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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冯其庸先生半个世纪的交往

2017-05-03陈原

同舟共进 2017年5期
关键词:冯先生

陈原

冯其庸先生谢世了,享年93岁。2017年2月5日上午,在八宝山告别厅,我随着人流缓缓经过安卧在那里的冯先生身旁,再次回首半个世纪的往事,难免神伤。

【厉慧良成了李慧娘】

我是冯先生的晚辈,因为当年同住北京张自忠路三号(铁狮子胡同一号)的缘故,“近水楼台”,于是,从少年时代开始,冯先生对我就有一份照顾之恩。

铁狮子胡同一号,简称“铁一号”,这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教职工宿舍,也是我生长的地方。“文革”前,身为人大语文系的老师,冯先生常常在报刊发表评论文章,戏曲、话剧、电影、古典文学等,涉猎广泛,名声在外,陆定一赏识冯先生,郭沫若与他也有交往。

“文革”爆发那年,四十出头的冯先生自然难逃挨批的命运,罪名就是“黑秀才”“黑笔杆子”“文艺黑线人物”。“文革”后,冯先生曾送我一部《春草集》,其中汇集的都是他过去所写的艺术评论,以戏评为主。我不知翻了多少次,总想学学冯先生的评论手笔。

1961年,老作家也是老革命的孟超创作了新编昆曲《李慧娘》,一时间好评如潮,《人民日报》称其为“一朵新鲜的红梅”,廖沫沙还写下《有鬼无害论》,传诵一时。但时隔两年,《李慧娘》和《有鬼无害论》都遭到批判,从中隐隐听到了“文革”逼近的号角声。冯先生评过鬼戏,也论过《李慧娘》,但1966年他的一项罪名却令人啼笑皆非——他与武生泰斗厉慧良交往多年,感情深厚,曾撰文评说厉慧良的表演功夫,不料,却被革命群众的“大字报”说成是“无耻吹捧李慧娘”。

1969年底,我们全家与人大的老师们一起下放江西余江县农村的五七干校。我们兄弟三人住在锦江镇,父母则在几十里外的刘家站劳动,一个季度只允许回锦江镇一次。我曾多次骑着自行车,翻越山丘、涉水跨河,去看望父母。

当年,我父亲住在一座村庄的小学教室里,与他同住一屋的就是冯其庸先生,我称呼他为“冯伯伯”。我和父亲挤在一张床上,与冯先生的床板仅隔着一张课桌。父亲告诉我,这位伯伯文章写得好,还能诗、会画。教室被矮墙一分为二,白天,外面的课堂有十来个小学生在唱歌、背语录;夜晚,父亲、冯先生和另一位人大老师,在里间就着马灯读书、写信、闲聊。

那时,知识分子常被人嘲笑“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久而久之,这似乎成了铁打的事实。因而,当我听周围的人总夸我父亲南瓜种得好、冯先生懂种田时,便觉得奇怪。晚上,冯先生对我父亲发牢骚:我家本来就是种田的,从小下地,白天干农活,晚上在油灯下读书。耕读是中国人的传统,知识分子多数来自农村,谁说知识分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我父亲回应说,他的老家也在乡下;另一位老师则说,他父亲虽说是开铺子的,但他自幼就和伙计一起当学徒,起早贪黑,天天干活,全家人都没闲过,怎么就不属于劳动人民了?“耕读”一词,我从冯先生那里第一次听说。

有位人大老师的孩子一天到晚调皮捣蛋,特别难管教,连他的父母都要弃之不理了,五七干校就让我父亲代为教育。不料,那孩子拿走了冯先生的照相机、我父亲的钱和粮票,连同其他几位老师的东西后,便消失得无影无踪。那台照相机可是冯先生的宝贝,他常常是走到哪里拍到哪里,在五七干校的3年里,他曾经趁着假期,游览了附近的名山大川,留下一张张风景照。于是,我父亲赶紧向干校请假,他想,这孩子揣了相机、钱和粮票,恐怕是跑出去玩了,这次定是上了庐山。

父亲一路追赶,果不其然,终于在庐山找到了那孩子,因为没有介绍信,他被山上的派出所扣下了。当孩子被带回干校后,冯先生一看照相機完好无损,顿时喜笑颜开。

【吃过他煮的阳春面】

五七干校撤销后,冯先生和父亲都回到了北京,冯先生常亲切地招呼我去他家坐坐。那时人民大学已经不存在了,我父亲这位专教档案管理学的教师,被分配到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采编组。采编组都是些精通多国语言的老先生,因为历史问题不允许走上讲台,只能窝在图书馆里,双臂戴个套袖,整天钻进书堆编目,而我父亲就成了唯一的壮劳力,蹬着自行车,负责四下采购图书。

有了这种便利,我也常常拿着北师大图书馆的介绍信,跑到位于琉璃厂的中国书店内部服务部看书、买书。线装书《于湖居士文集》《韩昌黎集》《苏东坡集》《经籍纂诂》《经传释词》等,都是我在那时积攒的,最便宜的也就5毛钱。买到古籍后,我必定先去冯先生处请教,他旁征博引,向我传授阅读的入门知识和相关背景。苏东坡为何赞誉韩愈“文起八代之衰”?冯先生为此向我讲解了半天“骈四俪六”(指多用四字、六字句对偶排比的骈体文——编者注),最后他还一再提醒我,对骈文也要一分为二,形式之美不可排斥。

我下农村插队后,大约有3年没见到冯先生,而他也被调到国务院文化组,参加校订《红楼梦》,任校订组副组长。这个校订组的组长和另一位副组长,与我后来就职20多年的《人民日报》文艺部也有关系——组长袁水拍曾当过文艺部主任,而副组长李希凡在我进文艺部时任副主任。

改革开放后,我考上了人民大学历史系,冯先生当时在中文系任教,我常常去听他的大课,大多是关于《红楼梦》的。可这部名著我只读过两遍,而毛主席说过,读了三遍才有发言权——看来,我与红学真是无缘了。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人民出版社,冯先生听说后,为我写了一张便笺,将我引见给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范用先生(当时三联书店归人民出版社管,算是一块副牌子,由范先生负责)。范先生看过便笺后,谦逊地说冯先生可是大学者,而自己才是个小学毕业生,冯先生引见的人,一定不会错。他说我实习一段后如果有意,不妨落脚在三联。

在人民出版社工作时,冯先生筹办了一家文艺评论刊物,让我去参加了几次聚会,在座的多是冯门弟子,个个学有专长,只有我是个“白丁”,但他还是有意要我将来进入这家刊物当编辑。

但我最终还是于1985年调进了《人民日报》文艺部。此后,与冯先生的往来更多了。蓝翎、李希凡这两位当年因《红楼梦》而大名鼎鼎的人物都在文艺部,蓝翎后来还任文艺部主任。他们和文艺部的姜德明、徐刚等文化名人,都是冯先生的好友。

在报社,我负责文艺报道,知道冯先生喜欢看戏,也爱结交戏曲界友人,便时常将一些戏剧新秀介绍给他。浙江昆剧团的武生林为林正当红,来京演出《挑滑车》后,我和他一同去看望冯先生,冯先生亲自下厨炒菜,还为我们煮了阳春面。

在铁一号红一楼丁组五层冯先生的书房,看他写字、作画、吟诗,可谓一大享受。这间12平方米的房间,两面墙的书柜一直到顶,中间是一扇南向窗户,那时的北京高层建筑极少,从那扇窗户可以极目远望。窗前摆着冯先生的书桌,也是堆积如山,但冯先生总能从中腾出空间,手起笔落,一气呵成。他画的葡萄,他的书法,承蒙他的偏爱,都曾赠我,他送我的一本本著述的扉页上,也留有他的墨宝和印鉴。

【“宽堂”里的红学家】

那时的《人民日报》,别看只有八个版,但一言九鼎。副刊的老编辑刘梦岚找到我,说你可以写写所认识的老一辈文化名流啊。我岂敢推辞,先写了北京师范大学的黄药眠先生,又写了冯先生,题为《“宽堂”里的红学家》。拙文这样描述冯先生:

“宽堂”,是冯先生用以命名书斋兼卧室的雅号,而所谓的“宽堂”,实际上既窄又小。八个摆满经史子集的大书柜,一张重叠交错地置放着文房四宝和文稿的书桌,加上一个行军床,使屋内除了一条可容人侧身而过的小通道外,别无余地。

中国红学会会长、《红楼梦》研究所所长、大学教授,竟挤在如此狭小的地方著书、披览、休息、会客。然而,冯先生就在这间“宽堂”里,完成了《春草集》《逝川集》《梦边集》《论庚辰本》《曹雪芹家世新考》《蒋鹿潭年谱考略·水云楼诗词辑校》等数百万字的学术著作。

冯先生深爱着他的“宽堂”,但他并不死守书斋,总要花一些时间出门走走。他并非寄情山水,而是希望通过实地考察来做学问。有段日子,为了研究项羽,他特意访问了安徽和县,还考察了乌江。在车里共颠簸了九个多小时,一路上只拿一个小烧饼充饥。他研究项羽,主要是为了研究《史记》,因为在很久以前,他就计划要对《史记》中的所有人物逐一加以研究。

当然,冯先生的精力主要还是放在“红学”的探讨上。《重议评点派》一文中,他对李卓吾、金圣叹以来的评点派,主要是《红楼梦》的评点派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他认为,评点派在历史上的功绩不可低估,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评点派却是一棍子打死,这是不公允的。实际上,今人研究的关于《红楼梦》的很多问题,如版本、家世、结构、层次、人物论、后四十回内容等,评点派已有论述涉及,而且有不少见解颇具深度,我们应该认真地总结。

【“走遍天西再向东”】

冯先生调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后,还住在铁一号,有时在大门口相遇,便和我边走边聊,还告诉我他最近又在研究什么。

记得有两次他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一次是他与人合作的《朱屺瞻年谱》出版,随后送了我一部,还嘱咐我去上海出差时务必拜望朱先生,言语间可见他对朱屺瞻老人的敬重。一次是告知我,他即将踏上玄奘取经之路,问我有无兴趣同行。他那时已年过花甲,而我尚不到而立之年,但我听说那一路的艰辛后,没敢上路,只能暗自佩服冯先生的体魄和精神。

“看尽龟兹十万峰,始知五岳也平庸。他年欲作徐霞客,走遍天西再向东。”冯先生20年间曾十几次赴新疆考察,有几次回来后,还专门邀我欣赏他一路的摄影作品。他的摄影作品不但记载考古所得,也大量记录当今的社会变迁与风风雨雨。

当冯先生的家搬到位于红庙的文化部专家楼后,房子终于变宽敞了,而且就在《人民日报》隔壁,我有时还被文艺部派到冯先生府上取稿、送报。当范敬宜调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后,冯先生在报社里又多了一位老同学,他们都曾授業于无锡国专。范敬宜去世时,冯先生写下“哭范敬宜学长兄”,同窗深情跃然纸上。

仅仅说冯先生是红学家并不确切,其实他的研究与爱好极其广泛,这从他等身的著述中即可看出。1980年代,冯先生的力作《蒋鹿潭年谱考略·水云楼诗词辑校》问世,为此我在《文艺报》撰有一篇评介短文。冯先生对诗词把握之准、对考据用功之勤,在这部大作中可见一斑。早在冯先生读初中时,他就对《水云楼词》爱不释手,这成了他读词的入门书,以至于先学词、后习诗。

1948年在上海读书时,冯先生天天泡在合众图书馆里,并得到顾廷龙先生的关照,他还出入福州路的诸多旧书店,搜集到《水云楼词》的各种版本,从那时起,就动手撰写《蒋鹿潭年谱初稿》。在冯先生看来:“蒋鹿潭的词,在有清一代,特别是在咸丰时期,实在是一位大家。”《蒋鹿潭年谱》定稿清抄本在“文革”中丢失,然而幸运的是,《水云楼词》的各种版本、《蒋鹿潭年谱》的最初稿本却逃过一劫,这让冯先生的研究成果在劫后终于出版,得偿夙愿。

转眼间,与冯其庸先生相识已近半个世纪,他对我的启蒙之恩、提携之力,我永远不忘。如今,冯先生已归道山,更引起我的无限思念之情。

(作者系文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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