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夏

国民党早年编写的中共历史著作，多少都透出中共叛徒的影子。要么是大量引述变节者的语言，要么是变节者充当其中的重要角色，再不然就是由变节者直接操刀，秉承国民党的旨意而炮制。国民党中有一些笔杆子，当年就是从共产党那边投奔而来，以后成为名噪一时的理论家、史学家。自封为“反共的马克思主义者”，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叶青（曾名任卓宣，任过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撰写四卷本《中共史论》，“蜚声”台湾史坛的郭华伦教授（曾名郭潜，任过中共江西省委书记），以及著述等身的“理论大师”，《中共兴亡史》的作者郑学稼（曾名郑廷泰，脱党前是中共福州市委所属党员），就是这样的角色。不过最初为国民党编写共产党历史著述的人，并没有这么高深的文化，只是了解共产党的一些理论，掌握共产党的一些内情。如果是出于政治信念以外的某种原因，叛徒对昔日的组织和同志，往往抱有很深的成见甚至怨恨，说出来的话很合国民党的口味，又极富蛊惑与煽动性，因而成为捉笔的更佳人选。

1935年2月，国民党编印了一部《中国共产党之透视》，署名为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书中叙述了共产党的历史形成、思想理论、组织构成、活动方式等等，可谓国民党编写共产党历史著作的开山之作。编者在前言中说：“对于共匪活动情形之取材，多得之于其不可多得之秘密文件及各地之机要情报。”就是说这本书的主要素材来源，是搜查检获的中共文件。其时在调查科负责清理登记文件的郑大纶，后来回忆说：“丁默邨拿去，编写了一本《中国共产党的透视》的书，以‘绝密件内部发给中统骨干参考。”这里虽然有“之”与“的”的区别，从内容与时间上看，无疑是同一本书。郑大纶所说的丁默邨何许人也？1921年加入共青团和共产党的丁默邨，后来投靠了国民党，成为中统特务组织的骨干，在上海从事文化反共活动。由他来操控这本书的编写，情理之中。中统系统有不少文化人，譬如南京通讯社社长赵冰谷，也被丁默邨拉来充当捉刀人。所以外间也有传闻，说是赵冰谷编写了《中国共产党之透视》一书。顺便说一句，历史上确有一本名为《中国共产党的透视》，1938年由正义社出版，收入作者诬蔑共产党的十余篇文章。作者柳宁，本名朱雅林，自称是共产党“一大代表之一”，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后来成为国民党的少将，与叶青做过同僚。

無论从史料还是观点上说，《中国共产党之透视》是一道叛徒拼凑的杂烩菜，而大厨就是国民党的党务调查科，即中统特务组织的前身。1931年的春夏之交，是调查科的丰收季节：4月，捕获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6月，捕获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向忠发。从这个时候起，调查科几乎是隔三差五就有丰厚的进项，主任徐恩曾在中央组织部出尽风头。徐恩曾的风光不只在于抓到“共党要犯”，还在于其中一些重要人物的“转变”，并且这些人不在少数。“转变”，是国民党对共产党员被捕变节的一种叫法。为争取更多人的“转变”，中统专门编印了两本书，收入叛徒的自述或供词，取名为《转变》及其第二集。如果用今天的“学术不端检索系统”进行比对，《转变》与《中国共产党之透视》，还有反共文人王建民后来编写的浩繁巨著《中国共产党史稿》，必然会显示出大量的重复，因为诸多关键素材取之于中共变节者。

《中国共产党之透视》全书约20万字，分4篇叙述。第一篇题为“共党理论及政纲政策之分析”，设13章加附录；第二篇题为“共党组织与活动之史的分析”，包括结语共42章；第三篇题为“共党组织崩溃中之现象”，设14章；第四篇题为“铲共工作之史的进展”，设9章；最后为全书的结语。前三篇的章下没有设节，篇幅简要，对共产党理论的叙述空洞无物，对共产党政治主张的攻击逻辑混乱，除去国民党统治者的政治立场，也反映出编著者对于共产主义运动理论的知识浅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过了艰辛的历程，即便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有一个成熟发展的过程，但这与变节者的一知半解截然不同。

全书只有第四篇的第三、四、五、六章下设节，且叙述得不厌其详，这便是国民党特务组织和共产党叛徒的优势所在了。第三章“共党中央机关之破获”共为17节，即17起抓捕共产党组织领导人的事件；第四章“共党省委机关之破获”为5节，即5个省委被破获的事件；第五章“共党群众组织之破坏”为5节，第六章“共党右派及反对派机关之破获”为3节，所述内容亦均如此。这样的结构设置，既体现了徐恩曾好大喜功的性格，也表明主要素材源于文件寻获和叛徒口述。譬如第三章各节标题分别为：陈延年赵士炎事件，陈乔年许白昊事件，澎湃事件，顾顺章事件，向忠发事件，罗绮园杨匏安事件，徐锡根事件，余飞事件，卢福坦事件，袁炳辉胡均鹤事件，王云程孙际民事件，罗登贤事件，黄平事件，李超时与李必刚事件，杨天生事件，李竹生事件，盛忠亮事件。在这17起事件的标题中，涉及23个人的姓名。以1930年为线，之前的陈延年、赵士炎（应为赵世炎）、陈乔年、许白昊、澎湃5人均为英勇就义的烈士；之后的18人中，杨匏安、罗登贤、李超时3人为牺牲的烈士，杨天生1人在抗战爆发后获释，余下的顾顺章、向忠发、罗绮园、徐锡根、余飞、卢福坦、袁炳辉、胡均鹤、王云程、孙际民、黄平、李必刚、李竹生、盛忠亮14人，均成为共产党的叛徒。一些变节者的供述、自首宣言，或曰告某某同志书，还被编入相应的章节中，以期达到拉拢蛊惑的目的。

徐恩曾抛出这本书，可谓一石三鸟。一是完成了一部研究共产党的理论著作，二是展示了在党国舍我其谁的“铲共”成就，三是制作了一副反共宣传的政治工具。国民党的这一手法确实产生了一定的效应，一些意志软弱者在自首宣言签上自己的名字而获得自由——当然这只是身体的自由，而心灵则从此被紧紧地禁锢起来了。几乎每个人的宣言都在老生常谈，不外“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搬来中国盲目的运用”，“中国工人数量只有三百万，何能领导中国革命”，核心就是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斗争理论不符合中国国情。其实对于一些身陷囹圄的共产党员，尤其是在党内的斗争中处于逆境的领导人，更能触动他们心理的并不是理论与信念的游说。193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王明（陈绍禹）在苏联和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进入中央政治局。这个恶果不仅表现在“左倾”错误统治中央，并且开始了党内斗争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被捕前曾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的徐锡根，在自首宣言中的那些字眼——“米夫的走狗们”，“所谓二十八个百分之百的布尔塞维克”，“他们天天在洋房里，在亭子间计划着所谓扩大苏区”，很难说不在相同处境的人中引起共鸣。于是乎，“陈绍禹们究竟是些什么东西”，“每天坐汽车，吃大菜，住洋房，穿漂亮衣服”，“以种种卑鄙和非法手段排除异己”，成为变节者“告同志书”之类最常见的词句和字眼。对于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研究而言，决不能把党的路线错误以及党内斗争中的“无情打击”，作为为变节者开脱的理由。然而历史的教训必须汲取，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之透视》从反面引出的一个思考。

《中国共产党之透视》的确保存了一些共产党的历史资料，并且反映了历史上国民党对共产党的认识，成为政界（包括不同的政治立场）与学者（包括不同的学术观点）研究历史的重要参考。七七事变后，日本内阁专门处理侵华事务的机构兴亚院，也在1941年翻译刊印这本书的日文版。1962年，台湾大学教授吴相湘主编“现代中国史料丛书”，其中第3辑收入《中国共产党之透视》影印本，由台北文星书店出版；1982年，东吴大学教授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再次收入本书影印本，编为第87辑，台北文海出版社印行。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陆学者在历史著述中引注本书，也不时有见，而且已不独是批驳指责。因此，只要尊重历史，明辨历史，不论历史文献及其作者是怎样的观点，我们都能透过这扇窗口，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

（责任编辑：巫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