“台湾性”，并且都追求一种创造性的、开放的未来。⑦实际上，从上一节的分析已经显现出，华语语系与台湾文学（这里是指台湾本土的台湾文学研究，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要另作他论）本就不是异质的或互斥的，毋宁说其学术理路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在根本上，它们分享了北美后殖民研究的理论资源；在操作层面上，都关注语言、族群、身份政治和殖民问题；在诉求上，则是反离散的、去中国中心的本地化意愿。具体来看，“华语语系台湾文学”就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华语语系文学是台湾文学的一部分，如此一来，日据时期的日语书写或可看作“日语语系文学”也算作台湾文学的一部分，并且可以警醒台湾本土论述中随时可能还魂的汉族中心主义意识形态；二是台湾文学是华语语系世界的重要一支，正如史书美在建构其华语语系地形图时把台湾看作汉人定居殖民地归为华语语系文化的一个区域，台湾自然就是华语语系文学的主要生产场域，也就是中国文学之外的华语文学场域。⑧如果仅从前一种含义来看，华语语系对台湾文学研究的“提升”作用并不大，因为台湾文学的异质性和多样性、重层殖民性和语言转换等等特质，早在华语语系提出之前就已成为学界共识，不妨反而论之，正是长久以来台湾文学研究所得出的这些特质有助于史书美建构其宏大的华语语系理论框架，不论是“反离散”、本地化、还是对“中国霸权”的批判、或是对自身另立中心的警惕，都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文学本土论述的核心理念。而当“华语语系”一出，这些本土化经验就足以找到一个浓缩和提炼自身观点的术语，并且在华语语系的脉络下与世界其他区域的华语语系文化进行“横向连结”，从而使台湾文学研究具备“世界格局”。⑨

由此看来，不论是台湾学者对华语语系“让台湾本土论述的深耕成果得以放在跨国脉络”的赞许，还是史书美对台湾文学能够担当“另类华语语系文化生存、发展与横向连结的避风港”之期待，都充分显现了华语语系研究与台湾文学研究的内在一致性，即绕开“中国”这个巨大的阴影，拒绝“港澳台文学”或“海外华文文学”的收编，更重要的是，超克本土论述渐已失效的建国神话，发展出一种“在地却跨国”的去民族国家的大叙事，这就是华语语系刺激台湾文学所释放出的研究活力和政治动能。

三、“在地”如何“跨国”：超克帝国逻辑

如上所述，华语语系为台湾文学研究打开了一种跨国叙述的可能。在过去的台湾文学论述中，即便本土学者拒绝作为“中国文学”的一支被收编进中国的国家文学体系内，但其自身的史观，仍不脱国族叙事的框架，无非是台湾人在整个20世纪如何历经了日本殖民统治与国民党威权统治而逐步塑造出自主性的台湾意识，以致20世纪末生成一种“准国族”意识形态。必须补充说明的是，这种“台湾意识”就其性质而言并非是激进左翼的，虽然总是标榜着反抗殖民统治或外来政权，但在其意识形态构造中，实际上一方面排除了日据以来的反日斗争，转而认可日本殖民带来的混杂现代性；另一方面继承了冷战时期国民党政权的反共亲美性质。前者可以在台湾学界对皇民文学的重新接纳与再解读之中看出端倪，而后者在70年代末的乡土文学论战抛下阶级议题走向本土议题的过程中浮出水面。在这一思想脉络下发展出的“台湾文学”和“台湾意识”或者“台湾性”里，国族话语一向压倒阶级话语，这当然有现实政治的急迫性在其中，同时也是后殖民理论导向的产物，强调这一点是为了便于接下来讨论“本土”借助华语语系理论而生的“跨国”逻辑，在笔者看来，仍然有着明显的理论局限性，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抛开20世纪社会主义革命历史和反帝反殖民斗争的历史，很容易再度陷入晚期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的帝国逻辑陷阱。

“华语语系台湾文学”较之以往，强调的是横向连结，即与各种在不同历史时期形成的不同类型的华语社群对话，这种“跨国”方式有可能解救台湾文学的国族焦虑症，使其思考点不再受困于殖民历史的中日夹缝或是现实政治的中美夹缝，90年代以来一直纠结的“身份认同”也可同时消解于一种流动的、含混的、关系的政治，从而具有“开放的未来”。这种设想近似于史书美在《视觉与认同》里规划的“通俗世界主义”（vernacular cosmopolitanism），她认为这种边缘群众的文化互动主义可以挑战帝国秩序下知识分子式的大都会世界主义（metropolitan cosmopolitanism）：

1. 借着相似性和混杂性的威胁动摇它的统治权；

2. 借着扩大其用语，以包括非标准和边缘的语言和文化；

3. 借着愤怒的抗议和热烈的憎恨表达，令通俗世界主义在认可的黑格尔式的辩证互动之下，得到“认可”；

4. 彻底推翻大都会世界主义。⑩

史书美的这种构想针对的是边缘地区的知识分子将本地文化以多元主义的形式参与到帝国构造的过程中隐含的自我殖民化，并且期待一种拒绝以国族寓言或自我东方化来实现快速被中心文化接受的形式，在她看来这种群众的世界主义能够动摇帝国的统治权。遗憾的是，书中并没有适当的事例来支持这种设想，李安的电影《卧虎藏龙》作为台湾文化的跨国实践却恰是一个反例，它表明了文化的“多元”表述无法建立在自洽之上，正如台湾文学的“特殊性”只能在与他者的互相凝视中自我发现，当它试图提供非正统的“中国性”表述以对抗“中国中心主义”的时候，必须借助好莱坞的力量，也即是说，投靠“美国中心主义”以弱裔化的方式得到承认，这正是自我东方化，借力打力以一个“帝国”去反制另一个“帝国”，或许我们可以借用史书美描述的“重层殖民主义”，将其看作是“重层帝国主义”之下一种反中国中心主义的文化策略，但究其根本仍然是迎合了帝国逻辑的差异政治，因为帝国不是一个政治实体，而是资本主义全球化之下的政治秩序。那么，华语语系社群之间的“跨国”交往能够形成互动的“通俗世界主义”关系网，逃离帝国逻辑的收编吗？

在笔者看来，华语语系社群之间的“跨国”与“跨文化”的实现机制，必须依赖于以下两个事实，一是它们都使用“华语”作为文化载体，二是它们都置身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进程之中，前者使其不可避免地纠缠在“文化中国”里，后者提醒我们注意“文化交流”背后实则是资本逻辑，尤其是当华语语系理论将当代中国视作正在进行新殖民主义扩张的资本主义帝国的时候，当代华语语系社群之间的亲疏远近，很难脱离这两个脉络来谈。于是，作为文化正统的古代中国，与作为后冷战时代资本主义全球化中崛起的当代中国，在此重合出一个超历史的“帝国”幻象，成为华语语系社群集体焦虑的缺席的在场。这使得华语语系很容易导致一种偏向，就是将目前作为“新自由主义全球体制的恰当政治形态”的帝国秩序{11}给实体化为一个“中国帝国”的想象，于是批判对象很容易就被具化为“中国”而不是“帝国”，以至于就连史书美也不得不一再解释华语语系“不只是对中国中心主义的批判”，{12}这可能反倒说明，华语语系研究声称反抗所谓全球性的帝国主义或各种在地中心主义、具有多维的批判性，但目前能够做到并广为华语语系社群所接纳的效用仍然只是解构中国中心主义的理论力度，它试图以在地的“通俗世界主义”来反抗帝国秩序的差异统治的特征并不明显。

另外，“通俗世界主义”仍然无法避免差异政治的文化相对主义的问题。当不同的华语语系文化携带着各自的“口音”众声喧“华”的时候，自然不存在高下之分，秉持相对主义的“跨文化”最终只能是一种协商的政治，它不得不依赖于一种更高的原则，一种“和平、平衡和妥协冲突的价值观”，{13}然而这恰是帝国秩序所追求的“普世价值”。因此，“华语语系台湾文学”若是追求批判性的“在地却跨国”，还需找到克服这种内在其中的帝国逻辑的方法。再者，华语语系推崇的流动的、混杂的、相遇的认同，恐怕正是全球资本主义“去地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进程的产物，伴随着交通和互联网技术的飞速进步，生活在后冷战时代的人们，时时都面临着异文化的震惊体验，“身份认同”正是在对他者的凝视中变得现实可感，人们开始需要了解与身边的陌生人相处的伦理。如今民族国家的边界已几乎无力阻挡资本和人口的全球流动，“哈特和奈格里描述了从民族国家向全球帝国转化这样一个过程，这个帝国是一个堪与罗马帝国相比的超国家的存在，生存在其中的是建立在离散的认同之上的杂交的群众。”{14}因此，台湾文学研究从“台湾意识”走向“混杂认同”，这种去民族国家化的趋势毋宁说是当代帝国进程的合理结果，不必然具备批判性，也不一定就能带来“开放的未来”，这还得取决于身居其中的人们能否清醒意识到自身的处境并从中寻找革命的潜能。

结语：“横向连结”之外，恢复历史纵深

毋庸置疑，华语语系理论在台湾受到重视，自有台湾文学研究的内在焦虑在其中，也提供了一种突破本土化瓶颈的出口。然而，华语语系提供的“横向连结”的方式，能否具备“通俗世界主义”所宣称的反抗帝国性的力量，还需看具体的实践，而且恐怕不只是单靠“文化生产”就能够实现。同时，“横向连结”的目标不能局限在欧美，应该设法拓展到广大的第三世界，即过去那些与台湾同样遭受过殖民统治的地区，连接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思考、实践和抗争，才能真正获得在地却跨国的世界视野。另外，在地理空间上的“横向连结”所不能缺乏的，是看待历史的纵深感。

针对帝国——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政治秩序，华语语系理论提供了一种表述方式，即在后殖民的框架下来理解“帝国”，无论是否自觉，得到重视的是帝国里的族裔因素。这个思路也来自于北美新清史研究中“帝国”概念的转向。{15}新清史学者通过研究清帝国的“满族性”，来发现其在继承明统与内亚扩张之间体现出的种族特性，也试图修正近代以来对“帝国”和“帝国主义”的马克思式的认知。在他们看来，“帝国”是政治、文化体制，而不是传统上重视的经济体制，新的“帝国”概念不再强调马克思主义式帝国主义经济掠夺，而重视帝国内部的文化习俗、政治传统是如何互动的。{16}有意思的是，这种思考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产生，既与苏联解体后的权力真空有关，也与911事件以来逐渐尖锐化的美国对全球的控制以及恐怖主义对其的反抗有关。然而，不触及经济体制或资本逻辑而只谈政治、文化体制的方式，真的有可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帝国”吗？这种研究思路将冷战之后的资本主义控制下的全球格局与19世纪以前的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连结看待，也许是一种历史蒙太奇的剪辑法，也是历史虚无主义，遮蔽的比看见的更多。当发达国家享有全世界的财富及资源，而第三世界面临基本的生存问题的时候，“这究竟是可以還原为马克思主义论述的阶级分化，还是，它就呈现为区域之间的对抗、国家之间的对抗，是一种种族事实？”{17}与此相似的疑问也存在于华语语系研究，即华语语系文化的边缘性与中国文化的中心性的互动关系，真的只是一个“文化”问题吗？我们应当整合对帝国秩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认识，而不必局限在后殖民的身份政治视角上，同时，冷战的历史遗产也无法轻轻一笔带过，毕竟，台湾如今面临的身份问题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冷战遗产。最后，在华语语系理论传入台湾之前，台湾本地学者陈光兴的《去帝国——亚洲作为方法》一书已经提示过“华文国际”的视野，并且将台湾的跨国连结放在以下五个坐标系中：（1）台湾在地；（2）两岸关系；（3）华文国际；（4）亚洲区域；（5）全球场域。{18}在笔者看来，这种认识在地与跨国的方式，可能要比“华语语系台湾文学”显得更为立体，也更能提醒我们注意当代文化与历史记忆之间的互动关系。

① 史书美：《反离散：华语语系作为文化生产的场域》，《华文文学》2011年第6期。

② 王德威：《“根”的政治，“势”的诗学——华语论述与中国文学》，《扬子江评论》2014年第1期。

③ 例如詹闵旭：《认同与耻辱：华语语系脉络下的当代台湾文学生产》，成功大学台湾文学系博士论文，2013年。论文以华语语系耻辱为关键词、以在地化和弱势跨国主义为脉络，讨论施叔青、黄金树、高行健、白先勇、陈映真的小说创作。

④ 大陆生产的三本文学史为：白少帆等主编：《现代台湾文学史》（1987）、刘登翰等主编：《台湾文学史》（1991-1993）；古继堂主编：《简明台湾文学史》（2002）；台湾生产的三本文学史为：叶石涛著：《台湾文学史纲》（1987）、彭瑞金：《台湾新文学运动40年》（1991）、陈芳明：《台湾新文学史》（2012）。对这六本文学史写作策略的具体分析参考计璧瑞：《两岸台湾文学史写作中的想象构成》，《被殖民者的精神印记——殖民时期台湾新文学论》，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32页。

⑤ 参考陈芳明：《殖民历史与台湾文学研究——读陈昭瑛〈论台湾的本土化运动〉》，《中外文学》1995年第5期；以及邱贵芬：《是后殖民，不是后现代——再谈台湾身份/认同政治》，《中外文学》1995年第4期。

⑥ 詹闵旭、徐国明：《当多种华语语系文学相遇：台湾与华语语系世界的纠葛》，《中外文学》2015年第3期。文中引用了邱贵芬与李育霖对华语语系引入台湾文学研究的看法，即将华语语系平台视为台湾学界通往世界的窗口，面向国际，航向跨文化。见邱贵芬：《新世纪台湾文学系所面临的挑战》，《台湾文学研究》2012年第2期。李育霖：《台湾文学与华语语系文学的距离》，《台湾人文学社通讯》2013年第4期。

⑦ 史书美：《华语语系研究对台湾文学的可能意义》，《中外文学》2015年第1期。

⑧ Shu-mei Shih， What Is Sinophone Studies？， Sinophone Studies： A Critical Read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12-13.

⑨ 参考史书美：《华语语系研究对台湾文学的可能意义》一文中谈“华语语系论述开拓台湾研究走向跨国面向”的问题，有意将台湾作为中国之外容许另类华语语系文化生存及发展的堡垒，望其成为华语语系文学与文化横向连结的重要连接点或避风港。

⑩ 史书美：《视觉与认同：跨太平洋华语语系表述·呈现》，台北：联经出版社2013年版，第248页。

{11} 参考哈特和奈格里《帝国》，《帝国与后社会主义政治》，载《帝国、都市与现代性》，罗岗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9页。

{12} 许维贤、杨明慧：《华语语系研究不只是对中国中心主义的批判：史书美访谈录》，《中外文学》2015年第1期。

{13} 麦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著，杨建国、范一亭译：《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6页。

{14} 齐泽克：《〈帝国〉：21世纪的〈共产党宣言〉？》，《国外理论动态》2004年第8期。

{15} 史书美在华语语系理论建构中将中国看作一个帝国，是受到北美新清史研究的启发，参考Shu-mei Shih， What Is Sinophone Studies？， Sinophone Studies： A Critical Reader.

{16} 欧立德：《“帝国”概念的转向及其对中国历史研究的意义》，清华大学演讲，2015年12月15日。

{17} 林品：《全球连接·数码转型·后人类主义——戴锦华专访》，《澎湃新闻》2016年1月15日。

{18} 陈光兴：《去帝国——亚洲作为方法》，台北：行人出版社2006年版，第407页。

参考文献：

Shu-mei Shih， What Is Sinophone Studies？， Sinophone Studies： A Critical Read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3

史书美：《视觉与认同：跨太平洋华语语系表述·呈现》，联经出版社2013年版。

计璧瑞：《被殖民者的精神印记——殖民时期台湾新文学论》，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罗岗主编：《帝国、都市与现代性》，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麦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著，杨建国、范一亭译：《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陈光兴：《去帝国——亚洲作为方法》，行人出版社2006年版。

詹闵旭：《认同与耻辱：华语语系脉络下的当代台湾文学生产》，成功大学台湾文学系博士论文，2013年。

史书美：《反离散：华语语系作为文化生产的场域》，《华文文学》2011年第6期。

王德威：《“根”的政治，“势”的诗学——华语论述与中国文学》，《扬子江评论》2014年01期。

陈芳明：《殖民历史与台湾文学研究——讀陈昭瑛〈论台湾的本土化运动〉》，《中外文学》1995年第5期。

邱贵芬：《是后殖民，不是后现代——再谈台湾身份/认同政治》，《中外文学》1995年第4期。

詹闵旭、徐国明：《当多种华语语系文学相遇：台湾与华语语系世界的纠葛》，《中外文学》2015年第3期。

邱贵芬：《新世纪台湾文学系所面临的挑战》，《台湾文学研究》2012年第2期。

李育霖：《臺湾文学与华语语系文学的距离》，《台湾人文学社通讯》2013年第4期。

史书美：《华语语系研究对台湾文学的可能意义》，《中外文学》2015年第1期。

许维贤、杨明慧：《华语语系研究不只是对中国中心主义的批判：史书美访谈录》，《中外文学》2015年第1期。

齐泽克：《〈帝国〉：21世纪的〈共产党宣言〉？》，《国外理论动态》2004年第8期。

欧立德：《“帝国”概念的转向及其对中国历史研究的意义》，2015年12月15日清华大学演讲。

林品：《全球连接·数码转型·后人类主义——戴锦华专访》，载2016年1月15日《澎湃新闻》。

（责任编辑：张卫东）

How Can Being Nativist Become Being Transnational When

Taiwanese Literature Combines with Sinophone Studies？

Ouyang Yuejiao

Abstract： This article begins with the genesis and transmission of Sinophone by connecting it with the achievements and limitations， produced from a deep local ploughing of Taiwanese literary studies， over the last thirty years， with the emphasis on the interaction amongst the disciplines of‘Taiwanese literatureafter‘Sinophonewas introduced to Taiwan as a new theoretical discourse in an attempt to analyze the internal uniformity of the theoretical discourses， seeking a possible postcolonial pluralistic identification when‘quasi-nation-statediscourse fails. But this author is doubtful that such a landscape of transnational interconnection is sufficient to overcome the‘Empire Logicand the Sinophone theory is not enough to reveal its future vision of a‘Popular Cosmopolitanism， either.

Keywords： Sinophone， Taiwanese Literature， nativism， transnationalism， empi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